這是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這次會議於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十二日在北京召開。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總結經驗，教育幹部
- 出處：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
- 地點：北京
- 時間：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
總結經驗，教育幹部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二日)
兩次鄭州會議開得倉促。我那時對中國社會主義如何搞還不甚懂。第一次就是搬史達林，講了一次他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第二次就是分三批開會，第一批是一天，最後一批是一天半。這怎么能解決問題呢?那時心裡想著早點散會，因為三月份春耕來了。如果要把問題搞清楚，一天兩天是不行的。時間短了，只能是壓服，而不是說服。那時許多同志找我談，我打你通，你不通。一兩天，怎么能打通呢?廬山會議後，我們錯在什麼地方呢?錯就錯在不該把關於彭、黃、張、周的決議，傳達到縣以下。應該傳達到縣為止，縣以下繼續貫徹《鄭州會議記錄》、上海會議的十八條，繼續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個假象，可好了，生產大發展呀，其實不是那樣。彭、黃、張、周的問題，在十幾萬人的小範圍內傳達就行了，軍隊不搞到連隊，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去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許多“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現在看是犯了錯誤，把好人、講老實話的人整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當然，鄭州會議基本上是正確的，上海會議提出的十八條也還是基本上正確的，但對食堂問題、供給制問題是講得不正確的。一九五九年四月，我在北京召集中央常委和在京參加人代會的一些同志談了一下，就給六級幹部寫了那六條。那六條等於放屁，因為我們各級幹部中許多人不懂得社會主義是什麼東西，什麼叫按勞付酬，什麼叫等價交換。一九六○年春看出“共產風”又來了。先在廣州召集中南各省的同志開了三個小時的會，時間這樣短。接著在杭州又召集華東、西南各省的同志開了三四天會，議題不集中，將搞小高爐、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機械化和半機械化等等一些問題都插進去了，整一平二調沒有成為中心。一次會只能有一個中心，一個中心就好。一次會發很多檔案，沒有一個中心就不好。
後來又在天津召集東北、西北、華北各省同志開了會，也不解決問題。那時候提倡幾個大辦:大辦水利，大辦縣社工業，大辦養豬場，大辦交通，大辦文教。這五個“大辦”一來，糟糕!那不又是“共產風”來了嗎?去年七八月的北戴河會議，百分之七八十的時間是談國際問題，只剩一個尾巴談糧食問題、農業問題，也沒有批評兩個平均主義。一平二調問題的徹底解決，還是從十一月發出十二條指示開始的。十二條指示，在執行中發生了一個錯誤，就是只搞了三類縣、社、隊，其他一類、二類放過了，沒去動。
河南用整整半年的時間搞三類縣、社、隊，一、二類不去觸動，“共產風”、命令風、浮誇風、瞎指揮風、幹部特殊風沒有普遍去整。一提“五風”，說是一、二類可以放心，現在一查，那些地方“五風”可厲害了。所以，今年的中央檔案上規定，一、二、三類縣、社、隊都要普遍地整“五風”，在劫者難逃。現在幹部中有一些人似乎摸到了一點“規律”，以為整“五風”大概整個年把時間，“風”就過去了，就沒事了。我們可不能這樣搞。我們要學韓文公在中所說的辦法，“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我就打它、殺它。我們也來個三年不行至五年，五年不行至七年，七年不行至十年，十年還不行，是終不肯改也，那我們就要撤職、查辦。
一定要搞好調查研究，一定要貫徹民眾路線。平調的財物要堅決退賠，但不要有恩賜觀點。還有一個，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
現在的問題是一個教育幹部的問題。在座的都是先生，因為我們已經自己教育了自己。通過廣州會議、這次北京會議，我們自己思想通了，就要以身作則教育幹部，教育省一級、地一級、縣一級幹部，首先要教育這三級幹部。這三級幹部教育好了，他們就會回去教育公社一級、大隊一級、小隊一級幹部。
我們在民主革命時期教育幹部也是長期進行的。陳獨秀不懂得民主革命，實行的是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使革命失敗，五萬黨員只剩下萬把人。上山打游擊，打了十年。十年中間又犯了三次“左”傾錯誤，萬里長征教育了我們。然後是延安整風，編出了《六大以來》、《兩條路線》等幾本書，從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上半年，整了三年半。那是和風細雨的，提出了“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口號，個人寫筆記、看檔案，講自己的思想。在七大召開以前，作出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七大成為團結的大會，實現了全黨思想的統一。從一九二一年建黨，到一九四五年七大以前，二十四年中我們黨在思想上沒有完全統一過，先是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後是三次“左”傾機會主義。
學派很多，各搞各的。主要有兩派:一派是主觀主義即教條主義，一派就是非教條主義。延安整風和七大以後，我們黨在政治上、軍事上、經濟政策上、文化政策上、黨的建設上都有了一整套統一的東西。為什麼後來三年多的解放戰爭沒發生錯誤呢?為什麼有些東西過去反對它的人也贊成了呢?比如在軍事上，過去有的人怕打爛罈罈罐罐，要禦敵於國門之外，兩個拳頭打人，主張正規戰，反對游擊戰，而這一時期對誘敵深入等都通了。這就是因為教育了幹部，特別是延安整風教育了幹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我們還沒有搞過這樣一次細緻的整風。我看要從現在開始，用六十條長期教育幹部，沒有幾十年不能教育好。
社會主義誰也沒有乾過，沒有先學會社會主義的具體政策而後搞社會主義的。我們搞了十一年社會主義，現在要總結經驗。我今天講的就是總結經驗，我下回還要講。我們是歷史主義者，給大家講講歷史，只有講歷史才能說服人。
民主革命從建黨到勝利是二十八年。社會主義才搞了十一年，我看再加十一年，二十二年行不行?我在一個小冊子裡講過:民主革命我們開始也沒有經驗，翻過斤斗，取得了經驗，最後才得到勝利；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取得經驗的時間是不是可以縮短一點。這是一種構想。現在看起來，我們大家都覺悟了，就可以縮短時間。民主革命是二十八年，如果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搞二十二年，比民主革命減少六年，也還要十一年。是不是能夠縮短?蘇聯的經驗是蘇聯的經驗，他們碰了釘子是他們碰了釘子，我們自己還要碰。好比人害病一樣，有些病他害過就有了免疫力，我還沒有害過就沒有免疫力。
領導方法不可不注意。我剛才講了，從北戴河會議、第一次鄭州會議、武昌會議、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海會議、給六級幹部的信、廬山會議，一直到六十條和這次會議，都沒有解決問題。問題沒有解決就不要放著不管，就要講，沒有解決就是沒有解決，現在還是沒有解決嘛!平調的財物現在退賠了的有沒有三分之一，我是懷疑的。我曾經問過:有沒有一半?許多同志說沒有一半，有三分之一就算好的了。橫直是敲“牛皮糖”，敲了三分之一，再敲三分之一，還有三分之一就再敲三分之一，敲完了不就舒服了嗎?堅決退賠就是教育我們黨，教育我們的幹部。我看現在就是要拿六十條之類，加上史達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那本書，作為學習材料。史達林的書是什麼時候寫出來的呢?他是從一九一七年起，經過三十五年，直到一九五二年才寫出來的。史達林是在他們幹了三十五年以後寫成那本書的。我們還只幹了十一年，現在如果由我們寫那樣的書，我就不相信能寫好。現在不是到處在編教科書嗎?我看編出來也用不得，還要用史達林那本書。
經過三月廣州會議、這次北京會議，今年的形勢跟過去大不相同。現在同志們解放思想了，對於社會主義的認識，對於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認識，大為深入了。為什麼有這個變化呢?一個客觀原因，就是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這兩年碰了釘子。有人說“碰得頭破血流”，我看大家的頭也沒有流血，這無非是個比喻，吃了苦頭就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