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四方面軍造幣廠

紅四方面軍造幣廠（又稱川陝省造幣廠）在四川省通江城郊西寺成立，廠長由時任紅四方面軍總經理部（即後勤部）部長、川陝省蘇維埃工農銀行行長的鄭義齋兼任。這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全國各根據地中最具規模的造幣廠，它對於統一根據地幣制、活躍根據地金融、穩定根據地物價、改善根據地人民生活、促進根據地貿易、發展工農業生產、鞏固川陝蘇維埃政權均發揮了重要作用。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紅四方面軍造幣廠
• 別名：川陝省造幣
• 地理位置：四川東北

簡介

1932年12月，紅四方面軍主力為打破國民黨軍第四次“圍剿”，從鄂豫皖入川，創建了川陝革命根據地。川陝革命根據地總面積約4.2萬平方公里，人口600多萬，有縣級蘇維埃政權40多個，是中國共產黨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重要紅色政權。

1933年11月18日，為了廣泛開展土地革命，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紅四方面軍造幣廠（又稱川陝省造幣廠）在四川省通江城郊西寺成立，廠長由時任紅四方面軍總經理部（即後勤部）部長、川陝省蘇維埃工農銀行行長的鄭義齋兼任。這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全國各根據地中最具規模的造幣廠，它對於統一根據地幣制、活躍根據地金融、穩定根據地物價、改善根據地人民生活、促進根據地貿易、發展工農業生產、鞏固川陝蘇維埃政權均發揮了重要作用。

半年後，為了躲避敵機轟炸，紅四方面軍造幣廠遷移至通江縣得漢城。1934年11月因形勢所需，又遷至旺蒼縣黃洋鎮爛槽溝。1935年4月，紅軍長征北上撤離時，將鑄幣機器沉入旺蒼壩東河亭子沱和馬家渡口深潭，歷時17個月的造幣廠完成了其歷史使命，比中央紅軍創立的井岡山紅軍造幣廠還多堅持了一年。

如今，紅四方面軍造幣廠遺址及生產的各類貨幣，作為珍貴的紅色歷史文物，已經成為川陝蘇區紅色政權的象徵，成為那段紅色歲月的歷史見證，在中國革命貨幣史上書寫了光輝燦爛的一頁。

誕生於戰火之中

20世紀30年代初期，四川軍閥連年混戰，苛捐雜稅名目繁多，大小軍閥各霸一方，四處設廠造幣，舊政府、銀行、商會又濫發紙幣強行使用，貧苦老百姓掙扎在水深火熱之中。紅四方面軍入川時，只帶有少量鄂豫皖蘇維埃一元銀幣和紙幣，僅供軍隊內部使用。由於沒有發行和使用蘇維埃政權的法定貨幣，致使紅軍給養、蘇維埃政府財政收支和根據地經濟發展均受到嚴重製約。

為了幫助川陝根據地軍民度過艱難的歲月，在攻占通江不久，紅軍即著手建立川陝省蘇維埃工農銀行及造幣廠。

1933年1月，紅四方面軍襲擊了陝西“南大門”的鎮巴縣，繳獲了川陝邊游擊司令王三春部製造銅元的機器以及部分銅料。同年8月，又一舉端掉了四川軍閥楊森在營山的造幣廠，將包括石印石版的全部物資從羅江口用船運到了通江城。緊接著，又攻占了川軍諸侯李家鈺建在南部縣謝家河的造幣廠。然而，由於造幣設備不全，技術人才奇缺，正規的造幣廠一時還無法建立起來，僅能在一些作坊製造批量很小的紙幣和布幣，遠遠不能滿足日益壯大的紅色政權需要。

1933年2月，川陝省蘇維埃政府公布了《川陝省蘇維埃組織法》，確定設立工農銀行，“製造蘇維埃貨幣，統一幣制，流通蘇區金融，實行對工農的低利息和無息借貸，幫助合作社發展”。

1933年10月17至27日，紅四方面軍抓住敵人兵力分散、後方空虛的有利時機，秘密集結主力10餘個團發起了宣達戰役，打擊盤踞在宣漢、達縣、萬源、城口等地的國民黨軍第二十三軍，重創了四川軍閥劉存厚部，斃俘4000餘人，繳槍8000餘支、火炮36門、電台2部、子彈500餘萬發、銀元100多萬元、布匹20萬匹、棉衣2萬餘套，蘇區向東擴展約150公里，將通南巴地區與川東遊擊根據地完全連成了一片。紅四方面軍由入川時的1.5萬人擴展到8 萬多人。

劉存厚是四川簡陽人，早年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歷任重慶鎮守使、四川護國軍總司令、四川督軍等職。1924年，被北京政府任命為川陝邊防督辦，盤踞達縣、宣漢、萬源、城口地區達10年之久。劉存厚在達縣建有占地約600畝的兵工廠和造幣廠，工人近千人，機器設備140多台，其造幣廠的規模、設備、技術力量在軍閥造幣廠中首屈一指。

尤為可喜的是，由於敵人倉皇逃竄，劉存厚耗巨資建立的兵工廠、被服廠、造幣廠全部落入紅軍之手，計有各種機器138台。其中，屬造幣設備的有英、德、日造的大圓車、碾片機、印花機、滾邊機、搖光機、制模機、銀爐、磨光工具等，另有銅磚800餘塊，每塊重45－50公斤，雜銅1萬多公斤，濃硫酸、硝酸100餘缸，每缸重50－100公斤，進口鋼材5000公斤，焦炭1萬多公斤。

為了將這些機器設備搬運到根據地，時任川陝省蘇維埃工農銀行行長鄭義齋和紅四方面軍總醫院政治部主任張琴秋動員了5000多名根據地軍民，肩挑背扛、水陸兼程，行程150餘公里，將這些機器設備運回通江。鄭義齋親自出面，動員原造幣廠的技師工人到根據地工作，並組織他們負責設備的拆卸和安裝。

1933年11月18日，紅四方面軍造幣廠在通江城郊西寺成立，開始生產和發行川陝革命根據地貨幣。據史料記載：紅四方面軍造幣廠成立後，日產銀元大約七八百元，銅元約5000枚；石印局的紙幣和布幣生產，用石印機3至8架，每架日產量約9000張。到1935年8月，共發行貨幣200萬元以上，其中銀元50萬元以上，銅元30萬元以上。銀幣和銅幣的鑄造和發行量之大，居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各根據地首位，為突破敵人的經濟和軍事封鎖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壯大於危難之際

紅四方面軍造幣廠的發展與壯大，是與川陝省蘇維埃政府財政經濟工作的主要領導人、紅色理財專家鄭義齋分不開的。

鄭義齋，原名少之，1901年生於河南許昌。1927年入黨，在中共中央做交通工作，1930年任上海義齋錢莊經理，改名鄭義齋。1932年，任鄂豫皖蘇維埃政府財政委員會主席。紅四方面軍入川後，任中共川陝省委委員、川陝省蘇維埃政府執行委員、省政府財政委員會主席、川陝省蘇維埃工農銀行行長、造幣廠廠長等職。1935年5月參加長征，歷任紅四方面軍政治部敵工部部長、總供給部部長、西路軍供給部部長。1937年3月，鄭義齋在石窩戰鬥中壯烈犧牲，時年36歲。

造幣廠成立後，為了吸引技術力量，鄭義齋決定：凡是過去在軍閥造幣廠任職的，只要願意留下來工作，一律歡迎。紅四方面軍總部和川陝省委、省蘇維埃政府還專門發布公告：“對於醫生、軍人、技師、熟練工人、科學家、文學藝術家等專門人才，及一切知識分子和學生，不但不殺，如果這些人願意忠誠在蘇維埃政權下服務，政府予以特別優待。”紅四方面軍造幣廠鼎盛時，工人達200多人，其規模之大、設備之齊全、技術力量之雄厚，堪稱蘇區之最。1934年春，造幣廠隨川陝省工農銀行遷至通江苦草壩得漢城裡張家四合院內。

鄭義齋特別重視人才。何陽洲原是國民黨兵工廠的技術骨幹，技藝高超。敵兵工廠被紅軍打下來後，他表示願意留下來為紅軍服務，並專門設計了鑄造銀幣、銅幣的印花鑄字的“鐵羅漢”壓機。鄭義齋任命他為造幣廠和兵工廠的總技師，併兼任子彈廠的廠長。學生幹部李凡山，在造幣廠專管造幣技術，肅反中兩次險些被殺，由於鄭義齋親自出面保護，才幸免於難。

紅四方面軍造幣廠下設生產股、制模股、修理股、管理股等機構，內分石印局和造幣廠。石印局設在通江縣苦草壩街道李家院子，有機器8部，工人30多名。除印製布幣、紙幣外，還兼印稅票、傳單、檔案、報紙。造幣廠按工種分為熔化、輾片、宰片、淬火、沖坯、滾邊、印花、正漿、磨光等車間，專門鑄造蘇維埃銀幣、銅幣。造幣廠品種和形制計4類19種。其中，在蘇區內流通紙、布、銅、銀4類15種。具有代表性的種類和形制有壹串紙幣、叄串紙幣、壹圓紙幣、貳串布幣、壹圓布幣、五分銅幣、小200文銅幣、大200文銅幣、500文銅幣、壹圓銀幣等，與壹圓銀幣相配套的還有伍角和貳角銀輔幣。

紅四方面軍造幣廠有嚴格的規章制度。凡進出廠人員均要接受檢查，並佩戴出入證。工廠實行考勤制度，每班工作6至8小時，獎勤罰懶。產量多、質量好的給予獎勵，曠工、遲到和工作差的扣發工資。因事缺席或生病者必須請假，經廠長批准後才能離崗，且上午出廠，下午必須按時返廠。職工一般不允許同外面的人接觸，即使會見親朋好友也有時間限制。工人按技術高低、生產產品質量好壞發放工資，低至3元，最高可達40元，如遇加班則另發獎勵工資。廠里還建立了工會和共青團組織，職工的文化學習、體育娛樂活動等都搞得生機勃勃。

紅四方面軍造幣廠除了鑄造蘇維埃錢幣外，還大量仿製國民黨袁大頭、孫小頭以及四川漢字銀幣，並用所造銀、銅元及仿製的銀幣，從重慶、成都、西安、武漢等地購買了武器彈藥、藥品、電台、電池、有線電話、地圖、醫療器械等大量急需軍用物資，用以充實壯大紅軍部隊。

那么，造幣廠的原料又是從哪裡來的呢？據有關資料記載，造幣的原料主要有3個來源：一是繳獲敵人和沒收土豪劣紳的銀磚、銀錠、首飾、器皿等；二是根據地民眾捐獻的銅盤、銅碗、銅壺、銅盆、銅箱扣、銅門鎖等；三是從白區購進一部分。從原料到成品要經過8道鑄造工序，才可入庫或發行。當時，紅四方面軍造幣廠鑄造的銀幣，工藝精湛，質地優良，含銀成分及重量均比白區銀元高，故在兌換時也要比白區銀元多兌一串。

為了防止敵人假冒仿造布幣和紙幣，紅四方面軍造幣廠還採取了許多防偽措施，即在票面圖案花紋和文字中添加暗記，使用5種顏色套印，並使用了變體美術字和藝術性較強的圖景、人像等花紋圖案。貳串、叄串布幣上，每張印有正方形、橢圓形、大小長方形的4顆印章，這些印章有些是鈔票專用印章，有些是金融負責人私人印章，有些是政府或銀行的公章。另外，還會不定期更換票面顏色和版式。

為了保障川陝根據地貨幣更為廣泛地發行和流通，川陝省委、省蘇維埃政府、紅四方面軍總部連續發出布告，規定：“各機關和個人所需要的物資，必須用金錢或物資購買。”故而，川陝蘇維埃貨幣在4.2萬平方公里、人口600多萬的根椐地通行無阻。每次紅軍開拔、機關轉移、經濟公社搬遷時，所有人員包括可靠的俘虜都要背貨幣行軍。紅四方面軍長征路過的廣大城鄉，乃至部分少數民族地區，都留下了一些數量不等、品種不同的川陝根據地貨幣，有些甚至被保存至今。

轉移於長征之前

1934年11月，紅四方面軍召開了清江渡會議，制定了依託老區，向甘南發展新區的“川陝甘計畫”。紅四方面軍主力隨即西移，15個團計數萬紅軍集結於旺蒼城附近。川陝革命根據地黨政軍首腦機關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中共川陝省委、川陝省蘇維埃政府等46個黨政軍機關進駐旺蒼。一時間，旺蒼壩成為川陝革命根據地政治、軍事、經濟中心。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在此部署指揮了廣昭、陝南和強渡嘉陵江三大戰役。小小古鎮紅歌飛揚，紅旗招展，成為了一座名副其實的紅軍城。

紅四方面軍造幣廠也隨之遷至旺蒼黃洋鎮爛槽溝。

黃洋鎮位於旺蒼中南部，離縣城僅9公里，面積106平方公里。因以前居住黃、楊二姓人家而得名。境內有大規模溶洞群，形形色色的鐘乳石千姿百態。早在1933年，紅軍就在這裡設定了店子壩、爛槽里兩個鄉蘇維埃政權。爛槽溝三面環山，一面臨廣巴要道，既方便交通又利於隱蔽，是一個安置紅軍造幣廠的理想之地。

紅四方面軍造幣廠在黃洋鎮的廠區占地面積約700平方米，建築面積約500平方米。坐西向東，四合院布局，建築由門廳、正房、及南、北廂房組成。穿斗梁架，單檐懸山式屋頂，小青瓦屋面。如今，儘管這裡已是一排排嶄新的農家小院，碧綠的阡陌稻菽，但從保存下來的舊址中，人們仍然可以看到當年紅軍夜以繼日生產貨幣的歷史遺蹟。

紅軍造幣廠從通江遷來後，工人們邊安裝，邊生產，繼續鑄造銀幣、銅幣，印製紙幣和少量布幣。銀幣、銅幣車間和保管處設在爛槽溝楊家院子，紙幣、布幣車間設在張家大院。造幣廠下屬的生產股、制模股、修理股、生活管理股也設在張家大院和相鄰的幾個院子裡。由於當時戰爭形勢緊迫，工廠實行每日三班8小時輪班作業、超產得獎制度。僅4個月就趕造了銀元2萬多元、銅元1萬多元，以及大量的紙幣和布幣。還仿製了相當數量的袁大頭、孫小頭及四川漢字銀幣，這些貨幣在川陝蘇區廣泛流通，徹底改變了當地自給自足的“實物經濟”。

如今，在距旺蒼30公里的“木門軍事會議陳列館”里，還珍藏著十分珍貴的紅軍貨幣。人們在這裡可以看到，川陝蘇區各種貨幣票面的設計和印刷，都具有鮮明的政治色彩和精湛的藝術價值。這些貨幣的票面上有“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字樣，還有由錘子、鐮刀組成的中國共產黨黨徽圖案。布幣、紙幣壹圓券上，有馬克思、列寧、史達林的頭像。紙幣叄圓券上，印有列寧的半身像，他身著黑呢西服，系紅領帶，左手拿講話稿，右手揮動拳頭。金屬硬幣上鑄有“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土地歸農民，政權歸蘇維埃”等文字和紅旗、鐮刀、斧頭、五角星等圖案。

據史料記載，這些圖案是由時任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秘書長的廖承志設計的。那時，28歲的廖承志正受張國燾左傾路線的排擠和打擊。長征路上，廖承志由張國燾的警衛排押著，戴著手銬隨紅軍行軍，每到一個地方住下，就被關起來，卸下手銬他就書寫標語、布告，或繪製地圖和設計貨幣圖案。有時候時間要求很急，他顧不上吃飯和睡覺，也要按時完成任務。共產黨人這種革命的樂觀主義，以及可貴的曠達胸懷，令參觀者肅然起敬。

蒼溪是紅四方面軍長征的出發地，僅在蒼溪縣文管所收藏的紅軍布幣就有1420餘片、殘損的布幣數千片。這些布幣有紅、白、藍3種顏色，分為壹串、貳串、叄串3個品種。布幣的正面上方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字樣，中間為鐮刀、斧頭、五角星、拳頭組成的圖案，下排註明“一九三三年”；背面是黑體美術字“增加工農生產，發展社會經濟”字樣。

1935年4月中旬，紅四方面軍造幣廠隨主力紅軍撤離旺蒼，出髮長征。造幣廠的機器設備用了20多匹騾馬拉到旺蒼壩東河岸邊，因不便轉移，工人們只好將大部分機器沉到東河的亭子沱和馬家渡的深潭中，只帶走了較為新式的印鈔套版。1935年七八月間，川陝蘇區貨幣停止發行，紅四方面軍造幣廠結束了她的歷史使命。

或許是一種歷史巧合，紅四方面軍造幣廠撤離旺蒼31年後，20世紀60年代中期，中國印鈔造幣總公司下屬六大印鈔廠之一——東河印製公司又在這裡誕生，開始續寫中國貨幣歷史上的新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