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和原則
據1995年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調查,60%的企業管理者認為,企業
經營管理是搞好企業的關鍵。管理是制約和決定企業效益的重要因素,管理水平的高低關鍵取決於管理效率的狀況,較低的管理效率很難使企業獲得較高的收益回報;較高的管理效率一般與較好的企業效益相一致。管理效率與企業效率和效益存在著大體一致性的正相關關係。因此研究企業管理問題,不能不把管理效率放在突出的位置給予充分的認識和把握。
由於效率本身並非是充分的實證分析,所以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種價值分析。在現實企業管理中,管理不可能完全沒有效率,沒有效率的管理是不能長久存在的,這如同沒有生命力的肌體必定死亡一樣。管理效率分析只研究現實的管理狀況,只研究管理效率高低的原因及其對策,為企業管理提供科學、有效的效率分析方法和提高管理水平的途徑。
管理效率並不是一個新的
管理理論問題,它是伴隨著科學管理的產生而被提出來的,是科學管理的重要內容和基本原則。研究一下管理思想史,會發現,科學管理產生的主要動因是企業(工廠)對管理效率現狀不滿,產生了新的管理效率的要求和願望。科學管理的奠基人泰羅,首創科學管理理論的直接原因,就是他對工廠的管理現狀不滿,認為很多工人做工時在“磨洋工”,在工作時間內遠未盡其所能;管理人員沒有科學管理的規劃,僅憑經驗行事,紀律渙散;工廠中勞資關係緊張,充滿敵對情緒,相互不協作,歸根結底,工廠管理效率低下,急需尋找一種每個工人從事勞動的“最佳方式”和工廠管理工人的最有效率的方法。
泰羅把管理效率作為其科學管理理論追求的基本原則和目標,他認為,工人勞動應當存在一種“最佳”工作方式,管理人員應當去發現、尋求並確定下來“最佳方式”,使工人按照“最佳方式”完成每項工作。具體到生產管理中,管理人員通過觀察研究和實驗,把工人的每項工作首先分解成一些最簡單的要素(如手和臂的動作),對每個分解要素逐一研究,剔除多餘要素,把必要的要素重新組合起來,構成工人能夠恰當地、最有效率地模範完成工作的最佳方式。1898年,泰羅受僱於伯利恆鋼鐵公司研究提高一個大型機工車間的產量,他進行了著名的搬運鐵塊和使用鐵鍬等的研究,這些都是提高管理效率和勞動生產率的良好實例。在搬運生鐵塊研究中,泰羅首先進行一系列試驗,表明,工人每天實際搬運的約12.5英噸的生鐵塊,完全可以通過對搬運操作進行規範、更好地挑選工人,並套用改進的操作方法訓練工人等,使生鐵塊的搬運量提高4倍,達到每天搬運約47.5英噸。在工人鏟鐵礦石和煤末的試驗中,泰羅首先系統地研究了鏟的操作活動,又特別設計了各種規格的鐵鍬,採用了周密的派工制度、監工制度,研究了鏟各種原料的最好姿式和方法,結果非常出色,堆料場的勞動力從四百到六百人減少到一百四十人,每人平均日操作量從16噸提高到59噸,每噸的操作成本從7.2美分降低到3.3美分。據此,泰羅提出科學管理的五項基本原則:1、用科學的方法取代僅憑經驗的方法;2、在集體活動中取得一致和協調以取代不一致;3、實現人們的彼此合作以取代混亂的個人主義;4、為最大的產出量而勞動,而不是限制產出量;5、盡最大可能培養工人,使他們自己和工廠都獲得最大的利益和成就。
哈林頓·埃默森進一步明確提出管理效率是科學管理的核心,並對管理效率進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12項效率原則。法約爾在對管理過程研究後認為,成功的管理人員如想保持較高的管理效率,必須在工作中遵循經過驗證行之有效的管理原則,他列出了實行分工和專業化、給管理人員權力等14項管理原則。現代管理科學為提高管理效率把最新的科研成果套用於管理活動,特別是統計學和計算機技術的套用,使管理活動最大程度地數學化和模型化,增強了管理活動的客觀性、規律性、必然性,極大地提高了管理的效率。
根本標準
不同的管理方式、管理手段具有不同的效率結果;同一種管理方式在不同的社會歷史條件下所產生的管理效率也不盡相同。為了取得較高的管理效率,就產生了管理方式、手段的選擇問題。對不同管理方式的認同是管理理論分歧的根本原因。近現代管理史上,管理理論和管理流派紛繁,但最基本、影響最大的只有兩家,一是科學管理理論(學派),一是人文管理理論(學派)。科學管理由泰羅首倡,對社會生產乃至人類社會發展具有重大影響,它的理論基礎是“經濟人”的假設,解決的基本關係是人與機器的關係,管理的對象是效率、最大利潤問題,管理的工具是秒表、計算尺、現代統計學、計算機網路,管理的重心是紀律、制度、規範性、標準化。人文管理與科學管理的基本原則相反,其理論基礎是“社會人”,解決的基本關係是人際關係,管理的對象是優質服務,管理的重心放在價值觀的培養上等。
科學管理與人文管理分歧的根本原因是管理效率獲得的條件的變化,即社會歷史條件和經濟技術水平的改變。科學管理是“經濟時代”的產物,在經濟為中心的時代具有較高的效率。科學管理產生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美國,當時,資本主義美國正處在原始資本積累時期,社會混亂、人民生活貧困、社會貧富不均,資本家不擇手段地追逐最大利潤;物質生產和消費是社會主導價值觀念,生產狀況的改善是社會的熱點和焦點。因此,科學管理認為,物質刺激最能調動人的生產積極性、提高生產效率。隨著科技的發展、經濟的繁榮,人民生活水平得以極大提高,特別是“二戰”後,美國資本主義經濟空前高漲,社會物質財富極大豐富,人們的消費觀念由物質型向文化型轉變,物質刺激已不像從前那樣令人心醉神迷了,工資和福利也失去了往日的吸引力。怎樣在變化了的社會歷史條件下提高生產效率成為管理人員普遍關心的話題。經過梅奧等人進行的著名的“霍桑實驗”,人文管理理論應運而生,它把人際關係的改善、價值觀的培養、情感投資、自由創造性等作為從事管理、提高效率的主要手段。人文管理是“文化時代”的產物,它在以文化需求為重心的社會具有較大效率。
社會背景是
1、崇尚物質消費的時代(社會);
2、機械化和手工操作的生產技術,即“體力型”的生產勞動;
3、人們把工資、福利、獎金作為最大的需求和社會活動的主要目的;
4、發展經濟是社會的中心議題,國民生活水平較低;
5、社會科技、教育較不發展,國民文化素質較低等。
效率社會背景
1、文化、環境同經濟一樣為社會所關注,國民生活充裕;
2、物質消費熱開始降溫,文化消費、時間消費成為熱點;
3、自動化廣泛套用於生產和生活領域,即“智慧型型”現代生產形成;
4、創造性和人生價值成為人們從事社會活動的主要目的;
5、社會科技、教育水平較高,國民具有較高的文化素質等。
重要標誌
管理效率是管理制度或榮或衰的重要標誌。制度發展,事實上必然表現為管理效率的提高,反之,則是管理效率的下降。縱觀企業發展史和社會發展史,我們會認識到無論是企業制度或是社會制度都與管理效率保持著正相關的一致性,都可以通過管理效率的高低窺視到管理制度的興衰軌跡。較高管理效率必然為較先進的管理制度所擁有,較低的管理效率必然與落後的不合時宜的管理制度相伴隨。
三種形態
即手工業工場制、近代工廠制度和現代公司制度。
企業制度的更迭變遷的內驅力就是對更高的管理效率自然追求的結果。工場手工業是早期資本主義的基本生產方式,西歐從十五世紀到十八世紀,主要是由手工業工場進行商品生產的。手工業工場與中世紀的手工業作坊不同,手工業工場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進行商品生產的單位,它的規模校大,產品生產實行了較細的分工協作,並在部分工序生產上採用了機器機械。在手工業工場中,管理效率較低,場主既是工場的所有人,又是工場的管理人員,大部分還充當著師傅的職能。場主為提高生產效率,採用的較為普遍的管理方法是投入更多的勞動量,特別是延長工人的勞動時間和增加工人的勞動強度。隨著歐洲市場的開發拓寬和世界貿易的繁榮,工場手工業生產應接不暇。場主為降低成本、擴大生產,在投入更多勞動量的同時,在技術革新上尋找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方法。工業革命就在技術革新中孕育產生了。英國紡織業的技術革新標誌著工業革命的開始,珍妮紡織機的發明,大大提高了紡織業的生產能力和工作效率。蒸汽機的發明製造,解決了機器生產的動力問題,成為工業革命的先導。工業革命的浪潮從英國迅速波及蔓延到歐洲大陸,又遠跨重洋席捲美國。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使資本主義手工業工場過渡到機器大工業,使現代企業管理取代了手工業的工場管理。工廠制度和大工業生產呼喚著更有效率的科學管理制度、管理思想和有才幹的管理人才。由此,產生了早期工廠管理專家羅伯特·歐文、查爾斯·巴貝奇、夏爾·迪潘等。工業新技術的運用和大機器工業的飛速發展,導致了大量生產和大量分配,最終使早期工廠制度再容納不下高效率生產的發展,使公司制應運而生。公司制為生產力發展提供了一個更廣闊的天地,也為新的管理方式的產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919年,美國合股公司已占全國總企業數的31.5%,它僱傭了80%的工資收入者,生產總值占企業總產值的87.7%(註:福克納(美):《美國經濟史》下冊,商務印書館,第37頁。)。公司制產生了管理階層並促進了科學管理理論的建立,同時,公司制為科學管理效率的發揮提供了寬廣的舞台,把管理推向一個前所未有的新的效率高度。
社會分析
從社會制度上來看,社會管理效率也是與社會制度榮辱與共的。新興社會利益集團初步走上社會歷史舞台所建立的新的社會制度,一定程度上總是代表著社會整體利益和社會進步的方向,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在其制度確立初期,都保持了積極、進步、向上的一面,不同程度地適應了社會生產力發展的要求,促進了社會文明的提高。在社會管理上也表現出一些高效率的特徵,如社會穩定、吏治清廉、人民安居樂業、社會繁榮發展等。一旦社會利益集團走向沒落,社會制度開始衰敗,社會管理出現低效率現象,如社會停滯不前,經濟蕭條、官場腐敗、民不聊生、盜賊烽起、人民怨聲載道、社會動盪不安。統治集團也由初期的大度、開明、公平、惜民,變為狹隘、陰險、黑暗、擾民,甚至為維持少數統治者的利益,不惜血本動輒揮舞鎖鏈和刺刀,對付水深火熱中的民眾;動輒查封書刊、“焚書坑儒”、搞文字獄,以罷黜百家,統一社會思想,壓制言論自由。管理效率與管理制度是邏輯與歷史的辯證統一關係。效率是歷史演進中的自然法則,是社會生產力的表現;制度是歷史演進中的社會法則,是生產關係的體現。效率是制度選擇的根本標準,只有較高效率的制度才可能成為現實中的制度;制度是效率的條件,先進的與效率相適應的制度,可以促進效率提高,落後的與效率不相適應的制度,阻礙效率的發展。舊的制度到一定程度必然會被具有更高效率的新制度所取代。
重要原因
低效率管理必然影響企業
管理績效,從而造成企業的低效益,甚至嚴重虧損。據有關部門對2000多家虧損國有企業調查,其中由於經營管理不善造成的虧損占2/3以上(註:吳邦國:《深化改革,強化管理,著力提高經濟成長的質量和效益》,1995年3月26日《人民日報》。)。同樣的經營環境、同樣的產品、同樣的技術設備,為什麼有的企業虧損,有的企業盈利?其中,關鍵的原因在於企業內部管理狀況和水平不同,歸根結底,是有的管理效率高,有的管理效率低。凡是虧損企業、效益較差的企業,往往表現出內部管理混亂、人浮於事、管理機構疊床架屋、管理人員明爭暗鬥、管理機關指揮失靈、產品經營不穩定、勞動紀律鬆懈等共有的管理低效性。提高管理效率是提高企業效益、改善管理績效的必要條件,企業管理人員務必充分認識管理效率在企業經營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事實分析
改革開放十幾年來,經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洗禮和管理現代化建設工作深入開展,我國企業管理已向現代科學管理的方向前進了一大步,管理水平明顯提高、狀況有較大改善,一批高學歷的青年管理人才開始進入高層管理,企業管理手段和設備基本完成現代化,出現了一批成就卓著的企業家等。但是,企業管理總的情況不容我們沾沾自喜,管理人員整體年齡結構偏大、知識老化、基礎管理薄弱、領導體制不順、政出多門等現象並未得到根本扭轉,仍舊或直接或間接地制約著管理效率的提高和企業效益的提高。企業管理水平不高,成為我國企業走向市場,增強競爭力,提高經濟效益的薄弱環節。一份抽樣調查表明,45%的企業基礎管理、37%的企業專業管理和53%的企業現場管理有所滑坡(註:《改進加強企業管理迫在眉睫》,1996年9月23日《經濟日報》。)。我國低效率管理的主要表現和原因是:
1、管理成本過高。高投入、低收益無疑是管理低效的集中表現。造成管理成本過高的主要原因是多種多樣的,主要有,一是機構重疊臃仲、人浮於事、冗員過多。經過前些年的經濟體制改革和機構精簡,企業機構的確有所減少,國有大中型企業一般由20-30多個科室減少一半,但是有些機構還可以再精簡,還有多餘設定。有一企業職工編了一段順口溜形容機構重疊:一套班子兩塊牌(總公司與股份公司並存)、三個巨頭(董事長、總經理、黨委書記)四分五裂、六駕馬車(兩套黨、政、工會)七嘴八舌。機構重疊,必然造成冗員過多,湖南某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員占到職工人數的1/5;中原某縣公安局設正副局長12名,水利局正副局長11名。過多的機構和人員必然增加管理費用,提高管理成本。二是浪費嚴重。據報導我國每年吃喝招待費高達2000億;又據報導,從60年代起,政府下發有關禁止公款大吃大喝檔案已有120多份,1988年以來有30多份,平均2個月一份。還有其他諸如更換豪華轎車、裝修辦公室等名目繁多的鋪張浪費,對提高管理成本起著不小的促進作用。三是大量閒置的辦公設備。如未充分利用的辦公自動化設備、電腦等;很多情況下,辦公室的電腦閒置著或僅作為打字機、遊戲機使用。四是三亂費用。企業的三亂現象仍十分嚴重,如某市礦務局一次被催要人防建設費387.8萬元。這些費用,企業多數計入管理費用。五是機會成本過高。企業的管理成本不僅僅表現為管理費用等物的形態,也表現為過高的機會成本和精神、智力等過高的無形費用。這種費用,雖然不能直接用物的形式測量和度量,但所表現的成本卻是較高的,如人才的浪費,智力的閒置,精神代價等。
2、管理體制安排不合理,不科學。不合理的制度安排,會造成管理成本的上升、收益的下降。首先是體制的非效率安排。一種體制安排如果不是以效率為標準,而是以某種非效率的原則為標準,必然會造成效率的損害。如計畫體制下的工廠制度,往往把政治目標放在首位,把經濟目標,特別是利潤目標放在第二位。這種脫離企業性質的制度安排必然會損害企業管理的效率。其次,效率體制安排是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即帕累托改進的過程,如經濟體制改革、企業重建等,不存在一個一蹴而就、恆久不變的制度。再次,權力制衡造成的推諉扯皮,文山會海,踢“皮球”式的辦事方式。前些年,貴州一家工廠意與瑞典某公司簽訂一份合資契約,層層報批,蓋了70個公章還不算數,結果加蓋了270個公章。又據經濟日報報導,一位廠長為辦一件事,10個月跑有關部門審批加蓋391個公章,還未完事。
3、管理主體素質有待提高。較低素質的管理主體必然會制約管理效率的提高。其主要表現為,一是管理主體的文化、技術素質較低,我國企業職工有大專以上學歷的僅占3%,據河南省第三次工業普查資料,全省1995年鄉及鄉以上工業企業中,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占6.0%,中專程度的占4.8%;技工程度的占6.5%;高中程度的占28.9%;國中程度的占45.2%;國小程度及不及國小程度的占8.6%。而日本企業職工中大學學歷的占39%以上。二是組織紀律觀念差。由於我國企業管理中一直以經驗管理和入文管理為主,鐵的紀律觀念遠未形成,影響管理的效果和管理效率。三是長官意志,以言代法,以言廢法,管理者有法不依、有章不循,諸侯割據意識濃厚。一方面,企業的自主權難以落實,如據調查企業勞動用工權落實26.3%,人事權落實36.1%(註:《河南省第三次工業普查公報》,1997年1月29日《河南日報》。);另一方面,廠長、經理的權力失去制約,出現窮廟富方丈等企業經營管理的違法亂紀現象。
4、較低的管理收益。長期以來,我們在企業管理和社會管理中有一種偏向,即重投入輕產出,只管做了沒有,而不管做的實際效果怎么樣。在企業管理中重企業產值,輕利潤;重勞動投入,輕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重量的擴張,輕質的提高等。在社會管理上則集中表現為經濟上的重複、盲目建設,鬍子工程、搞無效投資等。管理低收益不僅僅表現在物質形態上,也表現在精神收益上,如社會風氣敗壞、道德滑坡、自私自利嚴重、社會公德意識薄弱、職工集體觀念削弱、生產勞動積極性創造性及主人翁意識下降等。
5、管理方式落後。我國企業管理方式一直處於較為落後狀態,改革開放初期,我國企業管理界不知科學管理為何物,近幾年,又熱烈追求所謂的企業文化等人文管理,使企業管理基礎受到削弱,出現基礎管理下滑45%的嚴重局面。我國企業界一定要從企業管理實際出發,從職工價值觀和心理狀況實際出發,選擇最有效的管理方式和手段。
基本途徑是
1、完善科學的管理體制。管理體制是管理活動得以高效運行的基本條件和基本原則,其制度安排的合理與否,直接制約著管理效率和管理績效的提高。從企業領導體制對企業活力狀況的制約情況看,據調查,活力強的企業,實行廠長負責制的53.29%、黨委領導下廠長負責制的2.82%、黨的一元化領導的18.05%等(註:張曉文:《國有企業活力影響因素現狀及分析》,《管理世界》1994年第6期。)。又據國家計委1993年調查,企業虧損政策方面的和巨觀管理的原因分別占9.09%和9.20%。企業經營者認為,虧損企業39.6%是由歷史債務負擔造成的(註:《企業虧損內因談》,1994年6月6日《經濟日報》。)。科學的管理體制,首先要正確區別企業單位和社團單位性質,認識到企業組織是以贏利為根本目標的經濟組織,必須把效率放在首要的地位,並作為企業管理的根本原則;其次,按照市場經濟原則和科學管理原則,不斷改進和完善管理體制,使管理體制經常保持活力。
2、建立科學、務實、有活力的企業管理文化。管理文化既是企業管理的精神環境又是企業管理的基本方法,與管理效率密切相關。我國企業需要建立的管理文化是與市場經濟相一致的科學有效的管理文化,主要包括六大觀念:(1)市場觀,以市場需求和市場銷售為導向,決定企業的生產和經營,市場是企業經營管理的第一原則,是企業生存發展的根本標準;(2)效率觀,效率是企業的生命,是衡量企業管理優劣的標準;(3)質量觀,高質量的產品和服務,是決定企業生命的法寶;(4)人才觀,人才是企業發展的第一要素,得人才者得天下;(5)風險觀,風險和失敗是成功之母,成功總伴隨著風險;(6)競爭觀,競爭是活力的源泉,沒有競爭就沒有活力,社會就會走向一潭死水,固步自封,最終會走向滅亡。
3、選擇一套適合實際的管理模式。以效率為標準,我們認為,科學管理應該成為我國管理模式選擇的重心。經濟時代科學管理最有效率,我國還處在“經濟時代”,經濟工作還是我國的中心工作,落後的生產力與人民民眾物質文化需求的矛盾還是我國的基本矛盾,物質消費仍是我國職工消費的熱點,工資、資金、福利仍是調動職工生產積極性的有效手段,儘快致富是我國當前主導價值觀念;一項調查表明,影響職工生產積極性的20項各種因素中,工資居首位。文化消費尚未成為我國社會主導消費趨向。大量資料表明,我國居民文化消費在整個消費結構中的比重呈逐年下降的趨勢。我國工業生產力還處在機械化時期甚至手工操作還占相當大的比重。80年代中期我國工業企業自動化程度僅占2.4%,近些年,生產設備情況雖大大改善,但整個工業生產力水平還比較低。我國職工科技文化整體素質較差,比較適宜科學管理。我們強調管理模式上選擇科學管理,並不排斥個別企業採用人文管理方式。效率是管理選擇的第一標準,企業家、管理人員有權根據效率實現情況選擇適宜的管理方式和手段。
4、造就一批高素質的管理專家隊伍和企業家階層。企業家階層是科學管理得以推行的基礎和前提,是企業提高經營管理水平和企業效益的關鍵因素。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公布,企業經營者認為,搞好企業的關鍵是選聘好優秀企業經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