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管子·君臣上
- 創作年代：春秋時期
- 作品體裁：散文
- 作者：管仲
- 作品出處：《管子》
原文,譯文,作者簡介,
原文
為人君者，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為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君道不明，則受令者疑；權度不一，則修義者惑。民有疑惑貳豫之心而上不能匡，則百姓之與間，猶揭表而令之止也。是故能象其道於國家，加之於百姓，而足以飾官化下者，明君也。能上盡言於主，下致力於民，而足以修義從令者，忠臣也。上惠其道，下敦其業，上下相希，若望參表，則邪者可知也。
吏嗇夫任事，人嗇夫任教。教在百姓，論在不撓，賞在信誠，體之以君臣，其誠也以守戰。如此，則人嗇夫之事究矣。吏嗇夫盡有訾程事律，論法辟、衡權、斗斛、文劾，不以私論，而以事為正。如此，則吏嗇夫之事究矣。人嗇夫成教、吏嗇夫成律之後，則雖有敦愨忠信者不得善也；而戲豫怠傲者不得敗也。如此，則人君之事究矣。是故為人君者因其業，乘其事，而稽之以度。有善者，賞之以列爵之尊、田地之厚，而民不慕也。有過者，罰之以廢亡之辱、僇死之刑，而民不疾也。殺生不違，而民莫遺其親者，此唯上有明法，而下有常事也。
天有常象，地有常形，人有常禮。一設而不更，此謂三常。兼而一之，人君之道也；分而職之，人臣之事也。君失其道，無以有其國；臣失其事，無以有其位。然則上之畜下不妄，而下之事上不虛矣。上之畜下不妄，則所出法制度者明也；下之事上不虛，則循義從令者審也。上明下審，上下同德，代相序也。君不失其威，下不曠其產，而莫相德也。是以上之人務德，而下之人守節。義禮成形於上，而善下通於民，則百姓上歸親於主，而下盡力於農矣。故曰：君明、相信、五官肅、士廉、農愚、商工願、則上下體而外內別也，民性因而三族制也。
夫為人君者，蔭德於人者也；為人臣者，仰生於上者也。為人上者，量功而食之以足；為人臣者，受任而處之以教。布政有均，民足於產，則國家豐矣。以勞受祿，則民不幸生；刑罰不頗，則下無怨心；名正分明，則民不惑於道。道也者，上之所以導民也。是故道德出於君，制令傳於相，事業程於官，百姓之力也，胥令而動者也。是故君人也者，無貴如其言；人臣也者，無愛如其力。言下力上，而臣主之道畢矣。是故主畫之，相守之；相畫之，官守之；官畫之，民役之；則又有符節、印璽、典法、策籍以相揆也。此明公道而滅奸偽之術也。
論材量能，謀德而舉之，上之道也；專意一心，守職而不勞，下之事也。為人君者，下及官中之事，則有司不任；為人臣者，上共專於上，則人主失威。是故有道之君，正其德以蒞民，而不言智慧型聰明。智慧型聰明者，下之職也；所以用智慧型聰明者，上之道也。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守其職，上下之分不同任，而複合為一體。
是故知善，人君也；身善，人役也。君身善，則不公矣。人君不公，常惠於賞，而不忍於刑，是國無法也。治國無法，則民朋黨而下比，飾巧以成其私。法制有常，則民不散而上合，竭情以納其忠。是以不言智慧型，而順事治、國患解，大臣之任也。不言於聰明，而善人舉，奸偽誅、視聽者眾也。
是以為人君者，坐萬物之原，而官諸生之職者也。選賢論材，而待之以法。舉而得其人，坐而收其福，不可勝收也。官不勝任，奔走而奉其敗事，不可勝救也。而國未嘗乏於勝任之士，上之明適不足以知之。是以明君審知勝任之臣者也。故曰：主道得，賢材遂，百姓治。治亂在主而已矣。
故曰：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官（治）者，耳目之制也。身立而民化，德正而官治。治官化民，其要在上。是故君子不求於民。是以上及下之事謂之矯，下及上之事謂之勝。為上而矯，悖也；為下而勝，逆也。國家有悖逆反迕之行，有土主民者失其紀也。是故別交正分之謂理，順理而不失之謂道，道德定而民有軌矣。有道之君者，善明設法，而不以私防者也。而無道之君，既已設法，則舍法而行私者也。為人上者釋法而行私，則為人臣者援私以為公。公道不違，則是私道不違者也。行公道而托其私焉，寖久而不知，奸心得無積乎？奸心之積也，其大者有侵逼殺上之禍、其小者有比周內爭之亂。此其所以然者，由主德不立，而國無常法也。主德不立，則婦人能食其意；國無常法，則大臣敢侵其勢。大臣假於女之能，以規主情；婦人嬖寵假於男之知，以援外權。於是乎外夫人而危太子，兵亂內作，以召外寇。此危君之徵也。
是故有道之君，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則眾不敢逾軌而行矣；下有五橫以揆其官，則有司不敢離法而使矣。朝有定度衡儀，以尊主位，衣服緷絻，盡有法度，則君體法而立矣。君據法而出令，有司奉命而行事，百姓順上而成俗，著久而為常，犯俗離教者，眾共奸之，則為上者佚矣。
天子出令於天下，諸侯受令於天子，大夫受令於君，子受令於父母，下聽其上，弟聽其兄，此至順矣。衡石一稱，斗斛一量，丈尺一綧制，戈兵一度，書同名，車同軌，此至正也。從順獨逆，從正獨辟，此猶夜有求而得火也，奸偽之人，無所伏矣。此先王之所以一民心也。是故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慶之於天子；大夫有善，納之於君；民有善，本於父，慶之於長老。此道法之所從來，是治本也。是故歲一言者，君也；時省者，相也；月稽者，官也；務四支之力，修耕農之業以待令者，庶人也。是故百姓量其力於父兄之間，聽其言於君臣之義，而官論其德能而待之。大夫比官中之事，不言其外；而相為常具以給之。相總要，者官謀士，量實義美，匡請所疑。而君發其明府之法瑞以稽之，立三階之上，南面而受要。是以上有餘日，而官勝其任；時令不淫，而百姓肅給。唯此上有法制，下有分職也。
道者，誠人之姓也，非在人也。而聖王明君，善知而道之者也。是故治民有常道，而生財有常法。道也者，萬物之要也。為人君者，執要而待之，則下雖有奸偽之心，不敢殺也。夫道者虛設，其人在則通，其人亡則塞者也。非茲是無以理人，非茲是無以生財，民治財育，其福歸於上。是以知明君之重道法而輕其國也。故君一國者，其道君之也。王天下者，其道王之也。大王天下，小君一國，其道臨之也。是以其所欲者能得諸民，其所惡者能除諸民。所欲者能得諸民，故賢材遂；所惡者能除諸民，故奸偽省。如冶之於金，陶之於埴，制在工也。
是故將與之，惠厚不能供；將殺之，嚴威不能振。嚴威不能振，惠厚不能供，聲實有間也。有善者不留其賞，故民不私其利；有過者不宿其罰，故民不疾其威。威罰之制，無逾於民，則人歸親於上矣。如天雨然，澤下尺，生上尺。
是以官人不官，事人不事，獨立而無稽者，人主之位也。先王之在天下也，民比之神明之德。先王善牧之於民者也。夫民別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雖有湯武之德，複合於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順人心，安情性，而發於眾心之所聚。是以令出而不稽，刑設而不用。先王善與民為一體。與民為一體，則是以國守國，以民守民也。然則民不便為非矣。
雖有明君，百步之外，聽而不聞；間之堵牆，窺而不見也。而名為明君者，君善用其臣，臣善納其忠也。信以繼信，善以傳善。是以四海之內，可得而治。是以明君之舉其下也，盡知其短長，知其所不能益，若任之以事。賢人之臣其主也，盡知短長與身力之所不至，若量能而授官。上以此畜下，下以此事上，上下交期於正，則百姓男女皆與治焉。
譯文
做人君的，要講求統屬眾官的方法，而不要干預眾官職責以內的事務；做人臣的，要處理職責以內的事，而不要干預到職責以外去。君道不明，奉令幹事的人就發生疑慮；許可權不劃一，奉公守法的人就感到迷惑。如果人民有疑惑猶豫的心理，國君不能加以糾正，那末百姓對國君的隔閡疏遠，就像明帖告示叫他們止步不前一樣。所以，為國家樹立君道，用於百姓，而能夠治官化民的，那就是明君。上面對君主言無不盡，下面為人民出力辦事，而能夠奉公守法服從命令的，那就是忠臣。上面順從君道，下面謹守職責，上下相互觀察，就像看著測驗日影的木表一樣，有誰不正，就可以分別出來了。
“吏嗇夫”擔任督察的事，“民嗇夫”擔任教化的事。教化應當面向百姓，論罪應當不枉法行私，行賞應當信誠，體現出君臣的精神，其成效表現為人民的守國和作戰方面。這樣，民音夫的職責就完成了。吏裔夫充分掌握著計量的規章和辦事的法律。審議刑法、權衡、斗解、文告與劾奏，都不以私意論斷，而是據事實為準。這樣，吏裔夫的職責就完成了。民嗇夫製成規訓和吏音夫製成律令以後，那末，縱使謹朴忠信的人也不許增補；而玩忽怠情的人更不許破壞。這樣，君主的職責就完成了。所以，做人君的要根據吏嗇夫和民音夫的職務和職責，按照法度來考核他們。有好成績的，就用尊貴的爵位和美厚的田產來獎賞，人民不會有攀比羨慕的心理。有犯過錯的，就用撤職的恥辱和誅死的重刑來處罰，人民也不敢有疾恨抱怨的情緒。生與殺都不違背法度，人民也就安定而沒有遺棄父母的。要做到這些，只有依靠上面有明確的法制和下面有固定的職責才行。
天有經常的氣象，地有經常的形體，人有經常的禮制，一經設立就不更改，這叫做三常。統一規劃全局的是人君之道；分管各項職責的，是人臣的事。人君違背了君道，就不能夠保有他的國家；人臣曠廢了職責，就不能夠保持他的官位。既然如此，那么君養臣能夠真誠，臣事君也就老實。君養臣臣真誠，就是說立法定製的君主是英明的；臣事君老實，就是說奉公行法、服從命令的臣子是審慎的。上面英明，下面審慎，上下同心同德，就相互形成為一定的秩序。君主不失其威信，臣下不曠廢事業，誰也不用對誰感恩懷德。因此，在上的人講求道德，在下的人謹守本分，義禮在上面形成了典範，美善在下面貫通到人民，這樣，百姓就都向上親附於君主，向下致力於農業了。所以說：君主英明，輔相誠信，五官嚴肅，士人廉直，農民愚朴，商人與工匠謹厚，那么，上下就有一定的體統，內外有一定的分別；人民生活有依靠。而農、商、工三類人也都有所管理了。
做人君的，就是要用德來庇護人們的；做人臣的，就是要依賴君主生活的。做人君的，要考核功績而發放足夠的俸祿；做人臣的，要接受任務而嚴肅認真地執行。行政注意均平，人民的產業能夠自足，國家也就富裕了。按勞績授予俸祿，人民就不會僥倖偷生；刑罰不出偏差，下面就不會抱怨。名義正，職分明，人民對於治國之道就不會有疑惑了。所謂“道”，就是君主用來引導人民的。所以，道與德出自君主；法制和命令由輔相傳布；各種事業由官吏裁定；百姓的力量，是等待命令而行動的。所以，做人君的，再沒有比言語更貴重的了。做人臣的，再沒有比才力更令人珍愛的了。君主的言語下通於臣，人臣的才力上達於君，君臣之道就算完備了。所以，君主出謀劃策，宰相遵守執行；宰相出謀劃策，官吏遵守執行；官吏出謀劃策，人民就要去出力服役。然後又有符節、印空、典章、法律、文書和冊籍，加以考驗管理，這都是用來辨明公道和消除奸偽的辦法。
評選人材，衡量能力，考慮德行，然後加以舉用，這是做君主的“道”。專心一意，謹守職務而不自以為勞苦，這是做人臣的“事”。做人君的，如果向下干預官吏職責以內的事務，則主管官吏無法負責；做人臣的，如果向上分奪君主的權柄，則君主喪失威信。所以有道之君，總是端正自己的道德來領導人民，而不講究智慧型和聰明。智慧型和聰明之類，是臣下的職能所要求的；如何去使用臣下的智慧型聰明，才屬於為君之道。在上的要闡明君道，在下的謹守臣職，上下的職分，在任務上是不同的。而它們又合成為一體。
所以，知人善任的是人君，事必躬親的是給人使役的人。君主也事必躬親。就不能夠公正了。君主不公正，就往往喜愛行賞，而不忍運用刑罰，這樣，國家就沒有法制了。治因而無法制，人民就會搞幫派而在下面相勾結，搞虛偽巧詐而去完成他個人的私利。如法制行之有素，人民就不會分幫分派而能夠靠攏朝廷，全心全意貢獻其忠誠。所以，君主不講究智慧型，卻能使朝中之事得治，國家之患得除，這是因為任用大臣的原故。君主不講究聰明，卻能使善人得用，奸偽之人被誅，這是因為替國家監視聽察的人更多的原故。
所以，做君主的，是掌握萬事的原則，而授予眾人的職事的。選撥賢良，評選人材，並且要依照法度來對待使用他們。如果舉用人材正確得當，就可以坐而治國，好處是不可盡收的。如果官吏不能勝任，即使奔走從事，他們所敗壞的事情，也是很難補救的。國家並不缺乏能夠勝任的人才。只是君主的明察還不能夠知道他們。所以，英明的君主，總是認真查訪勝任的人臣的。所以說，君道正確，則賢才得用，百姓得治，國家治亂只在乎君主而已。
所以說，君主自身是規正德行的根本，官吏好比耳目，是受這根本節制的。君主立身。人民就受到教化；君主正德，官吏就能管好，管好官吏和教化人民，其關鍵在於君主。所以，君子是不要求於人民的。因此，上面干預下面的職務，叫“矯”；下面干預上面的事情，叫作“勝”。在上的人“矯”，就是悖謬；在下的人“勝”，就是叛逆。國家如有悖逆違抗的行為，那就是擁有國土統治人民的君主喪失了綱紀的結果。所以，區別上下關係，規正君臣職分，叫作“理”；順理而行，沒有錯誤，叫作“道”。道德規範一確定，人民就有軌道可循了。有道之君是善於明確設立法制，而不用私心來阻礙的。但是無道的君主，就是已經設立法制，也還要棄法而行私。做人君的棄法而行私，那么做人臣的就將以私心作為公道。所謂不違公道，實際上也就是不違私道了。表面執行公道而實際寄託私圖。若是日久而不被發覺，其奸惡思想怎能不愈積愈大呢?奸惡思想愈積愈大，那么，往大里說就會有侵逼和殺害君主的禍事，往小里說也將有相互勾結，發生內爭的禍亂。這類事情所以產生，正是由於君主的道德沒有樹立而國家沒有常法的原故。君德不立，婦女就能夠窺伺他的主意；國無常法．大臣就敢於侵奪他的權勢。大臣利用女人的作用來刺探君主意圖，被寵愛的婦人利用男人的智謀來援引外國的力量。這樣下去的結果，君主就會廢夫人而害太子，內部發生兵亂，因而招來外寇。這都是危害國君的表現。
所以有道的君主，在上面設立五官以治理人民，民眾就不敢越軌行事了；在下面有五衡之官以糾察官吏，執事官吏就不敢背離法制而行使職權了。朝廷有一定的制度和禮儀，以尊奉君主地位，君主的衣服—一袞衣和冠冕，也都有法度規定，君主就可以依法而臨政了。人君據法而出令，官吏奉命而行事，百姓順從而成風，這樣日久形成常規，如果有違犯習俗背離禮教的人，民眾就會共同加罪於他，做君主的就可以安逸無事了。
天子向天下發布命令，諸侯從天子那裡接受命令，大夫從本國國君那裡接受命令，兒子從父母那裡接受命令，下聽其上，弟聽其兄，這是最順的秩序。衡石的稱計是統一的，斗斛的量度是統一的，丈尺的標準是統一的，武器的規格是統‘的，書寫文字相同，車轍寬窄相同，這是最正的規範。如果大家都順，而一人獨逆，大家都正，而一人獨偏，這就象黑夜之中找東西而見到火光一樣，奸偽之人是無法隱藏得住的。這就是先王為什麼堅持統一民心的原因。所以，天子有了成就，就要把功德歸讓於上天；諸侯有了成就，就要歸功於天子；大夫有了成就，就要奉獻給本國國君；人民有成就，就應當追溯來源於父親，並歸功於長輩和老輩。這就是“道”和“法”所產生的根源，也是治國的根本，因此，按年考察工作的是君主，按四時考察工作的是輔相，按月進行考核的是百官，從事勞動專務農業以等待上面命令的是一般平民。所以，對於平民百姓，應當在他們的父兄中間評量其勞動，應當就君臣的大義上面來聽取其言論，然後官吏評選其德才，獻給君主。大夫只安排官職以內的事務，而不論及職責以外的事情；至於輔相，就要定出經常的條例來給百官做依據。輔相總攬樞要，百官謀士們根據實際情況評議好的措施，有所疑問則請輔相匡正。君主則調發大府內有關的法令和珪壁印信，來進行稽考查驗，只站在三層台階之上，面向南接受輔相呈上的政事樞要就行了。這樣，君主有餘暇的時日，而百官勝任其職務；四時的政令不出錯誤，而百姓嚴肅地完成對於上面的供應。這都是因為上有法制而下面各有職分的結果。
道，是人的生命之所出，不是由人而生的。聖王明君是善於了解它和說明它的。所以，治民有經常的道，生財有經常的法。“道”是萬物的樞要，做人君的掌握這個樞要來處理事情，下面就是有奸偽之心也是不敢嘗試的。“道”是存在於虛處的，行道的人君在，道就通行無阻；行道的人君不在，道就閉塞起來。沒有道就不能治民，沒有道就不能理財。民治財育的結果，福利還是歸於君主。這樣，明君看重道和法而看輕國家，也就可以理解了。所以，君主統治一個國家就是他的為君之道在那裡統治；帝王統治天下，就是他的帝王之道在那裡統治。無論大而統治天下，小而統治一國，都是他們的道在那裡起作用。因此，他所要求的就能夠從人民那裡得到，他所厭惡的就能夠從人民那裡除掉。所求者能在人民那裡得到，所以賢能的人材就可以進用；所惡者能在人民那裡除掉，所以奸偽分子就能被察覺。好像冶工對於金屬，陶工對於粘土，想要製作什麼都是由工匠掌握的一樣。
所以，將要行賞，過於厚反而不能供應；將要行殺，過於嚴反而不能震懾。殺過嚴而不能震懾，賞過厚而不能供應，都是由於處理的名義和實際情況不符造成的。做好事的人，不折扣他應得的獎賞，人民就不會考慮私利；有過失的，不拖延對他的懲罰，人民就不會抱怨刑威。賞罰的制定，不超過人民所應得的，人民就歸附和親近君上了。這就象天下雨一樣，天降下一尺的雨量，大地里的禾苗就向上生長一尺。
所以授人官職而自己不居官，給人職事而自己不任事，獨立行動而無人考核的，這就是君主的地位。古代先王主持天下的時候，人民就把他的德行比作神明，先王也是善於吸收人民意見的。關於人民的意見，只個別地聽取，就會是愚蠢的；全面綜合地聽取，就將是聖明的。即使有商湯、周武王的道德，也還要多方蒐集眾人的言論。因此，英明的君主，順從人心，適應人的性情，行事都從眾人共同關心的地方出發。這樣，命令布置下去，就不會阻礙；刑罰設定了，卻用不著。先王就是善於同人民合成一體的。與民一體，那就是用國家保衛國家，用人民保衛人民，人民當然就不去為非作歹了。
雖然是明君，距離在百步以外，也照樣聽不到；隔上一堵牆。也照樣看不見。但能夠稱為明君，是因為善於任用他的臣下，而臣下又善於貢獻出他的忠誠。信誠導致信誠，良善導致良善，所以四海之內都可以治理好。因此，明君舉用下面的人材，總是完全了解他的短處和長處，了解到他的才能的最高限度，才委任給他職務。賢人事奉他的君主，總是完全認識自己的短處和長處，認識到自己力所不及的限度，才量度能力而接受官職。君主按照這個原則來收養臣下，臣下也按照這個原則來事奉君主，上下都互相想著公正，那末，百姓男女就都能治理好了。
“吏嗇夫”擔任督察的事，“民嗇夫”擔任教化的事。教化應當面向百姓，論罪應當不枉法行私，行賞應當信誠，體現出君臣的精神，其成效表現為人民的守國和作戰方面。這樣，民音夫的職責就完成了。吏裔夫充分掌握著計量的規章和辦事的法律。審議刑法、權衡、斗解、文告與劾奏，都不以私意論斷，而是據事實為準。這樣，吏裔夫的職責就完成了。民嗇夫製成規訓和吏音夫製成律令以後，那末，縱使謹朴忠信的人也不許增補；而玩忽怠情的人更不許破壞。這樣，君主的職責就完成了。所以，做人君的要根據吏嗇夫和民音夫的職務和職責，按照法度來考核他們。有好成績的，就用尊貴的爵位和美厚的田產來獎賞，人民不會有攀比羨慕的心理。有犯過錯的，就用撤職的恥辱和誅死的重刑來處罰，人民也不敢有疾恨抱怨的情緒。生與殺都不違背法度，人民也就安定而沒有遺棄父母的。要做到這些，只有依靠上面有明確的法制和下面有固定的職責才行。
天有經常的氣象，地有經常的形體，人有經常的禮制，一經設立就不更改，這叫做三常。統一規劃全局的是人君之道；分管各項職責的，是人臣的事。人君違背了君道，就不能夠保有他的國家；人臣曠廢了職責，就不能夠保持他的官位。既然如此，那么君養臣能夠真誠，臣事君也就老實。君養臣臣真誠，就是說立法定製的君主是英明的；臣事君老實，就是說奉公行法、服從命令的臣子是審慎的。上面英明，下面審慎，上下同心同德，就相互形成為一定的秩序。君主不失其威信，臣下不曠廢事業，誰也不用對誰感恩懷德。因此，在上的人講求道德，在下的人謹守本分，義禮在上面形成了典範，美善在下面貫通到人民，這樣，百姓就都向上親附於君主，向下致力於農業了。所以說：君主英明，輔相誠信，五官嚴肅，士人廉直，農民愚朴，商人與工匠謹厚，那么，上下就有一定的體統，內外有一定的分別；人民生活有依靠。而農、商、工三類人也都有所管理了。
做人君的，就是要用德來庇護人們的；做人臣的，就是要依賴君主生活的。做人君的，要考核功績而發放足夠的俸祿；做人臣的，要接受任務而嚴肅認真地執行。行政注意均平，人民的產業能夠自足，國家也就富裕了。按勞績授予俸祿，人民就不會僥倖偷生；刑罰不出偏差，下面就不會抱怨。名義正，職分明，人民對於治國之道就不會有疑惑了。所謂“道”，就是君主用來引導人民的。所以，道與德出自君主；法制和命令由輔相傳布；各種事業由官吏裁定；百姓的力量，是等待命令而行動的。所以，做人君的，再沒有比言語更貴重的了。做人臣的，再沒有比才力更令人珍愛的了。君主的言語下通於臣，人臣的才力上達於君，君臣之道就算完備了。所以，君主出謀劃策，宰相遵守執行；宰相出謀劃策，官吏遵守執行；官吏出謀劃策，人民就要去出力服役。然後又有符節、印空、典章、法律、文書和冊籍，加以考驗管理，這都是用來辨明公道和消除奸偽的辦法。
評選人材，衡量能力，考慮德行，然後加以舉用，這是做君主的“道”。專心一意，謹守職務而不自以為勞苦，這是做人臣的“事”。做人君的，如果向下干預官吏職責以內的事務，則主管官吏無法負責；做人臣的，如果向上分奪君主的權柄，則君主喪失威信。所以有道之君，總是端正自己的道德來領導人民，而不講究智慧型和聰明。智慧型和聰明之類，是臣下的職能所要求的；如何去使用臣下的智慧型聰明，才屬於為君之道。在上的要闡明君道，在下的謹守臣職，上下的職分，在任務上是不同的。而它們又合成為一體。
所以，知人善任的是人君，事必躬親的是給人使役的人。君主也事必躬親。就不能夠公正了。君主不公正，就往往喜愛行賞，而不忍運用刑罰，這樣，國家就沒有法制了。治因而無法制，人民就會搞幫派而在下面相勾結，搞虛偽巧詐而去完成他個人的私利。如法制行之有素，人民就不會分幫分派而能夠靠攏朝廷，全心全意貢獻其忠誠。所以，君主不講究智慧型，卻能使朝中之事得治，國家之患得除，這是因為任用大臣的原故。君主不講究聰明，卻能使善人得用，奸偽之人被誅，這是因為替國家監視聽察的人更多的原故。
所以，做君主的，是掌握萬事的原則，而授予眾人的職事的。選撥賢良，評選人材，並且要依照法度來對待使用他們。如果舉用人材正確得當，就可以坐而治國，好處是不可盡收的。如果官吏不能勝任，即使奔走從事，他們所敗壞的事情，也是很難補救的。國家並不缺乏能夠勝任的人才。只是君主的明察還不能夠知道他們。所以，英明的君主，總是認真查訪勝任的人臣的。所以說，君道正確，則賢才得用，百姓得治，國家治亂只在乎君主而已。
所以說，君主自身是規正德行的根本，官吏好比耳目，是受這根本節制的。君主立身。人民就受到教化；君主正德，官吏就能管好，管好官吏和教化人民，其關鍵在於君主。所以，君子是不要求於人民的。因此，上面干預下面的職務，叫“矯”；下面干預上面的事情，叫作“勝”。在上的人“矯”，就是悖謬；在下的人“勝”，就是叛逆。國家如有悖逆違抗的行為，那就是擁有國土統治人民的君主喪失了綱紀的結果。所以，區別上下關係，規正君臣職分，叫作“理”；順理而行，沒有錯誤，叫作“道”。道德規範一確定，人民就有軌道可循了。有道之君是善於明確設立法制，而不用私心來阻礙的。但是無道的君主，就是已經設立法制，也還要棄法而行私。做人君的棄法而行私，那么做人臣的就將以私心作為公道。所謂不違公道，實際上也就是不違私道了。表面執行公道而實際寄託私圖。若是日久而不被發覺，其奸惡思想怎能不愈積愈大呢?奸惡思想愈積愈大，那么，往大里說就會有侵逼和殺害君主的禍事，往小里說也將有相互勾結，發生內爭的禍亂。這類事情所以產生，正是由於君主的道德沒有樹立而國家沒有常法的原故。君德不立，婦女就能夠窺伺他的主意；國無常法．大臣就敢於侵奪他的權勢。大臣利用女人的作用來刺探君主意圖，被寵愛的婦人利用男人的智謀來援引外國的力量。這樣下去的結果，君主就會廢夫人而害太子，內部發生兵亂，因而招來外寇。這都是危害國君的表現。
所以有道的君主，在上面設立五官以治理人民，民眾就不敢越軌行事了；在下面有五衡之官以糾察官吏，執事官吏就不敢背離法制而行使職權了。朝廷有一定的制度和禮儀，以尊奉君主地位，君主的衣服—一袞衣和冠冕，也都有法度規定，君主就可以依法而臨政了。人君據法而出令，官吏奉命而行事，百姓順從而成風，這樣日久形成常規，如果有違犯習俗背離禮教的人，民眾就會共同加罪於他，做君主的就可以安逸無事了。
天子向天下發布命令，諸侯從天子那裡接受命令，大夫從本國國君那裡接受命令，兒子從父母那裡接受命令，下聽其上，弟聽其兄，這是最順的秩序。衡石的稱計是統一的，斗斛的量度是統一的，丈尺的標準是統一的，武器的規格是統‘的，書寫文字相同，車轍寬窄相同，這是最正的規範。如果大家都順，而一人獨逆，大家都正，而一人獨偏，這就象黑夜之中找東西而見到火光一樣，奸偽之人是無法隱藏得住的。這就是先王為什麼堅持統一民心的原因。所以，天子有了成就，就要把功德歸讓於上天；諸侯有了成就，就要歸功於天子；大夫有了成就，就要奉獻給本國國君；人民有成就，就應當追溯來源於父親，並歸功於長輩和老輩。這就是“道”和“法”所產生的根源，也是治國的根本，因此，按年考察工作的是君主，按四時考察工作的是輔相，按月進行考核的是百官，從事勞動專務農業以等待上面命令的是一般平民。所以，對於平民百姓，應當在他們的父兄中間評量其勞動，應當就君臣的大義上面來聽取其言論，然後官吏評選其德才，獻給君主。大夫只安排官職以內的事務，而不論及職責以外的事情；至於輔相，就要定出經常的條例來給百官做依據。輔相總攬樞要，百官謀士們根據實際情況評議好的措施，有所疑問則請輔相匡正。君主則調發大府內有關的法令和珪壁印信，來進行稽考查驗，只站在三層台階之上，面向南接受輔相呈上的政事樞要就行了。這樣，君主有餘暇的時日，而百官勝任其職務；四時的政令不出錯誤，而百姓嚴肅地完成對於上面的供應。這都是因為上有法制而下面各有職分的結果。
道，是人的生命之所出，不是由人而生的。聖王明君是善於了解它和說明它的。所以，治民有經常的道，生財有經常的法。“道”是萬物的樞要，做人君的掌握這個樞要來處理事情，下面就是有奸偽之心也是不敢嘗試的。“道”是存在於虛處的，行道的人君在，道就通行無阻；行道的人君不在，道就閉塞起來。沒有道就不能治民，沒有道就不能理財。民治財育的結果，福利還是歸於君主。這樣，明君看重道和法而看輕國家，也就可以理解了。所以，君主統治一個國家就是他的為君之道在那裡統治；帝王統治天下，就是他的帝王之道在那裡統治。無論大而統治天下，小而統治一國，都是他們的道在那裡起作用。因此，他所要求的就能夠從人民那裡得到，他所厭惡的就能夠從人民那裡除掉。所求者能在人民那裡得到，所以賢能的人材就可以進用；所惡者能在人民那裡除掉，所以奸偽分子就能被察覺。好像冶工對於金屬，陶工對於粘土，想要製作什麼都是由工匠掌握的一樣。
所以，將要行賞，過於厚反而不能供應；將要行殺，過於嚴反而不能震懾。殺過嚴而不能震懾，賞過厚而不能供應，都是由於處理的名義和實際情況不符造成的。做好事的人，不折扣他應得的獎賞，人民就不會考慮私利；有過失的，不拖延對他的懲罰，人民就不會抱怨刑威。賞罰的制定，不超過人民所應得的，人民就歸附和親近君上了。這就象天下雨一樣，天降下一尺的雨量，大地里的禾苗就向上生長一尺。
所以授人官職而自己不居官，給人職事而自己不任事，獨立行動而無人考核的，這就是君主的地位。古代先王主持天下的時候，人民就把他的德行比作神明，先王也是善於吸收人民意見的。關於人民的意見，只個別地聽取，就會是愚蠢的；全面綜合地聽取，就將是聖明的。即使有商湯、周武王的道德，也還要多方蒐集眾人的言論。因此，英明的君主，順從人心，適應人的性情，行事都從眾人共同關心的地方出發。這樣，命令布置下去，就不會阻礙；刑罰設定了，卻用不著。先王就是善於同人民合成一體的。與民一體，那就是用國家保衛國家，用人民保衛人民，人民當然就不去為非作歹了。
雖然是明君，距離在百步以外，也照樣聽不到；隔上一堵牆。也照樣看不見。但能夠稱為明君，是因為善於任用他的臣下，而臣下又善於貢獻出他的忠誠。信誠導致信誠，良善導致良善，所以四海之內都可以治理好。因此，明君舉用下面的人材，總是完全了解他的短處和長處，了解到他的才能的最高限度，才委任給他職務。賢人事奉他的君主，總是完全認識自己的短處和長處，認識到自己力所不及的限度，才量度能力而接受官職。君主按照這個原則來收養臣下，臣下也按照這個原則來事奉君主，上下都互相想著公正，那末，百姓男女就都能治理好了。
作者簡介
管仲（前719一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謚敬，被稱為管子、管夷吾、管敬仲，華夏族，潁上（今安徽省潁上縣）人，周穆王的後代。是中國古代著名的軍事家、政治家、經濟學家、改革家。管仲的著作今稱《管子》，內容涵蓋各種學術，是後世道家、儒家、名家、法家、農家、兵家、陰陽家等等多家學術思想的源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