箕子入朝鮮時,把中土的詩書禮樂、醫藥卜筮,都帶到朝鮮,教化臣民,使朝鮮習行中國禮樂制度,其衙門官制、飲食衣服全隨中國。箕子教民八條化移其俗,民夜不閉戶,無為盜者,婦人守貞不淫,男婚女嫁,不重聘禮,無買賣婚姻,人民節儉敬睦,無爭訟私鬥。後來,箕子再次朝周,已是紂子武庚叛亂被消滅,微子封於宋了。箕子有意經過故殷墟亳都(今曹縣城南)憑弔湯王,眼見商湯故都宮室毀壞坍塌,禾苗叢生,殷商六百年江山已失,觸景生情,悲從中來,想大哭一場,隨行人眾,覺得不適合;想小聲抽泣,又感到近於婦人品格,不禁脫口吟道:“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與我好!”殷的遺民聽了,個個都痛哭流涕。等到箕子朝周歸來,宋國君微子陪他再經故殷墟,憑弔了塗山湯王陵、歷山太甲陵、曹南盤庚陵、亳東伊尹墓、亳北仲虺墓,瞻拜列祖列宗先代功臣陵丘,心裡越發傷心,終於一病不起,殤於中土。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箕子朝周
- 外文名:不詳
- 出處:《逸周書》
- 時期:周武王
箕子朝周的背景
箕氏朝鮮對中原的認同也存在兩重性。一方面,“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尚書大傳·洪範》。箕子朝周的舉動說明,箕子承認周的宗主國地位,正式將立國於大同江流域的箕氏朝鮮納入周王朝的方國體系之內。箕子的態度影響了一部分殷遺民,“東隅之侯鹹受賜於王”《逸周書》卷4《大匡》第38……這裡所說的“東隅之侯”與《國語·齊語》所載的“海濱諸侯”《國語》卷6《齊語》載齊桓公“北伐山戎,刜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敢不來服”,韋昭註:“海濱,海北涯也”,這裡的海濱諸侯指渤海灣以北的各諸侯國。當處於同一區域之內,也就是指中國遼東至朝鮮半島北部的商人所屬各部,這一地區的商人舊部紛紛晉見武王,可見箕子在此地區的影響力。從這一角度看,箕子是認同周王朝的。可是另一方面,箕子這次朝周,卻是見於史書記載的僅有的一次,證明在“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國語》卷1《周語上》。的服事方式上,箕子選擇的是“戎翟荒服”的“終王”,也就是與中央關係最為疏遠的一種。而後世子孫再也見不到朝周的記載,甚至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在箕侯國內部一直在沿用著商人的封國名“箕”,而不是周武王所賜的封國名“朝鮮”。楊軍:《箕子與古朝鮮》,《吉林大學社科學報》1999年第3期。從這個角度看,似乎箕氏朝鮮與周政權之間並不存在認同,而是成為我行我素的一個獨立王國了。
受箕子影響,東北的諸方國及東夷部族未參與武庚的叛亂,所以,在叛亂被平定以後,孤竹等商人在東北的方國得以保全。在周人對參與叛亂的殷遺民嚴加控制,於東方新建周人諸侯國、遷徙殷遺民分隸周人諸侯國之後,乘中原戰亂已控制了商人及東夷人在東北各小國的箕侯國就以殷政權在東北的諸侯長的身份游離於周政權之外,自視為殷政權在東北的延續,不臣於周。保持殷代封國號不改就是這種心態的反映。
之所以出現箕氏朝鮮與中國間認同關係的雙重性,究其原因,還是與箕子之後大同江流域與中原之間的互動關係呈遞減之勢有關。箕子與殷遺民進入大同江流域,是當地與中原互動關係的一個峰值期,在這個特別的互動關係中,大同江流域不僅與中原政權存在認同,而且由於其先代之後的特殊身份,認同的程度還是比較強的,幾乎可以達到與中原華夏諸國相同的程度。但在此之後,大同江流域與中原之間的互動關係又回復到從前的低水平,在這種低水平的互動下,是無法繼續維持與中原華夏國相同的較強認同的,也僅僅能維持“終王”的最低聯繫。隨著時間的流逝,殷遺民與中原的聯繫為人們所淡忘,大同江流域又恢復為陌生的地方,也就是蠻夷之地,箕氏朝鮮也就由準華夏國家下降為蠻夷戎狄之國。短暫的強烈互動未能改變大同江流域處於古代東亞國際體系邊緣地帶的不利地理位置,一度在三環式等級結構中升入中環的箕氏朝鮮再次跌落回外環。
雖然如此,但是我們卻發現,正是這種認同的雙重性,使大同江流域得以在低水平互動的情況下與中原保持長期的認同感。大同江流域與中原的認同,不像中原地區華夏諸國與蠻夷戎狄諸國間的認同一樣,始終向著越來越強一個方向發展,而是更具有搖擺性和不確定性。當互動能力趨強時,箕氏朝鮮就會更多地表現出其身份中的殷遺民、先王后的一面,與中原諸華夏國的認同也就趨於加強,其在方國體系中的地位也就趨於提升,箕子也就被稱為“箕侯”、“箕伯”。當互動能力趨弱時,箕氏朝鮮就會更多地表現出其身份中立國於夷人居住區的非華夏族方國的一面,與中原諸華夏國的認同也就趨於減弱,其在方國體系中的地位也就趨於下降,箕子也就還是“雖大曰子”的箕子。但無論如何擺動,由於地理位置與文化的限制,箕氏朝鮮絕不會真正地成為華夏之國;可是,由於這種認同心態的作用,箕氏朝鮮也絕不會自外於中國,把自己視為獨立政權。《魏略》記載,“昔箕子之後朝鮮侯見周衰,燕自尊為王,欲東略地,朝鮮侯亦自稱為王,欲興兵逆擊燕,以尊周室”,《三國志》卷30《魏書·東夷傳》裴松之注引《魏略》。就是這種認同的表現。
經歷了一個較長的歷史時期,大同江流域認同心態終於從指向東亞前國際體系,轉而指向在此前國際體系內最早興起的國家——中國。這種認同感使之成為中國的組成部分,而在相當長的時期里,沒有試圖在當地建立地方政權。“及秦並天下,使蒙恬築長城,到遼東。時朝鮮王否立,畏秦襲之,略服屬秦,不肯朝會。”“箕子朝鮮”遭到燕、秦的攻劫,但仿佛並未亡國。張華《博物志》卷九《雜說》:“箕子居朝鮮;其後,燕伐之,朝鮮亡,[王]入海為鮮現師。”入海之“海”,可能是漢江口外的江華灣。在秦末、漢初,箕氏又得以將其統治線再度北返。《三國志》卷三0《韓傳》注引《魏略》:“時朝鮮王否立,畏秦襲之,略服屬秦,不肯朝會。否亡,其子準立。二十餘年而陳、項起,天下亂,燕、齊、趙民愁苦,稍稍亡往準,準乃置之於西方。”《鹽鐵論》篇三八《備胡》:“大夫曰:往者(秦末、漢初)四夷俱強,並為寇虐,朝鮮逾徼,劫燕之東地。”燕之東地,即“屬燕”之“列陽”,今大同江迤北、迤西。《三國志》卷30《魏書·東夷傳》裴松之注引《魏略》。在秦王朝統一中國後,箕氏朝鮮即確立了對秦的臣屬關係。
總的看,自西周至秦統一,箕氏朝鮮的性質與同一時期內中原各諸侯國的性質沒有本質上的差別,在秦統一中國後箕氏朝鮮臣屬於秦,也與秦吞併中原各諸侯國沒有本質的區別。在秦王朝開創的中國大統一時代,朝鮮半島北部的大同江流域也是統一中國的有機組成部分。
箕子朝周的可靠性
二人之間達成了一種高度的默契,表現出兩位傑出政治家的寬廣胸襟和超邁氣度。《尚書大傳》所說“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並不符合客觀實際。武王是“親虛己”訪問箕子,向他虛心求教,但並沒有箕子朝周的跡象。還有,武王和箕子會見的地點不在成周而在管地,就更說明了這點。
大匡,大安之意。記武王在管訓導管、蔡之辭。講治民安邦之法。前第十一有大匡,指救助災荒,與此不同。
十一年,武王在管城。管叔鮮和蔡叔度自願作殷人的監國。東方諸侯也都受到武王的賞賜。武王還接見他們,讓他們各自陳述政事。武王訓導管叔、蔡叔要用大匡、順九則、口八宅、口六位。武王說:
此為敬。你們要早晚恭敬,與人無爭,做到公允做到謙讓,不遠離正人,不接近小人。你們不做到這些,必有害賢士。賢士就是都邑中人士的孝悌子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