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蘭芬，女，1922年生，江蘇無錫人，中共地下黨員，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程蘭芬
- 國籍：中國
- 出生地：江蘇無錫
- 出生日期：1922年
- 主要成就：策反嚴家橋自衛隊武裝起義
個人經歷,主要工作,主要事跡,
個人經歷
程蘭芬，女，1922年生，江蘇無錫人。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後，從江陰南菁中學轉至無錫競志女中借讀。1937年11月無錫淪陷前，參加“無錫青年界抗敵後援團”。後隨“無錫抗日青年流亡服務團”（簡稱“錫流”)到江西南昌。不久到江西鉛山石塘鎮新四軍政訓班學習。1938年初，隨“錫流”部分成員去鉛山、弋陽做抗日救亡工作。當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8年冬調到上饒，在中共贛東工委領導下在潯饒師管區同樂會工作。1939年初到景德鎮難童教養院工作。同年夏，調新四軍軍部，進東南分局黨校學習。學習期間，即由皖南特委調任青陽縣委委員、婦女部長。1940年春，調離皖南，到新四軍江南指揮部，在茅山地區丹北民運工作隊工作。後調任澄西縣委委員，婦女部長兼民運工作隊長。1941年春，去上海治病，同時同李堅真、鄧六金、謝志成等在一起從事地下工作，由上海地下黨領導人劉曉、王堯山、楊斌聯繫。1941年12月調回無錫，任東路特委政治特派員。1942年春，錢敏到澄錫虞地區領導工作，同她建立單線聯繫。抗戰勝利後，在家鄉繼續潛伏，從事秘密工作，直到無錫解放。解放後，歷任無錫縣委委員、縣婦聯主任，縣工業局局長、教育局長等職。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不多久，日本鬼子就進了租界。我們不可能再待在一起了，大家各自分散。我住到了我的同學張毓珍哥哥家。張毓珍後來與我弟弟中民結為夫妻，當時在上海讀中學，是因鄉下鬼子清鄉逃到上海來的。我同他們一家全住在三層閣樓上。這時還是由楊斌同志和我聯繫。楊斌當時是華中局駐滬辦事處主任。
不久，嚴永潔同志跟我談工作。她說，是楊斌委託她找我談的。她告訴我，組織上考慮到我剛動了闌尾炎手術，不能隨部隊行動，長期留在上海，實際上組織照顧有困難；另一方面，錢敏同志要回無錫家鄉堅持工作，需要有同志幫助，說我在錫北有家庭的社會關係好掩護，所以，組織上決定派我回無錫家鄉一帶堅持地下鬥爭。至於今後如何開展工作，組織上會派人來進行聯繫。同時，她還給了我部分生活費。
擔任東路特委特派員潛伏家鄉
我接受任務，就回錫北嚴家橋老家，等待組織派人來同我聯繫。
當時我的政治身份是東路特委政治特派員。所謂東路，是指長江以南，丹陽、常州及其以東江陰、無錫直到太倉一帶，包括丹北、澄（江陰）錫（無錫）虞（常熟）、蘇（州）常（常熟）太（太倉）等地區。原來稱“路東”，意為（南）京滬（上海）鐵路東段。1941年3月，譚震林同志改組，路東特委改名為東路特委，原來的東路部隊新四軍三支隊也改編為新四軍六師十八旅。六師師長是譚震林同志，十八旅旅長是江渭清同志。東路特委書記是張英同志。
我從抗日戰爭初期就離開了嚴家橋老家，到我回家堅持地下工作，已時隔4年多了。對當地情況不夠了解，開展工作難度較大。我先通過大弟程中民和朋友須士雄了解一些情況，並領導他們逐步把工作開展起來。他們兩人1941年5月都進過蘇南二區行政幹部訓練班，須士雄還由乾訓班選送去蘇北抗大五分校學習，後經組織上布置回鄉打埋伏。當時收集敵偽情報，除了他們兩人提供的以外，我還採取了以下幾種方法：從街談巷議，從各地農民上街時的交談，了解敵偽活動情況；與親戚朋友交往中了解各地敵偽動態；從偽政權一般人員中透露出的情況摸清敵偽動向；平時觀察河道和大路上敵偽人員、武器和船隻來往增減調動等情況。
自從姚品華和我聯繫上以後，她曾到過我家好幾次。有一次她要我了解幾個新黨員的情況。經我多方調查和了解，有的人表現非常害怕，否認同黨有任何聯繫；有兩人參加了敵偽組織，其中一個當了偽保長；還有的生活糜爛，身染花柳病，影響很壞；另有一人已出走外地找不到了。我將這些情況如實向組織上作了反映。
在與姚品華聯繫期間，她還約我去常熟小東門外一家中藥店她親戚家談過工作。除我們面談工作外，我還把了解到的情況密寫在文藝小說、畫報的字裡行間郵寄給她。
1942年5月至11月，錢敏同志帶部隊進入澄錫虞地區反清鄉後，他曾和我直接聯繫了幾個月。
1942年5月，有個農民到我家送口信，說有個“先生”要我到安鎮南面的嵩山國小去。我未見書面東西，不知是何人；安鎮是日本人的重要據點，我對那裡的情況又不熟悉，不能貿然而去。為探聽虛實，就先派須士雄、程中民兩人去看個究竟。
他們到嵩山國小，一見是錢敏同志，非常高興，立即回來告訴了我。我就在第二天由須士雄陪同前去。錢敏同志是我的老上級，在“錫流”時他就是領導，是澄錫虞中心縣委書記。兩人見面，都感到非常親切和欣慰，在當時緊張而艱險的情勢下能夠相聚在一起可不容易啊！接著我們就談工作。首先他向我了解了嚴家橋周圍的情況，並要我談了對回家堅持地下工作的看法。我內心有些思想疙瘩，他教育鼓勵我要安下心來，特別闡明這是工作需要，是革命在新形勢下進行的新的鬥爭形式，不能急躁。要堅持下去不暴露面目，站住腳跟就是勝利。
錢敏和他的愛人徐念初（化名徐燕）同志是以國小教師的身份隱蔽在嵩山進行黨的領導工作的。他們生活十分艱苦。國小是在一所破舊的祠堂里，辦公室又作臥室。室內就放了一張木板床，一頂破蚊帳，身上缺少換洗衣服。最急需要的是要我給他們想法搞兩張“良民證”，以便取得在敵偽統治區進行活動的“合法”身份證明。
我當天從嵩山回家，就和父親（程雲路）商量，要儘快解決錢敏同志夫婦的燃眉之急。我父親一聽說他們的困難，就一口答應立即想辦法。因為我和桂姐都參加了新四軍，我們一家人都支持革命。當新四軍（“江抗”）第一次東進經過嚴家橋時，包厚昌同志、王新同志曾專程看望過我父親。新四軍第二次東進後，從1940年起，嚴家橋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權，當時是錫北嚴安區區公所所在地。那時，我家成了交通站，經常有新四軍同志來往，有的還住在我家。如李堅真、鄧仲銘、嚴永潔等同志都先後來過數次。李大姐在我家住了20多天。我父母待他們像家裡人一樣，很親熱。彭炎同志的兒子小炎也寄養在我家一年多時間。錢敏同志更是多次來我家，我父母待他似親人。他個子小，我母親喜歡他，叫他“矮小弟弟”。他喜歡攝影，有一架德國照相機於抗戰初期就交我家保存，直到解放後才交還給他。根據錢敏同志的困難和急需，我父親把原來為我二姐和二姐夫準備的兩張“良民證”拿去給錢敏夫婦先用。把他自己僅有的一件白香雲紗長衫送給錢敏，並特為徐念初新做了一件花布旗袍。這是我父親以實際行動支持革命，同時也體現出民眾對我新四軍同志的誠摯感情。我同士雄在自家店裡包了紅糖、棗子，帶著他們急需的東西，像走親戚那樣送去。
我老家原住在嚴家橋西街，與我叔叔一家同住一起，是一所石庫門老宅，比較進深，相當隱蔽。我堂兄當年曾在忠救軍的稅卡做事，過去他家裡經常有忠救軍人員來往，直到我新四軍第二次東進後才絕跡。但在1941年我軍北撤以後，他又不安分起來。不時藉故罵人，耍流氓，還用槍威脅我父親，用大刀企圖行兇，鬧得我家不得安寧。如再繼續住在一起，就會嚴重影響我們的安全。為了防止發生意外，我家只得從西街老屋搬出，租住進了北街梢一個遠親李聘玉家大宅的後造樓房內。
1942年初冬，嚴家橋除駐有偽警察局外，忠救軍乘我軍北撤而捲土重來，政治環境更加複雜。他們利用土匪頭子江北人阿二、阿三兄弟倆去警察局繳槍，擊斃了偽警察局長張一震，驚動了敵偽。日本侵略軍派了一個小隊進駐鎮上唐倉廳，偽警察局則從原來駐地同濟典當搬到北街李家大宅前造，就駐紮在我家的前面。鎮上面北街兩頭建起了巷門，設了崗哨，戒備森嚴，進出活動比較困難。
就在這敵偽頑活動頻繁，政治形勢急劇動盪的嚴重白色恐怖環境中，錢敏同志因遭敵人追捕，冒著極大危險，突然到嚴家橋鎮來找我。他先到中市我父親開的瑞新布店，要在我家隱蔽下來。可是，要進我家必須走過黃石壩，通過李宅大門前的偽警察崗哨和前造的偽警察局。弄不好要出危險。怎么辦呢？我母親自告奮勇，由她負責把錢敏同志帶回家中。她覺得平時進出李家大門同偽警人員經常攀談，關係拌熟了，混進去沒有問題。她先在街上買了一籃魚肉蔬菜，然後領著錢敏同志一起走。經過門崗，她就和偽警察打招呼，一邊說“外甥來了，買點菜待親眷”，一邊走，從容不迫地把錢敏帶進了偽警察局大門，讓他平安無事地住進了我家。這時，敵偽在外面查戶口亂抓人，我們卻在裡面安安穩穩地談形勢談工作。錢敏風趣地說：“想不到我們竟真正鑽到敵人心臟里來了，這倒是一個很好的‘保險箱’！”
錢敏同志向我了解了情況，傳達了在新形勢下地下工作要採取的“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等待時機”的16字方針，並反覆闡明它的意義。他特別要我學會做生意，求得“合法”身份來掩護自己。一定要反對任何急躁情緒，千萬不能暴露，以便安全地長期隱蔽下來。他給我布置了任務，還同士雄、中民一起談了時局、發展前途，並鼓勵和教育他們不斷進步。當時，我心裡對要自己做生意不怎么想得通，認為這是中間剝削。我說：我們共產黨員怎么去做生意？錢敏同志解釋說，這是為了革命工作，不能以中間剝削那樣認識，這是革命需要嘛！他還布置我們團結好周圍青年，廣交朋友，利用有利的社會關係推進工作，並要設法開展敵工工作，掌握敵情，爭取和瓦解敵人。
錢敏同志在我家秘密地住了好幾天，後有人前來接走，我們護送他安全地離開了嚴家橋。
錢敏同志走後，我的關係轉到上海點線工作委員會，直接歸點線工作委員會領導。我先後去過上海談工作，進行多次聯繫。1944年9月，點線工作委員會從上海撤往蘇北，因我處環境惡劣，組織上缺乏適當人員前來我處聯繫，但我們的工作仍然照常進行。
1942年冬，錢敏同志走後不久，我就和張毓珍同志（參加過蘇南乾訓班，做過民運工作）一起在嚴家橋中市開了一爿文具店，以此作為職業掩護。可是由於資金不足，又無經商經驗，競爭不過人家，文具店只開了一年多時間就關閉了。
1943年初夏，桂姐從金壇鄉下自醒中學來信，要我給他們送“良民證”去。我們就通過須益泰南貨店的學徒戴漢貽（後發展入黨）等人裝著有事去偽鎮公所，暗中拿到了“良民證”白片，托張匡盛銀樓店主張培生（外號小得靈，中民的大舅兄）用硬木仿製了“鋼印”蓋上。良民證仿製好後，由士雄送去。我們還曾多次仿造了一些“良民證”，供給其他同志使用，掩護他們留在敵占區工作。
8月，我們突然接到二姐夫吳寶康（在東路擔任過“江南社”社長兼編輯部主任）來信，暗示我二姐程桂芬出事了，要求家裡籌款前去營救。他們兩人原是由黨組織安排在金壇城西鄉下搞農村調查，公開身份是在自醒中學任教。暑假裡，他們正在張炳元校長家裡吃飯，桂姐被叛徒出賣，給偽軍抓去，第二天押往金壇城內日寇憲兵隊。吳寶康信上要我們攜巨款去金壇托張校長找門路救援。當時我家經濟情況已很拮据，就由士雄籌集款項同中民以家屬名義去金壇。另一方面，由當地黨組織通過打入金壇縣特工隊的我黨敵工人員同時進行營救。
經過自醒中學張校長疏通金壇城內幫會頭子“三師娘”，用巨款和禮品買通了她的乾兒子、憲兵隊李翻譯（東北人），營救工作取得進展。不久，桂姐從日本憲兵隊轉移軟禁在敵密探錢發宜家。在這期間，中民、士雄幾次去金壇錢發宜家，一面送錢，一面和打入敵人內部的我方敵工人員繆昆同志（公開身份是《金壇日報》記者）取得聯繫，他是組織上讓他配合我們進行營救工作的。他們在一起商量過幫助桂姐脫逃的辦法，到過金壇城牆上察看地形和行動路線。1944年夏天，桂姐突然被轉解到常州特工站關押，潛逃計畫未能實行。在營救過程中，自醒中學的教員於婉貞、於世蘩兩家住在金壇城中，都為此出過力。士雄、中民去金壇，開始就是住在相府內於婉貞家的。
桂姐被解至常州特工站後，中民弟曾去過兩次，和我方打入該站的敵工人員葉剛同志聯繫上，並共同商量營救辦法。經過葉剛的努力，排除了特工站內部的阻力，在由他搞了假店保之後，1944年冬，桂姐終於獲釋，由中民、士雄兩人去常州接回無錫。
桂姐回無錫後，在士雄為她租賃的光復門內南陽里七號東邊的一所平房裡住下。安頓下來後，她就積極設法與黨組織聯繫，等待時機回解放區。對於她的回無錫，我們雖然封鎖了訊息，但還是有少數人知道了。有人勸她回嚴家橋。當時這一帶正由忠救軍盤踞，籠罩著白色恐怖。我嚴安區區長沙鷗（原名周海鰲）同志就是在敵偽清鄉後回嚴家橋開茶館，於1943年秋突然遭到忠救軍暗殺黨蘇子初部殺害的。我們把這些情況都告訴了她。她曾在家鄉公開過身份，絕不能草率從事。因此她未回家，一直住在無錫城裡。
到1945年2月（春節後），桂姐在無錫待了近3個月之後，終於找到了關係，與黨組織取得了聯繫，然後去錢橋附近經人護送前往浙江長興山里蘇浙邊區我根據地。
1945年5月，接桂姐來信，我們把弟弟程中孚交託給了姚品華同志的舅舅，由他護送去蘇浙邊區，進了蘇浙公學，參加了新四軍。
抗戰勝利後繼續潛伏
通過《雷雨》的演出，我們團結了一部分青年師生。我們通過程中民同志組織成立了“文化劇團”，為以後用文藝活動形式發動青年民眾，開展“合法”鬥爭，作了初步的組織準備。
11月，我們從無錫買到了一台能收短波的直流收音機。在每天深夜收聽延安新華電台的廣播。從此能及時聽到黨中央的聲音，使我們對時局的演變經常保持清醒的頭腦，並成為我們傳播我軍勝利訊息的一個主要來源。
1945年底，嚴永潔同志從江陰河塘橋老家派人來找我，要我立即到她家去。我去了，才知道她是回家生孩子的，同時組織上通過她通知我們去蘇北如皋江南辦事處與李中（化名李易時）同志接頭交談工作。我1943年與須士雄同志結婚，當時已懷第二個孩子。我是乘輪船到黃土塘晃山橋後步行走到河塘橋嚴家的。嚴永潔有地下工作經驗，對我說，你行動要注意衣著打扮，以後不能這樣走著來，要像有錢人家一樣乘船或坐轎子來，好防止暴露自己。這次談完工作回來，她專門用轎子送我回到家。
不久，我和士雄、中民一起雇了一條小快船，還借穿了同學一件大衣，像走親戚樣子第二次去嚴家。嚴永潔講了解放區的情況，並告訴我們如何去如皋，畫了去黃家市（交通站）的線路圖。我們在她家住了一夜就回家商量去江南辦事處的事。
我因懷孕，長途跋涉行動不便，就決定由須士雄前去蘇北。1946年1月，他拿了介紹信啟程過江，經黃家市到了如皋城裡江南辦事處，向李中同志匯報了工作，詳細談了近年來的工作情況和我們當地的敵情，交了兩個人的黨費，並向他提出回解放區去的要求。李中同志讓士雄在如皋城裡學習參觀了半個月，然後交待了任務。
李中講，蔣管區敵我鬥爭尖銳複雜，正需要像我們這樣隱蔽下來的同志堅持鬥爭，所以組織上不同意我們回解放區工作。要求我們必須繼續堅持下來，具體任務由他派人來和我們聯繫。
1946年3月，沈魯釗同志派曹仁義同志以賣紙牌作掩護來嚴家橋找我聯繫，要我到東亭接關係。那時我即將生孩子了，所以仍由士雄前往接上了關係。當時沈魯釗同志是錫澄工委特派員。他明確我們的任務仍是搞“乙種”工作即秘黨工作，歸他領導，由士雄同他單線聯繫。
士雄回來還向我講了老沈的具體指示。老沈聽士雄匯報，知道嚴家橋鎮長兼自衛隊長須士良是士雄的大哥，自衛隊副隊長仲錫榮曾是我嚴安區區隊副隊長，認為我們有較好的社會關係作掩護，有利於長期潛伏和日後工作的開展。老沈即向士雄布置：繼續同家人一起開店，以經商作掩護，利用複雜的社會關係隱蔽好自己；要團結爭取民眾，做好職工、學校師生和社會青年的工作，開展宣傳教育活動，發現和培養積極分子；要打入三青團，對三青團人員進行分化瓦解；進行策反工作，充分利用和須士良的兄弟關係，搞好同仲錫榮的關係，做好自衛隊上層分子的工作；須士雄要打入自衛隊，爭取當機槍手，或控制機槍班；程蘭芬要接近須士良、仲錫榮及自衛隊其他上層分子的家屬，建立感情，要學會抽菸、打麻將，要會穿戴、燙頭髮、講時髦，融合到她們中間去，以備在策反中發揮獨特作用。總之，從上下兩方面做工作，動員和控制，一旦時機成熟，發動自衛隊武裝起義。
我聽了以後，除不同意打入三青團這一條外，對別的指示都同士雄商量了貫徹執行的辦法，取得了預期的效果。
須士雄家一直經商。父親早亡，家中大哥二哥當家。三哥須士英參加新四軍民運工作，因叛徒出賣被捕，於1942年5月被日寇活埋於蘇州虎丘。1946年中，二哥提出分家，我們即向沈魯釗作了匯報。他認為這是一個好機會，分出來單獨做生意，行動更加自由，開展活動更加方便。至於資金不足的困難，要想辦法克服。老沈說：不能讓人說你們分了家不行了，要把生意越做越大，哪怕借了錢也要維持下去。農曆年底（1947年2月）分家，我們家分了一爿南貨店（店號為須益泰），同時也分擔270多擔稻錢的債務。士雄做了須益泰老闆以後，傍晚經常捧把小茶壺到街市中心與商家軋頭寸、聊天，從上海、無錫當天行情到時局變化，無所不談，從中了解情況，聯繫民眾。誰也看不出他竟是一個共產黨！
主要工作
在民眾工作方面，主要做兩方面的工作。
一、團結聯絡進步青年
主要是出版油印刊物，開展演劇活動，進行宣傳教育。
我通過程中民做工作，在國小教師、進步青年中組織了“嚴鎮學藝社”，成立了“文化劇團”，出版了《文化月刊》。1947年，“文化劇團”排演了陳白塵諷刺國民黨官場貪污腐敗的話劇新作《升官圖》。中民當導演，特地到上海去看了職業劇團的演出。舞台設計、人物調度仿照上海的做派。劇中的國民黨官員們從舞台正中的銅錢眼裡走進走出。演出轟動周圍鄉鎮，效果非常好。不想因一點本可避免的小事引起糾紛，有署名“局外人”者在油印刊物《友聲》上撰文對演出評頭品足。《文化月刊》即出專刊回擊。《友聲》不甘示弱，予以辯駁。一來一往形成筆戰態勢。我發現後即對《文化月刊》方面做工作，立即把爭論停下來，避免了事態擴大，團結了進步力量。
《文化月刊》辦得很有聲色。士雄曾專程到上海拜訪郭沫若先生，郭沫若專為《文化月刊》題寫了一首七律，同士雄寫的訪問記一起在該刊上發表出來。《文化月刊》除發表國際國內新聞和評論以外，對地方政府、自衛隊的弊端也有諷刺、評論。有一期嘲諷自衛隊及其隊長，十分尖銳，惹惱了他們，引起很大危險。我動員各方頭面人物說情，才算平息下來。由此感到，處在重壓之下，鬥爭一定要講究策略，色彩不能太紅。
1948年暑假，回鄉青年組織“燕社”發動了一場“打老爺”運動。一天晚上，把鎮上城隍廟裡的大老爺、二老爺及判官、土地爺等泥菩薩全部砸碎。第二天晚上，又到嚴家橋附近南古莊把華佗廟砸了。翌日清晨，貼出公告，歷數華佗廟以“神水”、“仙灰”治病害人等罪狀，說明理應取締。此事鬧得很大，地方上一些舊勢力威脅要嚴加查辦。我們即在暗中同各方面疏通，促使市鎮當局最終作出有利於進步青年的善後處理決定：由“燕社”成員清理廟宇，把打碎的泥塑木雕埋掉；廟舍劃歸學校。青年人由此也得到教訓，知道脫離民眾的過激行動是不可取的，懂得不能脫離黨的領導、不能違背黨的政策。
二、組織民眾反對國民黨抽丁征糧
我們獲悉國民黨軍要在嚴家橋鎮上抽走13名壯丁的名單之後，立即暗中透風讓他們全部逃避，結果以錢代人了事。解放前一段時間，我們曾以縣長張卓如的名義，寫信及印發傳單，給各鄉鎮自衛隊頭頭，命令他們認清形勢，棄暗投明。同時警告當地地主、富商不得將糧食外運，還發動黨員、積極分子暗中監視河道，防止有人偷運糧食出境。
在組織建設方面，我回家鄉潛伏，轉入地下，深感搞革命不能孤軍作戰，一定要搞好建黨建團工作。我注意發現積極分子，在條件成熟時發展他們入黨，並交代任務給他們，在實際工作中培養他們。到解放前，我先後發展了16位同志入黨，他們是：須士雄、戴漢貽、程中民、蔣九霄、韓慕愈、周福興、徐楚材、楊國棟、王育生、陸榮生、李璽、徐建中、瞿九君、周人虎、陳貴升、李文忠（此人解放後自動離黨而被除名）。
戴漢貽是“須益泰南貨店”的店員，經過培養，我們發展他入黨。嚴家橋有商店、作坊等近200家，職工人數不少。漢貽通過組織職業青年聯誼會和職聯籃球隊，團結、聯絡店員、職工。周福興、瞿九君、王育生等6名黨員都是他在職工中發展的。
楊國棟當時是蘇州社會教育學院新聞系的學生，在學校同地下黨就有接觸。假期回家，組織旅外同學會開展進步活動。“友聲”與“文化”筆戰，他寫了《團結起來才有力量》的文章，呼籲停止筆戰，消除隔閡，一致對付反動勢力。1948年11月，我們發展他入黨，在本地和學校都發揮了很好的作用。1949年春節前後，楊國棟按我們布置，邀約2位積極分子，一同油印了毛主席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和剛剛發表的《將革命進行到底》等檔案，發給黨、團員學習。
徐建中、徐楚材是黃土塘懷仁中學高中生，也是我們發展入黨的。他倆在該校學生中開展活動，發展組織。我小弟中原在該校讀書，才10歲。他們晚上到村子裡去開會，有時就帶上他做掩護。我還讓小弟悄悄告訴他們，情況緊急時可以把材料、書籍轉移到我大姨媽家裡去。他倆除在高中生中秘密發展青年團員外，還在國中生中組織了“新生少年學習會”。中原成為該組織的骨幹。
我們還在嚴家橋青年中開展建團工作。1949年春節前後，先後發展周貴山、徐井源、程彥芳（後名黃稻）、程鴻輝、李穠矣、石珏等十幾人加入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主要工作就是楊國棟做的。嚴家橋解放時，我們在當地青年中發展了程同輝、須玉康、李鐘玥等7人，在國小教師中發展了潘文基、周桐濤2人。解放後，又發展了張毓珍、李鐘琦、吳天矛等3人。到4月底，嚴家橋一共有青年團員24人。
1949年初，李桐明同志根據當時形勢指示把原來單線領導的黨員編組支部，進行半公開的活動。我即按不同情況，組建了嚴家橋的職工支部、青年支部和黃土塘支部共3個支部，分別由戴漢貽、程中民、蔣九霄任支部書記。上級領導對我們很信任，沈魯釗同志交給我一個常熟西徐市的支部，有10名黨員。我們去那裡聯繫，沒有見到支部書記本人，結果未能把關係接過來。解放前夕李桐明同志要我們籌建嚴安區區委，我在西街一個小閣樓上召集了一次籌備會，選舉了正副書記和委員，後因工作變動，迎接解放，頭緒紛繁，未及上報。
在情報工作方面，我們利用士雄大哥須士良的關係，得到不少有價值的情報。1948年將近年底，張涇區自衛隊從便衣探子處獲得嚴家橋西楊木橋、宋家橋、喻家巷、南莊橋、南陸家巷等地胡辛元、胡同根、胡同倫等10名新黨員的入黨志願書，匆匆來到嚴家橋要本地自衛隊協同抓捕。須士良一面叫人備飯，拖延時間，一面親自把10份入黨志願書交給士雄。這10人是“甲種”組織（武工隊）發展的。按組織紀律，我們“乙種”組織是不能同他們發生橫向關係的。因情況特殊，十萬火急，士雄即抄錄了10人名單和住址，要戴漢貽火速趕往西楊木橋通知他們轉移。等到張涇區自衛隊和嚴家橋自衛隊去搜捕時，撲了個空。
主要事跡
策反嚴家橋自衛隊武裝起義
我們做得最有成效的工作要算策反嚴家橋自衛隊，最終起義。
我們接受了“進行策反工作，設法把自衛隊拉過來”的任務以後，作了研究，認為關鍵在於做好爭取須士良、仲錫榮的工作。於是，我們跟他們有意接近，搞好關係。隨著形勢的發展，我們經常把從短波中收聽到的新華社關於解放戰爭節節勝利的訊息透露給他們，促使他們認清形勢，動搖他們對國民黨的依賴。
1947年10月，國民黨鄉鎮政權改選，嚴家橋醞釀鎮長後選人。須士良萌生退意，不願參加競選，想讓仲錫榮當鎮長和自衛隊長。這個想法正中仲的下懷。我同士雄商量，覺得事關策反成敗，必須認真對待。即要士雄立即向沈魯釗請示。老沈和我們的看法一致，認為由須士良繼續當鎮長有利。他政治上傾向我們，社會基礎深厚，在地方上有號召力，又能掌握住仲錫榮。士雄即按照我們的決定去做他大哥的工作，動員他參加競選。動員成功，須士良通過選舉連任，只是把自衛隊長這一兼職交給仲錫榮擔任。
1948年初，解放戰爭形勢越來越好。按照沈魯釗的指示，我要士雄向大哥亮明身份，說明我們同解放軍的關係，向他宣傳形勢，講清政策，指明出路；要他牢牢掌握仲錫榮，控制自衛隊，待機起義。4月，老沈又一次指示我們，對自衛隊的策反要抓緊進行。到1948年6月，解放軍大反攻的序幕已經拉開，國民黨地方人員惶惶不安，人人自危，紛紛尋找出路。我認為時機已經成熟，要士雄找須士良談話，要他接受我們地下黨的領導，並提出四點具體要求：（一）及時向我方提供敵人活動情況的情報。（二）牢牢控制自衛隊，只要上級命令一到，立即發動武裝起義，把部隊拉到指定地點集合。（三）起義前必要時供應我方槍枝彈藥。（四）對國民黨徵兵征糧要採取拖、賄、代的辦法，儘可能為人民民眾多做好事。須士良答應照辦。他說到做到，對地下黨的活動提供了不少幫助。
1948年下半年到1949年4月為迎接解放軍渡江南下，我們的武工隊活躍在無錫東北鄉一帶。由於嚴家橋自衛隊已經被我們控制，他們每有行動，須士良在出發前就把行動目標和路線等情報提供給我們。我們立即轉告領導，避免了我武工隊與其發生遭遇和衝突。8月，武工隊外圍人員顧某在嚴家橋南街永泰祥酒店喝酒，被仲錫榮發現，被抓進自衛隊隊部。須士良知道顧系我方人員，讓仲錫榮放了。9月，李桐明同志接替沈魯釗同志工作，第一次到嚴家橋找士雄接關係，被仲錫榮發現，跟蹤到永興橋堍我們家裡，剛好須士良也在我家。仲問：此為何許人？士良答：是“上行”（指城裡商號派來收帳的人）。掩護了我們的上級。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橫渡長江。21日早晨，地下黨錫澄工委領導人李桐明派聯絡員周福興送來命令：立即組織嚴家橋自衛隊武裝起義！並要求於當晚到指定地點集合。
這時，鎮長須士良武裝起義決心已下，但自衛隊長仲錫榮還猶豫不決。上午10時，他在唐倉廳碼頭準備了一條拖輪，準備率隊逃跑。我要地下黨同志協同須士良做仲錫榮的工作，向他交代政策，指明方向，把他穩住。與此同時，地下黨的同志立即採取行動，進入鎮公所，把電話機控制起來。中午前，周邊的集鎮東湖塘、黃土塘等自衛隊頭頭一再打電話來，探詢嚴家橋自衛隊的動向。為排除干擾，我們乾脆把電話線切斷了。
經過須士良做工作，仲錫榮終於同意率領自衛隊起義。下午3時，須士良、仲錫榮命令自衛隊全體人員在唐倉廳的後園集合。士雄公開了地下黨的身份，他代表中共地下黨講話，說明解放軍已經勝利渡江，江陰、無錫不日就要解放。講了解放軍對國民黨武裝人員“首惡必辦，脅從不問，立功受獎，破壞受罰”的方針政策。須士良正式宣布嚴家橋自衛隊實行武裝起義。須士雄命令自衛隊員們晚飯後集合，由他代表共產黨指揮，開赴指定地點。
當晚6時，起義部隊在雙板橋堍春源布莊前的廣場（稱布莊場）集合。為做到萬無一失，我們派地下黨員周人虎（周海鰲烈士之子）加入起義部隊，武工隊的勇志強同志參與領導；讓戴漢貽留守嚴家橋，協助我掌握本地動態。
在嚴家橋自衛隊起義的影響下，我們還收繳了喬柳鄉自衛隊步槍13支，羊尖鎮自衛隊步槍8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