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固有的程式化、規範化、對抗性的特點，導致司法機關在處理糾紛上效率低、成本高、親和性差，民眾不適應、不滿意、不認可。尤其是廣大鄉村的鄰里糾紛、宅基地糾紛、贍養糾紛、婚姻家庭矛盾等，更需要一種平和、簡便、快捷、低成本的方式來解決，而這些都是司法手段難以達到的。可以說，大量涉訴信訪事件的產生，就是司法局限性的最直接反映。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社會法官
- 成立時間：2009年4月
- 地點：河南省
- 背景：院判決之後“案了事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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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社會法官：從2009年4月起，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在全省範圍內開始建立“社會法庭”，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為了解決“案了事未了”的事件。在“社會法官”的選任上，在當地民眾中有較高威望而且願意給老百姓辦事、有能力解決問題的普通民眾擔任“社會法官”，如當地的退休幹部、退休教師、老模範、老支書等， 老百姓不上公堂，不交訴訟費，不走繁瑣的程式，在“社會法官”的主持下，通過平等協商的辦法解決民事糾紛的特殊的“法庭”。
背景
20多年前，河南省新鄉市小冀鎮西街村村民茹某，因為弟弟修房時多占了幾公分兩家共有的風道，將弟弟告上法庭。經法院多次調解不成後，法院判決弟弟拆除多占風道上的圍牆，但弟弟拒不執行判決。後來，哥哥申請強制執行，但拆除圍牆會影響弟弟的房屋，法院作了幾次調解還是不行。花錢打官司打了幾年，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兩家矛盾越來越深，兩兄弟還因此動手打了幾架。事情就這樣一直持續到茹某去世，雙方矛盾仍然沒有解決。 像這樣法院判決之後“案了事未了”，甚至“一場官司十年仇”的事情在新鄉不止一起，在河南、乃至全國也是普遍存在。由此可見，司法判決似乎不是化解此類糾紛的最佳途徑。
社會法官在解決案件
社會法官在解決案件建立
在這樣的背景下，自2009年4月起，河南省高院首先在全省範圍內開始建立“社會法庭”，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為了解決這類“案了事未了”的事件。
鄭州、新鄉、許昌等地的10個鄉鎮試點成立“社會法庭”。糾紛經“社會法庭”調解達成協定後，人民法院會對協定予以確認，“社會法庭”的調解書便具有了強制執行效力。
選任
在“社會法官”的選任上，一定要選出在當地民眾中有較高威望而且願意給老百姓辦事、有能力解決問題的普通民眾擔任“社會法官”，比如當地的退休幹部、退休教師、老模範、老支書等，但一般不選現任的鄉鎮幹部擔任“社會法官”。
首先，“社會法官”在當地民眾中有威望，同樣一句話，由他們說出來可能比其他人說出來效果更好。
其次，“社會法官”往往在當地生活了幾十年，對當地的風俗人情了如指掌，一次糾紛表面上可能是因為一件小事而引起的，但實際上兩家的恩怨由來已久。“社會法官”能更準確地找到糾紛的癥結，從根本上化解糾紛。最後，‘社會法官’調處糾紛的方式更靈活，對於一起糾紛，他可以隨時化解，很多時候喝著酒、聊著天就把問題解決了。
作用
社會法官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經濟的快速發展，各種社會矛盾凸顯，法院受案數量出現“井噴式”上漲，法院實際上已經從解決糾紛的“最後一道防線”變成了最前沿。案多人少的矛盾日益突出，大量案件積壓，案件超審限、案結事不了、涉訴上訪等問題突出，嚴重困擾著法院工作。
河南省是個農業大省，農村人口占全省人口的80%以上。改革開放以來，農民的自立性、自主性大大增強，相互之間的利益衝突日益增多。而司法固有的程式化、規範化、對抗性的特點，導致司法機關在處理糾紛上效率低、成本高、親和性差，民眾不適應、不滿意、不認可。尤其是廣大鄉村的鄰里糾紛、宅基地糾紛、贍養糾紛、婚姻家庭矛盾等，更需要一種平和、簡便、快捷、低成本的方式來解決，而這些都是司法手段難以達到的。可以說，大量涉訴信訪事件的產生，就是司法局限性的最直接反映。
這些問題和現狀，迫使要在體制內進行改變，更要從體制外著眼，從源頭上尋求疏導社會矛盾、減輕訴訟壓力的新渠道。所以我們要跳出法院之外，從社會上、從廣大人民民眾中尋求解決民事糾紛的新力量，以彌補司法之不足，探索並建立多元化的糾紛解決機制。”
在廣大農村，確實有一大批德高望重、民眾信服、樂於奉獻的“權威人士”，他們熟悉當地習俗，了解各種關係，有更多的智慧和辦法處理形形色色的矛盾糾紛。比起到法院花錢打官司最後結怨，民眾更喜歡通過“權威人士”的免費調解來化解糾紛。就是要通過“社會法庭”，把這些寶貴的社會力量集中、動員和利用起來，用民間的力量來解決社會糾紛，幫助法院開展工作。
案例
在鄭州市中原區須水鎮，有李某兄弟3人。父母去世前留下3間房子，三兄弟一人一間，共同居住。後來，老大和老二在外面有了新房，3間老房就由老三一人使用。
2008年，老房子因故要拆遷，於是便產生了一筆數額可觀的補償款。老大和老二提出，房子屬3人所有，補償款應由3人平分，但老三不同意。老三認為，兩個哥哥都比較有錢，在外面也都有了新房，就自己沒有，並稱父母在去世前說過這3間房子歸自己所有。老二則提出，當年為父母辦喪事花了3萬多元，都是老大和老二出的，如果補償款歸老三一人，他就應該分攤當時的喪葬費。三兄弟為了這件事情準備打官司。
這時，和三兄弟同村的“社會法官”李國民主動上門調解。他分別找到經濟條件好的老大和老二做工作：“你們兄弟3個，老三最窮，原來還有個老房子住，現在拆遷，雖說有補償款，但是別說是3人分，就算全部都給老三，他蓋好新房錢基本上就沒有了。再說，老三一直跟著你們父母，你們長期不在家，好多事兒都是他幫老人幹的，這些能用錢來算嗎？你們倆都不缺那點錢，還在這兒爭來爭去，真的忍心讓老三連房子都住不上？”
一番勸說，老大和老二都有了愧意，紛紛向李國民表示，不再向老三要補償款，並答應如果老三蓋房子錢不夠還可以借給他。一場既花錢又傷感情的官司不用打了，兄弟3人瀕臨破裂的感情又和好了。
反應
贊同
“社會法庭”與老百姓“見面”後，首先得到了不少糾紛當事人的認同和支持。同時，因為能幫助解決一些信訪問題，“社會法庭”也很快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此外，一些專家、學者也對“社會法庭”表示贊同，認為它具有創新價值，是法院對客觀需要的正確認識。
質疑
但質疑的聲音同樣存在。有專業人士指出，人民調解制度在中國早已建立，河南“社會法庭”的工作性質、工作方式和人民調解機構基本一致，等於是在法院系統內又建設了一套基本相同的人民調解機構。
回應
張立勇表示，與人民調解相比，“社會法庭”首先由當事人隨機選出他們信賴的“社會法官”，甚至雙方的親朋好友也可以參與進來，使糾紛解決主體和客體高度契合，能夠對解決糾紛的社會資源進行有效整合。其次，“社會法庭”不僅通過嚴格的選任程式把當地真正威望高、品行好、經驗豐富的民眾推選出來，更可以通過賦予這些民眾“社會法官”的光榮稱號，使其民間威望有了司法支撐，在調處糾紛時的底氣更足，權威更高。第三，人民調解組織一般依行政村設定，處理社會糾紛的範圍較窄。而“社會法庭”依鄉鎮設定，對於鄉鎮範圍內的村內及跨村糾紛，“社會法庭”均可參與調處，且適宜調處糾紛的類型也明顯增多，除了常見的家庭糾紛和鄰里糾紛外，人身損害賠償、用工契約、勞資爭議等糾紛也可交由“社會法庭”處理，調處糾紛的範圍更大。
“‘社會法庭’彌補了法院調解‘柔性’不足和人民調解‘剛性’不夠的缺陷，取二者之所長，補二者之所短，整合比人民調解更廣泛、權威的民間力量，採取比人民法庭更簡便、靈活、實用的調處手段，是我們探索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新途徑、新突破。對此，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和河南省委的領導同志都對我們的‘社會法庭’工作給予了高度關注和充分肯定。”張立勇說，“只要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不變，只要當前的社會形勢沒有發生大的轉變，只要大量的社會矛盾糾紛依然存在，‘社會法庭’就有其存在的重要價值。任何一個新生事物的出現，任何一項改革措施的出台，都有一個被社會認識、被實踐檢驗的過程，但只要人民民眾需要它、支持它，它就會有旺盛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