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人物簡介,少年時代,蘇區交通員,護送成仿吾去上海 領受中央指示,帶領程子華到蘇區 帶來中央指示,促成紅二十五軍西征陝甘,轉戰平漢路,英勇就義,
人物簡介
1905年出生於一個農民家庭。父親石文凱，是個老實莊稼漢。母親汪氏，是石崗村一位心靈手巧的農家婦女。石文凱夫婦成年累月耕種著幾畝田地，勉強支撐一家四口人的生活，他們的兩個兒子，即長子石健民，次子石生勝，後來都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獻出了生命。
少年時代
石健民從小就像母親那樣聰明，像父親那樣性格倔強。他6歲起就幫助幹家務、放牛、拾糞。秋收季節，父母都下田忙活去了，石健民就主動承擔了全部家務，而且料理得井井有條。父母誇獎他是聰明的“小石頭”。
為了讓孩子將來有點出息，石健民8歲那年，父母拿出家中的微薄積蓄，把他送到本村私塾念書。他讀書勤奮，學習格外用功，這種鍥而不捨，好學上進的精神，深得教師的喜愛。因石崗一帶連年遭災，石健民深知家裡日子艱難，讀了四年私塾後輟學，從事田間勞動。石健民的表舅戴義生是湖北省黃安縣七里坪一家藥店的掌柜，看到石健民家生活艱難，不讓石健民去他的藥店幫忙，從此成了“戴氏藥店”的小夥計。石健民幼時讀過兩年私塾，十幾歲時在七里坪一家中藥鋪當學徒。
1926年，鄂豫邊農民運動風起雲湧。石健民辭去藥店差事，積極投身在到大革命的洪流[之中，組織農民協會，打擊土豪劣紳，始終站在民眾鬥爭的最前列。這年秋季，他經箭廠河區共產黨員吳先籌介紹，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7年石健民擔任了紫雲區農民協會組織委員。1927年11月14日，黃麻地區黨組織發動了震驚中外的“黃麻起義”。石健民作為農民義勇隊的一名骨幹，參加了攻打黃安縣城的戰鬥。
蘇區交通員
從1928年年起，石健民為地方黨 (黃安縣委)和紅軍從事秘密的地下交通工作。他常常喬裝打扮，或商人，或“風水先生”，或敵軍軍官，出入於城鎮山鄉為中共地下組織蒐集；傳遞情報，為紅軍購置槍枝彈藥。當時紅三十一師專門安排一個特務營籌措經費，交給石健民作為購買槍枝彈藥的經費等一應開支。
1931年3月的一天，石健民接到中共鄂豫邊特委的通知，要他再去武漢，與城內地下黨組織聯繫，設法儘快購買50支手槍和5000發子彈，以供紅軍急需。石健民到達武漢後，很快與那裡的地下黨組織接上了頭，並如數購買了槍枝和彈藥。但怎樣把這批武器運回根據地呢？他和地下黨組織的同志商議，終於想出了一個萬全之策。第二天，石健民花錢買了一口棺材，將槍枝彈藥裝進裡面，再在上面鋪一層木板，用鐵釘釘實，又在上面蓋上被子、衣料之類，然後蓋上蓋子封實。接著又雇一輛馬車，拉著棺材，踏上了歸途。一路上，他憑著機智和勇敢，闖過了國民黨軍的一道道關卡，終於把槍枝彈藥運到了柴山保革命根據地，受到了鄂豫皖邊特委的嘉獎。
在各個革命根據地創建和發展的同時，蔣介石調集軍隊對各革命根據地進行，“圍剿”，加之各革命根據地都在交通不便的偏遠山區，使黨中央與各革命根據地的聯絡非常困難。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中央指示迅速建立中共地下組織的秘密交通線。
中共中央對交通人員的要求是很嚴格的，其條件：一、黨齡較長，二、對敵鬥爭有一定經驗，三、政治堅定，四、身體強壯。中共鄂豫皖特委經過認真挑選，結果選中石健民。認為這個唯讀過幾年私塾又當過幾年藥店學徒的石健民，四個條件都具備。他沉著老練，智勇雙全，又刻苦好學，曾讀過不少醫藥、歷史、地 理書籍，各方面知識都比較豐富，還寫得一筆好字。石健民毫不猶豫地接受了這個艱險而光榮的任務，全部身心都投入到這一特殊戰線上。
1928年至1939年間，石健民歷任中共黃安縣委、鄂豫皖省委、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紅二十五軍、新四軍交通員，奔走於上海、南京、武漢、西安等各大城市和延安、江淮等地及中原廣大地區，傳達黨中央和根據地的重要指示和情報，護送黨、政、軍領導幹部，出生入死，完成了許多重大任務。
作為黨的秘密交通員，石健民有著豐富的經驗。他的著裝變化多端，行動出沒無常，不停變換身份，裝束一天幾變。有時上午是市民打扮，到菜市場買菜，下午又是客商行裝，出入各大商行，夜晚頭戴禮帽，手拄文明棍，儼然象個豪紳，甚至在青、紅幫中活動。因工作需要，他常請對方吸菸喝酒，通過各種辦法，巧妙地進行周旋。經他轉送的檔案、書信和刊物，從來沒出過什麼差錯。有時為了防止意外情況，他事先將某些絕密檔案，逐字逐句地記在腦子裡，見到領導他仍能一字不漏地背誦出來，確保了他能完成許多重大任務，成為鄂豫皖蘇區著名的紅色交通員。在中共鄂豫皖省委、鄂豫陝省委寫給中共中央的有關歷史文獻之中，仍可看到“石健民”、“石同志”、“石先生”之類的名字，就是石健民擔負交通工作的歷史見證。
護送成仿吾去上海 領受中央指示
紅二十五軍組建於1931年10月，隸屬紅四方面軍。1932年10月，紅二十五軍紅七十四師分別編入方面軍各師，紅七十三師跟隨紅方面軍主力實行戰略轉移，西進川陝，紅七十五師留在鄂豫皖蘇區堅持鬥爭。同年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決定以紅七十五師和紅九軍二十七師合編，重新組建紅二十五軍，下轄第七十四師和第七十五師，繼續堅持大別山區的革命鬥爭，吳煥先為軍長，王平章為政委，徐海東為副軍長兼七十四師師長。重建後的紅二十五軍在中共鄂豫皖省委的領導下，經受了第四、第五次反“圍剿”鬥爭的嚴峻考驗，先後取得了郭家河、潘家河、楊泗寨、長嶺岡、斛山寨等戰鬥的勝利，一度發展到12000餘人， 並重新組建第七十三師。但由於敵人的強大，加之省委領導左傾盲動錯誤的戰略指導和肅反，紅二十五軍自身損失很大，處境十分艱險。1933年秋，紅二十五軍銳減了4000餘人，根據地也大大縮小並被分割成幾小塊，而且沒有電台，同中共中央失去了聯絡。
1933年10月16日，鄂豫皖省委在紫雲寨召開第三次擴大會議，省委和紅二十五軍在反擊國民黨軍隊第四次“圍剿”的鬥爭中，認識到“左”傾錯誤對邊區革命所造成的嚴重損失，決定紅二十五軍改變作戰方針。面對危局，鄂豫皖省委書記沈澤民派省委常委、宣傳部長成仿吾（後為國近代著名文學家、教育家）去上海，向中共中央匯報和請示工作。當時國民黨幾十萬大軍將根據地圍得水泄不通，省委決定派石健民護送成仿吾到上海。
聽到成仿吾匯報鄂豫皖蘇區的嚴重形勢，周恩來經過反覆考慮，決定派紅二十二師的師長程子華為中央代表前去傳達新精神。1934年8月，程子華出發前，周恩來找他談話交代，如果紅二十五軍繼續留在當地，部隊和根據地都會因力量枯竭而被消滅。他強調說：“出路是什麼呢？中央已經決定了，紅軍主力要作戰略轉移，去建立新根據地。這樣，部隊就能得到發展，同時也把敵軍主力引走，減輕鄂豫皖根據地的壓力。”
帶領程子華到蘇區 帶來中央指示
1934年8月，中革軍委副主席周恩來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安排程子華到鄂豫皖根據地工作。鄂豫皖省委決定讓石健民去上海迎接程子華，當時蔣軍對紅軍正進行第五次“圍剿”，大江南北一片白色恐怖。石健民到上海後很快與中央代表程子華接上頭。經過周密準備，他們喬裝成普通商人，登上逆水而上的客輪，安然直達武漢，武漢的環境更為險惡，崗哨林立，便衣偵探多如游魚，稍有嫌疑即被捕捉。石健民和程子華考慮到彼此語言差異太大，如繼續以客商結伴同行，很容易引起國民黨軍懷疑。於是，石健民改扮成普通平民，程子華仍以商人裝扮，兩人一前一後，裝成互不相識的陌生人，去乘坐北上的火車。石健民未引起敵人注意，順利地通過檢票口。誰知國民黨軍對後面的程子華反覆盤查，上下搜身。石健民猛然想起程子華戰鬥中負傷的左手曾有傷痕，萬一被敵人發現，勢必凶多吉少。他立即用手向程子華做了一個搧扇子的動作，程子華馬上明白他的意思，一邊應付敵人的檢查，一邊不慌不忙地用左手若無其事地搖著摺扇，國民黨軍從程子華的身上和談吐沒有發現可疑的地方，就從他右手奪過皮箱，檢查一下他的右臂，沒發現什麼，便只顧翻皮箱裡的東西，沒發現什麼破綻，只好放程子華上車。
在接近蘇區的柳林店下車之後，石健民領著程子華在一個煙匠（地下黨員）家裡暫住了兩天，打探了前往蘇區的旅途情況後，又化裝登程東進，巧妙地領著程子華穿過封鎖線，平安到達鄂東北道委所在地卡房，與鄂豫皖省蘇維埃主席、鄂東北游擊總司令鄭位三會見。程子華向鄭位三傳達了中共中央關於紅二十五軍主力作戰略轉移，去建立新的根據地的決定。
促成紅二十五軍西征陝甘
全軍2900餘人在鄂豫皖省委和吳煥先等軍首長的率領下，從羅山縣何家衝出發向古挺進，實行戰略轉移。紅二十軍衝破國民黨軍20餘倍兵力的圍追堵截，同年12月，紅二十五軍轉戰到陝西省雒南（今洛南）縣落腳，此後在這一地區進行了半年游擊戰，開闢了一塊有50萬人口的鄂豫陝邊蘇區，並招收數千青年入伍擴大了紅軍。
1935年7月，紅二十五軍在陝西終南山一帶同敵軍作戰。鄂豫陝省委代書記、紅二十軍政委吳煥先等軍領導非常焦慮：自從撤離鄂豫皖後，與中共中央失掉聯繫已經七八個月了，雖然蔣介石三個月內消滅紅二十五軍的“圍剿”計畫破產。但是，敵軍圍困萬千重，紅二十五軍孤軍奮戰，出路何在？這時，紅一方面軍已到達四川，由於國民黨軍封鎖很嚴，鄂豫陝省委和紅二十五軍未能同中共中央取得聯繫，中共中央也萬分懸念紅二十五軍。在這種情況下，石健民肩負重託，喬裝為去終南山拜佛的香客，從西安出發，爬山涉水，日夜兼程，闖過道道封鎖線，來到西安附近的子午鎮，給省委和二十五軍送去了兩份中央檔案和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會師川西，由青、藏邊繼續北上的訊息。石健民還帶來“甲乙兩組密碼呼號”，可以馬上進行“呼號”與黨中央取得聯繫，但因為電訊器材殘缺不全，無法使用聯絡。然而，石健民的到來，證實中央紅軍與四方面軍已經在四川會合，各種跡象表明，確有繼續北上動向。
石健民帶來的訊息，對於程子華、吳煥先、徐海東等紅二十五軍領導人來說，無異於雪中送炭。吳煥先在西安附近的豐峪口召開中共鄂豫陝省委緊急會議。會議根據石健民帶來的訊息和有關情況，分析了形勢，決定紅二十五軍西征北上，到陝北“同紅二十六軍會合起來，集中成一個大的力量，有力地消滅敵人，配合紅軍主力在西北的行動，迅速創建西北新的偉大的鞏固的革命根據地”（吳煥先1935年7月17日寫經中共中央的報告）。於是，紅二十五軍便決定留第七十四師在陝南，以主力西征迎接中央。
紅二十五軍這一獨立自主的決策，完全符合黨中央把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的戰略意思圖。這一戰略決策的成功，後來也被歷史所肯定。毛澤東1937年2月在延安曾對著名記者范長江講過：“徐海東之由陝南經隴東入陝北，乃偶然作成中央紅軍之嚮導……”（范長江：《塞上行》，新華出版社出版）。這偶然作成之“嚮導”，在紅二十五軍實行戰略轉移的重要關頭，石健民及時地帶來了希望之燈，為取得長征勝利起到了不可磨滅的歷史作用。
對於這段歷史，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軍委副主席、上將劉華清曾有過詳細的回憶：“紅二十五軍因為沒有電台，自撤離鄂豫皖蘇區後就與中共中央失去了聯繫。……在威逼西安的行動中，我們從報紙上得悉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面軍已在川西會師，並有北上動向。當時，蔣介石正在調集幾十萬大軍向川陝甘邊地區集結，企圖將我主力紅軍圍殲於川西地區。此時，紅二十五軍是向川西方向轉移，還是繼續堅持孤軍北上？又面臨著一次新的重大抉擇。恰在這關鍵時刻，原鄂豫皖省委交通員石健民從上海經西安到達紅二十五軍駐地，送來了黨中央的檔案，並確切證實了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在川西會師和準備北上的訊息。當晚，鄂豫陝省委在長安縣灃峪口召開緊急會議。省委全面分析形勢，認為紅一、紅四方面軍在川西會師的勝利並將要繼續北上創建中國西北部蘇區根據地，這是目前中國革命發展的新的形勢和特點。紅二十五軍當前最緊迫的戰鬥任務是配合紅軍主力在西北的行動，迅速創造新的革命根據地。因此，省委決定立即率領紅二十五軍西征北上。”
轉戰平漢路
抗戰爆發後，國民黨第一戰區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劉峙拆毀了信陽至鄭州的一段鐵路，發給鐵路工人一張“遣散證”，撒手不管。工人們流離失所，衣食無濟。1938年1月，中國共產黨黨以“特種工作團”的名義，在鄭州、郾城、駐馬店、信陽、江岸五大鐵路站建立分團，發動鐵路工人參加抗日組織。中共河南省委派石建民在雞公山下李家寨柴家灣李氏祠堂組織“信陽各業工人戰時訓練班”，亦稱“特種工作團爆破訓練班”。目的是學習軍事常識，培養愛國熱情，積蓄抗日力量。1938年3月中旬至4月末，共舉辦兩期，1938年3月中旬到4月末，培養抗日骨幹數百人，為以後建立工人武裝力量打下了基礎。
訓練班結束後，成立了“戰時服務團”。河南省委從該團中選送一批同志赴確山竹溝教導隊進行深造，培養中堅力量。並在洛陽成立平漢鐵路爆破總隊(簡稱“鐵破隊”)，黃河以北為第一爆破大隊，豫南為第二爆破大隊。1938年7月第二爆破大隊在李家寨當谷山吳氏祠正式組建。因槍枝所限，只挑身體壯、素質好的青壯年工人30餘人參加。徐寬任大隊長，石建民任政治委員。1939年春，豫南“鐵破隊”已發展到886人，幾百支輕重武器，易名為“平漢鐵路第二爆破總隊”，徐寬任總隊長，石建民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下轄7個大隊。
1939年清明節，日寇對豫南進行“清剿”，叫嚷要打“毛猴子”（即鐵破隊）。二大隊在信陽縣螺絲沖與日軍遭遇，二大隊迅速搶占有利地形，誘敵深入，將敵圍殲。日軍調部隊圍堵，二大隊機智快速轉移到雞公山，與主力會師。並在雞公山對面的龍跑山又與日軍接火，打得艱苦激烈，戰鬥持續一天，日軍傷亡慘重。這一仗，鐵破隊軍威大振，士氣高漲。雞公山一代的民眾將此戰役編成快板、鼓詞、載歌載舞，演唱多年。
英勇就義
石健民擔任省委秘密交通員，公而忘私，歷經磨難，對黨對人民始終一片赤誠之心。1932年在一次執行任務中，路過家門口，旁人對他說，他母親因病去世，尚未入土。他跪在路旁，面朝家門，磕三個頭，內疚地說：“媽媽，恕兒不孝，只因公務在身，不能停留。”這個一向孝敬父母的石健民，為了黨的緊急任務，沒有向母親遺體告別，就急忙趕路去了。
1934年，光山縣反動民團頭子易本應將石健民的妻子和弟媳抓走，並賣到外地。別人將此事告訴他，他緊握拳頭，默默不語，把仇恨埋在心裡，仍舊無聲無息地拚命地為革命奔忙。
石健民在做黨的秘密交通員期間，曾先後兩次被捕入獄，在敵人的威脅利誘和嚴刑拷打下，始終堅貞不屈，嚴守黨的機密，表現出一個共產黨員的高貴品質和英雄氣概。第一次是1935年7月告辭紅二十五軍在西安被捕，國民黨將他遣送蘇州模範監獄，囚禁三年之久，肉體上受盡了極大摧殘，精神上受到了痛苦折磨。後來在周恩來的親自關懷和努力下，他才被營救出獄。第二次，石健民就沒有那么幸運了。1939年秋，石健民調任新四軍江北指揮部特工部長後，在護送新四軍江北指揮部總指揮張雲逸的妻子去江北時，途中不幸再次被國民黨軍逮捕。當時，蔣介石正發動第一次反共高潮，統一戰線被破壞，共產黨組織雖經千方百計營救，但沒有營救出來。在監獄裡，石健民經受了誘降與逼供的雙重考驗，始終保守黨的秘密，最後在安徽省立煌縣(今金寨縣)英勇就義。
石健民參加革命十幾個春秋，經歷了無數的艱難險阻。他始終忠於黨，忠於人民，忠於自己所從事的革命事業，“砍頭只當風吹帽”，“獻身不惜作塵泥”，充分體現了他大無畏的英雄氣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