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余堂簡介
張資平故居——留余堂坐落在梅州梅城江北東郊,鐘靈毓秀,氣勢恢宏,雕樑畫棟,是保存較好的三堂四橫(假六橫)的客家民居。它有70間房間,建築面積1975平方米。門前有1200平方米半月形池塘和900平方米禾坪。
走進留余堂,中廳正面,懸掛著1957年5月7日
周恩來總理接見日本留學生張續祖、侯玉馨夫婦等人的合影留念,1980年
趙紫陽總理、加拿大前總理與張穗飄的合影留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原廣東省委書記
張德江同志與廣東省第九、十屆人大代表張利容的合影,新加坡總統接見留余堂人,張寶訓伉儷參加第七屆書法交流新加坡大展與新加坡總統納丹留影的照片,以及張盛祥參加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擴大會議全體合影等珍貴照片,足以使留余堂流光溢彩,門庭生輝!
走進留余堂,對聯“孝友傳家詩書禮樂,文章報國秋實春華”、“結廬老梅樹下,讀書深柳堂中”、“燈火夜深書有味,墨花晨潤字生香”,飄逸著濃郁的書香氣。
留余堂始建於清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迄今一百八十多年,積澱了深厚的留余堂文化。清光緒十四年(1888年),工部右侍郎廣東學政臣汪鳴鑾為《留余堂試草》作的序中贊曰:“粵之文,以嘉應(今
梅州)為最,而張氏尤為嘉應(今
梅州市)之名族也”。
留余堂下禾坪矗立著七座舉人楣桿, 標誌著留余堂由十七世至廿世四代(約80年)出了七位舉人。
張其翰、張其羽兄弟官至四品。開基祖
張應謙及其子
張其翰、張其羽,其孫張麟寶、張麟定等人被編入《光緒嘉應州志》。《留余堂試草》前言曰:“自王父稻邨公卜居城東三坑村,有負郭田數十畝,子孫讀書為業。嘉慶丁丑伯祖鳳曹(張其翰)先生補博士弟子員,後八十年間,一堂四世共處一室,計進泮者二十四人,食廩餼者十有一人。”
張其翰建有詠花書屋,張其羽築有望歲居,兩屋都是留余堂的私塾學堂,且藏書甚豐。
從清末亂世到文革浩劫,留余堂珍貴的藏書已蕩然無存。筆者已查到的留余堂人清代著作書目有:張其翰的《仙花吟館文槖》、《左氏擷腴》、《經說語要》,張其羽的《後漢四分朔閏表》、《春秋三統朔閏表》、《兩漢月日徵信算法》、《統宗難題衍術》、《方程正負定式》、《量倉八法》、《兩漢提要剳記》、《三國志討論》、《南樓讀書雜記》、《星學入門》、《軍帳從事》,十八世張麟寶的《拙庵詩草》,張麟定的《勸戎紀實》、《談梅》、《亦傭詩草》、《楚香館雜綴》,十八世張麟安的《真吾齋詩草》,十九世張養重的《聊自娛草》,二十世張資溥《滃泉山館詩草》。
至今,梅州市劍英圖書館還收藏著清朝留余堂人參加歲科考試的文章《留余堂試草》四卷、張其翰等人的《詠花書屋賦鈔》、張其羽的《辮貞亮室文鈔》,張資平的小說作品、張資頌的《零零碎碎》、張繼善民國時期任
梅州市梅縣區圖書館館長時編輯的《梅州市梅縣區歷代鄉賢事略》等文集。
張資平,官費日本留學,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部長篇小說的作家。他在中國新文化運動中,高舉反封建大旗,提倡自由戀愛,是創造社的創始人之一。他在抗日戰爭中寫了不少揭露日本戰爭罪行的小說,但亦著有一些頹廢、消極的作品。他的小說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風靡神州。他的作品曾被編入《中國十大作家小說選》,他的名字被錄入1999年版《辭海》。
留余堂人不僅具有客家人艱苦奮鬥、崇文重教、開拓進取的寶貴精神,而且有嚴格的家規家訓規範自己的行為;留余堂人不僅具有良好的讀書風氣,而且具有良好的讀書環境。據不完全統計,從民國初年至今,留余堂大學教授有20人,中學教師有28人,國小教師亦有27人。
張資平簡介
張資平是20世紀30年代初我國紅極一時的作家之一,是“創造社”中最多產的一位作家,他的作品有眾多的讀者,在文壇上影響深遠。著名作家
張愛玲自己就曾明確說過,她曾迷戀於張資平的小說並深受其影響。在當時上海灘,貴婦人在閒聊時以手捧張資平的戀愛小說和張愛玲反映市民生活的散文為時髦。
張資平1893年5月24日出生在廣東
梅州市梅縣區。1910年考入廣東高等巡警學校,1912年到
日本留學,1919年考入東京
帝國大學讀地質科,1921年和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等成立以反帝反封建為主要宗旨的文學團體創造社。1922年出版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部長篇小說《沖積期化石》。1922年回國後,任武昌師範大學岩石礦物學教授,1926年擔任武昌“
第四中山大學”地質學系主任。1928年到上海任
暨南大學文學教授,兼教
大夏大學的“小說學”,開辦樂群書店。1928年10月16日至30日他參加以陳文祥為代表的學術團體訪問日本,回國後寫了篇日記體小說《群犬》,形容日本偵探之多。隨著他的《梅嶺之春》《曬禾灘畔的月夜》《約伯之淚》《苔莉》《最後的幸福》《明珠與黑炭》《愛力圈外》《青春》《糜爛》《愛之渦流》《上帝的女兒們》《群星亂飛》《跳躍著的人們》《時代與愛的歧路》《愛的交流》《戀愛錯綜》等戀愛小說一版再版,便專門從事小說創作了,並用稿費在上海真茹建了一幢“望歲小農居”的精緻別墅。張資平所寫的都是戀愛小說,他的二十幾部中長篇小說,都是描寫戀愛的作品。由此,張資平成為公認的“戀愛小說家”。魯迅曾辛辣地嘲諷張資平小說學的全部精華,是一個“△”。
張資平的小說創作反對日本侵略者的題材,長篇有《天孫之女》,短篇有《
紅海棠》。1930年出版的長篇《天孫之女》既揭露日本帝國主義鄙視、屠殺中國人民的罪行,又控訴了日本帝國主義糟蹋、蹂躪日本女性的罪行。小說以日本軍人鈴木牛三郎的女兒花子被遺棄騙賣,淪為妓女的故事,戳穿了日本人自吹是“天孫之族”的神話。該書1930年7月出版後,9月再版,1931年2月三版,8月四版,1932年6月五版,總共印行一萬一千冊,被翻譯到日本去。由此,張資平也惹來了麻煩。1931年4月10日出版的第一期卷一的《現代文學評論》中“現代中國文壇逸話”一欄里,刊登了《張資平怕走北四川路》的一則訊息: “張資平自寫了《天孫之女》後,被日人譯成和文,在和文的《上海日報》上按日發表,而引起了日本人劇烈的反感。現在,張先生竟因此而不敢走上那北四川路了。《天孫之女》是一本極端暴露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罪惡的小說,他裡面敘述日人的蠻橫,可謂淋漓盡致。日人本來都褊狹異常,而有高度的愛國熱,於是便認為莫大的恥辱。一方面譯成日文,並刊登張先生的照片,使他的國人都對張先生有不好的認識;一方面則拔劍張弓,大有向張先生下哀的美敦書之勢了。據張先生自己說:‘我最痛心的是在自己的國土內,居然任日人如此蠻橫的不講道理。這真是我們的恥辱。我之所以不去走北四川路,並非真正怕日本人,但他們酗酒滋鬧的水兵,一向視中國人如魚肉,倘使一旦狹路相逢,給你一個傷害,或竟把你一刀結果,那又有什麼辦法呢!’這段話,使我們感喟到著作家沒有保障,怕將來連說話的自由也要受外國人的干涉了。”
張資平於1933年初夏寫作的短篇小說《
紅海棠》,描寫了1932年12月8日上海閘北被日機轟炸的悲慘情形,揭露了日本侵略者野蠻的罪行。小說主人公被稱為“紅海棠”的吉弟在上海先後給穆蔚英、海沼豬三郎、小橋當僕人,並且還當了三四個日本商人的情婦。“一.二八”的戰火使吉弟的孩子下落不明,吉弟的父母也被炸死。在一片瓦礫中,吉弟跟著丈夫終二過著乞丐般的生活。
1937年抗戰爆發後,張資平參加了日本駐上海領事館為後台的“興亞建國會”,這是一個以文化為幌子的特務組織,從此他走上了一條人生不歸路。
1940年3月29日南京汪精衛偽政府成立,張資平任農礦部技正,這實際上是個閒職。同年7月,漢奸文化組織中日文化協會在南京成立,張資平當選為第一屆理事會候補理事,任出版組主任,主編1941年1月創刊的《中日文化》月刊。這是一份宣傳“中日親善共榮”的綜合性漢奸雜誌。一年後,他又辭去出版組主任之職,擔任中央研究院博物委員會委員,保存整理岩礦標本。
最早指責張資平被敵人收買之事的,是新加坡的《星洲日報.晨星》,於1940年4月19日刊登了郁達夫的文章《文人》,文中指出:“從這一張同人合寫成的信中看來,我們可以知道,張資平在上海被敵人收買的事情,確是事實了。本來,我們是最不願意聽到認識的舊日友人,有這一種喪盡天良的行為的:譬如周作人的附逆,我們在初期,也每以為是不確,是敵人故意放造的謠言。但日久見人心,實在是中國人千古洗不掉的羞恥事,以春秋的筆法來下評語,他們該比被收買的土匪和政客,都應罪加一等。”
1947年5月,張資平因“漢奸罪”被國民黨司法機關逮捕,後經交保獲釋。1948年3月20日張資平連去兩封信給胡適,並附上他的辯明書,要求胡適為他辯白,請求胡適將他的《我之辯明》轉送給陳立夫。
胡適並沒有為他申辯,所以1948年4月國民黨上海法院判處張資平有期徒刑一年零三個月。張資平不服,提出抗訴。1949年1月,國民黨上海最高法院特種刑事庭裁決:撤銷原判,發還上海高等法院重新審理。
張資平最後雖未被國民黨上海高等法院判為“漢奸罪”,但在上海無業可從,只好靠翻譯一些東西來維持生活。
1949年10月後,張資平因“漢奸文人”的臭名聲,難於尋覓一份工作。1953年他找到當時上海市副市長
潘漢年,潘漢年曾是創造社成員,由潘漢年介紹到上海市振民補習學校(現上海市成都二中前身)教書。1955年6月,因潘漢年的“反革命事件”,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在審查他的“漢奸文人”罪行後,1958年9月,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張資平有期徒刑二十年。1959年7月送安徽省公安廳,12月2日病死在勞改農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