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經濟學”理論是由高連奎提出的，主要描述基於收入與生存成本兩指標的“幸福指數”研究。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生存經濟學
- 作者：高連奎
內容簡介,基本觀點,最後結論,
內容簡介
長期以來，人們研究民生問題總是從福利社會的角度進行研究，本書引入的是“生存成本”的概念。從“生存成本”的角度研究民生將是一種全新的分析範式，比福利社會的視角更科學，視野也會更開闊。在生存經濟學中提出了“生存模式升級”的概念，提出了“幸福指數”的衡量標準，這些都為政府改善民眾的生存狀況提供了很好的參考。“生存成本”概念與上世紀科斯提出“交易成本”概念具有異曲同工之妙，因為這不僅僅是開闢了經濟學研究的一個新領域，而且為人類開闢了一個新的社會模式。“低生存成本社會”將是人類繼自由資本主義社會、福利社會之後的第三種社會模式，我們可以稱之為“世界模式3.0”.
基本觀點
一、經濟發展並不會導致生存壓力的降低
人們總是希望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收入的提高，生存的壓力會變小。但實踐表明生存壓力的大小與經濟發達的程度並無正相關關係，經濟發展確實可以帶來生活質量的提高，並沒有帶來生存壓力的降低，而且還可能導致生存壓力更大。而人類的幸福感並不取決於生活質量，而是取決於生存壓力。如果生存壓力不降低，那人類的幸福感就不會增強。
經濟發展通常會帶來兩方面的影響：一是民眾收入的提高；二是生存成本的提高。如果收入的提高不能覆蓋生存成本的提高，生存的壓力就會變得比原來更大。人們往往只看到經濟發展所帶來收入提高的一面，卻很少有人研究經濟發展所導致的生存成本的提高的負面影響。經濟學家們經常研究如何提高民眾的收入，卻很少研究如何降低民眾的生存成本，筆者提出“生存成本經濟學”就是以民眾的“生存成本”為對象，並將如何降低民眾的生存成本作為研究目標。
從生存經濟學的角度解釋，就是人類到目前為止，變化的只是收入在提高，不變的是生存成本占收入的比例，所以幸福感沒有增強。幸福不是與收入掛鈎的，而是與收入與生存成本的比例掛鈎的。
二、生存經濟學的基本原理
經濟發展有兩方面的表現，一方面是新產品的不斷出現，一方面是生產效率的不斷提高，兩者對民眾生存有著不同的作用，新產品的發明會導致民眾生存成本的提高，生產效率的提高則可以提高民眾的收入。經濟發展所帶來的這兩方面影響是不同步的，一段時間內經濟發展主要表現為新產品的出現，一段時間經濟發展主要表現為生產效率的提高，如果新產品的出現超過了生產效率的提高，那民眾的生產成本的增加就會超過收入的增加，民眾的幸福感就會變差，如果經濟發展表現為生產效率的提高超過新產品的發明，那民眾收入的增長就超過生存成本的增加，民眾幸福感就會增強。
人類的生存成本就是隨著一個個新產品的發明被不斷被推高的，新產品一旦發明很快就會成為人類生存的必須品，都會成為民眾生存所必須付出的賬單，也就是生存成本的一部分。新產品的發明會導致人類生存模式的升級，隨著經濟的發展，人類的生存模式也有一個從低級到高級不斷變遷的過程。這種生存模式的升級就會帶來生存成本的升高，因為這些必須用我們的勞動成果——收入來換取，人類進入現代社會的歷史既是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歷史，也是生存成本不斷提高的歷史，這是一個硬幣的兩面。
隨著經濟的發展，構成人類生存模式的飲食模式、居住模式、交通模式、通信模式、工作模式、社交模式等都在升級。20世紀80年代中國人的主流生存模式是手錶、腳踏車、縫紉機、收音機，90年代就變成了空調、彩電、冰櫃、洗衣機，21世紀就變成了樓房、汽車、電腦、手機等，中國民眾生存模式升級的路徑非常明顯。
人類的生存模式升級的可怕之處在於，人們一旦進入了一種新的生存模式，再想回歸到舊有的生存模式就幾乎是不可能的。人類是生活在社會中的，每個人只能選擇社會大眾普遍的生存模式才可以生存。如果堅持舊有的生存模式，將會生存得更加艱難。比如現代人如果離開了手機、電腦、網際網路，那么即使回到農村也是很難生存的。
當然經濟發展也會帶來人類收入的提高，人類的收入主要由勞動生產率——人類在單位時間內創造的價值決定，人類創造價值的效率越高，收入就越高，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主要是靠勞動工具、信息工具的改善，比如機械化、自動化、信息化等。一般情況下，人類的勞動生產率的提升遠遠落後於新產品的出現，這才導致社會上窮人與富人的生存差異。
當勞動生產率高到一定程度後，窮人與富人只有收入的差異，沒有生活水平的差異，因為窮人的收入也足夠支持其生存成本。 在我的研究中，我用的是“生存成本”的概念，而不是用“生活成本”，這是因為某種程度上生活成本是可以壓縮的，生活質量是可以有彈性的。但生存成本是不可以壓縮的。生存成本是生活成本中的一部分，是維持必要生活所需要的成本。不同的人，生存成本在生活成本中所占的比例不同。收入越低的人，生存成本在其生活成本中所占的比例越高；收入越高的人，其生存成本在生活成本中所占的比例越低。隨著經濟的發展，生存成本占生活成本的比重有下降的趨勢。
“低生存成本型社會”理論是旨在降低民眾社會化生存所必須的成本的一套理論體系。建設“低生存成本型社會”，不是要降低民眾的生活品質。而是在保持現有生活品質的前提下，降低民眾生存成本在生活成本中的比例，何使民眾從高昂的生存成本之苦中解脫出來，從而實現更大程度的社會整體幸福。
三、生存經濟學的幸福指數方程式
很多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否認幸福與收入有關，而將幸福視為純心理感受，這是非常錯誤的，完全不符合實際。物質決定意識，幸福經濟學不僅是可以研究的，幸福指數也是可以量化的，幸福指數完全可以變成一個與現實經濟變數掛鈎的方程式。
現代經濟學自從“政治經濟學”轉向“純經濟學”之後，主流經濟學一直被新古典主義主導，其最大的特徵就是不研究分配問題，也不研究幸福問題。我認為幸福應該成為純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的命題，而且是可以用經濟學加以解釋的。下面是我提出的的幸福方程式：
幸福指數 = （個人收入/周圍人平均收入）×（未來收入預期/現在收入）× （個人收入/生存成本）×個體差異
以上公式在不嚴格的情況下，也可以簡化為“幸福指數=收入/生存成本”。
在我看來，第一、民眾的幸福指數主要與收入和生存成本兩個因素相關，幸福指數與收入成正比，與生存成本成反比。收入越高，幸福感越強，收入越低，幸福感越差，生存成本越高，幸福感越差；生存成本越低，幸福感越強。中國人在20世紀80年代幸福感是最強的，因為當時收入在不斷增長，生存成本卻變化不大。而到了21世紀，隨著教育、醫療和住房等改革的漸次展開，國人的生存成本驟然升高，幸福感也就越來越低。
第二，幸福感還來自於是來自周圍人的比較：個人收入高於周圍人時，幸福感更強；收入不及周圍人幸福感就差。這種周圍人可以是親戚朋友，也可以是鄰居、同事或是所在城市居民，主要是自己見聞所能及，且比較關注的範圍。
第三，幸福感還與未來預期有關，如果現在收入很高，而對未來預期收入不穩定，那幸福感就會很差，如果未來有穩定的預期，那幸福感也會很強。這可以從古代的養兒防老和現代的社會保障來證明。在古代，養兒防老其實也是一種收入預期。
最後，幸福還與個體素質有關，這主要是指心理素質、心理承受能力，而非欲望。
另外，幸福與過去的收入沒有關係，因為過去的收入對應過去的生存成本，現在的收入對應現在的生存成本。根據我的幸福指數公式，如果收入上升得很快，而生存成本上升得更快，那幸福感照樣不會增強，反而會降低。所以，那些以收入增加來批判民眾沒有幸福感的說法站不住腳。
根據上面的幸福指數公式可知，要想提高民眾的幸福感，可以降低民眾的生存成本入手，生存成本低了，幸福感自然也就增強了，也可以從建立社會風險的防範機制入手，社會風險越低，民眾的收入預期越穩定，幸福感也越強。
與薩繆爾森幸福方程的比較
幸福是個古老的話題，前人也留下了很多研究成果，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也曾經提出過一個幸福方程式：幸福=效用/欲望。
薩繆爾森方程式的缺點在於沒有與一些具體經濟因素掛鈎，而是與效用和欲望掛鈎，在經濟學上，效用和欲望都是主觀因素，都沒法量化。不僅對提高民眾幸福度沒有意義，還給了一些政策制定者推脫的藉口。比如民眾如果說自己不幸福，那有些人就立馬拿起倫理的大棒批判民眾的欲望太高了！現實中也確實充斥著這樣的批判，這非但解決不了問題，反而起到了更壞的效果。
在我看來，要將幸福做個一個經濟學問題研究，除去一切心理因素，採用客觀量化的指標。在我的幸福學公式里，政府只需要做兩件事，那就是不斷的提高民眾的收入，和不斷的降低民眾的生存成本，這兩點做好了，民眾的幸福感自然就增強。心理因素只能用來解釋個體差異，並不是決定幸福指數的根本性因素
最後結論
經濟發展會帶來民眾收入與生存成本的雙重波動，收入的提高與勞動生產率的改善有關，而生存成本的提高則與新產品的出現有關，民眾的幸福指數為收入與生存成本之比，當兩者之比擴大時，民眾的幸福感就會增強，兩者之比縮小時，民眾的幸福感就會下降，要想提高民眾的幸福指數一方面要通過經濟政策的機制設計降低民眾的生存成本，另一方面也要千萬百計提高勞動生產率，提高民眾的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