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經歷
王靖國(1893—1952),山西省五台縣新河村人,抗戰時期的十三集團軍上將司令,
閻錫山的鐵軍組織的掌門人。生於1893年。童年受業於本村
李懷清,1918年,保定軍官學校第五期步科畢業,投身晉軍。與
李服膺、
傅作義、
趙承綬、
李生達等結為金蘭,人稱閻錫山的“十三太保”。
王靖國先任學兵團隊附,繼任第四混成旅第七團連長,王靖國治軍注重風紀,並因此而得到
閻錫山的青睞。那時,王靖國還只是一個小小的連長。一天,全團統一集中在督署的操場上掘土填壕,突然狂風大作,暴雨傾盆而下。場上頓時像炸了鍋一樣,各連爭先解散收工,惟有王靖國連有條不紊地集合、整隊、報數,然後踩著正步撤回營房。事有湊巧,這一幕正好被站在梅山(督軍府內的高大假山)上眺望的閻錫山看在眼裡,同時也把王靖國這個五台小同鄉牢牢地記在心裡。此後節節遞升,1923年升任營長。
1926年閻馮作戰時,屢有戰績,遂升為團長。1928年升任第五旅旅長、三十七師師長。1930年閻馮聯合反蔣
中原大戰,王任
張蔭梧第4路軍第三軍軍長,在膠東作戰,反蔣大戰失敗後,退駐陽泉,
晉綏軍編遣時,被縮編為七十師師長,屬
楊愛源第三十四軍建制,駐節
綏遠的包頭地區。
閻錫山復出後,為實施屯墾計畫,特設立綏西屯墾督辦公署,自兼督辦。王靖國以第七十師師長兼會辦,在防區包頭設督辦辦事處,代行督辦職務。其所屬第七十師以兩個團全部及另一個團之一營,共編為28個屯墾隊,在包頭河西以及臨河、
五原一帶紮寨屯兵,墾荒耕種。聲勢浩大的晉軍綏西屯墾由此掀起高潮。1934年,
蔣介石在廬山成立軍訓團,調王參訓,擔任營長,考評第一。
蔣介石舍獎勵他二萬元以示拉攏,1936年5月,第十九軍軍長
李生達在
離石駐地遇刺身亡,王靖國補李生達遺缺,再次升任中將軍長。抗戰爆發,
閻錫山策劃大同會戰,王靖國率所部第十九軍由綏西開赴大同,除以一部扼守雁門關外,其餘集結於閻錫山的嶺口行營附近,作為總預備隊。9月下旬,日軍突破
茹越口,閻錫山決定退守忻口,王靖國奉命固守
崞縣十日,以掩護忻口布防。10月5日,敵人猛攻崞縣城,王靖國多次組織反攻,守城部隊傷亡慘重,陣地有不保之虞。參謀長
梁培璜具情上報,得允撤出,並轉至忻口
右翼地區右側。崞縣、
原平失守。1938年2月上旬,日軍集中兵力沿同蒲路南下,攻占臨汾,威脅晉西
隰縣。王靖國奉命占據隰縣城東30公里之
石口鎮堵截日軍。王靖國判斷日軍必經大麥郊進攻石口,事實上日軍僅以一部兵力佯攻大麥郊,而以主力沿公路迂迴川口。由於判斷失誤,川口兵力配備分散,經一晝夜激戰,旅長以下120餘名將士陣亡,陣地被敵突破。川口失守,石口兩面受敵,抵擋不住日軍猛烈炮火的攻擊,遂向
永和方向撤退,石口隨即失守。先後兩次丟失陣地,王靖國一時成為眾矢之的,尤為執法總監
張培梅所不容,
閻錫山念他雖失地但未喪師,為
晉軍保留了一部分實力而曲意維護。由此引發了張培梅憤而自殺事件。事後,閻錫山曾對左右說:“咱們就這幾個人,把他們都殺了,還靠得上誰!(
平型關戰役前為了嚴肅軍紀剛剛殺了13太保的老大
李服膺)”也正因為如此,王靖國失地雖為世人所不容,卻非但沒有影響他在閻錫山心目中的分量,反而進一步得到重用。
升任司令
1938年7月1日,
閻錫山在
吉縣古賢村秘密召集晉綏軍高級將領會議。會上,閻錫山從扶舊抑新,限制新派勢力的目的出發,強調:“欲抗敵成功,必須先求軍隊本身的存在。欲存在,須以弱變強;欲成功,須以弱勝強。”要求舊軍用
政治動員、合理統御等措施來發揮士兵的創造性,實行避實就虛,不失時機不吃虧的作戰原則,靈活地消滅敵人。根據閻錫山的思路,王靖國建議在各軍、師中設立軍政幹部學校,為本部隊培養青年軍官和政工幹部。提倡在部隊中開展“新的教育、新的統御、新的管理、新的作戰”的所謂“四新教育”。並形成正式決議。會後,與此同時,幾所幹部學校相繼創辦:夏,“山西軍事幹部學校”在吉縣成立;10月,“民族革命青年軍官教導團”在
鄉寧組建,11月開始,
閻錫山仿效蔣介石廬山集訓的辦法,將其中下級軍官分期分批調到臨時首府陝西省
宜川縣秋林鎮集訓。
同年12月,日軍六路圍攻閻錫山所在的吉縣城東小河畔集訓基地,閻錫山密令長官部及省府機關人員撤向河西,自己則於當晚帶參、秘、侍從等少數幾人隨軍轉進至吉縣東山五龍宮地區。為了迷惑日軍,王靖國奉命喬裝,乘坐閻錫山常用的小轎穿吉縣城關西行,佯示西渡。日軍信以為真,宣稱:“皇軍進攻吉縣,已將王靖國主力擊潰,閻錫山著青衣小帽,乘二人小轎,逃往黃河以西。”閻錫山聽後,啞然失笑,不無幽默地說:“我不是還在這裡嗎?看樣子日本人的進攻要結束了。”遂令各軍分路截擊。此後,
閻錫山假戲真做,於1939年1月底西渡黃河,駐於
秋林鎮。王靖國隨行至秋林,襄贊軍務。同年2月,閻錫山所部擴編,成立第六、第七、第八、第十三共四個集團軍,王靖國升任第十三集團軍總司令。
1939年3月25日至4月22日,閻錫山在
秋林召集晉綏軍政民高級幹部會議,亦即有名的秋林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師、獨立旅以上的軍隊幹部、各區專員、保全司令以上的行政幹部,以及一部分縣長、公道團縣團長、犧盟會縣特派員等正式代表102人,列席代表65人。會議的主要內容是:報告抗戰形勢、檢討過去錯誤,並決定今後的工作目標、路線和方法。會上,王靖國首先在所部十九軍中建立政治主任制,委派高瑞嵐為軍政治主任。又從西安招聘一批抗日青年作為部隊政治工作的骨幹。同時,成立抗日宣傳隊以壯聲勢。會議根據
閻錫山的意圖決定此後的中心工作五項:增加選訓一萬有力幹部;組訓一百萬有國家觀念、民族意識,自己負責不容人不負責的政治力量的民眾;建立現代化有基礎三十萬團力的
鐵軍;實現強民政治,說服行政,取得民心;普遍建立健全鞏固的抗戰游擊根據地。在會議進行中,以王靖國、薄毓相等為代表的山西舊派勢力通過與以
薄一波、
續範亭為代表的山西新派勢力的激烈交鋒,給
犧盟會、動委會以及
山西新軍施加壓力。
會後,在閻錫山授意下,秋林會議規定的五項中心工作之一:“
建立現代化有基礎三十萬團力鐵軍”,成為王靖國一個時期的主要工作。為此,他利用擔任秋林集訓團副團長,代表團長
閻錫山主持團務的便利,在受訓軍官中秘密活動,進行人員和組織上的準備。同年9月,在經過必要的策劃之後,王靖國召集已經活動好的
溫懷光(騎一軍代軍長)、
王乾元(第三十四軍代軍長)、
趙恭(暫編第四十四師師長)、
於鎮河(第三十三軍軍長)等十幾名軍官秘密到閻錫山家裡舉行秘密整軍會議。會議是在一種家庭氣氛中進行的,與會者個個都小心地扮演著自己的角色。閻錫山儼然一位德高望重的家長,一開始就擺出一付“怒其不爭”、“狠其不能”的架勢,故意責罵舊軍人不爭氣,不會練兵,不會組織,不會和共產黨、犧盟會作鬥爭。待閻錫山發泄完之後,溫懷光見風使舵,根據王靖國事先的安排,首先表態:“我們是軍人,是絕對服從會長的。會長沒有讓我們組織,我們就不能組織。如果準許我們組織,我們一定能夠組織的更好,與會長同生共死,共患難。”與會的其他人立即附和,並順勢提出建立
鐵軍組織。見火候已到,
閻錫山話鋒一轉,表示:既然大家有這樣的要求,那就積極籌劃參與建組織、建鐵軍吧。惟妙惟肖的表演,使王靖國與閻錫山預謀好的事情變成了閻錫山的順從民意。
成立鐵軍
閻錫山家中的那次秘密聚會之後,王靖國以“整軍會”的名義繼續擴大組織,擬定有關紀律。最後選定二十八人,號稱“二十八宿”,作為發起人。人選的確定原則上兼顧
晉軍各派系耆宿,依實力而論,實際上則傾向於與王靖國關係密切者。王靖國本人不列入二十八宿之內,又突出了他在這個組織中的特殊地位。1939年11月15日,還是在閻錫山的家中,一個對外稱作“整軍會”的所謂“
鐵軍”組織——“三三
鐵血團”舉行了成立儀式。儀式開始,先由閻錫山指出“本軍今日之危險處境”。接著,以王靖國為首的發起人環跪於閻錫山周圍,表示發奮圖強的決心。然後,歃血為盟,宣誓: “鐵血主公道,大家如一家,共生死患難,同子女財產,為
按勞分配、物產證券奮鬥到底!” “生命付諸組織,與組織共存亡!”“三三鐵血團”宣告成立。三三鐵血團的發展形式為“
三三制”,即一人發展三人,三人發展九人,依此類推,因此而得名。亦隱含著
閻錫山的山西之意,一語雙關,由此可見王靖國等的“良苦”用心。在王靖國一手把持下搞起來的這個鐵軍組織,由閻錫山兼任團長,王靖國以置身於二十八宿之外的超然地位,代替閻錫山主持一切,雖沒有什麼確定的名份,卻在實際上充當著
鐵軍的掌門人。
鐵軍組織成立後,閻錫山在戰區整訓處下增設督訓處,以王乾元為處長。督訓處直接向王靖國負責,專辦鐵軍組織的一切事宜。在閻錫山“所有軍隊均需成為鐵軍”的指示下,鐵軍組織在王靖國的一手操縱下,首先以軍隊中的中上級軍官為發展對象,然後通過這些中上級軍官達到掌握整個
晉軍的目的。由於得到
閻錫山的積極支持,幾年之中,鐵軍組織由初發起時的28人發展到近萬人。到抗戰結束時,晉軍中原來的各軍、師長大部分調換為鐵軍骨幹分子,所有軍隊的整編、從事、訓練等,統在鐵軍組織的掌握之中。這樣一來,藉助於
鐵軍組織的不斷擴充和發展,王靖國在晉軍中的地位日益提高,權力進一步膨脹,很快成為權傾一時的實力派人物。王靖國憑藉組織,獨攬軍權,引發了其他將領的不滿和忌妒,為了調和各方面的矛盾,1941年,閻錫山指示成立整軍委員會(通常稱作“特團”),作為鐵軍組織的最高權力機構,以
楊愛源、
孫楚、
趙承綬、王靖國、
楊澄源、
楚溪春、
郭宗汾、
彭毓斌等為委員,以楊愛源為主任特委。1943年,整軍委員會又改名建軍委員會,以
閻錫山為委員長,楊愛源為副委員長。但是,無論組織機構如何變化,王靖國始終以辦公室主任負實際責任,其鐵軍掌門人的身份一成不變。
1943年,閻錫山為加強其軍隊建設,命王靖國依據建軍先建連,建連先建組織,建組織先建幹部的思想,擬具建軍訓練方案。是年秋,閻錫山移駐吉縣小河畔親自進行建軍試點訓練。建軍委員會齊集吉縣展開工作,王靖國以建軍委員會委員兼辦公室主任負全面協助之責。1944年春,
吉縣建軍結束後,閻錫山指示總結經驗,分區進行。王靖國奉命先後吉縣和
隰縣兩地具體實施建軍,在隰縣期間又兼任北區領導組駐會高幹,兼管該地區各專區、縣的組、政、經、教工作,集軍政建設於一身,以期取得經驗,並推而廣之。
日寇投降後,王靖國以第十三集團軍總司令的身份率軍駐守臨汾,奉命相機向
解放區擴展政權。在此期間,蔣介石曾授意
胡宗南對其設法拉攏,並以“調河南負一方重任”相誘。王靖國毫無保留地向
閻錫山作了匯報,閻錫山責成他將臨汾軍事交第六十一軍軍長
梁培璜接管後,速回太原,繼續主持鐵軍的組織工作。
1946年夏,王靖國奉閻錫山之命以北區領導組主任的身份赴
壽陽、忻(州)定(襄)等地督征夏糧。事畢之後,向閻錫山提出組織“奮鬥團”,深入解放區進行活動的建議。並著重介紹了駐防壽陽、
盂縣和
榆次什帖鎮一帶的晉軍第四十九師第一團團長
趙俊義發動從
解放區逃亡出來的地主富農分子,組織起來,配給武器,讓他們回鄉復仇的經驗。建議在得到閻錫山的認可後,被進一步完善成為所謂通過“自清、自衛、自治”三步驟向解放區擴展的有效方法,取名為“俊義奮鬥法”,令全軍各部隊仿效實行。
內戰被俘
1947年冬,經過
晉南、晉北、汾孝、
正太諸戰役,
閻錫山的勢力所能達到的地區已經只剩下太原、大同、臨汾三個大的據點,以及晉中、晉東的十幾個縣份,頹勢顯現。面對江河日下的時局,閻錫山檢討過去的失敗,決心進一步加強
鐵軍組織。為此,他手編《鐵軍基幹讀本》,以“不懦、不偷、會帶兵、會組兵、會打仗、會肅偽”要求每個鐵軍“基幹”。同時,重申“把軍隊建成有基礎有團結力的鐵軍”,必須從基層著手,在班棚里發展鐵軍組織;提出鞏固軍隊基層組織的“組訓鐵軍基幹”方案。之後,經高幹會議通過,指定王靖國負責鐵軍組訓工作。王靖國臨危受命,組建鐵軍基幹訓練委員會,自任主任委員,主持其事。在半年多的時間裡,先後舉辦基幹訓練班十一期,訓練
鐵軍基幹兩萬餘人。參訓者均系從各部隊中以團為單位挑選出來的“忠貞可靠”的班長、戰士,經過訓練考察吸收到鐵軍組織中。訓練中要求學員做到在戰場上“瞄準打,死不退,不做俘虜,當場打死倡議繳械投降的人”;在班棚里團結戰士,發現偽裝(共產黨)。在訓練班上,王靖國對鐵軍組織“同生共死”的含義進行註解:“同生共死有兩個含義。一個是你們參加了組織,就是和會長和我結成了生死弟兄,我們要同生死共患難,忠貞組織;一個是‘同生共死’這四個字已是天命決定,就是老天爺已經指示我們同志會必生,共產黨必死。你們一定要有這個信心,誓死完成會長交給你們的任務。”正當王靖國不遣
餘力地為
閻錫山訓練
鐵軍基幹的時候,1948年7月,
晉中戰役結束,
趙承綬野戰軍全軍覆沒,太原告急,加強太原城防成了第一要務。鐵軍基幹訓練在進行了十一期後草草結束,王靖國請準閻錫山把最後一期的兩千名學員編為一個鐵軍基幹師(簡稱“鐵乾師”),開
上城防前線。
1948年冬,解放軍進至太原外圍,閻錫山將殘餘部隊整編為兩個兵團,王靖國任
第十兵團司令,兼太原守備司令。
閻錫山離晉後,王靖國以
五人小組成員之一代表閻錫山掌握兵權。解放軍攻進綏署,王靖國走出地下室,做了俘虜。1952年,病逝於戰犯管理所,終年59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