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人物生平,工作經歷,主要事跡,人物軼事,
人物生平
王以哲，字鼎芳，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生於黑龍江省賓縣。1911年，入賓州府中學堂學習。他中學畢業後，投考河北軍官學校第8期步兵科就讀。畢業後，歷任東北軍軍士教導隊排、連、營長等職。民國14年(1925年)，晉升第39團上校團長，次年繼任張衛隊少將旅長。民國17年(1928年)初，王被提升為第19師中將師長，同年七月改任第1旅中將旅長。東北“易幟”後，王任陸軍獨立第七旅旅長，駐守瀋陽。民國24年(1935年)夏，蔣介石驅使東北軍開赴陝北繼續剿共。67軍尾追紅25軍，輾轉陝南、陝北等地。王於8月率部住洛川縣城內柳營（當時習慣稱窯院，今縣檢察院內）。9月下旬，王部屬110師師長何超率部在勞山湫溝沿中紅軍埋伏，全師履滅，師長被擊斃。10月，王部107師619團在甘泉榆林橋被殲，團長高福源被俘。11月，直羅鎮戰役，57軍109師及106師一個整團被殲。紅軍經二萬五千里長征來陝北，連續三次戰役的勝利，給張學良、王以哲將軍莫大震驚。
王以哲
王以哲工作經歷
民國24年(1935年)夏，王以哲的朋友杜重遠辦《新生》雜誌，宣傳抗日救國思想，被當局逮捕判刑。同年，爆發“一二·九”運動，全國興起救亡新高潮。在時局推動下，王以哲接受進步朋友和中共地下黨員孫達生等勸告，認識到只有停止內戰、全國全民總動員、聯合各派共同抗日，中國才有出路。
是年底，紅軍不究既往，釋放了被俘的高福源團長。高返回東北軍即向王以哲曉以抗日大計。王密送高去見張學良，陳述共產黨抗日主張，使張有所接受，張對王以哲與共產黨的交往有所默允，從而開始了東北軍與紅軍的秘密交往。
民國25年(1936年)初，張學良在洛川設立前進指揮所，首先與王以哲商討東北軍的去留大計，密托王設法溝通與紅軍的聯繫。2月25日，王以哲在洛川城內柳營會見了中共中央聯絡局局長李克農和蘇維埃政府貿易總局局長錢之光等，雙方就紅軍與67軍局部合作達成口頭協定：在政治上，王贊同紅軍關於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在軍事上，確定雙方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的原則；在經濟上恢復紅白區通商。這是紅軍和東北軍第一個停戰互助協定。按照協定，紅軍秘派政工人員赴洛川專區協助工作（專員曹國華曾在楊虎城部任旅長），而67軍熱誠接待。紅軍在後子頭村設合作社，溝通紅白區貿易。紅軍政工人員，曾在洛川第一高小演講，宣傳共產黨抗日救國主張，課餘組織學生排練文藝節目。王以哲曾在洛川第一高小向學生兩次講話，鼓勵學生奮發成才，為民族事業獻身，並向專員曹國華和縣長建議從財物上資助教育事業；王同教育科長安萬章經常接觸，並和校長楊向之交談學校工作。王以哲對官兵進行愛國教育，67軍士兵都會唱《流亡曲》：“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裡有美麗的大豆和高粱，那裡有無窮的寶藏……”唱時聲連淚、淚連聲，怨忿而思鄉。紅軍將領徐向前，常帶戰士於洛川四處游擊，紅軍戰士藉機向東北軍士兵喊話：“我們一致對外，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收復失地，打回老家去。”這些都激起了東北軍將士的抗日決心。
張學良、王以哲將軍對士兵極為關懷，在南京政府減餉的情況下，天冷時，給士兵每人發一件皮背心，士兵常摸著背心說：“這是副司令發給我們的，多漂亮。”長官憐憫之情、關懷之心，戰士由衷感激。同時，67軍軍紀好，愛百姓。
王以哲將軍體恤民情，關心生產，常穿便衣於街市和老者交談，問“收成如何？生活怎樣？這裡是否能種東北的高粱等。王將軍身高體大，額寬臉長，左目有疾，著便服時，身穿長袍，多系灰色或青色。他關心民情風俗，過問百姓疾苦，常到王子萬家作客。吃飯中，聽說東山黃龍山土匪多，韓城、白水、宜川、富縣等縣遭受土匪擾亂，百姓不安。王將軍摸清土匪活動情況後，曾派士兵前去剿匪除害，為民解憂。
民國25年(1936)3月5日，王以哲將軍陪同從南京返回的張學良與李克農、錢之光會晤，會商約定中共中央負責人與張學良進一步商談。李克農返回蘇區後，紅軍派劉向三到67軍負責聯絡工作。4月9日，王又陪張學良赴延安與周恩來舉行著名的延安會談。雙方共商抗日救國大計，探討逼蔣抗日之可能，並就兩軍停戰、互相通商、互派代表等問題達成協定。這次會談為我黨在西北地區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奠定了基礎。事先，王以哲將舉行會談的一切細節精心安排妥切，親筆致函周恩來約定聯絡密碼、時間、地點及迎送線路，嚴守機密，確保了會談的絕對安全。張學良統帥東北軍20餘萬，良才勇將上百，而王以哲是唯一參與延安會談被委以秘密聯共大計重任的將領。王派人護送錢之光赴西安，幫助採購紅軍急需物資，如烈性炸藥、無線電器材、蘇區銀行印發貨幣的石印機等。王還幫助紅軍經常運輸物資，在洛川、界子河、茶坊秘設交通站，指定部隊並派親信副官王政等負責辦理槍枝彈藥、軍火武器、棉布等各種軍需物資，經此源源不斷地秘運蘇區。我黨幹部、聯絡人員、進步青年、作家丁玲和外國友人斯諾、馬海德及肩負重任赴西安的周恩來、葉劍英等許多要員也從此經過。
王以哲駐洛川期間，受共產黨抗日救亡主張的影響，卓識遠見，在67軍安排和掩護了不少共產黨員及進步青年。地下黨員孫達生，經杜仲遠、高崇民介紹，由上海赴西安到東北軍工作，受到王以哲的熱情接待。王委任孫達生為秘書名義少校軍銜，為掩護孫達生在東北軍中工作提供了各種方便。孫達生、高崇民等在西安和東北軍、17路軍中的高級幹部經常互相拜訪，敘談天倫，關心時局，探討東北軍的出路，共議抗日救國等問題。孫達生、高崇民等秘密撰文並印發了小冊子《活路》，受到王以哲的讚賞和幫助。因《活路》宣傳抗日反蔣，被國民黨特務發覺，高崇民被當局通緝，王以哲受到南京政府不得在軍中窩藏共黨分子的警告，而王卻不以為然，沒有動搖，他應中共地下黨的要求，把從北平、天津來的20餘名進步學生（其中有的是秘密黨員）接到洛川，安排在67軍教導隊中，向部下灌輸抗日思想，為67軍注入了新鮮血液。
王將軍和紅軍共產黨人多次秘談，愈來愈看清中國共產黨和紅軍是真正的抗日力量，認識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意義和威力。故，積極為促進西北大聯合和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竭盡全力。1936年8月，毛澤東親筆致函王以哲，介紹了中國共產黨與南京政府談判的情況，並就蔣氏將於“西南問題解決之後進攻東北軍”的信息提醒張學良、王以哲“嚴密警戒”。毛澤東指出：“張副司令及我兄聯俄聯共抗日救亡一主張，並非少數人的主張，實全國愛國同胞的主張……誰要反對張副司令及我兄，不但弟等所率紅軍必須以全力而聲討蔣氏及東北軍叛逆分子之罪惡行為，即全國愛國人民及全國革佘勢力亦決不容蔣氏等胡乾。我兄與張副司令實此政策之首先提倡與實行者……”。從此，王以哲所率領67軍和紅軍關係更加密切，成為真正的友軍，相互配合，默契認可。1936年10月，蔣介石調集胡宗南等部10萬餘人，組成左路軍，又令王以哲指揮東北軍7個師組成右路軍，妄圖趁紅二、四方面軍剛到陝北、立足未穩之際，向紅軍進攻。王為配合紅軍行動，與紅軍司令員彭德懷函電交馳，隨時聯繫，秘密將左路軍和右路軍的進軍路線、行止時間等設法通報彭德懷。同時，按照彭的要求，王設法阻滯胡宗南部和東北軍前進，幫助紅軍贏得時間。由於王部的拖延，胡宗南孤軍入陣，11月21日于山城堡陷入紅軍埋伏，3個師敗潰，一個半旅被殲。
是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王以哲在事變前離開洛川，奔赴西安同孫蔚如、于學忠、劉多荃、何柱國、董英斌等高級將領秘密交涉，堅決執行了兵諫命令，並隨張學良、楊虎城將軍聯名通電全國，提出八項救國主張。14日，撤銷西北“剿總”，成立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王以哲與孫蔚如、何柱國等成立聯合參謀團。王被任命為抗日援綏軍第一軍團副軍團長，準備北上對日作戰。12月16日，南京政府組成“討逆軍”進逼西安，並派飛機到渭南、富平、三原、赤水等處轟炸，時來洛川施威。在張、楊二將軍領導下，王以哲等將領與紅軍密切配合，積極部署軍隊，作好迎擊“討逆軍”的準備，保衛西北的革命實力。“西安事變”當天，王以哲即速通電中共中央，張學良請中共中央派代表赴西安，共商救國大計。中央派周恩來、葉劍英、博古等為代表團赴西安。經過艱苦工作，西安與南京談判獲得初步結果，達成改組南京政府、驅逐親日派、停止“剿共”、聯合紅軍抗日等六項協定。
“西安事變”後，駐洛川的67軍大鬧秧歌，以示慶賀。器樂伴有口琴、胡琴、三弦、嗩吶之類。鼓樂和諧中聽，節奏明快，秧歌步點多變，形式多姿多彩，至今仍然盛傳不衰。
“西安事變”後東北軍發生內訌，爆發了“和”與“戰”的激烈爭論。東北軍部分少壯派軍人反對與南京政府和談，主張拼一死戰，部分元老派將領從大局出發，主張和平解決。中共中央代表團周恩來、葉劍英、博古等團結楊虎城、王以哲、于學忠等，維護“三位一體”團結，穩定西北大局。因王以哲擁護中國共產黨和平主張，與紅軍代表團同心協力，故他就成為張學良被蔣介石扣留後中國共產黨與東北軍聯合的核心，也成為極少數野心分子篡奪軍權的最大障礙。
民國26年(1937)1月31日，周恩來、楊虎城、于學忠、何柱國和王以哲，在王的家裡召開三方最高級會議，決定堅持“三位一體”，採用政治手段營救張學良。會後，極少數野心分子，欲篡軍奪權，設法堵塞和談渠道，決定殺害王以哲、何柱國等高級將領，以“開會”請“吃餃子”為名，將東北軍和17路軍部分中級軍官騙至王的家中，封鎖院門，宣布殺害王以哲、何柱國等的所謂“除奸”計畫，立即派張學良衛士營長陳志久執行。陳舉槍說道：“長官，對不起！”隨即兩槍，臥病在床的王以哲銜恨慘死在血泊中。同日，另有宋學禮、蔣斌、徐方三位軍官同時遇害。刺殺何柱國的暴徒，因受到楊虎城將軍申斥，未敢動手。
在王將軍遇害後的極端混亂中，周恩來力挽狂瀾，親率中共代表團成員赴王家弔唁。2月4日，毛澤東、朱德等致電王將軍家屬：“鼎芳先生遇難，不勝驚悼。鼎芳先生努力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但是國家民族之干城，亦愛國人民之領袖。此次主持和平，力求統一，乃見惡於少數不顧大局之分子，遽以身殉。蘇區軍民同聲悼惜”。對王以哲將軍於國於民之所為，作出崇高的評價，身陷囹圄的張學良，驚悉噩耗，在致於學忠信中寫道：“真叫弟話不知如何說起，淚不知從何處流！”，表達了他心疼如碎的哀思。
王將軍犧牲不久，67軍調離洛川。是年，國共兩黨再將實現合作，全國抗日局面形成。王以哲將軍為中華民族的救亡和促成第二次國共合作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卒年42歲。
主要事跡
1920年秋，畢業於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八期步兵科。畢業後，被派到直軍王承斌部，由見習官當了少尉排長。因為是東北人，不願在直軍工作，遂請假返回奉天（瀋陽），投效於張作霖。當時張學良正在整軍經武，勵精圖治之際，大事改革奉軍腐敗制度，編練新軍，多方延攬正式軍校出身的人才。王經同學王瑞華的引薦，張學良遂派王以哲在奉天陸軍軍士教導隊工作（後改稱為東三省陸軍軍士教導隊）。開始任排、連長職務。當時教導隊隊長由張學良兼任，魏益三為上校隊附負專責。王以哲在教導隊一、二、三期的教學中成績顯著，博得上級的信任和學兵的好感。在課餘之暇，著《步兵操典詳解》一書（奉天萃斌閣出版），頗為當時各部隊初級軍官所喜讀，幾乎人手一冊，王以哲之名乃初露頭角。
1925年教導隊第四期成立（筆者就是考入這一期的），隊附魏益三調職，由二十五團當中校團附的王瑞華升充。王以哲升充第三營少校營長（當時教導隊編制是：步兵三個營、炮兵一個營，工兵、輜重、騎兵各一連）。教導隊第四期學兵畢業，正值郭松齡“倒戈反奉”，當時奉天省城極為空虛，沒有軍隊。張作霖坐鎮瀋陽，在萬分危急中令王瑞華以教導隊官兵為基幹，克日編組補充旅。王瑞華升為少將旅長，王以哲由第三營少校營長超升為第三團上校團長（第一團團長韓光第、第二團團長范先煒、教導隊中校教育副官邵文凱調充上校參謀長）。王受命後即以兵工廠的武器，裝備新軍開赴興隆店、巨流河一帶構築陣地，阻擊郭軍東進。王以哲同時建議為阻礙郭軍前進，將鐵路沿線的水塔悉數破壞。這個建議，正與張作霖的英籍顧問伊雅格的建議不謀而合。因此，郭的專列指揮車在未到達白旗堡（今大紅旗）以前，因機車缺水不能前進而失去戰機，奉軍大舉反攻，倒戈失敗。最後，郭不得不棄車徒步而逃，走到新民縣終被奉軍所俘，郭松齡夫婦慘遭殺身。
郭事平定後，王瑞華部改為東北陸軍第二十七補充旅，王以哲的第三團改為三十九團，仍任團長。1926年以“討赤”為名，開入關內，參加攻打馮玉祥的南口戰役。南口地勢險要，易守難攻，馮軍據險頑抗。王以哲團擔任攻擊二道關的任務，由於指揮有方，士兵英勇作戰，終於摧毀馮軍陣地而擴大戰果，取得最後“勝利”而受知於張學良將軍。1926年9月間，張學良將軍在北京任第三方面軍團長時（第四方面軍團長韓麟春，兩軍團合署辦公，稱為三、四方面聯合軍團），黑龍江省騎兵師穆春部，在張北縣與馮玉祥作戰時，軍風紀太壞，胡作非為，民憤很大，民眾紛紛上告。張學良決心整頓該師，先行繳械，然後處理不法軍官。但因該師官兵多數是由土匪招降的，如處理不當，恐生意外。因此，張學良將軍親赴張家口，在車站站台上召集該師連長以上軍官集合講話，並將師長穆春拘押於專車上。張的衛隊隊長姜化南，由於考慮到張學良將軍的安全，自願代表張下車與該師軍官講話。姜正在講話期間，由於事先部署不當，訊息泄露，姜化南為該師的團長於某槍殺。事後衛隊隊長遺缺人選問題，張學良長時間、多方面的慎重考慮，最後決定調三十九團上校團長王以哲充任。王奉命即由防地來京接充衛隊隊長。這是王以哲接近張學良將軍的開始，為日後“飛黃騰達”奠定了基礎。
1933年，王以哲（右）與車向忱在古北口
1933年，王以哲（右）與車向忱在古北口王以哲入掌軍團衛隊隊長後，乃向張學良將軍建議：為培養軍事人才，招考青年學生，成立教育機構。張立即採納，並責成王以哲兼辦此事。王經過研究後，即著手籌備招生、延聘教員等一切事宜，並決定在北京、瀋陽兩地招考國中畢業以上或具有同等學歷的青年1000人，成立軍官候補入伍生隊，附設在北京的旃檀寺衛隊院內，定名為陸軍第三、四方面聯合軍團候補軍官入伍生隊，學期六個月，王兼任隊長。1927年4月結業，通過考試，全體轉入北京安定門外黃寺大樓的講武堂再接受教育，並定名為東北陸軍講武堂北京分校第七期；設在瀋陽的本校為第六期，筆者即是在這一期考入的。
1927年6月，軍團衛隊擴編為衛隊旅，王以哲升充少將旅長，旅司令部仍設在旃檀寺內。當時旅內主要人員有：上校參謀長董舜臣、第一團上校團長劉多荃（原衛隊中校隊附）、第二團上校團長於兆麟（萬福麟的乾兒子）、第三團上校團長韓麟征（韓麟春弟弟）。
山西軍閥閻錫山與張作霖失和，企圖染指京、津，派他的二十四師師長傅作義率部占領了涿州。張作霖豈肯“臥榻之下容他人酣睡”，乃派東北軍進攻涿州。傅作義善於守城，奉軍集中大部炮兵打了幾個月未克，雙方兵員傷亡頗大，無辜老百姓也慘遭殺害，這真是“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當戰爭激烈緊張時，王以哲的衛隊旅也開赴涿州參戰，仍不克，張作霖才下令撤兵。
1928年，王以哲隨張學良將軍赴保定督戰，鑒於當時形勢變化發展的需要，衛隊旅在滿城、望都又擴編為師。番號是：陸軍第十九師（因為張作霖已當了大元帥，把東北二字取消了），王以哲晉升為中將師長，轄兩個步兵旅：第一旅少將旅長黃顯聲（別名警鐘，1938年為國民黨特務逮捕，最後慘遭殺害於重慶渣滓洞），轄三個團，即衛隊旅的三個團；第二旅少將旅長荊德文，轄三個團。團長有：唐聚伍、馬龍驤、常經武；師直屬隊有：機關槍隊（於景岩）、迫擊炮隊（胡魁武）、戰車隊（李振元，有輕型坦克12輛）、汽車隊（紀剛）、教導隊 （王治瀾）。陸軍第十九師除教導隊在北京南苑駐紮外，其餘各部隊均駐在滿城、保定地區。皇姑屯事件發生後，該師開回瀋陽。
從1926年秋到1928年春，在不到二年時間，王以哲由上校而少將而中將，連升三級，真是官運亨通，扶搖直上。這不但在東北軍中史無前例，即在當時南北新舊軍閥統治的軍隊中，也是少見的。由此可見張學良將軍對王以哲的重視和信任，銳意栽培，較之當年對郭松齡有過之而無不及也。
1928年秋，整頓後的東北軍以旅為單位，第十九師縮編為一個旅，番號是：東北陸軍步兵第一旅，王以哲任中將旅長。當時旅內主要人員有：少將旅附何立中、上校參謀長趙鎮藩、第十七團上校團長常經武、第三十七團上校團長於兆麟、第七十九團團長由少將旅附何立中兼。旅直屬四個連有：特務、重追擊炮、騎兵、通信兵等。全師編餘軍官500多名，派上尉參謀姜明文把他們送到錦州，由編遣委員會接收。後來，十九師這500多名編餘軍官，除團長外，有半數入講武堂深造，後改為第九期。
同年，東北陸軍第一旅第十七團全部移防昌圖縣紅頂山。該團由瀋陽出發，徒步行軍到達駐防地。為了考察該團官兵在行軍途中是否有擾民的情形，在該團出發後，王以哲派筆者 （旅部上尉參謀）著便衣並帶士兵兩名（也穿便衣），與先頭部隊相距二日的行程，尾隨該團之後，沿途秘密調查，了解該團士兵軍風紀，哪怕有借一針一線而未送還者，或是吃一塊鹹菜、一口醬的細微小事，也都由住在的百姓家寫清楚，劃上押作為“甘結”。這種重視人民民眾利益、嚴守軍紀的作風。在東北軍來說，還是破天荒第一遭。該團到達紅頂山營房後的第三天，筆者換上軍衣，與常團長見面，說了這一路經過情形，遂返回瀋陽，據實報告了王以哲。但受到“不應該把情況告訴常團長”的批評，並說：“當參謀的無論什麼事情，在沒有公開發表之前，不應該隨便說出去，應該做到‘守口如瓶’！”
王以哲對部隊的訓練，更加全神貫注，真是勵精圖治，整軍經武不遺餘力。在此之前，張學良將軍給他一個地號（在商埠地現在的三經路附近），他蓋了一棟小樓房。這時王以哲已經有了一部“必克”牌的汽車，每天8時由家乘車到旅部上班。到旅部10分鐘後，各處處長手持卷宗，紛紛到辦公廳匯合。先作口頭匯報，然後把卷宗由秘書收集到他的辦公桌上親自批閱。遇有不清楚的地方，就用電話找主管人員當面談。午飯後，稍事休息，即乘車回城，進行社會聯繫，交際一些名流學者。當時每天隨他坐汽車的有上尉參謀關榮印、少尉隨從副官張長友、司機王國瑞（領上尉餉不佩軍階）。上尉參謀挾皮包，內中除了待辦的公文外，就是《曾文正公家書》、《曾胡治兵語錄》、《戚繼光兵法》和《資治通鑑》等書，準備在車上隨時閱讀。同時還規定全旅軍官都必須以《曾文正公家書》、《曾胡治兵語錄》為必讀的書。易幟後，又增加了《三民主義》、《建國方略》、《建國大綱》等書，並列在考核成績之內。
每星期天，全旅官兵全副武裝，齊集於大操場舉行“總理紀念周”。首先開始閱兵，繼之進行分列式。官兵服裝整齊，精神飽滿，看樣子真是一支勇敢善戰的勁旅。閱兵完了，隊伍集結於閱兵台前，由請來的名流學者講述國內外形勢，東北地理環境，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史，特別著重講述日本對東北的侵略史實。因此，官兵的愛國思想都深深地印入腦海。有時不請外來者，由本旅各團長、參謀長、各處處長輪流作一番宣布或規定或講話。當時雖然換了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有些軍官對“三民主義”沒有深刻的認識和理解，也無從講起，所以都不講這一套。
1929年“雙十節”，在北大營舉行一次大規模的閱兵典禮。參加的部隊除第七旅全部官兵外，還有騎兵、炮兵、工程兵、輜重兵、汽車隊、戰車隊和空軍。王以哲親任閱兵總指揮官，張學良將軍親臨檢閱。陪檢的有張作相、萬福麟以及瀋陽附近駐防的旅長們以及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公署的主要高級幕僚等。張學良將軍穿上將大禮服，精神飽滿，神采奕奕，頗為高興。這次閱兵規模之大、軍容之整齊，為東北軍有史以來的第一次。藉此檢閱之機，顯示自己的軍事力量。當時瀋陽市民在北大營南圍牆上擠得滿滿的，真是人山人海，頗極一時之盛。
同年秋末冬初，莊稼收割完畢，農民“貓冬”了，在蒲河——大窪一帶舉行一次大規模的、為時三天兩軍對抗的野外露營演習。演習完了進行評比，並邀請蒲河——大窪一帶的老百姓也參加，並請他們講話。參加評比活動完了舉行野餐。老百姓對這次舉動給予好評。
王以哲旅長為了培養旅內軍官的作戰指揮能力，在旅內自行籌辦一個步兵研究班，由各團抽調上尉以下的軍官，作為期6個月的輪流訓練。並請由日本步兵學校畢業的杜長齡（別名杜鶴年）負責主持，由王維藩、馬鎮夷、王肇治（兼）等擔任教官。他們有的是日本步兵學校畢業的，對步兵有專門研究；有的由日本炮兵學校畢業的，並由何宏遠擔任炮兵教官。為了培養步兵研究班學員實兵指揮兼培養部隊的班長起見，又特別成立一個軍士隊，由各團營連挑選稍有文化的士兵120名參加。軍士隊隊長最初由六二一團少校團附高福源擔任（高別名少卿，遼寧省蓋縣人。1935年任一O七師六一九團上校團長時，在陝北與紅軍作戰被俘，教育釋放後，以民族大義說服了王以哲），以後換了由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的李寶蓮接任。
第七旅的各級軍官的文化程度較高，素質也較好。其中有陸軍大學、保定軍官學校、東北講武堂、高等軍學研究班、軍官教育班、教導隊等軍事教育機關畢業的；也有不少是由日本步兵專門學校、士官學校畢業回國的；也有由英、美、法各國軍事學校畢業回國的，真是人才濟濟，為東北軍其他各旅所不能比擬的。儘管如此，王以哲對軍官的訓練還是毫不鬆懈，每天中午出一次幹部訓練，尤其是連長以下的軍官必須認真執行，主要的是訓練刺槍術以及制式教練動作的劃一。對士兵的教育，由旅司令部參謀處制定全年教育計畫，發到各團及直屬連，再由各團制定每周的學術科教育計畫實施表，印發各營、連遵照實行。
王以哲親自編寫“旅訓”、“旅歌”和“士兵問答十二條”印發到各營、連、排；貼到兵舍、講堂內，作為早晚點名時必須進行的教育課目。“旅訓”全文如下：
我民族受強鄰之壓迫，危在目前。凡我旅官、士、兵、夫等，務本總理遺囑及司令長官意旨，犧牲一切，努力工作，以互助之精神，精誠團結，共赴國難。
第七旅旅歌（寄調滿江紅）歌詞是：痛我民族，屢受強鄰之壓迫，最傷心，割地賠款，主權剝奪。大好河山成破碎，神州赤子半飄泊，有誰人奮起救祖國；救祖國，我七旅官士兵夫快快來快負責。願合力同心起來工作，總理遺囑永不忘，長官意志要嚴摩，乘長風直破萬里浪，救中國。
1930年春，王以哲召集連長以上軍官會議，提出實行“軍工制”，得到與會者一致贊同。最後決定以營為單位，根據各營具體情況和志願，分別成立各種工廠。當時成立的工廠有：皮鞋（靴）廠、縫紉廠、織布廠、牙粉廠、毛巾廠、織襪廠、手套廠、布鞋廠等等。由各連挑選會這種手藝的士兵，調集到一個廠；同時外請一二名技術人員當師傅，指導業務。我有一個哥哥，他是老振武皮靴廠的技術員，被六二一團第三營（營長朱輝）請去當師傅。我們那營是毛巾工廠（我當時是連長兼負廠內責任），所需的原材料由我向城內的老天合、同義合等大商店購買。產品除供給本旅官兵需用外，還到市面推銷。如當時奉天生產牙粉的只有同昌行一家，生產火車頭牌牙粉。第七旅生產的牙粉，質量比同昌行生產的好，而價格卻比同昌行的牙粉低。其它的產品價格也都比市場價格便宜些。一般行商小販都到北大營開的廠子去購買或批發。各營實行軍工制辦廠後，經過半年多的時間，結算後每營都賺了錢，用途公開宣布，沒有發現貪污或營私舞弊的事情，都怕挨槍斃。可見王以哲治軍的嚴明。
北大營圍牆內外空地很多，在圍牆內的空地和各營連的間隙，經過各營、連自行協商，分種一些蔬菜。圍牆外的空地面積很大，雜草叢生，完全撂荒著，因屬於營產管理處，經旅長派人與之協商，由旅內統一分配給各營、連，也種上白菜、蘿蔔、豆角、萵瓜一類的蔬菜。當時各連都有騾馬三匹，鐵輪大車一輛，每月除拉運給養、馬草、馬料而外，就利用這批畜力，並挑選會種菜的士兵，組成一個“生產班”專負其責。另外每連都養了幾口豬，指定一名伙夫專負飼養之責，留待年節宰殺；平時挑大的也殺一口，改善士兵生活。這樣既有油、肉可吃，又有充足的蔬菜，士兵的一伙食得到改善，皆大歡喜。由於一伙食的改善，士兵“開小差”的少了，甚至幾個月也沒有一個逃兵。
九·一八事變前，全旅官兵每天進行例行的工作，很少有其他事情可做，駐太平防，大有“馬放南山，刀槍入庫”之勢；各級軍官講究吃喝穿用，擺闊氣，毫無警惕性可言。但是駐在瀋陽南滿鐵路沿線的日本守備隊卻調動頻繁。我們雖有所知，但沒有引起注意。認為軍隊換防，不足為怪。為此，旅長王以哲召集連長以上軍官開會指出：“日本守備隊最近調動頻繁，兵力有所增加，憲兵也換了防；南滿站（即瀋陽站）的商人也換了軍衣，發了武器；日本浪人到處尋釁，各連要嚴加管束士兵，不得隨便外出。各駐地部隊要構築一些必要的工事，以防意外事件的發生。”並指示參謀處擬定相應的防務計畫。通過這次會議，各團、營、連有所警覺，有所準備。所以在九·一八事變當時，官兵都準備按預定的部署進入陣地。但在張學良將軍不準抵抗的命令下達以後，各級軍官只好忍氣吞聲地挨打，受到慘重犧牲，最後不得不“棄甲丟盔”離開北大營，而置3000萬同胞於不顧，狼狽進關。
事變發生後，王以哲在城裡即與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公署參謀長榮臻取得聯繫，於9月19日早晨，王以哲帶領隨從副官和幾個衛士換成便衣，由小東城門隨同百姓混出城外，乘火車去北平，向張學良將軍匯報情況。迨部隊到達北平後，王以哲受命積極整頓軍隊，補充軍械、裝備，訓練士兵，軍容稍有恢復。
1932年夏，王以哲調任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第一處中將處長。遺旅長缺，張學良將軍調衛隊第二總隊少將總隊長戴聯璽（回族）接充。當時戴部駐防河北省密雲縣。王以哲派他的司機王國瑞開三輪卡車去密雲接戴來清河鎮旅司令部接任，車行至中途，戴被路旁傾倒的電線桿子打死，乃改派張政枋接充(張當時可能是軍分會的軍銜處少將處長)。
1932年1月，蔣介石為了虛張聲勢，擴大部隊編制，在原有旅的番號上。又加個“一百”而改稱為師。第七旅改稱一O七師。當時張學良在北平任陸海空軍副總司令，為適應形勢發展需要，將入關的東北軍約10餘萬人，以師為單位，組成五十一、五十三、五十七、六十七等四個軍。于學忠兼五十一軍軍長，萬福麟為五十三軍軍長，何柱國為五十七軍軍長，王以哲為六十七軍軍長。六十七軍轄一O七師、一O九師、一一五師。於同年秋開到古北口、密雲縣、懷柔縣一帶。以一O七師占領古北口、青石樑一帶，阻擊由熱河企圖進犯平津的日軍，並在古北口與日軍發生激烈戰鬥。蔣介石在全國人民一致抗日的壓力下，不得不擺出抗日的姿態，派出他的嫡系部隊——中央軍第二師（師長黃杰）、第二十五師（關麟征）開到古北口接替一O七師陣地。
1933年4月，張學良被迫下野，何應欽接替張學良任軍分會委員長，調六十七軍王以哲部到灤東地區（軍部駐遷安縣榛子鎮），協同二十九軍宋哲元部隊在長城各口與日軍作戰。以後由於“塘沽協定”，長城抗戰戰役告一段落。是年秋六十七軍全部開赴京漢線的駐馬店、確山、信陽一帶整訓。
1935年，六十七軍又轉調陝北，進出在洛川、膚施（延安）地區，所轄一一O師何立中部在甘泉、大、小勞山戰役中被紅軍消滅，師長何立中戰死，六十七軍主力陷於被包圍狀態。正在這個時候，以前在洛川、榆林橋戰役被俘的一O七師六一九團團長高福源，從陝北紅軍根據地瓦窯堡回來，見到軍長王以哲，傳達毛澤東制定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主張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停止內戰，槍口一致對外，援助東北軍打回老家去，收復失地。王以哲在彷徨中得到啟示，認識到國家的出路，民族的前途，就在於團結抗戰了。他毅然決然向張學良將軍建議，與紅軍合作，並令高福源晉見張學良面陳機宜，接受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愛國政策。1936年3月間，張學良將軍赴洛川六十七軍軍部與中共代表李克農會談。4月9日張學良將軍與周恩來在膚施（延安）廟兒溝天主教堂會見，王以哲和中共方面的劉鼎、李克農均在座。同年9月間，王以哲軍長接到毛澤東主席給他的一封信。茲將原文抄錄如下：
鼎方軍長勛鑒：
日寇侵略益厲，兄我雙方救亡之準備大宜加緊，庶於救亡陣線有最大之裨益。我兄高瞻遠矚，對此諒有同心。目前國際與中國形勢日益緊張，一方面侵略主義者動員其侵略陣線，一方面反侵略主義者大規模動員廣大民眾，組成和平與救國的陣線。中國之漢奸勢力雖日益囂張（如所謂以日制蔣、以政制黨、以團制軍之一派），然反日反漢奸勢力亦大見增進。蔣氏政策之開始若干的轉變，南京國民黨左派之開始形成，實為近可喜之現象。蔣氏及國民黨果能毅然拋棄過去之政策，恢復孫中山先生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停止進攻紅軍，開放各派黨禁，弟等極願與之聯合一致，共同擔負抗日救亡之事業。雙方談判現將進至比較具體的階段，雖何時成就尚不可知，然希望實已存在。倘能達到成功之域，對貴我雙方之合作事業自有極大之便利也。
近日外間謠傳蔣氏將於西南問題解決之後進攻東北軍，謂將用分化政策不利於張副司令。此訊如確，是蔣氏尚未放棄其挑撥離間、排除異己之陰賊險狠的政策。其政策果欲見之實行，弟等可斷言蔣氏必歸於最後的失敗，因為張副司令及我兄聯俄聯共抗日救亡之主張，並非少數人的主張，實全國愛國同胞的主張；非陳濟棠等之不真實不純潔的主張，乃真心實意為國家為民族的主張。誰要反對張副司令及我兄，不但弟等所率領的紅軍必以全力出而聲討蔣氏及東北軍中叛逆分子之罪惡行為，即全國愛國人民及國際革命勢力亦決不容蔣氏等胡乾。至於東北軍最大多數官兵抗日復土之決心及其堅固的團體，亦必不容東北軍中極少數無志節之分子逞其私慾而任其作叛國叛鄉叛團體之萬惡的勾當。目前蔣氏及其—派亦正在開始進行聯俄聯共政策，我兄與張副司令實此政策之首先提倡與首先實行者，安得以為有罪而排斥之?由此以觀，弟則深望此說之止於謠言，或為蔣氏左右一部分漢奸分子謀劃，而非現正開始若干轉變之蔣氏及國民黨多數有良心分子的意見。但兄等仍宜嚴密警戒，十分團結自己的團體，預先防止東北團體中某些居心不正分子的乘機搗亂，則以全國與西北的有利形勢，以東北軍與紅軍的聯合力量，決不怕外間若何之風波也。秋風多厲，為國珍攝，匆此布臆。敬頌公祺。毛澤東 1936年9月
西安事變後，張學良送蔣介石回南京被扣。王以哲在東北軍內部是最有影響、最能維持東北軍內部團結的核心人物。認為共產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是從國家民族利益出發的，應該力爭和平解決，通過和平談判營救張學良，反對打內仗；對少壯派軍官的主張及活動很有反感。國難當頭，覺得這樣下去將來局面不可收拾，隊伍有不好帶的危險。在此緊要關頭，少數將領如黃永安等以主和為幌子，卻暗中向南京輸誠。
“九·一八”後，旅長王以哲發表聲明
“九·一八”後，旅長王以哲發表聲明蔣介石回到南京，致電楊虎城暨東北軍將領，要求將西安事變時被扣的蔣鼎文、陳誠、衛立煌三人釋放回南京。王以哲認為，既要求釋放三人，其餘的大員和被扣下的50架戰鬥機和機組人員何不一齊釋放，豈不表示東北軍的將領們，是希望團結的，是服從蔣委員長的，這樣可以感動蔣介石能早日釋放張學良回西安。但不幸的是，一些不顧大體、不識全局的所謂激進分子，竟於1937年2月2日，把王以哲將軍殺害了。時年42歲。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2月1日深夜，號稱主戰派的孫銘九（張學良的衛隊團團長）、應德田（張學良的私人秘書）、劉啟文（師長）、張政枋（總部糧食處處長）、杜維綱（32兵團長）、劉佩偉（炮十一團團長）、何鏡華等多人，在陳旭東（總部外二科主管部隊調查的）家開會，研究西安事變的善後問題。會上，應德田突然提出，要追查釋放陳誠等國民黨軍政大員和放走被扣的50架戰鬥機的罪魁王以哲的責任，並擬定了暗殺王以哲、何柱國諸人的計畫。孫銘九、應德田指派衛隊團團附賈國輔帶隊，派抗日先鋒隊一支隊連長於文俊以王以哲學生的身份，到西安市南苑門粉巷胡同王軍長公館“拜謁”王以哲。王正在患感冒，躺臥在床上。於文俊等進屋後，不容分說，拿槍便打，王以哲身中九彈而慘死。同時被捕殺的還有總部參謀處長徐方、副官處處長宋學禮諸人。這批人接著又到新城大樓的西安綏靖公署，欲捕殺東北軍騎兵軍軍長何柱國，幸經楊虎城及時攔阻，何柱國倖免於死。
1937年2月6日，《新中華報》以《我們需要和平統一》為題，發表評論，強調：蘇區人士對王以哲將軍被害，深致哀悼。王將軍是東北軍中有威信得軍心的將領，且是抗日救亡的領袖之一，是為張學良將軍十分信賴之大員。此次西安事變後所取態度，頗為正確。他與楊虎城、孫蔚如、于學忠、何柱國、董英斌、劉多荃等將軍一道堅決反對內戰，而一部分激烈分子，不顧大局，主張同中央軍決戰並危及王以哲將軍，實在令人非常遺憾。
毛澤東、朱德於2月4日聯名致電王以哲將軍的家屬悼唁。電文是：“楊主任虎城先生，於主席孝侯先生，轉王鼎方先生家屬諸君大鑒：鼎方先生遇難，不勝驚悼。鼎方先生努力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但是國家民族之干城，亦愛國人士之領袖。此次主持和平，力求統一團結，乃見惡於少數不顧大局之分子，遽以身殉。蘇區軍民同聲悼惜，特電致唁，敬候起居。”
戳穿日寇的報紙和王以哲的旅訓
戳穿日寇的報紙和王以哲的旅訓人物軼事
又新華社訊息：周恩來並率領中共代表，親自到王以哲將軍公館靈堂致祭，深切撫慰王氏眷屬。王以哲軼事數則
一、1926年，劉瀾波在北京大學讀書時，經常挾個黑色皮包，內中裝有馬克思《資本論》一書。每到星期天，他總到三、四方面軍團衛隊部與其堂兄劉多荃話家常（劉任隊附，王任隊長），與王以哲接觸頗多。後來王得知劉瀾波的皮包內有《資本論》一書，為了他的安全起見，贈以三、四方面軍團衛隊證章一枚，令其佩於胸前。當時北京的警察、憲兵等經常在路上攔人檢查。但見有佩帶三、四方面軍團衛隊證章的人，就不敢檢查了。
二、王以哲知道自己的一個侄兒王育才，在北京讀書時，就已加入了共產黨。在那個軍閥時代，一提“共產黨”三個字，就談虎色變。王以哲為了王育才的安全和深造，送他到日本去讀書。當時知其內情者，只有隨王多年、任衛隊中尉副官的史耀東。1947年．王育才在瀋陽國民黨的中央銀行瀋陽分行（在大北門裡）國庫科當科長時，筆者與育才會晤多次。談及往事，不禁感慨系之。
三、九·一八事變前，在北大營第七旅主持步兵研究班的杜長齡，在王以哲調任北平軍分會第一處（參謀處）中將處長後，被派為第一科上校科長。不久，杜請辭科長職，另行組織抗日義勇軍，王始知其為共產黨員，遂準其請。杜率一支抗日義勇軍參加長城抗日戰役。筆者因在第七旅步兵研究班受訓，與杜有師生之雅，遂被調充第一大隊少校隊長。當時杜部有 10個大隊。王以哲調任六十七軍軍長後，遂改稱六十七軍特務總隊，曾夜襲建昌營子冷口之日軍，頗有斬獲，並曾一度占領建昌營子。由於《塘沽協定》的簽訂，長城抗日告一段落，杜部奉令開到廊坊以東白果村一帶整訓。杜由北京各大學聘請進步人士來防地講述馬列主義等革命道理，不料訊息外泄，為何應欽所聞，迫令王以哲立即將特務總隊繳械，指名逮捕杜長齡和l0名大隊長（大隊長中有周振聲、胡品卿等）。王不得已派一O七師六二一團團長劉澤玉和工兵團團長杜維剛兩個團“圍剿”。杜率部且戰且退，企圖向房山、易水方向前進，與騎兵第二師黃顯聲部匯合。這時劉團追擊於後，杜維剛團截擊於前，結果在滹沱河東岸被擊潰，官兵四處逃散。何應欽下令通緝杜長齡和10名大隊長。杜長齡化裝逃出重圍，在王以哲的保護和資助下去了新疆（杜與盛世才在日本同學），曾一度當過喀什專員，後為盛世才殺害。
四、1936年，張學良將軍的西北“剿總”參謀長人選尚在空懸，蔣介石派他的侍從室組長晏道剛接任。東北軍、西北軍和中央軍的一部份將領，在西京招待所舉行公宴，歡迎晏道剛。席間，王以哲借“三杯酒下肚”之機，佯醉即席發表一篇言論。他說：“我們東北軍誠心誠意、一點折扣都沒有的來擁護蔣委員長。我們東北老家被日本鬼子占了，我們認為只有蔣委員長才能領導我們打回老家去。所以我們從東北到華北、華中，這一次又到陝北，輾轉數千里無非是想實現打回老家去這一願望。誰想到在西北打仗，武器損失了得不到補充；犧牲的官兵和家屬得不到撫恤。一O九師、一一O師兩個師的陣亡遺族，流落在西安，一點救濟的辦法都沒有。尤其是張副司令的處境，更使人傷心。他每月的特支費中央僅給8萬元，已經丟了老家的東北軍政人員和同鄉們，跑到西北來求他，他毫無辦法，甚至送點路費都相當困難。他是負軍事全責的副司令，還趕不上胡宗南部隊的一個師長，每月特支費都有12萬元．真是令人傷心……”這段話，使得蔣介石的親信、前來監軍的晏道剛如坐針氈，忐忑不安。
五、80年代初，葉劍英公開證實王以哲是中共黨員。
東北軍第67軍中將軍長
東北軍第67軍中將軍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