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賜履（1635年—1709年），清初理學名臣。字敬修，又字青岳，號素九，別號愚齋，湖廣漢陽府孝感人，世籍南昌。
順治十五年（1658年）進士，選為庶吉士，任職檢討，遷任國子監司業，進弘文院侍讀，以直言論事著稱於時。康熙七年（1668年）任秘書院侍讀學士，又上書論政，兩次均為權臣鰲拜所忌，後升為國史院學士，改任翰林院學士，經筵講官。康熙十四年（1675年）清聖祖嘉稱他的才幹，升官為內閣學士，授武英殿大學士兼刑部尚書。康熙十五年（1676年）他因票擬（內閣接到奏章後，用小票寫所擬批答，再由皇帝朱筆批出）有誤而圖隱瞞，被免官，寄居江寧。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復起為禮部尚書，奉命往江南審訊疑獄後，調吏部。任期奏免了高郵、山陰等30縣3700多項的額賦。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任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
熊賜履曾四任會試考官，並任修撰《聖訓》、《平定朔漠方略》、《實錄》、《方略》、《明史》的總裁官。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辭去朝政機務，留京師充任顧問。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卒。贈太子少保諡文端。著有《經義齋集》18卷、《閒道錄》3卷、《學統》56卷、《澡修堂集》16卷等。
基本介紹
- 本名：熊賜履
- 別稱：孝昌先生
- 字號：字敬修，又字青岳，號素九，別號愚齋
- 所處時代：清朝
- 民族族群：漢人
- 出生地：孝感
- 出生時間：明崇禎八年（1635年）十一月初五
- 去世時間：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八月二十八
- 主要作品：閒道錄、學統
- 主要成就：宣揚理學
- 諡號：文端
人物生平,家世背景,早年經歷,平步青雲,嚼簽罷官,潛心學術,復出病故,主要成就,政治主張,講學宮中,治國理念,理學思想,人物評價,史書記載,家族成員,藝術形象,後世紀念,
人物生平
家世背景
早年經歷
康熙六年（1667年），熊賜履完成了自己第一部重要的理學著作《閒道錄》。同年，熊賜履進呈在清初政治史上具有重要影響的《萬言疏》。該疏對清朝時政、特別是四大輔臣推行的種種政策提出尖銳批評，要求少年皇帝加強儒學修養，以程朱理學為清廷布政施行教化的根本。這道奏疏，使康熙皇帝對熊賜履刮目相看，康熙七年（1668年），授予熊賜履秘書院侍讀學士。
平步青雲
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帝清除鰲拜集團，此後，熊賜履政治地位迅速上升。康熙九年（1670年），提升為國史院學士。不久恢復內閣制度，另設翰林院，熊賜履為掌院學士。康熙十二年（1673年），清廷決定撤藩，熊賜履對此不以為然，告誡康熙帝撤藩必定會引起反叛。
“三藩之亂”爆發後，熊賜履積極協助清廷平定叛亂，曾代擬《宣諭雲貴等處官民敕》。該敕宣布削除吳三桂爵位，要求雲貴居民“各按職業，並不株連”，“其有能擒斬吳三桂頭獻軍前者，即以其爵爵之。有能誅縛其下渠魁及以兵馬、城池歸命自效者，論功從優敘錄，朕不食言。”該敕頒布後，對孤立吳三桂叛亂勢力，籠絡人心，產生了重要影響。
康熙十四年（1675年），康熙帝因為熊賜履“素有才能，居官清慎”，升熊賜履為武英殿大學士。
康熙十四年（1675年），康熙帝因為熊賜履“素有才能，居官清慎”，升熊賜履為武英殿大學士。
嚼簽罷官
潛心學術
熊賜履罷官時，正值三藩之亂尚未平復下來。於是熊賜履搬家到江寧城北之蓮花橋，後又搬家到溪西的清涼台居住。此後十餘年，熊賜履不曾離開清涼台。居住江寧期間，因為他從前為官清廉，家裡沒有積蓄，所以熊賜履生活十分艱難。在艱苦的生活中，熊賜履仍潛心於理學研究，《學統》、《下學堂札記》、《朴園邇語》等著作均在江寧完成。
復出病故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清廷任命在家的熊賜履為禮部尚書，不久因為母親去世，回江寧守喪。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又被授予禮部尚書之職，康熙三十年（1691年）進入京師，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調任吏部尚書，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官居東閣大學士，任《平定朔漠方略》和《明史》總裁官。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四月，剛滿68歲不久的熊賜履以年近古稀為理由請求退休，康熙帝命令以原官卸任，仍舊享受俸祿留在京師以備顧問。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熊賜履回到江寧。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八月病逝，謚“文端”。
主要成就
政治主張
熊賜履一生之中在政治上最為活躍、對清朝歷史影響最為深遠的時期，是在康熙初年。在康熙初年激烈的滿漢文化衝突中，地位並不顯赫的熊賜履站在鬥爭的最前列。熊賜履站在理學的立場，對由四大輔臣主導的清朝政治現狀提出了尖銳批判。明確提出要以儒學治國安邦。熊賜履說：“治理國家的根本要領在於皇帝的治國理念，治國理念是政者處理各種重要事務的關鍵，是萬事的起始，所以政府公務人員必須心正，心術不正是萬萬不能進入政府的。”
在康熙帝清除鰲拜集團後的數年中，熊賜履逐漸成為影響清朝政治的重要人物。他通過講學宮中（見下文）促使最高統治者系統學習儒家思想文化入手，著力解決清朝政治發展方向問題。
講學宮中
由於康熙帝年幼，可塑性強，熊賜履竭力鼓吹恢復經筵日講，力圖給理學官僚用儒家學說影響皇帝提供制度化的渠道，一批信奉儒學的官僚獲得了與皇帝接觸和交流的相對固定的合法機會。
在此後數年中，熊賜履著力向年輕皇帝灌輸儒家思想和統治方略。其核心內容是用內聖外王之道影響康熙皇帝，從確立最高統治者基本價值觀念的角度明確清朝用人行政之指導思想。
熊賜履講學宮中，特別注意結合清朝政治的現實，鼓勵皇帝講求實際，躬行儒學。
治國理念
除了基本思想主張外，熊賜履還向康熙皇帝灌輸了大量儒家的治國之術，為康熙帝統治思想之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主要有：
第一，致治以服人心為本。
第二，民為邦本，休養生息。要服人心，最重要的是要改善百姓生活，使其能夠安居樂業。
第三，清心寡欲，臨下以簡。
第四，用人惟慎，好問好察。
第五，為政務實，不尚空談。熊賜履倡導的這種務實的為政作風，得到了康熙皇帝的高度認同，在實踐中，有助於清廷集中精力解決百姓生計問題，為百姓安居樂業創造良好的生產生活環境。
理學思想
對於理學，熊賜履具有三個顯著特點：一是首重主敬；二是推崇躬行；三是“崇正黜邪”，捍衛理學的獨尊地位。
在表彰程朱正統的同時，熊賜履將荀子、揚子、陸九淵、陳白沙、王陽明等人列為雜統，將老莊、墨子、告子、釋氏列為異統，竭盡排斥攻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