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役背景
1931年夏,湖北省遇到幾十年未有的大水災。洪湖蘇區地處長江、漢水之間,湖泊河流密布。入夏以後,連降暴雨,河水猛漲。國民黨軍又利用洪水,實行“水淹蘇區”的計畫,在監利的上車灣掘堤,使江北蘇區一片汪洋,江南蘇區亦部分彼淹。嚴重的水災,對紅軍反圍剿鬥爭帶來了嚴重困難,糧食、醫藥更是缺乏。
為了戰勝水災,在反圍剿的同時,黨和蘇維埃政府動員紅軍、游擊隊和民眾武裝,搶險修堤,保護未受災地方的秋收:沒收地主、富農的糧食分配給受災民眾;實行繼續生產和極端節約措施及發動民眾募捐互救等政策。此外,黨和政府又將廣大災民組織起來,向白區和新蘇區就食。沔陽、漢川兩縣組織游擊隊、赤衛軍數千人,深入白區,擊潰國民黨軍一部,奪取運載物資船數十艘,將繳獲的糧食物資運回蘇區分給災民度荒。洪湖蘇區軍民在粉碎敵人圍剿的同時,戰勝了幾十年來未有的大水災,渡過了蘇區最嚴重的難關。
紅3軍出擊襄北,擴大新蘇區在洪湖蘇區反圍剿期間,主力紅2軍團轉到湘鄂邊,雖然取得一些勝利,但蘇區和紅軍卻沒有獲得發展,部隊供應日益困難。
戰役過程
1931年9月初,敵人調集兩個師1個旅的兵力,以江南華容東山地區為重點,對洪湖蘇區發動第三次圍剿。當時紅9師正在江北活動,東山地區僅有300餘人的游擊隊,在優勢敵人的進攻下,寡不敵眾,東山地區陷入敵手,1萬多革命幹部和民眾慘遭屠殺。重新組織起江南遊擊大隊,經過極端艱苦的鬥爭,至年底,江南蘇區逐步得到恢復。
1931年3月,紅2軍團按照中央命令改編為紅3軍,軍長賀龍,政委唐赤英,下轄第7、第8兩個師。為配合洪湖蘇區的反“圍剿”鬥爭,紅3軍轉戰荊(門)當(陽)遠(安)地區,以後在武當山區開闢了以房縣為中心的鄂西北蘇區。
1931年9月,接到中共湘鄂西分局要紅3軍返回洪湖的指示信,紅3軍即留一個團與當地游擊隊合編為紅25師,堅持鄂西北蘇區鬥爭;賀龍率部向東南出擊,在紅9師迎接下到達襄北(漢水以北)。紅3軍和紅9師的會合,增強了主力紅軍的突擊力量,為進行較大規模的運動戰創造了有利條件。兩軍會合後,全軍東渡襄河,經過鐘祥、張截港等戰鬥,打開了襄北局面,溝通了同洪湖蘇區的聯繫,
1931年10月上旬,返回洪湖蘇區。夏瞞藉口紅3軍和紅9師在襄北活動打擊敵人是改變軍事計畫,脫離蘇區,不要民眾,撤去萬濤(會師後剛接任)紅3軍政治委員職務,改由夏鹹兼任,同時撤銷各師師部,將部隊縮編為5個團,直屬軍委指揮,實際上架空了紅3軍軍部。經賀龍等領導人力爭和中央的批評,才恢復第7、第9兩師番號,另轄1個獨立團。
1931年11月,紅3軍為配合鄂豫皖蘇區的反圍剿鬥爭,調動進攻洪湖蘇區的敵人,主動在襄北發起進攻,連克皂市、陳家何等地,殲敵一部,進逼應城。
1931年12月下旬,國民黨武漢“綏靖”公署派遣第4師第12旅等部增援應城,並相繼進占龍王集、陳家河、皂市等地。
1932年1月,賀龍命段德昌率紅9師及漢川獨立團赴漢(川)宜(昌)公路殲滅該敵。紅9師首先襲占皂市,並將大部隊埋伏於公路兩側,派出騎兵連與敵接觸,佯作潰退,引誘敵人深入紅軍伏擊圈。敵進入以後,分別被包圍在龍王集、陳家河地區。紅軍採取圍點打援戰術,經幾次戰鬥,在龍王集地區殲敵1個多旅,俘敵旅長以下官兵3000多人,繳槍3000餘支(挺),迫擊炮20餘門。
戰役結果
1932年3月,敵調集10多個團對洪湖蘇區發動進攻,第48師第144旅由皂市出動,進至文家墩、李家場等地。紅3軍在賀龍、新任政委關向應指揮下,集中兵力,將運動中的敵人包圍殲滅於文家墩,俘敵旅長以下官兵2000親人。隨著作戰的勝利,洪湖蘇區和武裝力量有了新的發展,新建了9個縣的蘇維埃政權,超過原有蘇區一倍以上。洪湖蘇區擴展到襄北廣大地區;紅3軍發展到3個師1.5萬餘人,地方武裝有槍2800餘支。龍王集、文家墩戰鬥的勝利,使湘鄂西蘇區和紅軍進入了全盛時期。
歷史評價
由於紅軍的迅速壯大和實行了集中統一的指揮,作戰能力大大增強,作戰成果顯著提高。紅軍三次反“圍剿”的勝利,完成了由游擊戰向以運動戰為主的戰略轉變,並且形成了一套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思想和作戰原則。在戰略上,紅軍的基本方針和指導思想是積極防禦,誘敵深入,內線殲敵。同時在特定的條件下,紅軍也乘敵圍剿部署尚未完成、對紅軍暫取守勢的有利時機,以主動進攻、外線殲敵來打破敵人的圍剿計畫。在戰役戰鬥上,紅軍已經形成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避強擊弱,迂迴包圍,圍點打援,運動戰,速決戰,殲滅戰等一套比較完整的作戰原則。紅軍反“圍剿”戰略戰術思想和作戰原則的形成,對後來革命戰爭的勝利具有重大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