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花、香菱、魚滿倉，韓英和赤衛隊同志們的洪湖，曾經滋潤無數人的少年時代。然而“洪湖水浪打浪”的浪漫背後，還有另外一番景色——上世紀30年代初，湘鄂西根據地“大肅反”，紅軍殺紅軍，血染洪湖，人人自危，造成千古奇冤。1931年3月，夏曦被派往洪湖革命根據地，任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書記，湘鄂西“大肅反”由此拉開序幕。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洪湖肅反
- 另稱：湘鄂西大肅反
- 始作俑者：夏曦
背景,起因,經過,結果,影響,
背景
秋收起義之後，毛澤東最先走上武裝反抗國民黨的道路，1927年國共分裂後最嚴重的形勢下，毛澤東以極大的勇氣和只能開闢了第一塊中國領導的革命根據地，發展了一支由共產黨領導的紅色軍隊，使中共在國民黨統治的汪洋大海中有了可以立足、並實現其政治綱領的地盤，由此，也拉開了江西“肅反”運動的序幕。江西“肅反“運動最早萌發於1928年9月毛澤東領導到的湘贛邊界的[洗黨]，之後在1930年2月席捲贛西南的打[AB團]運動中發展到了極致。
起因
夏曦是毛澤東校友，早年一起就讀於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還一道參加過驅逐軍閥張敬堯的運動。這位1901年出生的湖南益陽人，革命道路輝煌，參加過“八一”南昌起義，還是中共五大、六大的中央委員，擔任過湖南、浙江、江蘇3個省的省委書記。1927年夏曦赴蘇聯入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和王明一起，成為“28個半布爾什維克”成員。
夏曦到來之前，中央一度派來“工運名將”鄧中夏到湘鄂西取代周逸群任二軍團政委。然而，不久王明上台，藉口鄧中夏不夠主動，把夏曦派到湘鄂西做負責人。時任湘鄂西中央分局書記、中革軍委湘鄂西分會主席和肅反委員會書記的夏曦，大權在握，在主持當地工作後，把黨內軍內正常分歧都當成“混進了大量的改組派、托派、AB團、第三黨、取消派”，連續開展四次“肅反”運動。
湘鄂西“大肅反”拉開序幕。
經過
第一次“肅反”始於1932年5月，據湘鄂西中央分局之後向中央提供的報告（下簡稱“報告”）稱，黨政軍各級幹部被捕達“千餘人”，“處死百數十人”。
同年8月第二次“肅反”，正值反“圍剿”失敗，紅軍撤離途中，又稱“火線肅反”。賀龍回憶：“白天捉人，夜間殺人”，走一路殺一路，對象為紅軍指戰員。報告稱“逮捕241人，處死14人”。
1933年3月，夏曦發動第三次“肅反”，大批老紅軍的創始人如周小康、陳協平、楊英、王炳南、段德昌被殺害。報告稱“逮捕236人，處死56人”。
同年5月，第四次“肅反”，一直進行到1934年春天。報告稱“逮捕172人，處死41人”。
四次“肅反”，報告稱“前後共逮捕了3000多人，黨蘇（蘇維埃）幹部十分之九為改組派。”不過，這只是最保守的估計。
賀龍曾回憶：“夏曦在洪湖殺了幾個月，僅在這次（第一次）肅反中就殺了一萬多人。現在活著的幾個女同志，是因為先殺男的，後殺女的，敵人來了，女的殺不及才活下來的。”
“一萬多人”與報告稱“處死百數十人”的差距之大，難以想像。況且還不包括後三次“肅反”。
一個公開的事實是，3萬多人的紅三軍，經過肅反後，加上犧牲和逃亡的，人數下降到3000餘人。行軍從頭可以看到尾，出現槍比人多的怪現象，士兵沒人敢當班、排長，生怕冤枉送命。
殺得洪湖水變了顏色人人自危。當時夏曦定了各種名目抓人：二人相遇，在茅房裡說句話即有“兄弟團”嫌疑；同鄉相聚，買些花生來吃即加以“好吃會”之名；女同志拉家常，被打成了“荷花會”反動組織……而一人成了“改組派”，一經逼供，往往牽扯出一串人。
思路簡單：如果上級為“改組派”，那下級必然是；軍事指揮員是，搭檔的政治委員必然是；首長是，警衛員必然是……一旦成了“改組派”，之後遭遇慘絕人寰。據說，光逼供的酷刑就達20餘種。“鴨子鳧水”、“背火背簍”，光名字就讓人不寒而慄。
運動中，省委巡視員潘家辰成為“肅反”對象，右手被打斷，他還不低頭，又連遭毒打，關節全被打斷，以致神志不清，最後只求一死。
據潘妻莊曉東的回憶，曾任紅三軍前委書記兼紅三軍政委的萬濤被通宵拷打，哀號之聲慘不忍聞，然後召開公審大會，煽動民眾將之亂棍打死。
當時一起被刀棍所殺的，還有一批湘鄂西根據地的創始人。
萬濤死後，身為政治部主任的柳直荀非常不滿，被夏曦得知，一逮捕即被打昏，後幾乎每天被拷打至深夜。被亂棍打死後，屍骨無存。
毛澤東《蝶戀花》詞中“我失驕楊君失柳”句，“柳”即柳直荀，“君”是柳妻李淑一，50多年後才知道丈夫的真正死因。
在第二次“火線肅反”中，一些指戰員剛下戰場就被捕，身上還留有硝煙和槍傷，未經任何審判，也沒有絲毫證據，就被殺害。沒來得及殺的指戰員則被集中關押，稱之為“自首連”，行軍時用繩子捆成一串，背上大量物件；打仗時發槍，沖在第一線。可歌可泣的是，這批人身如囚犯，隨時可能被處死，作戰卻特別勇敢，但夏曦還是認為他們動機不純——“他們企圖更有力地進行反革命活動”。當時撤離洪湖蘇區時，夏曦下令政治保衛局將“肅反”中逮捕的所謂“犯人”一半槍決，另一半則裝入麻袋繫上大石頭拋入洪湖活活淹死。據說，當時嚇得農民不敢下湖打魚，因為打撈上來的多是死屍，湖水甚至變了顏色。解放後多年，洪湖還能挖出白骨。
段德昌，紅三軍第9師師長，彭德懷的入黨介紹人，“肅反”也難逃一劫。他對夏曦的做法提出質疑，隨後立即被逮捕。段臨死前提出3個要求：給頓飽飯；妻女為烈屬；子彈留著打敵人，用刀執行。據說執行者為了折磨段德昌，選了一把鈍刀將他砍死。1952年，毛澤東簽署頒發了烈士證，第一號為段德昌。
湘鄂邊紅軍和蘇區的創始人之一、紅9師參謀長王炳南也被殺，被殺前已被打斷雙腿，是被人架著砍死的。王炳南被殺後，他的二兒子也被殺害。
夏曦殺人如麻，他身邊4個警衛員，被他親手殺了3個。賀龍哀求：老夏，不能再殺了，再殺就殺光了。夏曦聽後，默默無語。賀龍“和夏曦爭，從來爭不贏”
時至今日，很多人無法理解，這群能在槍林彈雨中衝鋒陷陣的勇士，面對自己人的屠刀時，為何會變為沉默的羔羊。或許，可以從賀龍當時的表現中略窺一斑。夏曦剛來湘鄂西根據地，以省委名義作出決定，取消了軍、師指揮機關，將紅三軍改編為5個大團，受軍委分會直接指揮。
夏曦一下掌握大權。
湘鄂西中共前委書記萬濤和巡視員潘家辰曾反對夏曦的做法，不過當時的中共中央支持夏曦，讓其地位得到穩固，“大肅反”得以展開。賀龍回憶，那時他“還是新黨員，只懂得遵守黨的紀律和服從組織決定”，“國民黨強大，我們弱小，鬥爭殘酷，中央說有反革命打進蘇區和紅軍，我們也是相信的”。
沒想到，夏曦搞的“大肅反”，一度波及這位“新黨員”。
《賀龍傳》里寫過一段：賀龍在國民黨軍中當過官，夏曦就逼賀龍寫聲明，怕“改組派利用你的聲望活動”。賀龍回擊道：“民國十二年（1923年），我在常德當第九混成旅旅長時，你拿著國民黨湖南省黨部執行委員的名片，來找我接頭，問我要10萬塊錢……你殺了這么多人，是什麼共產黨員？你給我寫聲明書！”夏曦相當尷尬。
1933年初，夏曦解散黨團組織，並宣布“省蘇維埃是反革命把持的團體”，另組湘鄂西革命軍事委員會，名義上由夏曦、賀龍等7人組成，而實際上大權操縱在夏曦手中。賀龍公開反對，不過，夏曦有“最後拍板權”，“哪怕所有的人反對，只要中央分局一個人贊成，也必須按書記的決定執行，非服從不可。捕殺師、團幹部，我和夏曦爭，從來爭不贏”。
此次清洗，紅三軍和地方中只剩下了夏曦、賀龍、關向應、盧冬生“3個半黨員”。關向應為湘鄂西省軍事委員會主席，盧冬生因是中共中央派來的交通員，屬於“半個黨員”。
多年後，回憶這段歷史，賀龍後悔不已。
不過，賀龍還是救下了不少人，不少開國將領，如王尚榮、黃新廷、賀彪、楊秀山、谷志標等都是被賀龍從夏曦的刀下救出的。解放後曾出任江蘇省軍區司令員的劉林，是在被拉出去要槍斃時，被賀龍看見了救下。
開國少將譚友林當時還是一個小警衛員，因“主人”成了“改組派”，他也被捕，臨死之時，賀龍趕到，連忙救下，並大發脾氣：“娘賣×的，他算啥子‘改組派’喲！他知道啥子叫‘改組派’嘛！一個洪湖邊譚家巷十幾歲的娃兒，連父親都沒有的孤兒嘛！”
結果
一指障目不見天1934年6月，湘鄂西中央分局在黔東沿河縣楓香溪召開會議。
在這個名字頗具詩意的地方，紅二軍團初步總結了“肅反”“擴大化”的慘痛教訓，重新恢復了黨團組織。不可想像的是，一些紅軍戰士得知要再次入黨，竟因害怕而斷然拒絕。此次會議，夏曦態度消極，一言不發。之後，中共中央來信，批評了夏曦等人在“肅反”、解散黨團組織方面的錯誤，責令停止“肅反”。夏曦終於承認錯誤，已被提上日程的第五次“肅反”被取消。歷時兩年的“肅反”停止。
同年11月，在紅三軍指揮員們痛心疾首的控訴下，夏曦被撤銷一切領導職務，改任塔臥區蘇維埃主席。遵義會議後，夏曦又被任命為湘鄂川黔蘇維埃主席、紅六軍團政治部主任。此後，夏曦低調行事。一年多後，在貴州畢節縣七星關的一條河裡，夏曦神秘死亡。
比較可信的說法是，1936年2月28日，長征途中，夏曦前去勸說一支離隊的隊伍，途中趟水，不慎失足，溺水而死。
被土匪追殺而溺水、因籌糧而溺水……還有其他種種說法，大多語焉不詳。有傳言，夏曦在水中大聲呼救，岸邊觀者甚眾，卻無人相救。
在夏曦溺亡的地方，現建有高大的紀念碑。在洪湖各地的革命歷史紀念館，也能看見他的畫像，甚至擺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
他也是烈士。
廖漢生回憶，1984年，湘鄂西蘇區革命烈士紀念館落成，一些紅三軍老戰士手指紀念館中夏曦的照片，火氣十足，數落不休。當然，廖漢生認為，夏曦之所以犯那樣的錯誤，有他本人的原因，也有中央的原因，因為這是一個路線問題。
曾任湘鄂西臨時省委秘書長的謝覺哉（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寫詩一首回憶“肅反”，詩曰：好人不比壞人賢，一指障目不見天。自殘千古傷心事，功罪忠冤只自知。姓氏依稀名節在，幾人垂淚憶當時？
影響
文化大革命期間，賀龍元帥面對著許多老幹部被加上莫須有的罪名挨批挨整，面對著自己的處境，他心潮澎湃，難以平靜。由於賀龍對”左“有著切身的體會，對”洪湖肅反擴大化“等問題有了新的認識，於1967年3月7日寫成了關於洪湖地區肅反擴大化問題的報告，請周恩來轉乘毛澤東。那時的他多么希望已經發展得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能從中吸取點兒教訓，能珍惜革命的寶貴財產——幹部和民眾。
由此可見，中國共產黨“極左”的思潮和運動由來已久，在極左思潮的影響和少數個人權力欲作祟的結果下，一系列的“肅反”運動沉重打擊了黨記憶體留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響，其一系列的概念與範式相沿成習，在1949年後改變了幾億中國人的生活和命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