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肅反

在20世紀30年代初期，全國各個紅色根據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肅清反革命分子運動。

其中，贛西南蘇區肅清AB團時，屠殺7萬餘紅軍，紅二十軍部分幹部被中央紅軍大部隊包圍聚殲，副排長以上的700多名幹部被集體肅清。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紅軍肅反
• 外文名： Elimination  Counter-revolutionaries of the Red Army
• 時間：20世紀30年代初期
• 肅清、屠殺：7萬多紅軍
• 事件：贛西南蘇區肅清AB團時
• 性質：一次由主觀原因造成的錯誤運動

起因

從客觀方面來說，當時江西確曾有過“AB”團這一反革命組織。由於當時的環境和條件限制，對於1927年4月AB團組織被江西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打塌解體後不復存在的情況，無論是中共中央還是江西省委，都是難於搞清和無法搞清的。而“AB”團骨幹分子人還在，心不死，他們中有的人也難說沒有一個人在江西繼續進行過反革命活動。對“AB”團時刻保持著警惕的江西共產黨組織從各種跡象中得出結論，認為“AB”團還存在，並且已經打入了蘇維埃區域，打入了共產黨內部，這是可以理解的。要求江西共產黨組織在那樣的環境和條件下將“AB”團的來龍去脈搞的清清楚楚，準確無誤，也是不現實的。此外，當時戰爭不斷，環境緊張，蘇區面臨著敵人的破壞與滲透，肅清真正的反革命，關係到蘇區的存亡、安危大事。在緊急的情況下開展肅反，要求迅速果斷，客觀上也使辦案人員對所有案件難於進行深入細緻的調查。這就必然導致大量肅反錯案的發生。

從主觀方面來說，一是受蘇區“左”傾思潮的嚴重影響。共產國際大反“右傾”的行動和理論，以及共產國際關於要求中共堅決反對“改組派”、“AB團”、“第三黨”等反革命派別的指示，成為蘇區大搞肅反的理論和實踐依據。二是王明“左”傾錯誤的推行。王明“左”傾領導者們不察中國蘇區實際，盲目執行共產國際指示，不斷要求蘇區加緊肅反運動，特別是草率地、匆忙地給富田事變作最後定性處理，是蘇區肅反錯誤的重要根源。三是中國共產黨尚處幼年時期。這個時候，紅軍也處於初創時期。一些領導人政治上還不成熟，在處理黨內矛盾和肅反鬥爭這些複雜政治問題方面還缺乏經驗，政策觀念不強，憑一時革命熱情，感情用事，把複雜問題簡單化。四是肅反中少數品質惡劣者的操縱。蘇區革命隊伍中如李韶九、林一株等思想品質不好、利用自己掌握肅反大權來擺威風、耍手段，甚至徇私報復、排除異己，從中作祟添亂。五是黨內政治生活不健全。在頻繁的戰爭環境中，黨內領導層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則未能得到堅持，像肅反這類重大問題，未能冷靜地聽取各方意見，尤其聽不進不同意見，誰要是對亂捕濫殺有歧見，就會遭來殺身之禍，以致言路堵塞，助長了肅反擴大化錯誤的惡性發展。

造成肅反錯誤的客觀原因與主觀原因比較，主觀原因是主要的、決定性的。

背景

"AB團"

"AB團”是國民黨右派在江西省黨部中一小撮極端反動分子糾合起來的秘密組織。紅一軍團攻克吉安後，在繳獲敵人的檔案資料中，曾發現有關“AB團”的資料，並涉及到江西省行委和贛西南特委的某些幹部。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因此認為贛西南的黨組織存在“非常嚴重的危機”，必須“來一番根本改造”，以“挽救這一危機”。遂於12月初，派方面軍總政治部政務處長李韶九，攜帶總前委的指示信，並率領一連部隊，到江西省行委、省蘇維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實施肅反任務，準備“找到線索來一個大的破獲”。

李韶九一到富田，就採用逼供信的手段，大肆捕人。幾天之間，在省行委、省蘇維埃及特委機關，抓捕了一百餘人。旋即對被抓捕的幹部輪番刑訊逼供，屈打成招後，按照口供繼續捕人，連家屬亦不能倖免。省行委、省蘇維埃、特委及江西地方紅軍第二十軍的一些負責幹部段良弼、謝漢昌、劉敵、李文林等先後被抓捕，搞得機關上下人人自危。在這種情況之下，江西省行委及紅二十軍的部分負責人便鋌而走險，幹了兩件很壞的事情：一是模仿毛澤東的筆跡，偽造了毛澤東給總前委秘書古柏的信，製造毛澤東要把朱德、彭德懷、黃公略打成“AB團”主犯的謠言，企圖造成總前委分裂的局面。他們故意把這封信送到彭德懷手裡，當即被彭德懷識破系偽造。彭德懷立即將信送給了毛澤東，揭穿了這個陰謀。另一件事是，他們鼓動紅二十軍譁變，扣留李韶九（後逃走），放出被抓捕的人，並率紅二十軍西渡贛江，脫離總前委領導，單獨到永新、蓮花一帶活動。他們沿途還提出“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彭、黃”的口號。這就是當時著名的“富田事變”。

"富田事變"

“富田事變”給紅一方面軍總前委以極大震驚，也使全黨受到極大震動，認為“富田事變”是“AB團”裡應外合，公開叛變。總前委對“富田事變”採取“堅決進攻的策略”，發表宣言和公開信，號召進行反擊和鎮壓。毛澤東還以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的名義，起草了一份六言格式的討逆布告，還記得其中有“段、謝、劉、李諸逆，叛變起於富田，趕走曾山主席，扣留中央委員，反對工農紅軍，反對分地分田……”等句。於是，中央蘇區打“AB團”的肅反運動，在“階級決戰”的口號之下，不斷升格，導致廣泛擴大化，給黨和紅軍造成了難以估量的慘痛損失。今天回憶這段歷史，很令人痛心！造成當時肅反擴大化的原因是很複雜的，也是多方面的。在武裝割據狀態下，外有國民黨大軍對革命根據地的進攻“圍剿”，內部又發生了像“富田事變”這樣大規模的公開分裂破壞活動，作為中央革命根據地黨和軍隊的領導機關的總前委，難免驚心動魄，以為革命陣營內部混入大批反革命分子，若不首先清理內部，便會葬送革命。於是，就錯誤地運用對敵鬥爭的手段去處理本屬於黨內的矛盾。加之像李韶九這樣一個品質很不好的人，在具體執行肅反任務中，胡作非為，大搞逼供信，造成肅反擴大化的局面就不足為奇了。後來，毛澤東同志在延安審乾時，提出了“一個不殺，大部不抓”，“重證據，不輕信口供”的方針，就是對這一慘痛教訓的深刻總結。有了這一條原則方針，以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就不殺頭了，留下了平反昭雪的餘地，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重大的決策。

階段

第一階段

（1930年5月——1930年9月）

由中共贛西南特委領導時期的肅反時期。這一時期，贛西南特委從1930年5月開始發動在贛西南蘇區開展打“AB”團鬥爭，6月、7月、8月三個月全面鋪開，9月進入高潮，亂捕濫殺“AB”團分子，把一批出生在剝削家庭的早期革命運動領導人，一些在工作中存在不同意見分歧，或犯有一些錯誤的革命同志都當做“AB”團分子加以殺害。

第二階段

（1930年10月——1931年底）

總前委和蘇區中央局領導時期。這個時期，從10月初攻克吉安發現贛西南蘇區黨政領導機關的“AB”團線索，羅坊會議總前委作出“嚴厲地鎮壓AB團，處決AB團中一切活動分子”、“軍隊中應注意反AB團”的決定，到11月紅一方面軍“黃陂肅反”、12月 “富田事變”的發生及動盪，是為總前委領導時期。

1931年11月上旬開始，蘇區中央局和中央政治局對“富田事變”作出定性處理，4月處決富田事變頭頭，7月紅十二軍解體，以及這期間和以後的大規模整肅鬥爭。與此同時，閩西從1931年1月開始整肅“社會民主黨”並持續近一年，直到12月周恩來進入閩西蘇區並出面干預和制止。1931年這一年屬蘇區中央局領導時期。

第三階段

（1932年初——1934年秋）

蘇維埃中央政府及中共臨時中央領導時期。這個時期，中央蘇區的黨和政府一方面採取措施制止和糾正亂打濫殺所謂“AB團”和“社會民主黨”的錯誤，一方面又在查田、擴紅、檢察等工作領域中開展“肅反”鬥爭，大批驅逐和捕殺有逃離行為的地富分子，誅殺季振同、黃中嶽等一批在押的“人犯”，再次重犯了肅反擴大化的錯誤。

第四階段

（1934年秋——1935年春）

紅軍主力長征後中共中央分局領導時期。這個時期，由於環境更加惡化，留守蘇區的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辦事處對蘇區內的地主、富農和動搖變質分子，以及寧都起義過來留在蘇區黨政機關堅持游擊鬥爭的人員，都予以處置、捕殺，使中央蘇區又一次出現肅反擴大化錯誤。

損失

湘鄂西根據地，1928年由賀龍、周逸群等人創建，為當時3大紅色根據地之一。編制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二軍團，後改編為紅三軍。鼎盛時期，擁有近3萬正規紅軍、20萬地方武裝，並占地50多個縣。

第一次“肅反”始於1932年5月，據湘鄂西中央分局之後向中央提供的報告（下簡稱“報告”）稱，黨政軍各級幹部被捕達“千餘人”，“處死百數十人”。

同年8月第二次“肅反”，正值反“圍剿”失敗，紅軍撤離途中，又稱“火線肅反”。賀龍回憶：“白天捉人，夜間殺人”，走一路殺一路，對象為紅軍指戰員。報告稱“逮捕241人，處死14人”。

1933年3月，夏曦發動第三次“肅反”，大批老紅軍的創始人如周小康、陳協平、楊英、王炳南、段德昌被殺害。報告稱“逮捕236人，處死56人”。

同年5月，第四次“肅反”，一直進行到1934年春天。報告稱“逮捕172人，處死41人”。

四次“肅反”，報告稱“前後共逮捕了3000多人，黨蘇（蘇維埃）幹部十分之九為改組派。”

不過，這只是最保守的估計。

僅1931年11月22日陳昌浩在《彭楊學校報告肅反經過》一文內就承認：“這次總計肅清改逆一千人，富農及一切不好的分子計一千五六百人。

”徐向前在《歷史的回顧》中記述：“將近三個月的‘肅反’，肅掉了兩千五百名以上的紅軍指戰員。”而當時的紅四軍不過1.5萬人，還有數字是：12個團殺掉了六千人！

一個公開的事實是，3萬多人的紅三軍，經過肅反後，加上犧牲和逃亡的，人數下降到3000餘人。行軍從頭可以看到尾，出現槍比人多的怪現象，士兵沒人敢當班、排長，生怕冤枉送命

賀龍曾回憶：“夏曦在洪湖殺了幾個月，僅在這次（第一次）肅反中就殺了一萬多人。現在活著的幾個女同志，是因為先殺男的，後殺女的，敵人來了，女的殺不及才活下來的。”

“一萬多人”與報告稱“處死百數十人”的差距之大，難以想像。況且還不包括後三次“肅反”。

在土地革命時期，由於受“左”傾教條主義路線的影響，全國各個根據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肅反”。在各個蘇區的“肅反”運動中，“湘鄂西是搞得最‘左’、損失最慘重的一個”（賀龍語）。

危害

損傷幹部

閩西蘇區肅清社會民主黨時殺人如麻，使蘇區的30個區委中，只有一個還能勉強維持工作。鄂豫皖蘇區進行的肅反使有些地方的村蘇維埃主席換一任殺一任，一年內換了四、五任。紅二十五軍原有1.2萬人，43天的肅反過後僅剩下了6000人，而紅四軍排以上的幹部基本被殺光。湘鄂西蘇區的肅反使5萬多紅軍減員為4000人，殺得只剩下5個黨員，沒有士兵願意提幹當班長，更不敢入黨。曾中生、鄺繼勛、劉鐵超、肖大鵬、曾炳春、李明瑞、段德昌、萬濤、許繼慎、朱勉之、季振同、劉士奇等等，這些軍級以上的高級將領自30年代初就永遠的從中共黨史上消失了。他們不是死在國民黨的手裡，而是死在自己人的屠刀下。可以說，當時國民黨殺害的共產黨高級幹部，遠沒有共產黨自己殺的多。

人口減少

據蕭克將軍回憶錄記載，中央蘇區肅反累計屠殺了10萬紅軍。國民黨在中央紅軍長征前多年來消滅的紅軍也沒這么多。由於被殺的紅軍太多，長征出發前，蘇區五個月緊急“擴紅”8萬人，完不成任務的就殺。中央蘇區地處江西、福建。從1931年到1935年，江西根據地內為中共完全控制的15個縣（不包括為中共部分控制的邊緣縣），人口減少50多萬，占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閩西根據地的減少幅度也差不多。贛南蘇區人口中，參軍的有33萬餘人，參加赤衛隊、擔架隊、運輸隊等支前參戰的有60萬餘人。毛死後的1983年，江西有238844人被官方追認為烈士。1991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記載：肅清AB團和社會民主黨的鬥爭，是嚴重臆測和逼供信的產物，混淆了敵我，造成了許多冤、假、錯案。其中AB團被害7萬多人、社會民主黨6352人、改組派2萬多人。

客觀作用

關於江西肅反運動，毛澤東自己在若干年以後有過一個自我評價，1956年9月10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大預備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上說：“肅反時我犯了錯誤，第一次肅反肅錯了人。”（《黨的文獻》1991年第3期，第7頁。）黨史在界定江西肅反階段上，曾經明確的指出：“江西肅反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1930年二七會議到1931年1月；第二階段從1931年4月到1932年初。”毛澤東領導的肅反運動集中表現在第一階段，特別是宜黃肅反和富田事變這兩件事上，毛澤東所說的殺錯了人也多指這件事。但是，肅反的弊端在於用簡單粗暴的甚至是血腥的手段對待不同意見者，很多英勇的紅軍戰士沒有死於敵人槍口之下卻死於自己同志的屠刀，況且，這種做法一經使用並且很快發生效用會讓始作俑者有著一種上癮的感覺，特別是肅反運動中一些黨內懷有不可告人目的陰險分子趁機興風作浪給黨的革命造成巨大損失。 然而，我們發現在蘇區和大肅反過程中，勝利占有主流因素，負面畢竟是支流，毛澤東的江西肅反“保存了四萬紅軍”，擴大了根據地，而張國燾的肅反丟了鄂豫皖，夏曦的肅反讓紅軍大量減員。

深刻教訓

第一，任何時候都必須對敵我力量尤其是對自身革命隊伍有一個基本的估量，要相信黨的幹部隊伍和黨員隊伍的大多數，正確對待黨內鬥爭，防止個人專斷和宗派主義。

第二，無論肅反和審理任何案件，都必須重實事，重調查研究，重證據，絕對不能輕信口供，搞刑訊逼供，以免發生冤假錯案。

第三，任何時候都要加強法制建設，堅持依法治國、治黨，切實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第四，任何時候都必須建立一支黨領導下的高素質的執法隊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