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之亂,是西晉後期匈奴軍攻破晉都、俘虜晉帝、最終使西晉滅亡的歷史事件。因該事件主要發生於晉懷帝永嘉年間(307-313年),故名。
八王之亂後,西晉政權衰弱,經濟殘破,社會矛盾尖銳,內遷各族趁機起兵反晉。永興元年(304),南匈奴貴族劉淵在左國城(今山西離石)起兵,建立漢政權。永嘉三年(309),南匈奴兩次進攻洛陽,被西晉擊退。永嘉五年(311),劉淵之子劉聰遣石勒、王彌、劉曜等率軍攻晉,在寧平城之戰中殲滅晉軍主力,殺晉太尉王衍及諸王公,隨即第三次進攻洛陽並將之攻破,俘獲晉懷帝,殺王公士民三萬餘人。建興四年(316), 劉曜又攻入長安,俘晉愍帝,西晉滅亡。
“永嘉之亂”是使中國漢地在短暫的統一後再次由統一走向分裂的重大事件。永嘉之亂後,晉朝統治集團南遷至漢地南部,定都建康(今南京)建立東晉,史稱衣冠南渡。中國北部地區則進入五胡十六國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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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介紹
- 中文名:永嘉之亂
- 時間:304-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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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背景
政治背景
武帝失策
晉武帝非英明之主,平吳後縱情聲色,又無遠大眼光,拒絕徙胡,反接受大批匈奴歸附。其罷州郡兵(大郡置100、小郡50),令地方武備廢弛,連盜賊亦不能制,故胡人起兵,全無阻礙。司馬光主編的《資治通鑑》即持這種觀點。同時,武帝以宗室屏藩而行封建制,卻引致八王之亂,令晉室自弱實方。
八王之亂前後持續七年,戰火東起河南鄴郡,西至長安,範圍不限於中央,以致生靈塗炭,盜賊四起。中原地區雖經曹魏及晉初數十年的整飭,但尚未完全重建,逢此變故,人民戰死餓死百萬以上,兩京破壞,令晉室國力大減。八王之亂後期,匈奴劉淵據平陽、氐人李雄據成都,晉室已告分裂。羯人石勒、王彌,更率軍隊乘虛流竄,蹂躪大河南北。房玄齡等編纂的《晉書》,將八王之亂視作永嘉之亂的一個主要原因。
西晉腐朽
西晉政治黑暗,士大夫雖身系國家要職,為求明哲保身,崇尚清談,相率鄙棄政事俗務,以此為清高,如王戎、王衍、樂廣等,位居三公,平日不論世事。《晉書·王衍傳》謂:“(王衍)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以戮力匡天下,猶不至今日。”一切政務盡交幕僚處理,形成胥吏政治,政局一片暮氣。士人缺乏氣節亦是敗亡關鍵,此與清談強調出世有關,故當外族入侵,“衣冠之士靡不變節,未有能以大義進取者。”
錢穆《國史大綱》謂西晉由君主至世族皆無氣節,如匈奴劉聰問晉懷帝為何有骨肉相殘之事,懷帝說:“故為陛下自相驅除,此殆天意。”懷、愍二帝被俘,為偷生而願為劉聰僕人。貴為三公的王衍,竟勸石勒稱帝。故錢穆評謂:“君臣男女,無廉恥節,猶不如胡人略涉漢學,粗識大義。”君主和將相大臣因勢變節,加速西晉滅亡。
民族背景
漢魏以來胡人內徙
西晉王朝未能徙胡
西晉初年,不少胡人已入居關中及涇、渭二水流域,勢如弧形,包圍晉都洛陽,形勢極不利。故武帝太康初年,侍御史郭欽請徙胡族於塞外,並以漢人實邊以絕胡患,武帝不納。惠帝元康元年,江統作《徙戎論》,謂若不立刻徙胡,晉室岌岌可危。亦不為惠帝接納。當時形勢已積重難返,既無法徙胡,即使要他們“各附本種,還其舊土”,亦不可能,故所有徙胡之議,成為一紙空文。加上政府容許胡人移入,卻不教化,只有加深胡漢兩族的矛盾。
胡族武裝逐漸強盛
東漢末,政府與州郡為挽救戰亂的頹勢,乃以降服的胡人為兵,保衛疆土,如漢靈帝以南匈奴兵助平黃巾。魏晉政府亦繼承這“用胡”政策,曹操用氐族兵,又將匈奴編入軍隊,增強戰鬥力。晉武帝以匈奴人劉淵為北部都尉、惠帝更以劉淵為五部大都督。以胡人為兵,這情況於八王之亂時更普遍,如王浚,司馬騰用鮮卑人,成都王則用匈奴。在用胡策略下,胡人盡知西晉國力虛實,只要時機一到,便起兵作亂。
自然背景
西晉自武帝太康二年至惠帝太熙元年(282-292)十年間,幾無歲不旱,關中大飢,以致“人多飢乏,更相鬻賣,奔迸流移,不可勝數。”此後又發生蝗災瘟疫,引發大規模的災民流徙。西晉王朝對天災應對乏力,對天災所引發的社會問題應對失當,激化了社會矛盾,造成了包括李特起義在內的一系列反抗運動,進一步削弱了晉王朝的統治。同時,北方大範圍的饑饉也造成關中和晉都洛陽糧食緊張,削弱了其抵抗外部進攻的能力。
事件起因
在漢晉之際,內徙的胡人常受官吏壓逼,《後漢書·西羌傳》載西羌“數為小吏、黠人所侵奪”、“布在郡縣,皆為吏人、豪右所徭役”。晉初仍對胡人大加賦役,於胡漢互市時,胡人常被侵漁;管治胡人的邊吏,更對胡人大加殺戮,《晉書·阮種傳》載:“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詐侵侮邊夷,或乾賞陷利,妄加殺戮。夫以微羈而御悍馬,又乃操以煩策,其不制者,固其理也。”山陰令江統《徙戎論》指出:“戎狄志態,不與華同……士庶玩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由此可知胡人久受漢人壓逼,積怨甚深。有些胡族更“服事供職,同於編戶”,向中央提供力役及賦稅;有的被販賣為佃客或奴隸,如山西太原,“以匈奴胡人為佃客,多者數千”;甚至到處販賣,以充軍資。如石勒少年時,即曾被販賣至山東。故胡人“與'關中之人,屍皆為讎”。永嘉之亂的爆發,可說是胡人反抗的高峰。
在永嘉之亂已露端倪時,八王之亂的勝利者司馬越著意於晉廷內部的權力鬥爭。晉惠帝中毒身亡後,司馬越擁立司馬熾、殺司馬覃,藉以打壓羊皇后的勢力;不久司馬越與晉懷帝司馬熾又矛盾激化,於是他在外安插黨羽、在內威逼晉帝,結果既因所託非人使洛陽失去屏障,又因心懷不臣加劇晉廷內部矛盾,並且未能及時對劉淵和石勒進行有效打擊,對永嘉之亂的擴大起到推動作用。
勞榦剖析永嘉之亂謂:由於“據守江南的人勤王不力,對京師不作有效的援助”。亦備一說。
事件經過
劉漢立國
連攻洛陽
壺關之爭
永嘉三年(309)夏季,漢主劉淵讓王彌與楚王劉聰一起進攻壺關,以石勒任前鋒都督。晉將劉琨派遣護軍黃肅、韓述救援壺關,劉聰在西澗打敗韓述,石勒在封田打敗黃肅,把他們都殺了。司馬越派遣淮南內史王曠、將軍施融、曹超帶兵抵禦劉聰等人。王曠不聽施融勸阻,貿然進軍,在太行與劉聰遭遇,在長平地區交戰,王曠的軍隊慘敗,施融、曹超都戰死。劉聰於是攻陷屯留、長子,一共斬獲一萬九千首級。上黨太守龐淳交出壺關向漢投降。
首攻洛陽
永嘉三年(309)秋八月,漢主劉淵命令劉聰等人進兵攻打洛陽,這是劉漢政權首次進攻洛陽。晉廷派平北將軍曹武等人抵禦劉聰,都被劉聰打敗。劉聰長驅直入到達宜陽,自己倚仗著已經多次取勝,懈怠而不進行防備。九月,弘農太守垣延假裝投降,夜間突襲劉聰的軍隊,劉聰大敗而歸。
與此同時,王浚派遣祁弘與鮮卑人段務勿塵在飛龍山攻打石勒,石勒大敗,撤退到黎陽駐紮。
再攻洛陽
永嘉三年(309)冬十月,漢主劉淵再次派遣劉聰、王彌、劉曜、劉景率領五萬精銳騎兵進犯洛陽,派呼延翼帶領步兵作為後續軍隊。十月二十一日(丙辰),劉聰等人到達宜陽。晉廷因為漢軍剛剛失敗,沒有料到他們這么快又來了,大為恐慌。
十月二十六日(辛酉),劉聰屯兵西明門。北宮純等人帶領一千多勇士趁黑夜突襲漢軍營壘,殺了他們的征虜將軍呼延顥。次日,劉聰向南到洛水駐紮。不久,呼延翼又被部下殺死,部眾潰散。劉淵下令讓劉聰等人撤兵回來。劉聰上奏表,堅持要留下來進攻洛陽,劉淵同意了。而司馬越也環城防守。
不久,劉聰自己到嵩山祈禱,留下劉厲和呼延朗代理指揮留守的軍隊。司馬越採納太傅參軍孫詢的建議,乘虛出兵襲擊呼延朗,果然取勝,殺死了呼延朗,劉厲則跳入洛水而死。王彌勸劉聰撤軍,劉聰不敢自行撤兵。後劉淵在宣於之的勸說下再次下令召劉聰等人回來,劉聰這才撤軍。
圍困洛陽
漢政權兩次進攻洛陽失敗,遂調整策略。
永嘉三年(309),漢政權第二次撤兵前,王彌曾議親自“在兗州、豫州之間招募兵士,收聚糧食”。於是,在劉聰等撤回平陽時,王彌則向南出兵。王彌出身世家大族,有號召力。在潁川、襄城、汝南、南陽、河南的流民幾萬家,一直被當地土著居民欺擾,紛紛放火燒城焚邑,殺掉郡守、長史等官員,回響王彌。
永嘉四年(310),劉聰接替劉淵為君。同時,由於王彌等切斷糧道,洛陽發生饑荒。司馬越派遣使者帶著插羽毛的檄文徵召全國軍隊,讓他們來救援京城。懷帝對使者說:“替我告訴各征、鎮,今天還可以援救,遲了就來不及了!”然而,征南將軍山簡的救兵被王如打敗,荊州刺史王澄親自帶兵援助洛陽,聞訊而部眾不戰自潰,也只好回師,其他藩鎮作壁上觀,終究沒有軍隊到達。晉廷商議,多數人想遷都逃難,王衍反對。這時,石勒已南下渡過黃河,屢屢取勝。司馬越在朝中喪失人心,在外擔憂石勒,於是請求親自討伐石勒,並且屯兵鎮守在兗州、豫州。
永嘉四年(310)十一月十五日,司馬越率領四萬兵士向許昌進發,除留下必要的監視力量外,幾乎搬空了洛陽朝廷。宮廷缺少守衛,飢餓日益嚴重,宮殿中死人交相雜橫,盜賊公然搶劫,各府、寺、營、署,都挖掘壕塹自衛。
洛陽失守
寧平城之戰
四月,石勒率輕裝騎兵追擊太傅司馬越的靈車,在苦縣寧平城追上,把晉朝軍隊打得大敗,又放開騎兵包圍並用弓箭射擊,十多萬晉朝官兵互相踐踏堆積如山,無一人倖免。太尉王衍、襄陽王司馬范、武陵莊王司馬澹、西河王司馬喜、齊王司馬超、吏部尚書劉望、廷尉諸葛銓、豫州刺史劉喬、太傅長史庾銓等人都被擒獲。當夜,石勒派人推倒牆把這些人壓死了。石勒又剖開司馬越的靈柩,焚燒了司馬越的屍體。
洛陽之戰
寧平城之戰後,洛陽已岌岌可危。苟晞建議遷都,但群臣因貪戀洛陽財物而勸阻。其後洛陽饑荒加重,百官逃亡,晉懷帝決心遷都,卻連必要的警衛隊都沒有,未能成行。而呼延晏已經率領二萬七千名兵士進犯洛陽。晉軍連敗十二仗,死三萬人,未能阻擋漢軍。
永嘉五年五月二十七日,呼延晏先於劉曜、王彌、石勒等到達洛陽。二十八日,攻打平昌門。三十日,攻克平昌門,焚燒東陽門以及各府寺等房屋建築。六月初一日,呼延晏因援兵未到,擄掠後撤退。晉懷帝在洛水安排準備了一些船隻,準備向東逃難,呼延晏都將之焚燒。而王彌和劉曜也趕到了。
永嘉五年六月十一日,王彌、呼延晏攻克宣陽門,進入南宮,登上太極前殿,放縱士兵大肆搶掠。懷帝出華林園的門,想逃奔長安,漢兵追上把他抓住,囚禁在端門。劉曜從西明門進城到武庫駐紮。十二日,劉曜殺死晉太子司馬詮等人,士人百姓死了三萬多人。於是又挖掘各個陵墓,把宮廟、官府都焚燒光了。劉曜納娶惠帝羊皇后,把晉懷帝以及皇帝專用的六方玉璽都送往平陽。
西晉滅亡
建興四年(316),匈奴劉曜陷長安,愍帝出降,被擄至平陽,西晉亡。
事件影響
五胡亂華
永嘉之亂後,北方五胡民族相繼建國,匈奴早有奪取中原的野心,酋長劉宣謂:“自漢亡以來,魏晉代興,我單于雖有虛號,無復尺土之業,自諸王侯,降同編戶,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興邦復業,此其時矣!”故八王作亂期間,劉淵及劉聰已建漢國,後劉曜陷長安,滅西晉,據長安建前趙;山西、山東則為羯人石勒所據,國號為後趙。鮮卑本居塞外,日漸強大;酋長檀石槐統一鮮卑各部,劃為三部,繼匈奴成為較強民族,包括:慕容氏居於幽州、段氏居遼西、宇文氏居遼東、拓跋氏居漠北。後來,慕容氏與拓跋氏相繼入主中原,分別建立前燕及代國(北魏)。至於氐、羌,氐人李雄於惠帝末年建“成”國,後改國號“漢”;不久,氐人苻健一族建前秦,都長安。羌人建國較後,主要有淝水之戰後的後秦。
南北對立
衣冠南渡
晉建武年間,晉元帝率中原漢族衣冠仕族臣民南渡,史稱“衣冠南渡”,這是中原漢人第一次大規模南遷,主要有林、陳、黃、鄭、詹、邱、何、胡八姓。“衣冠”是文明的意思,衣冠南渡即是中原文明南遷,晉朝遷都建康(今南京)。
南方開發
五胡入據中原後,北方中原人流亡四方,死者不可勝數;晉室南渡建國,中原人士亦隨之南移,他們帶來先進的技術及資金,又使當時尚未得到充分開發的江南地區得到充足的勞動力。此後,江南地區冶鐵、造紙、紡織、制瓷等技術也得到進一步發展。而建康(今南京)、京口、山陰、江陵、成都、廣州成為當時繁榮的都市。
對此,學界也存在不同觀點,認為南方開發的主要勞動力是南方既有的非華夏人口(例如山越),衣冠南渡本身並不會直接在勞動力和生產技術上帶給南方多大幫助。
民族融合
永嘉以後,胡人盤據中原,他們在武力上是勝利者,但文化上卻被漢人同化。五胡的首領多傾慕中原文化,重用漢人,委以國政。如石勒用張賓,苻堅用王猛,北魏拓跋氏用崔浩、李安世,北周宇文氏用蘇綽等。其中鮮卑建立的北魏,孝文帝更推行大規模的漢化運動,胡漢相互通婚,泯滅兩族界限。其後,胡化的漢人高歡,與漢化的胡人宇文泰更積極從事民族調和工作。在南方,晉室定都建康(今南京)後,隨之南遷的中原大族,亦積極剿滅山越盜寇,開發江南,其中以廣州的發展最著名。自永嘉以後,南、北方皆出現民族融和,擴大中華民族的內涵;亦調和胡漢文化,漢族文化既吸納胡族文化的精萃,取長補短,下開隋唐文化。
南北文化調和:五胡入主中原前,因北方發展較早,且為全國政治、經濟重心所在,故北方文化遠高於南方,但南方自孫吳以來,人才輩出,漸進一步成一股具朝氣的新興文化。晉室南渡,中原人仕開始與南方孫吳人接觸,視華夏在江南得到發展繼續,並把中原文化帶到嶺南。經南朝宋、齊、梁、陳四代的發展,南北文化得到一定程度的調和,從此,南方文化大幅發展,漸有凌駕北方之勢。然而,南北文化雖得到調和,但仍各自保存特質,如南人靈巧,北人剛直。
事件評價
史家謂永嘉之亂為中國歷史上巨大的風暴。在此以前,中國本部的空間,全以漢民族活動為中心。但自懷、愍二帝被擄北去,晉室南渡後,北方便成為胡族活動的大舞台。自匈奴劉氏興起,五胡便展開連串的建國運動,彼此混戰不休,令中原人民流離失所,死傷無數。加上戰爭阻礙生產,使開發近千年的中原淪為白骨蔽野之地。此亦為異族首次成功入主中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