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毗陵七子
- 地點：清毗陵（今江蘇常州市）
- 名聲：黃景仁詩名最大
- 資料：《清史稿·文苑·趙翼傳》
簡介,形成過程,
簡介
形成過程
文學史話乾隆中後期，常州詩歌創作可稱極盛，名家輩出，詩人如林，其中最著名者莫過於洪亮吉、黃景仁、孫星衍、楊倫、趙懷玉、徐書受、呂星垣七人，時稱“毗陵七子”。這七位才子詩人以奇氣橫溢的才華、踔厲風發的氣勢、卓犖不群的個性，詩酒聯吟，縱橫文場，可謂聲噪一方、名動江左。學界對於他們詩歌、學術等方面成就的研究已經相當深入，但是對於這一地域文人群體形成原因的探討卻仍有不少待發之覆。為什麼會在乾隆中期江南的常州地區出現這樣一個文人群體，我們認為家族因素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因之一。
雲溪之秀甲於郡中，環溪亦皆名族所居。記前哲胡芋莊詩曰：“皇朝五十有七載，出四公卿兩狀元。”四公卿為大學十呂公宮、尚書趙恭毅公、副都御使徐公（元）珙、工部侍郎周公清原，二狀元即呂公及外曾王父趙侯赤熊詔先生也。芋莊作詩後不及六十年，又出三公卿、一狀元。三公卿為協辦大學士劉公於義、司業莊君楷、侍郎莊公存與，狀元則侍郎之弟學士培因。其他官侍從、擢巍科者又不一而足，可謂盛矣。（洪亮吉《外家紀聞》，《古今說部叢書》本。下引該書版本同，不一一注釋）
上述公卿狀元中，呂宮為呂星垣五世祖，趙恭毅公申喬、趙侯赤熊詔為趙懷玉的高祖和曾祖，徐元珙為徐書受高祖。科名而外，趙氏家族的趙翼、洪亮吉和楊倫外家蔣氏家族的蔣驥以及莊氏家族的莊存與等又都是有清一代的學術大家，可以說根底深厚的家學積澱為七子成長提供了良好的文化條件。這些文化望族間又存在著複雜的婚姻關係，而姻親關係復又促使他們在文化學術活動中聲同氣應，相互揄揚，遂使雲溪一隅形成了一個有鮮明家族特色的地域文化環境，毗陵七子就是在這樣的文化環境中成長起來的。
毗陵七子的形成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先是洪黃齊名，後又有洪、黃、孫三子之目，復加入趙懷玉而為四人，最後於乾隆三十七年至三十八年間方正式定型為七子。畢沅《吳會英才集》記：“（洪亮吉）早年與黃仲則齊名江左，時號‘洪黃’。”此處的“早年”當指乾隆三十二年，洪亮吉《傷知己賦》中記：“歲丁亥戊子，邵先生主龍城書院講席，余偕黃君受業焉，先生嘗謂之‘二俊’。”（洪亮吉《傷知己賦》，見劉德權校《洪亮吉集》，中華書局2001年版，下引不一一注）可見最早為洪、黃延譽的是常熟邵齊燾。邵氏乃乾隆七年進士，後以編修居詞館十年。稍後大興朱筠以安徽學使開幕於當塗，其幕中名士淵聚，洪黃皆在。時朱筠嘗作書致錢大昕、程晉芳等文壇名流，謂“甫到江南，即得洪、黃二生，其才如龍泉、太阿，皆萬人敵”云云，他的大力揄揚使洪、黃在江南文場名聲日隆。
但是洪、黃二人於當塗顯名時的身份是幕客，而非具有毗陵鄉邦地域意義的詩人。最早把洪、黃、孫、楊、趙等作為一個地域文人群體自覺地推介延譽的是洪亮吉的舅父、楊倫的祖舅蔣和寧。蔣和寧，乾隆十七年恩科進士，曾官湖廣道御使，與王昶、蔣士銓等詩酒交遊，法式善稱其詩“皆能以工煉出之，不作凡響”（法式善著，張寅彭、強迪藝編校《梧門詩話合校》，鳳凰出版社2005年版）。和寧壯年即歸里不出，以獎掖後輩為任。陸繼輅曾記：
先府君執友，繼輅所及見者：養恬莊先生（指莊存與）以經學，容庵蔣先生（指蔣和寧）以辭章，一時後進之士翕然從之。莊先生之學一傳而為莊珍義大令，再傳為劉申甫、宋於庭；蔣先生之學一傳為洪稚存編修、黃仲則少尹、楊西河大令、趙味辛司馬，繼洪黃楊趙而起者，至今遂不可勝數。蓋兩先生皆優遊林下，享上壽，蔣先生棄官尤早，故其教澤之被如是深且久也。（陸繼輅《〈思補齋詩集〉序》，見《武進西營劉氏家譜》）
又，洪亮吉《外家紀聞》云：
侍御舅氏（指和寧）生平假獎後進。壬午癸未奉諱居里日，尤留意里中人才。時余南成童，尚未為先生所知。一日，先生謁外王母於南樓，大令、檢討二舅氏俱在側，先生忽語曰：‘里中有五雋才，二弟欲知之乎？’蓋指管庶常乾珍、劉庶常種之、錢孝廉維喬、莊明經炘、呂上舍岳自也。……繼先生又拔二人於童子軍中，曰史文學次星、董太守思，云：‘才亦可亞五人。’後五六年中，先生始極賞余及黃二景仁、孫兵備星衍，云：‘此三人者，才復在五人上矣。’余窮老遠戍，不足以副先生之知，而孫黃二君才實足以傳世。先是，里中每推劉侍郎星煒為知人，然侍郎所識拔者類皆工詞章及制舉業者為多，究不如先生之有遠識也。
從上引兩則資料來看，至遲到乾隆三十四年時，和寧所有意識栽培的後輩才俊中已經包括了洪、黃、楊、趙、孫五人，這個五人群體已構成了毗陵七子的基本框架。這個群體帶有明顯的家族色彩。除了洪、楊與蔣家為至親外，趙懷玉與洪亮吉為中表兄弟，黃家與蔣家比鄰而居，可以說蔣和寧的“一傳”具有明顯的家族特徵。再者，從莊存與“一傳而為莊珍義大令，再傳為劉申甫、宋於庭”亦能看出其時常州文人群體的形成大都是以家族關係為紐帶的。
蔣和寧亦在不同場合為這些後輩積極延譽。洪亮吉《外家紀聞》記：“余弱冠時與里中諸同人結會課於楊氏騰光館，共四十餘人，諸老宿俱在，而侍御舅氏評其文，以余為第一……並逢人說項焉。”蔣和寧贊孫星衍曰：“氣清、才奇、筆超，非吸風飲露者不能也。其縱橫光怪，真推倒一世智勇。吾鄉大有才人在，應讓此君出一頭地。”（龔慶《〈冶城遺集〉跋》，見孫星衍《孫淵如先生文集》，四部叢刊本）楊文蓀稱：“吾師淵如先生未登第以前所為詩……大抵原本六朝而出入昌谷玉溪之間。七古縱橫跌宕，一時與洪稚存、黃仲則兩先生並稱巨手。”（楊文蓀《〈濟上停雲集〉跋》，見孫星衍《孫淵如先生文集》，四部叢刊本）吳修《〈兩當軒詩集〉序》記：“君（指仲則——筆者注）與同里孫觀察淵如、洪編修亮吉、趙司馬味辛齊名，世稱‘孫、洪、黃、趙’。”（吳修《〈兩當軒詩集〉序》，見黃景仁《兩當軒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應該說這些人的齊名並稱是與和寧的揄揚分不開的。
又，前引資料中最後一句“先是，里中每推劉侍郎星煒為知人，然侍郎所識拔者類皆工詞章及制舉業者為多，究不如先生之有遠識也”，頗耐人尋味。結合莊存與、蔣和寧等的“一傳”來看，劉星煒亦應有自己的“一傳”，細味此句可知，當時退居鄉里的名宦們應是各有一批自己獎拔的後輩，自成一隊，且陰有相互上下之意。這樣看來，以文化名人為旗幟，以家族為背景的常州文人群體間的文化競爭是七子群體定型且走向自覺的重要動因。
如果說蔣和寧為“毗陵七子”作為一個群體出現在常州文場上奠定了堅實基礎的話，那么最終將這一群體推向一個更高台階的則是呂星垣的舅父錢維城。錢維城，乾隆十年狀元，官至刑部侍郎，為乾隆朝著名宮廷畫家，其詩“如名流入座，儀態自殊”，（洪亮吉《北江詩話》，見劉德權校《洪亮吉集》）有《茶山集》傳世。維城乾隆三十七年丁父憂歸里，居憂期間，亦積極致力於賞拔後學，對洪亮吉等七子尤為賞識。呂培《洪北江先生年譜》“乾隆三十八年”條下記：“時錢文敏公維城居憂在里，見先生詩文，奇之，徒步過訪焉。”（呂培《洪北江先生年譜》，見劉德權校《洪亮吉集》）又，呂振鑣《湘皋公行述》記：“是年（乾隆三十七年），舅氏錢文敏公丁艱旋里，見府君詩文，嘆為奇才，曰：‘他日名重天下，科第不足言也。’時里中文人如洪稚存、趙味辛、楊西河、徐尚之、黃仲則、孫淵如諸先生暨府君為七人，稱毗陵七子。”（《毗陵呂氏族譜》，光緒刻本）可見在維城居憂後第一年裡，很快就注意到了這幾位卓異特出的文學後輩。不惟呂氏家族，洪亮吉、楊倫的外家蔣氏家族，徐書受之徐氏家族等亦與錢氏家族有連，故錢維城的獎拔後進亦帶有強烈家族色彩。惟呂振鑣所云七子並稱於三十七年一說，與呂培《洪北江先生年譜》、張紹南《孫淵如先生年譜》記載有異，二譜均作三十九年，後世著述亦多沿用三十九年之說，度其實際，當為三十七年即有“毗陵七子”之號，三十九年始大噪而已。
錢維城不但對七子極為賞識，而且利用其曾是狀元和重臣的影響積極地為七子延譽推獎。首先，維城回鄉後即著手編選《毗陵七子詩》。《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教經堂詩集》提要”云：“錢維城編刻《毗陵七子詩》，書受其一也。”（《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濟南齊魯書社1996年版）《毗陵七子詩》的編行可以視為七子作為一個團體正式形成的標誌。又，乾隆三十九年，洪亮吉赴江陰補壬辰歲試，《洪北江先生年譜》記：“先是，錢文敏公曾語學使彭閣學元瑞，謂先生如昌黎復生，由是閣學亦久知先生。”（呂培《洪北江先生年譜》，劉德權校《洪亮吉集》附）補試結果是亮吉獲一等第三名，自此而後，亮吉終生以錢氏門生自居，對其獎掖之情的感激終身不渝。從這件事上我們也可看到，曾是狀元和閣臣的錢維城，攜政治和文化上的雙重優勢，對七子的揄揚力度是僅僅官不過五品的蔣和寧無法相比的。畢沅《教經堂集序》云：“近今毗陵錢文敏公以沉博宏麗之才，提倡後學，一時異才輩出，指不勝屈，而七子為最著，驚才絕艷，均齒齊名。”（畢沅《教經堂集序》，見徐書受《教經堂集》，嘉慶五年刻本）可見正是在錢維城的大力推舉下，七子方始以群體姿態馳譽於江南文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