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歐內斯特·貝文
- 外文名：Ernest Bevin
- 出生日期：1881年3月9日
- 逝世日期：1951年4月14日
- 職業：英國政治家、工會領袖
- 性別：男
簡述,生平,外交,親蘇分子,對蘇政策,對華政策,第三力量,評價,
簡述
歐內斯特·貝文Ernest Bevin (1881年3月9日-1951年4月14日) 英國工黨領導人，20世紀上半葉最有影響力的工會領袖之一。參與組織和領導英國一九二六年大罷工，1940年起先後任勞工大臣和外交大臣，積極推動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建立英國政治家。
生平
1881年3月9日生於蘇格蘭溫斯福德。幼時父母雙亡，11歲失學，到溫斯福德附近農場當小幫工。兩年後移居布里斯托當馬車夫。1905年成為布里斯托爭取工作權利委員會義務書記。1910年造該城組織碼頭工會貨車駕駛分會。1922年，把32個工會聯合為強大的運輸和雜務工工會，任總書記至 1940年，1925年起兼任職工大會理事會理事，1937年當選理事會主席，他在組織並解決1926年5月3日-12日的英國大罷工時嶄露頭角。大蕭條初期抨擊拉姆齊·麥克唐納的工黨政府未採取強有力措施緩和失業，拒絕支持其國民團結政府。在整個20世紀30年代，他主張英國重整軍備並採取堅定的外交政策，以對抗納粹德國和法西斯義大利的威脅。1940年5月出任邱吉爾聯合政府勞工和兵役大臣。為戰時內閣成員。1945年臨近戰爭結束時，同其他工黨大臣一起退出政府，為7月大選作準備。
歐內斯特·貝文
歐內斯特·貝文1945年 7月大選工黨獲勝後，出任克萊門特·艾德禮內閣外交大臣(1945～1951)。任內處理一系列重大外交問題。在巴勒斯坦問題上，認為阿拉伯人的友誼對保衛英國在中東的利益至關重要，主張建立猶太-阿拉伯國家和關於巴勒斯坦分治的各種計畫以圖企圖阻止以色列國單獨成立，未能成功。堅持遏制蘇聯政策，極力反對蘇聯在東歐扶植衛星國，主張藉助美國軍事力量，支持杜魯門主義和美國參加歐洲防務。帶頭回響美國“馬歇爾計畫”，簽訂英法《敦刻爾克條約》(1947)，積極參加建立英、法、比、荷、盧組成的布魯塞爾條約組織和歐洲經濟合作組織，簽署北大西洋公約。1950年1月6日聯合王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1951年提出發展南亞和東南亞經濟的科倫坡計畫。1951年 3月因病辭去外交大臣職務，任掌璽大臣，同年4月14日病逝於倫敦。
歐內斯特·貝文胸像
歐內斯特·貝文胸像外交
親蘇分子
戰後英國第一屆工黨政府的外交政策可以說是由外交大臣歐內斯特·貝文一手制定和實施的，至少是起了主要作用。而貝文在二戰結束前是個地道的“親蘇分子”。貝文出身貧寒，他是英格蘭西部一個女僕的私生子，不知道父親是什麼人，他念了幾年書，就去當卡車司機，後來成長為英國勞工運動的最高領導人。在英國參加干涉蘇俄革命時，貝文曾在1920年鼓動倫敦碼頭工人帶頭行動，宣稱如不把“傻喬治”號輪船上運往波蘭的軍用品搬走，就拒絕為該船裝貨，對政府造成很大壓力。對這段歷史，貝文自己也覺著值得稱道，1947年12月，他在同當時的蘇聯外長維亞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維奇·莫洛托夫 的談話中說：“當我們的政府正試圖去撲滅你們的革命時，是誰阻止了它呢？是我，歐內斯特·貝文，我命令工人罷工，讓他們拒絕裝船。我要你們按照你們自己的方式沒有外來干涉地進行你們的革命。”1944年英國保守黨政府干涉希臘內政時，貝文和其他許多工黨人士一樣反對保守黨的政策，在議會中幾次憤怒地打斷邱吉爾的講話，他認為希臘內部的衝突是“希臘人民民眾與一小撮名譽掃地的保皇派和賣國賊之間的衝突。”而不是象邱吉爾所認為的那樣是俄國人挑起的共產主義擴張活動。甚至到了他當上外交大臣時，他仍把穩定世界秩序的主要希望放在了繼續保持大三角——蘇、美、英之間——的同盟上。貝文當時的口號是“左派理解左派”，這表明了貝文要堅持傳統的親蘇政策，要推進同蘇聯的密切合作。
對蘇政策
然而，工黨和貝文的充滿信心的希望不久就被迅速惡化的國際形勢粉碎了。大戰結束以後的一系列事件使貝文很快就開始改變了對蘇聯的態度。其中一個重要事件就是蘇聯在地中海東部和中東地區的政策，這使貝文對蘇聯的意圖產生了懷疑。1941年，為了阻止伊朗親納粹勢力的發展，並把它作為西方援助俄國的一條通道，蘇聯和英國占領了伊朗，按當時協定規定，戰爭結束後半年內外國軍隊全部撤出伊朗。戰爭結束後，英國軍隊撤出伊朗，而蘇軍卻沒有按規定撤出，而且還干涉伊朗內政。在土耳其，蘇聯施加壓力，要求土耳其同意修改有關達達尼爾海峽的蒙特勒協定，把幾個邊界地區割讓給蘇聯。此外，蘇聯還要求租借海峽沿岸的陸軍基地。此外蘇聯還曾有過控制利比亞的想法。1946年2 月9日，史達林發表演說，指出：馬列主義的原理沒有過時，因為資本主義各國發展不平衡會造成極大的混亂。這將使資本主義世界分裂成兩大敵對陣營，進而打起仗來。只要資本主義制度還存在，戰爭就不可避免。蘇聯人民必須對30年代的往事重演有所準備，即必須發展基礎工業，削減消費品的生產，和平是不會有的，國內的和平國外的和平都不會有了。這番話在剛結束了戰爭浩劫的歐洲，很容易引起人們的反感，好象蘇聯好戰。美國自由派領導人物之一，威廉·奧威爾·道格拉斯大法官說，史達林的話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宣言書。”這雖然是聳人聽聞，但卻有很大煽動性。不到一個月，3月5日，邱吉爾就發表了富爾頓演說，這被看作是對史達林講話的回敬。 戰後，東歐國家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是他們自己的選擇，但是蘇聯的一些做法使人感到它是在強制推行自己的模式。南斯拉夫因走自己的道路而受到蘇聯的打擊。這很容易給人留下把柄說蘇聯在把東歐變成自己的勢力範圍。
貝文與莫洛托夫和詹姆斯·伯恩斯
貝文與莫洛托夫和詹姆斯·伯恩斯貝文認為，俄國正在損害英國的利益，它要趁英國戰後衰弱之機去促進大英帝國的瓦解，還要去填補由此而造成的力量真空。貝文還認為，蘇聯這種政策是由蘇聯的“歷史性的民族野心和其共產主義信條”決定的；這種政策“不僅對英國的利益造成了威脅，而且對世界和平的整個剛出現的結構造成威脅。”雖然貝文並不認為蘇聯領導人要打仗；但是他認為蘇聯領導人可能控制不了他們已開動起來的力量。因此西方必須始終作好準備。貝文決心挫敗他所看到的俄國要暗中破壞不穩定的戰後平衡的企圖。
為了挫敗“俄國的企圖”，貝文和工黨政府所採取的方針就是“聯美抗蘇”，因為當時英國國力嚴重衰落，只有美國具備與蘇聯抗衡的實力。英國的任務就是設法將美國拉上抗蘇的軌道。二戰結束之初，美國對英國的反蘇政策一直抱冷淡態度。按照羅斯福的構想，戰後仍要保持同蘇聯合作，杜魯門上台後，並未表現出有改變外交政策的意圖。英國曾提出一系列建議，要求在俄國人到達之前占領維也納、布拉格和柏林，但都遭到美國的拒絕。
1946年4月，英國外交部專門成立了一個俄國委員會，委員會中的蘇聯問題專家克里斯托弗·沃納說：“形勢已經清楚，蘇聯已返回到純粹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而且精力充沛，大有咄咄逼人之勢，並且已向作為世界社會民主力量領袖的英國展開攻勢。”蘇聯的軍事優勢，再加上歐洲共產黨力量的發展確實使英國統治者感到恐慌。不是軍事問題的專家也能看出，一旦戰爭爆發，史達林的軍隊將直入西方，所向披靡。1949年2月，當有人問法共領袖莫里斯·多列士“假如蘇聯軍隊占領巴黎，法國共產黨將會怎么辦？”時，多列士回答的大意是，法國工人將伸出雙臂歡迎他們。幾天以後，帕爾米羅·陶里亞蒂也被問及有關義大利的類似問題，他也作了同樣的回答。 為了推動美國改變政策， 支持英國的外交目的，英國朝野上下在1946—1947年初採取了一系列重大行動。首先，貝文在首屆聯大上積極活動。1946年1月， 伊朗政府向首屆聯大安理會對蘇聯提出了干涉內政的指控。英美都表示支持伊朗，但是美國代表沒有採取具體行動，而貝文卻與蘇聯代表安德烈·雅奴阿列維奇·維辛斯基展開了激烈辯論。會議期間，貝文在會下也做了很多工作，他在宴請美國代表團成員參議員范登堡時，還指著地圖說明蘇聯的企圖，要求美國決不能避開。貝文在聯大的發言贏得了美國輿論界的讚許。
最後，也是最為重要的，貝文在希臘問題上向美國攤牌。1946年秋，希臘國內烽火又起，共產黨部隊得到了北方鄰國的支持，到1947年春，希臘局勢危若累卵。西方認為，如果共產黨在希臘勝利，就可能象多米諾理論或爛蘋果理論所說的那樣，導致地中海國家的一系列災難。假如希臘陷落，不僅土耳其和伊朗會落入共產黨之手，連義大利，甚至法國也會受到影響。尤其是義大利，它有一個人數眾多、組織健全的共產黨。人們認為1944年希臘危機時，只是由於英國的干涉才避免了那場災難。可是這回，英國正遭遇著戰後最大的經濟困難，已無力去管希臘的事情，英國希望美國來承擔此任。可是1944年時，美國是反對英國在希臘的政策的。1947年2月末，貝文給美國國務院發了一份電報， 聲稱：從4月起，英國不能再承受援助希臘和土耳其的負擔。 “這封電報象是在美國領導人中投了一顆炸彈。這實際上等於向他們說：英國統治下的和平正撤離地中海，如果他們不去填補這個缺口，它就要被俄國人填補。”貝文這一炮放得正是時候，引起了杜魯門的積極反應，因為當時美國官方對俄國的看法正在改變。他們正在準備實行喬治·凱南的遏制戰略。3月12日，杜魯門在國會聯席會議上發表講話， 提出了眾所周知的“杜魯門主義”。這標誌戰時大同盟的正式破裂，東西方冷戰的正式開始。
對華政策
固然，就西方國家來說，冷戰的主力是美國，但是，沒有英國和其他西歐國家的積極回響、配合、推動和促進，美國也是孤掌難鳴的，從某種意義上說，美國是被西歐國家請來打冷戰的。但是，西歐國家參加冷戰的目的與美國是有很大差異的。如果說美國搞冷戰主要目的是爭霸世界、那么以英國工黨政府為代表的西歐國家則主要是為了維護本國的安全和歐洲的和平，正是由於英國工黨政府與美國在反蘇上的出發點不同，所以在推行、貫徹反蘇政策時，雙方時常出現分歧和矛盾，甚至對抗。最典型的事例是對待中國的態度。美國把中國看成是蘇聯的工具，將遏制中國當成是遏制蘇聯的組成部分。但是工黨在對華政策上與美國的分歧和對抗則更引人注意。1948年秋，當美國積極支持蔣介石打內戰時，英國則冷眼旁觀。1949年4月，貝文宣稱如果有必要， 將使香港成為“東方的柏林”。新中國成立後，工黨政府於1950年1月6日宣布予以承認，它是西方大國中最早承認中國政府的國家，被稱為西方國家打開同中國關係的破冰船。貝文保證：“英國政府盼望著這樣一天，在這一天，他們（中國人）將再次取得他們作為一個偉大力量的適當地位，英國政府將幫助他們完成他們的使命”。韓戰爆發後，工黨政府反對美國把戰火擴大到中國。首相艾德禮於1950年12月在與杜魯門會談時說：“我們一致認為不希望捲入一場與中國進行的大戰”，工黨政府還試圖勸說美國同意，一旦遠東實現和平，台灣即應歸還中國，並接納中國進入聯合國。
當美國派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時，工黨政府反對美國在台灣海峽製造危機，中國人民志願軍赴朝參戰，“聯合國軍”司令麥克阿瑟鼓吹進攻中國大陸，封鎖中國海岸，並轟炸中國內地，對此貝文專門派特使赴美，要艾奇遜對麥克阿瑟的言論予以澄清，直到艾奇遜聲稱麥的觀點不代表美國政府為止。1950年11月，美要求英同意進入東北與中國空軍交戰，被英拒絕。11月30日，杜魯門發表聲明，威脅說美國將全力以赴遏制中國人，並明確表示不排除使用核子彈的可能。12月4日，艾德禮飛往美國，極力勸阻美國不要使用核武器。 工黨政府還迫使美國政府同意，如果麥克阿瑟進攻朝鮮以外的目標，將對其加以制裁。這期間，貝文也敦促美國與有關方面進行停火談判。
第三力量
然而，貝文企圖積極推動關稅同盟實現的行為，總是遭到英國政府中左右對歐經濟政策的那些經濟部門的強烈反對，它們所祭出的法寶就是歐洲經濟一體化必然會損害英國與大英國協國家之間的貿易。駐法大使達夫·庫珀曾就此評論道：“僅僅‘關稅同盟’一詞就能引起財政稅的震盪和貿易部的反感。”工黨政府作出削弱大英國協的聯繫而與羸弱動盪的歐洲實行一體化的選擇幾無可能。因此，認為工黨政府放棄對歐洲聯合領導權的觀點是不正確的，因為貝文出於私衷確乎曾試圖領導歐洲的聯合；當歐洲的聯合是指歐洲一體化運動時，它基本上是正確的，因為無論何種原因，貝文的“第三種力量”構想難以逾越國家性質的界線，這種限定在美國推動、歐陸擁護的歐洲經濟合作和歐洲統一運動的醞釀中清楚地表現了出來。
這樣，經過戰後初期一二年錄求建立“第三種力量”的過渡，至40年代末英國工黨政府形成了影響整個50年代乃至更為深遠的歐洲政策，即在歐洲的防務問題上全心全意依靠以美國為核心的大西洋聯盟，輔之以支持傳統的政府間合作的歐洲組織，如布魯塞爾條約組織、歐洲經濟合作組織和歐洲委員會等，通過它們繼續維持英國在歐洲的領導權，這正是英國外交部計畫人員所認為的既能遏制蘇聯又能維持英國既得利益的兩全之策。但是，當歐洲大陸一體化提上議事日程並成為現實時，英國的這一歐洲政策便受到真正的考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