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欽定遼金元三史國語解》
- 卷數：四十六卷
- 出處：《欽定三合切音清文鑒》
- 體現：國語之精奧明
修史目的,編修補正,修史態度,四庫提要,
修史目的
清高宗弘曆即乾隆皇帝（1711—1799，1736—1795在位）即位以後，熱衷朝廷修史活動。究其原因，乃希望由官方壟斷歷史編纂，再由他扮演歷史判官，操縱其中的筆削褒貶。 除編纂史籍外，弘曆還要重修前代的史書，使它們能“傳信示公”，為當時多民族共存的政治環境服務（詳第四節）。就前代的史書來說，弘曆最關注的是《遼史》《金史》和《元史》，三史的重修工作，歷時十餘年才完成。
乾隆帝即位初年，便已指摘遼、金、元三史“不及前代，而《元史》成於倉猝，舛謬尤多”。不過到了乾隆十二年（1747）三月， 朝廷刻成二十一史，弘曆才對三史作出具體的批評及展開重修的工作。
乾隆帝認為，遼、金、元三朝本身沒有完善的條件，可供修史者憑藉。首先是民族隔閡：弘曆指出，三朝均為邊疆民族所建立，“非若唐、宋之興於內地而據之也”。因此，“其臣雖有漢人通文墨者，非若唐、宋之始終一心於其主”。況且，民族之間，存在“語言有所不解，風尚有所不合”的現象。如以元朝為例，一方面是“蒙古人不深明漢文，宜其音韻弗合，名不正而言不順，以致紀載失實”。另一方面，“漢人不解（蒙古）語義，錯謬譯出者，不勝屈指數”，其中多系“捉影之談”，可謂“怪誕可笑”。
其次是三朝國祚短促：弘曆指出，“遼、金、元皆立國不久，旋即遜出”，由於沒有良好的規模，“則所紀載，欲其得中得實，蓋亦難矣”。如以金朝為例，“金全盛時，索倫、蒙古亦皆所服屬，幅員遼廣，語音本各不同”。可是，“當時惟以國語為重，於漢文音義，未曾校正畫一”，以致出現“聲相近而字未恰合”，及“語似是而文有增損”的情況。“至於姓氏，惟當對音，而竟有譯為漢姓者”。本來，金朝曾“制女直大小字”，可資稽查，可惜它們“未經流傳中外，而又未經譯以漢字，其後裔式微，遂無以考證”。以致後人“閱漢字《金史》，其用漢字音注國語者，本音幾不可曉”。
基於上述原因，弘曆譏詆“遼、金、元之史，成於漢人之手，所為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然”，所以難成“佳史”；又認為三史中，“紀邊關以外荒略之地”比“紀內地”的部分，更“不能得中得實”。
編修補正
乾隆朝的重修遼、金、元三史，並不是將三史全部修改，而是按《同文韻統》為例，重修三史〈國語解〉，及將三史中人、地、官名改正，其方針是“正其字，弗易其文”。所以弘曆下令史官，“按照各史，不改其事，但將語言詳加改正，鋟板重修”。
第二項工作是在三十年代展開的，而且不局限於《金史》。當弘曆在批閱《歷代通鑑輯覽》的進稿時，感到“前史所載遼、金、元人、地、官名，率多承偽襲謬，展轉失真，又復詮解附會，支離無當，甚於對音中曲寓褒貶”。因此他“每因摛文評史，推闡及之，並命館臣就遼、金、元史〈國語解〉內，人、地、職官、氏族及一切名物象數，詳晰釐正，每條兼系以國書，證以三合切韻，俾一字一音，鹹歸吻合，並為分類、箋釋，各後本來意義，以次進呈，朕為親加裁定”。
乾隆三十六年（1771），弘曆下令編撰《遼金元三史國語解》[30]。同年十二月，當《金史》部分完成後，弘曆已急不可待，開始重修三史的第三項工作。原來弘曆感到“今金國語解，業已訂正蕆事，而諸史原文，尚未改定，若俟遼、元國語續成匯訂，未免多需時日”。於是他下令將“金國語解”交給方略館，“即將《金史》原本先行校勘”。校勘的原則是：“除史中事實久布方策，無庸復有增損外，其人、地、職官、氏族等，俱依新定字音，確核改正。”至於遼、元二史，則“俟國語解告竣後，亦即視《金史》之例，次第釐訂畫一，仍添派纂修官，分司其事，總裁等綜理考核，分帙進覽候定”。
關於第三項工作，有兩點必須注意。首先，第三項工作是在乾隆三十六年底開始的，它的任務是按照清朝新編的三史國語解，更正三史原文，而這項工作與第二項工作同時進行。其次，也是較重要的，重修三史“乃改譯漢文，譯其國語之訛誤者。至於其國制度之理亂、君臣之得失，未嘗一字易”。“且改譯者不過正其訛誤之語”，“讀史者執舊簡而證以新書，則可知語之異而事之同”。因此，儘管弘曆認為遼、金、元三史有多方面的缺點，清廷的工作只在更正其中音譯的訛舛而已。
弘曆對編修三史國語解和校正三史的工作，甚為重視。如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四月殿試策論的題目中，考問及其事。次年十月，獎勵“在各方略館效力行走，辦理金、元國語解及校訂遼、金、元三史對音頗能盡心”的宋銑（1760年進士），認為宋銑“在翰林中，學問尚優，著加恩授為編修，充方略館纂修官，以示鼓勵”。可是，兩個月後，弘曆“批覽方略館所進《金史》”，發現“內有圈點訛錯數處，並有誠字訛寫城字”，便將“承辦之編修宋銑，著交部察議”。
乾隆四十年（1775年）七月，“重刊《金史》成”。至於遼、元二史語解在什麼時候完成，不可考。但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三月軍機大臣等奏“遵查未俟書籍”十六種的名單中，《遼史》和《元史》都榜上有名。如果按照上述重校《金史》的程式，二史語解必已完成，然後二史才進行校勘。無論如何，據軍機大臣指出，在這十六種書籍中，《遼史》和《元史》等十四書未“派有專管總裁”。他們便請旨“派專管之員，責成定限速纂”。於是弘曆派遣英廉（1707—1783）和錢汝誠（1722—1779）為二史總裁。
乾隆四十三年（1778）三月，軍機大臣報告各書修纂進度，以《遼史》、《元史》“卷帙較多，請展限趕辦”。得旨：“各處應進之書，止須按卯分進，轉不必立定期限，如屆期遲誤，即奏明參處。”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方略館進呈遼、金、元三史告俟”，吏部“請將滿漢纂修各員，照例分議敘”。於是弘曆下旨獎勵。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改譯遼、金、元三史告成”，弘曆為作序文。乾隆五十年（1785）十二月，“《遼金元三史國語解》告成，承辦纂修等官，議敘有差”。
從上述重修三史和編纂《遼金元三史國語解》的經過可見，在三史中，弘曆最重視《金史》。早在乾隆十二年，已將《金史》校正。三四十年代的兩項工作，又以《金史》為先。這些現象與他批評三史時流露對《金史》特別關注的態度是互為表里的。其次《遼史·國語解》的編修與《遼史》的重訂似乎為乾隆君臣所忽視。如弘曆在《〈增訂清文鑒〉序》說：“向評《通鑑輯覽》，糾前史譯本失真，則有校正金、元國語解之命。”便沒有提到《遼史·國語解》。而《歷代通鑑輯覽》有一則凡例，亦是提及“金、元二史出自後代儒臣之手，大抵音譯失宜，乖舛滋甚”，“今並遵旨詳加譯改”，同樣遺漏《遼史》。此外如乾隆三十七年的殿試策論題目，雖謂“遼、金、元三史人、地、官名，多淆於後代儒生之手”，但最後考問的內容，僅是金、元、二史而已。上述情況，與弘曆評論三史的缺失時沒有單獨提到《遼史》的作風，同出一轍。誠然，女真為滿洲祖先，《金史》最受弘曆關注，自是意料中事。至於遼、元二朝的後裔，雖皆在清朝“隸臣僕，供宿衛”（詳第三節），但蒙古族在清朝眾多民族中，實為大宗，索倫族不可與之相提並論。況且弘曆對蒙古“尤善扶綏”，至使滿蒙關係更為密切，因此，弘曆重視《元史》而忽視《遼史》的態度，亦是可以理解的。
修史態度
“傳信示公”是弘曆下令重修遼、金、元三史時揭櫫的口號，他說：“遼、金、元三史人，地名音譯訛舛，鄙陋失實者多，因命儒臣，……概行更錄。蓋正其字，弗易其文，以史者所以傳信示公，不可以意改也。”
然而，弘曆又離析“傳信”和“示公”為二，將它們代表歷史記載的兩種境界。“信”是歷史應具備的基本條件，“傳信”是歷史記載的首要任務。因此，弘曆說：“一代之史，期於傳信。”由於他認為遼、金、元三史未能履行“傳信”的使命，所以他負起改正三史“舛駁”的責任，“用昭闡疑傳信之至意”[58]。於是，他下令“廷臣重訂金、遼、元國語解，將三史內訛誤字樣，另行刊定，以示傳信”。弘曆自誇清廷對三史的修訂，能“使讀史者心目豁然，不免前人謬妄所惑”，“俾讀史者得免耳食沿偽之陋”。弘曆無疑在說，三史經過清廷修訂後，才能達到“傳信”的境界。
“公”是歷史應具備的客觀精神，“示公”是歷史記載的神聖使命。弘曆所謂“示公”，是指“秉大公至正”的態度，“以昭褒貶之公”。弘曆認為，“《春秋》一字之褒貶，示聖人大公至正之心”。可是，“遼、金、元三國之譯漢文”，每“有謬寓嗤斥之意存焉”，不是“《春秋》一字褒貶之為”。由於弘曆堅持“《春秋》天子之事，是非萬世之公”，而遼、金、元三史的修撰者既非天子，他們所作的褒貶又不得當，所以他希望修訂三史，“以昭綱常名教，大公至正之義”。他說：“金、元入主中國時，其人未盡通曉漢文，以致音同誤用，而後之為史者，既非本國人，更借不雅之字，以寓其詆毀之私，是三史人名不可不亟為厘定，而昭大公之本意也。”
不過，我們必須注意，弘曆不是要藉厘定三史人、地、官名而進行新的褒貶，所謂“昭褒貶之公”、“昭……大公至正之義”、“昭大公之本意”，乃揭示三史的音譯實系“無關褒貶而實形鄙陋”，只反映漢人狹隘的種族偏見，不符合“大公至正”的客觀精神、。
弘曆強調“示公”，實有不可忽視的政治背景。三史的改訂，除了是一項史學工作之外，還有政治作用。清廷以邊疆民族入主中原，不但統治漢人，而且降服沿邊各民族，建立一個疆土遼闊的統一多民族國家。用弘曆的話說，就是“一統同文”、“海寓同文”的局面。弘曆反覆指出，重修三史與這局面息息相關。如說：“我國家中外一統，治洽同文，不忍金朝之人名、官族為庸陋者流傳所誤，因命廷臣悉按國語改正。”又說：“因為（《元史》音譯）參稽譯改，以正史鑑之疑，舉數百年之舛謬，悉與辨剔闡明，以昭一統同文之盛。”又說：“朕非於此等音譯字面，有所偏袒，蓋各國語音不同，本難意存牽合。即如滿洲、蒙古文，譯為漢文，此音彼字，兩不相涉。乃見小無識之徒，欲以音義之優劣，強為分別軒輊，實不值一噱。朕每見法司爰書，有以犯名書作惡劣字者，輒令改寫。而前此回部者，每加犬作(犭回)，亦令將犬旁刪去。誠以此等無關褒貶而實形鄙陋，實無足取。況當海寓同文之世，又豈可不務為公溥乎？”
由此可見，弘曆所謂的“公”，有其特定涵義，是指在“一統同文之盛”局面下的“公”，亦即是一種反對“大漢族主義”而標舉的種族平等觀念。換言之，弘曆重修三史的政治目的，就是在“一統同文之盛”的局面下，為從前漢人所修的邊疆民族朝代的歷史進行一次大清洗，使它們能符合清朝當時“大公至正”的要求。弘曆解釋說：“天下之語萬殊，天下之理則一，無不戴天而履地，無不是是而非非，無不尊君上而孝父母，無不賢賢人而惡小人。彼其於語言文字中謬存我是彼非，入者主之，出者奴之，不亦仰而唾空，終於自污其面哉！向有校正金、元國語解之命，……壹是義也。”
其次，雖然弘曆下諭以“正其字，弗易其文”的原則改訂三史，卻在諭文中不忘針砭三史音譯以外的缺失，而尤不滿於三史修撰者“輕貶勝朝”的態度。弘曆此舉不是無的放矢的。簡言之，就是藉此而彰顯清廷修《明史》及其他史籍時所持的“大公至正”態度。他說：“若我朝修《明史》，於當時賢奸善惡，皆據事直書，即各篇論贊，亦皆核實立言，不輕為軒輊，誠以作史乃千秋萬世之定論，而非一人一時之私言。予向命纂《通鑑輯覽》，於明神宗（朱翊鈞，1563—1620，1572—1620在位）以後，仍大書明代紀年，而於本朝定鼎燕京之初，尚存福王（朱由崧，？—1646，1644—1645在位）年號，此實大公至正，可以垂示天下後世。豈若元托克托（1238—1297）等之修《金史》，妄毀金朝者之狃於私智小見所可同日語哉？”
四庫提要
乾隆四十六年奉敕撰。考譯語對音，自古已然。《公羊傳》所稱地物從中國，邑人名從主人是也。譯語兼釋其名義，亦自古已然。《左傳》所稱楚人謂乳谷，謂虎於菟。《穀梁傳》所稱吳謂善伊，謂稻緩。號從中國，名從主人是也。間有音同字異者。如天竺之為捐篤、身毒、印度，烏桓之為烏丸。正如中國文字，偶然假借，如歐陽漢碑作歐羊，包胥《戰國策》作勃蘇耳。初非以字之美惡分別愛憎也。自《魏書》改柔然為蠕蠕，比諸蠕動，已屬不經。《唐書》謂回紇改稱回鶻，取輕健如鶻之意，更為附會。至宋人武備不修，鄰敵交侮，力不能報，乃區區修隙於文字之間。又不通譯語，竟以中國之言，求外邦之義。如趙元昊自稱兀卒，轉為吾祖，遂謂吾祖為我翁。蕭鷓巴本屬蕃名，乃以與曾淳甫作對，以鷓巴鶉脯為惡謔。積習相沿，不一而足。元托克托等修宋、遼、金三《史》，多襲舊文，不加刊正。考其編輯成書已當元末。是時如台哈布哈號為文士，今所傳納新《金台集》首，有所題篆字，亦自署曰“泰不華”，居然訛異。蓋舊俗已漓，並色目諸人亦不甚通其國語，宜諸史之訛謬百出矣。迨及明初，宋濂等纂修《元史》，以八月告成，事跡掛漏，尚難殫數。前代譯語，更非所諳。三《史》所附《國語解》顛舛支離，如出一轍，固其宜也。我皇上聖明天縱，邁古涵今，洞悉諸國之文，灼見舊編之誤，特命館臣，詳加釐定，並一一親加指示，務得其真。以索倫語正《遼史》凡十卷。首君名，附以后妃、皇子、公主；次宮衛，附以軍名；次部族，附以屬國；次地理；次職官；次人名；次名物；共七門。以滿洲語正《金史》凡十二卷。首君名，附以后妃皇子；次部族；次地理；次職官，附以軍名；次姓氏；次人名，附以名物；共六門。以蒙古語正《元史》凡二十四卷。首帝名，附以后妃、皇子、公主；次宮衛，附以軍名；次部族，附以國名；次地理；次職官；次人名；次名物；共七門。各一一著其名義，詳其字音。字音為漢文所無者，則兩合三合以取之。分析微茫，窮極要窅。即不諳翻譯之人，繹訓釋之明，悟語聲之轉，亦覺釐然有當於心，而恍然於舊史之誤也。
光緒年間重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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