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崧甫

樊崧甫(1894—1979),浙江縉雲人;畢業於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五期工科;辛亥革命時,參加光復杭州的戰鬥,任敢死隊分隊長;後歷任國民政府軍旅長、師長軍長、軍團長、軍事委員會中將高參、戰區中將總參議等職;民國36年1月退役;上海解放前夕參加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地下組織;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民革虹口區籌委會主任委員,1958年6月任民革虹口區第一屆區委主任委員,1959年3月起任虹口區政協第二、三、四屆委員、常委,還兼任上海市參事室參事等職務;1979年2月在上海病逝,享年85歲。

基本介紹

人物簡介,人物生平,人物相關,

人物簡介

樊崧甫(1894—1979),原名芝碧,字仲哲,號哲山,浙江省麗水縉雲五雲鎮人,縉雲世家四兄弟之一;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6期工兵科、陸軍大學第7期畢業;因其作戰勇猛,時人稱“龍頭將軍”,又因作戰時常騎一白馬,又被人成為“白馬將軍”,國民革命軍中將上將銜。
浙江省陸軍國小畢業,後相繼加入龍華會同盟會辛亥革命時,任浙軍敢死隊分隊長、滬軍機關槍隊隊長;“二次革命”中兩度入獄。
1914年,入武昌陸軍預校,後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六期;1925年入陸軍大學第七期;1927年10月任第二十六軍第一師第一團團長。
1930年1月任第六師第十七旅少將旅長,在馮、閻聯合反蔣時,曾與吉鴻昌部作戰;1931年1月,任第六師參謀長,後任第八軍中將參謀長,參加第三次“圍剿”中央革命根據地;1932年11月,任撫河方面“剿共”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1933年2月,任陸軍第七十九師師長,參加第四次“圍剿”。同年10月,任北路軍第三縱隊指揮官兼第七十九師師長,參加第五次“圍剿”;1935年任“剿匪”第二路軍第一縱隊指揮官,追堵湘鄂川黔中國工農紅軍二、六軍團;1936年1月,任陸軍第四十六軍軍長。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於1938年在徐州會戰中在狼子湖澇溝線與日軍坂垣師團作戰三晝夜,同年9月任第十二軍團軍團長;1939年2月,任湘鄂贛邊區游擊總指揮;1940年1月,任第三十四集團軍總司令。7月任軍事委員會中將高參,1941年1月兼任第6戰區戰備校閱主任,同年秋兼任第6戰區司令長官部總參議,9月兼任第6戰區乾訓團教育長;1944年秋,任國民政府軍委會第五軍風紀巡察團主任;1945年10月,任國民政府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任,晉上將銜。
1947年1月退役,客居上海,因參與反內戰活動;1949年5月14日被國民黨特務機關逮捕入獄,上海解放後獲釋,任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政協委員、上海市參事室參事等職;1979年在上海去世。

人物生平

樊崧甫(1894—1979),浙江省縉雲縣人,原名芝壁,字仲哲,號哲山,國小畢業後入浙江省陸軍國小,先後加入龍華會(又稱洪門九龍山)和同盟會,畢業時恰逢辛亥革命爆發,參加了杭州光復的戰鬥,擔任敢死隊分隊長,攻入浙江巡撫衙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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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光復後,參加上海都督陳英士滬軍,滬軍北伐援魯時任機槍隊長。袁世凱竊取辛亥革命果實,建立獨裁統治後,1913年孫中山發動“二次革命”,他參與南京、上海的反袁鬥爭。二次革命失敗,他在嘉興、嘉定繼續進行反袁活動,兩次被捕,均經營救出獄。9月任浙江省都督府上尉副官。1914年冬辭職入武昌陸軍預備學校,1916年袁世凱準備復辟帝制,樊崧甫作為陸軍預校學生代表,參加策應鄂軍石星川部起義,在武昌南湖起義反袁,結果失敗,潛回浙江,參加浙江反袁鬥爭,推動浙江反袁獨立。袁世凱死後回陸軍預校學習,1916年底畢業。
1917年為求深造,又考入保定軍校。1917年張勛復辟,他從保定赴滬謁見孫中山,建議創建革命軍隊,建立革命幹部隊伍。張勛復辟失敗,樊仍回保定軍校學習。1919年2月,從保定軍校畢業,由陸軍部分發到浙江陸軍二師,先後任排長、連長、師工兵隊長。1924年軍閥孫傳芳控制了浙江,將二師改稱為浙江暫編陸軍第三師。1925年1月,樊考入陸軍大學第七期。是年3月孫中山在北京逝世,作為陸大學員奉派去協助孫的治喪工作。在陸大學習期間曾被召回三師(時已改稱第五軍)任上尉參謀,參加了孫傳芳的討奉(奉系張作霖)戰爭,戰事結束後仍回陸大。樊頗得軍長周鳳岐的信任與賞識,在陸大學習時兼任五軍駐京辦事處主任一職。
1926年9月,樊奉軍長周鳳岐之召,回浙軍參加孫傳芳援贛戰役。這時國民革命軍北伐攻占武漢,回師入江西攻孫部。孫派周鳳岐五軍(原三師)援贛,樊崧甫心向革命,積極勸說周鳳岐倒戈反孫,加入北伐。周部反正後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軍,樊先後任二十六軍司令部交通科長,代軍參謀處作戰科長,26軍警衛大隊長,第一師代參謀長,第一師參謀處長。26軍在浙江與孫部作戰時,樊多次立功。1927年任26軍第一師第一團團長,率部渡江參加反擊孫傳芳的反撲與擊敗奉魯聯軍張宗昌所部的戰鬥。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建立南京國民政府。1928年蔣介石舉行第二次北伐,以求打敗奉系軍閥張作霖(時張控制北京,稱大元帥)統一全國,樊崧甫所部積極參加第二次北伐作戰。1928年張作霖在退回東北時被日軍炸死,兒子張學良控制東北後,經蔣爭取,宣布東北易幟,歸順蔣介石,蔣宣告全國“統一”。樊在北伐中作戰勇敢,多次立功,升為少將,任陸軍第六師17旅第三十三團團長。
1929年樊崧甫的部隊參加蔣介石與其他軍閥如與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與馮玉祥、唐生智等之間的新軍閥混戰,1930年1月升任第17旅少將旅長,後任第六師參謀長。
1931年樊部被調江西,參加“圍剿”紅軍,此時樊已升任第八軍中將參謀長。他先參加對中央根據地第三次“圍剿”,1933年升任第79師師長,參加了對根據地第四、五次“圍剿”。1934年10月紅軍長征後,又奉命率部入湘、鄂、川、黔,追擊紅軍二、六軍團(即賀龍等部紅軍)。
1936年樊任陸軍第46軍軍長。西安事變前夕,他的部隊負責隴海路防務,西安事變發生後,樊部搶占潼關。西安事變發生,蔣介石被扣押的最早訊息就是由樊電告南京政府的,南京政府準備進攻西安,任樊為前敵副總指揮;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周恩來曾去樊部會唔樊,向樊宣傳團結抗日的重要性,對樊影響頗大。據樊自述,事變後樊曾在杭州與蔣見面,他勸蔣執行中山遺訓,把安內攘外改為攘外安內。蔣聽了勃然變色,從此對樊發生疑忌,在解放戰爭中不再讓他帶兵,最後被解除兵權,但這也促使樊產生脫離蔣的思想。
1937年抗戰爆發後,樊的79師參加上海抗戰。他自己則奉調參加後方防務,負責疏整後方交通,收容潰兵,監築黃河河防工事等次要工作。1938年3月後,日軍占領山西大部,逼近黃河河防,樊部與日軍隔河相持,派小部隊渡河入敵後游擊,頗有收穫。不久蔣的親信胡宗南部接替河防,樊部調徐州,參加台兒莊會戰。在台兒莊大戰中,樊部奉命馳援張自忠部,在大院寺、狼子溝一帶與日寇精銳坂垣師團激戰三晝夜,殲敵6千,對戰役勝利作出重大貢獻。後來日寇再攻徐州,徐州失守,他奉命轉入敵後作戰。
1938年8月奉命率部回武漢,9月升任第十二軍團軍團長。1939年2月任湘鄂贛邊區游擊總指揮。此後他率部參加了1939年3月南昌會戰,9月的長沙第一次會戰。1940年調任第34集團軍副總司令,因與蔣的親信、總司令胡宗南不合,辭職後改任軍事委員會中將參議,1941年1月兼第六戰區戰備校閱主任,司令長官部中將總參議,參與宜昌會戰。1944年軍委會成立軍風紀糾察團,先後任第五、第二、第三糾察團主任委員。1946年糾察團撤消,1947年1月退役賦閒。1940年後樊只任軍隊中閒職,實際上已解除了兵權。樊戎馬40年,因早退役,未參加解放戰爭。
樊退役寓居上海,目睹蔣發動內戰,政權日趨沒落,對國民黨完全失去信心。1948年經人介紹,加入民主黨派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革),開始參加反蔣活動。他利用自己在蔣軍中舊關係,從事渙散蔣軍官兵鬥志的策反工作。1949年4月,樊被上海退役軍官推選為上海市在鄉軍官會代理事長。樊為保衛上海人民生命財產,擬組織退役軍官建立市民自衛委員會,在上海時局緊張混亂時出來維持秩序,策應上海解放。五月,蔣自奉化溪口到上海,派特務嚴滋來樊住所,勸樊去見蔣,出任“浙江人民自衛軍總司令”,否則速離上海,為樊拒絕。5月14日,蔣命特務頭子毛森將樊逮捕,囚於黃埔分局政治犯監獄。上海解放前夕,蔣下令處決政治犯,一大批政治犯被殺,樊幸未及於難;5月27日上海解放,樊始出獄,民革中央曾致電慰問。
上海解放後,樊被推為民革上海市委常委,上海虹口區人民代表,上海市參事室參事,上海市政協委員。樊撰寫了多篇回憶錄,敘述個人歷史及參加重大歷史事件的史實,分載於《上海文史資料》和《浙江文史資料》。
1979年2月在上海病逝,上海市政協和上海市委統戰部為他舉行隆重的追悼會。

人物相關

毛澤東在其革命生涯中曾經被捕過,但至於到底被捕過幾次,一直沒有統一的說法;比較確定的說法是,毛澤東在1927年被捕,後來通過賄賂團丁得以逃生;不過,有人著書稱,毛澤東在1934年也曾被捕過。
毛澤東在對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中也將1927年的被捕被視作他一生中僅有的一次被捕,不過,在陳鴻年吳越合著的長篇紀實回憶錄《九死還魂草》、吳越著《我的爸爸是冤鬼》里卻記載,毛澤東在第五次反圍剿之後,曾經被圍剿部隊的軍長樊崧甫的手下所捕。
吳越的父親吳山五十年代是上海市司法局第一法律顧問處民事組組長,當時兼任樊崧甫的私人秘書;據《我的爸爸是冤鬼》記載,樊崧甫是國民黨高級將領之一,1933年蔣介石發動對閩贛蘇區的第五次“圍剿”,他是主力部隊的軍長;1934年蘇區反“圍剿”失敗,全軍撤退,開始了“兩萬五千里長征”,他又奉命追剿堵截。
就在這一時期,毛澤東不慎被捕,被押解到樊崧甫的面前。毛澤東否認自己的身份,但他是蘇維埃政府主席,樊崧甫手上有他的資料和照片,形象鮮明,僅憑他一句話,是否認不了的。不過樊崧甫比宋希濂聰明,宋希濂抓到瞿秋白以後,立刻打電報通知了蔣介石,以致後來宋希濂和瞿秋白的關係相處得很好了,想給瞿秋白開脫些許都不可能,蔣介石下令處決,他不得不遵命執行,只能在行刑之前給一些感情上的“優待”。
樊崧甫抓到毛澤東以後,甚至在明確了毛澤東的真正身份以後,根本就沒跟蔣介石提起過一個字,因此得到了處理毛澤東的“絕對自由”。第二,樊崧甫雖然是“國軍”的軍長,但他是“洪幫”中人,對“黨爭”的認識和興趣都不是很強,而對傳統的“義氣”和“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卻十分相信。因此,毛澤東能夠通過遊說打動他,讓樊崧甫拿他當老百姓發給路費放了。
這件事情,當然是絕對秘密的,除了樊崧甫和毛澤東本人之外,不可能有第三個人知道。正因為樊崧甫與毛澤東之間有過這樣一筆默契的“交易”,1949年5月上海戰役之前,蔣介石電令樊崧甫去台灣,樊崧甫居然藉故沒有遵令,為此蔣介石下令逮捕樊崧甫,關進了提籃橋監獄,直到上海解放,才被放了出來;而上海解放之後,對他這個當年圍剿過蘇區的戰犯,陳毅市長不但沒有把他抓起來,而是派專人先去保護他的住宅,後來專門把他請到市政府去談話,接著請他出任上海市政協委員、虹口區政協主委,還給他分配了許多社會工作,諸如抗美援朝委員會委員、愛國衛生委員會委員等等,在1951年的鎮反大逮捕中,他也得到了特殊的保護。
《我的爸爸是冤鬼》里的這段對毛澤東被捕的記載沒有其他資料可以證實,不過,關於樊嵩甫的個人資料或可佐證這一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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