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國統治者的祖先，楚國三閭大夫屈原《楚辭》中也提到崑崙山。屈原自稱為“帝高陽之後裔”。
姜亮夫先生主張“高陽氏來自西方，即今之青海、甘肅一帶，也就是從崑崙山來的，也只有崑崙山才當得起高陽氏的發祥之地”(姜亮夫《楚辭今譯講錄》Po)。楚是夏人的後裔，夏起於西北，“屈子心中所想像的 ‘舊鄉’ 即老家是在崑崙”，也說明屈子有一定的材料來源(姜亮夫《楚辭今譯講錄》P17，)。楚人的祖先最早活動在黃河流域的上游地區。
商朝末年，楚人首領鬻熊投靠周文王姬昌，成為火師。西周初年，周成王封鬻熊曾孫熊繹為子爵，楚始建國。楚熊渠時期，西征庸國，東攻揚越。春秋前期，楚大舉進攻蠻人，史稱楚武王“大啟群蠻”。
楚文王時期，相繼滅掉鄧國、絞國、權國、羅國、申國等諸侯國。在迫使隨國臣服以後，又滅掉了息國。並揮師北上，攻打了蔡國和鄭國。之後占領了從川東、湖北、河南南部到安徽的千里沃土。
楚成王時借周惠王之命，鎮壓夷越，大力開拓疆域。前655年以來，先後滅貳、谷、絞、弦、黃、英、蔣、道、柏、房、軫、夔等國。公元前638年，楚成王在泓之戰中戰敗宋襄公，楚自此稱雄中原。
楚莊王時期滅庸國，討伐“陸渾之戎”。公元前306年滅越國。公元前224年，秦國名將王翦率領60萬秦軍南下攻楚。前223年，楚被秦所滅。
基本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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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
楚人這個詞狹義來講指楚公族。如熊氏一族，楚國的上層統治者，即屈原所說的“帝高陽之苗裔”，也就是來自中原的華夏部族後裔。楚人沿漢水南下，至周已定居於丹陽一帶。
近年來，楚人的起源問題受到學術界的注意。楚帛書中“祝融”一名的發現，為探討這個問題提出了重要線索。解放前從湖南長沙子彈庫一座戰國晚期木槨墓出土了一份楚帛書，這件帛書收藏在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一九七三年，在澳大利亞籍旅美學者巴納的《楚帛書研究》一書中，有用新技術拍攝的帛書照片，“祝融”就是這樣被發現出來的。
關於楚人的祖先，楚國社會公認的是祝融。祝融是炎帝的火師，祝融集團是炎黃聯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黃帝部落打敗炎帝部落之後，黃帝部落派遣祝融等人進駐炎帝部落。祝融一族於帝嚳時代在河南新鄭一帶建立祝融氏之國，故新鄭又稱“祝融之墟”，“祝融之墟”為楚國先民的最早起源地。《後漢書》認為，古代先秦西戎來自先秦南蠻。
起源
楚人先祖出自黃帝之孫顓頊高陽氏（昌意之子）。顓頊曾孫吳回是帝高辛氏的火正（火官），主管天火與地火，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祝融部落分布在商都朝歌的南方（今河南新鄭一帶）。楚先民是夏王朝的同盟，南遷後其中的季連家族則建立了楚國（祝融的後裔分為八姓，其中的羋姓一族建立了楚國）。
“華，在羌語、藏語意思是“英雄”，“華”的文化遺址包括黃河上游天祝藏族自治縣藏族自稱“華戎”：英雄部落，甘肅華亭縣、華池縣、六盤山主峰華家嶺，陝西華山、華縣、華陰縣、華陽鎮等。“夏”，在藏語有“統一天下”之意。東周初，西戎進入中原。
《史記·楚世家》：“當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羋氏，居丹陽。”“楚鬻熊居丹陽，武王徙郢”，楚國國都在楚武王時期從丹陽遷至郢，據考古學家劉玉堂、王紅星、高崇文研究，古“丹陽”位於丹水和淅水交匯之處（今河南省淅川縣丹江口水庫淹沒區），因處丹水之北，故稱為丹陽。國學大師錢穆在《國史大綱》中說：“楚之先亦顓頊後，始起在漢水流域丹、淅水入漢水處，曰丹陽”,而楚國的宰相墓子庚墓和大量楚國貴族墓在淅川縣倉房鎮的香嚴寺下寺附近的發現，印證了古丹陽位於河南淅川境內。楚國歷史有800多年，其中有300多年在丹江流域建都。
楚人文物
楚人文物
從楚人形成的過程來看，楚文化的性質也不是獨立於炎黃文化系統之外的單獨體系，而是與中原文化有著密切的關係。兩周時期的楚器，銘文可以代表楚國的文字風格。與中原各國文字相比，楚文字在字形與筆劃的增減上有所不同，但確實與中原各國的文字是一脈相承的同一種文字系統。文字是語言的載體，可以從一個方面了解楚文化的淵源。
文化的認同感是民族文化的核心，楚器銘文反映了楚王族的文化與中原文化的傳承關係。風俗和禮儀同樣是民族文化的一種重要表現形式。楚國禮器保留有明顯中原文化風格，楚貴族在中後期大體上一直堅持周禮所規定的禮制，表明了其對周文化即中原文化的認同。
楚人文物
楚人文物先祖世系
②華胥氏—伏羲(配女媧)—少典—黃帝—昌意(黃帝次子)—顓頊—稱—老童(又名卷章)—吳回（祝融）—陸終—季連—附沮—穴熊—熊完—熊服—熊元—熊機—熊杼—熊懷—熊胤—熊靡—熊祖—熊潛—熊僅—熊紳—熊克—熊成—熊單—熊輔—熊佐—熊文—熊浩—熊杰—熊啟—熊苞—熊越—熊儃—熊俊—鬻熊—熊麗(鬻熊長子)—熊狂—屈紃(熊狂次子)
③華胥氏—伏羲(配女媧)—少典—黃帝—昌意(黃帝次子)—顓頊—稱—老童(又名卷章)—吳回（祝融）—陸終—季連—附沮—穴熊—熊完—熊服—熊元—熊機—熊杼—熊懷—熊胤—熊靡—熊祖—熊潛—熊僅—熊紳—熊克—熊成—熊單—熊輔—熊佐—熊文—熊浩—熊杰—熊啟—熊苞—熊越—熊儃—熊俊—鬻熊—端木侸(鬻熊次子,史稱侸叔)—端木典(端木姓得姓始祖)
名稱由來
關於名稱的來源，此前有多種說法。但是新發現的“清華簡”中的《楚居》卻給出了另一種解釋。據《楚居》中一段對楚先君鬻熊的記載：鬻熊的妻子妣厲，生子熊麗時難產，剖腹產後妣厲死去，熊麗存活。妣厲死後，巫師用荊條(原文中為“楚”)包裹埋葬。為了紀念她，後人就稱自己的國家為“楚”。關於為何要如此隆重地以國名來紀念一位難產剖腹而死的楚先君的妻子，羅運環表示，按照楚國君世系，妣厲的丈夫以及她用生命換來的這個兒子先後做過楚人的領袖，成為楚國的開國先君，開創楚國八百年基業。
楚國
楚國發展
楚國最初被分封時是個很小的國家，僅二十多平方公里。通過不斷吞併其他國家才發展到了後來的規模。
楚熊渠時期，楚國西征庸國，東攻揚越。春秋前期，楚大舉進攻蠻人，史稱楚武王“大啟群蠻”。楚文王時期，楚國相繼滅掉鄧國、絞國、權國、羅國、申國等諸侯國。在迫使隨國臣服以後，又滅掉了息國。並揮師北上，攻打了蔡國和鄭國。之後占領了從川東、湖北、河南南部到安徽的千里沃土。楚成王時借周惠王之命，鎮壓夷越，大力開拓江南。前655年以來，先後滅貳國、谷國、絞國、弦國、黃國、英國、蔣國、道國、柏國、房國、軫國、夔國等諸侯國。
公元前638年，楚成王在泓之戰中戰敗宋襄公，楚自此稱雄中原。楚莊王時期滅庸國，討伐“陸渾之戎”。公元前306年，楚滅越國。公元前224年，秦國名將王翦率領60萬秦軍南下攻楚，楚國潰敗。公元前223年，楚國被秦國所滅。
在楚國的八百多年歷史里，先後統治過的地方約占周王朝全部國土的二分之一左右，其範圍大約包括今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江蘇、浙江六個省的全部，以及陝西、河南、山東、廣西、貴州等省區的部分地區。
文化
楚文化，因楚人、楚國而得名。是形成於周代的一種地域文化，源自中原文化。她初成於江漢地區，是以中原商周文明為核心，吸收一定江漢文化所形成的文化。初期水平不高，但隨著楚國勢力的不斷強大，武攻為文治開拓了天地，文治為武攻奠定了基礎。特別是楚滅陳之後，楚國勢力牢牢地控制了陳地及周圍地區，楚文化隨之北上中原，與這裡的東夷文化、齊魯文化、中原文化等各地交流匯融，進而形成華夏文化的主幹、兩漢文化的母本。而漢朝的服飾、舞蹈、音樂、文學、哲學等直接繼承自楚國。
“苞茅縮酒”是楚人最為重要的祭祀儀式，甚至可以成為引發戰爭的理由。《左傳·僖公四年》記載，齊桓公糾合諸侯借伐蔡為名，南下攻楚。楚使質問：“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齊國的相國管仲在答覆楚使時說：“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征。”問罪的理由之一就是楚人不向周天子貢奉苞茅，周天子不能縮酒。《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也說：“楚之菁茅不貢於天子三年矣。”看來，周王室是依靠楚國進貢苞茅來進行祭祀的。“苞茅縮酒”的遺風今在湖北端公舞中有所表現。端公舞是保存在襄樊南漳、保康、谷城一帶的巫教祭祀舞蹈，這種巫舞就是從古代楚國流傳下來的。
根據出土楚傭復原的古代楚國人長相
根據出土楚傭復原的古代楚國人長相紫姑是廁神。中國最古老的民俗志《荊楚歲時記》中記載南朝荊楚之地有在正月十五夜迎紫姑的習俗。引劉敬叔(約公元390－公元470)的《異苑》來解釋這項習俗：“姑本人家妾，為大婦所妒，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作其形迎之。咒云：‘子胥(雲是其婿)不在，曹夫人(雲是其姑)已行，小姑可出。’於廁邊或豬欄邊迎之，捉之覺重，是神來也”。說的是紫姑本來是一戶人家的小老婆，因被大老婆嫉妒，於正月十五日氣憤致死，所以人們(在正月十五日)做成紫姑的形象來迎接她。祝告說：“子胥(說是紫姑的丈夫)不在家，曹夫人(說是大婦曹氏)已回娘家了，紫姑你可以出來。”在廁所或豬圈邊迎接，如果手中紫姑的形象重些了，那就是廁神來了。相傳廁所和豬圈裡必須安靜，才能招致紫姑。
主食方面，楚人以稻食為主。副食方面，楚人以畜牧、捕獵和採集品為主，以園圃種植物為輔。其中以魚羹和包裹烤熟的螺蛤為日常主要副食和菜餚。
在我國南方約有7000年以上歷史，而稻對於中原居民來講，不是常食之物，它雖被列入五穀，但排列次序卻為：黍、稷、麥、菽、稻。除了稻米，楚人也種植其他旱地作物，中原有的糧食品種，楚國也都有，不過在食用次序上，以稻米為首位。
楚人的基本副食除魚之外以肉類和蔬菜為主，這兩大類副食品是從畜牧、捕獵、園圃種植和採集等方式獲得的。在戰國時期的“江陵望山一號墓出土的銅鼎里，就有牛、羊、豬、雞等的遺骸，在一件長方形的竹筒里也有許多雞的大腿骨。”除天子、諸侯祭牲取自官牧外，卿、大夫、士的祭牲皆為家畜之物。庶人祭祀以及飲食雖不用牲肉，但也普遍養有家畜和家禽。楚國官牧畜養的主要是馬、牛、豬等大、中型牲畜。楚國也是先秦時期最早池塘養魚的幾個方國之一。除池塘養魚，稻田養魚的方式也是存在的。但是，對於以魚類為日常主要珍饈的楚人來講，人工養魚與捕撈野生魚類相比，只是一種補充方式，楚人主要是以後一方式來滿足食魚的需要的。
蔬菜和水果方面，有王瓜，也就是土瓜,調味料有生薑、小茴香。蔬菜有芋、葵（冬葵、冬莧菜）、芥、菘（白菜）等。楚人水果品種較蔬菜更多。《呂氏春秋·本味》記楚有“江浦之橘，雲夢之柚”。還有板栗、柑橘、棘（野生酸棗）、櫻桃、梅、砂梨、柿。
捕獵和採集也是楚人謀取食物的兩個重要方式。常食的魚類有：大龜、鯉、鯽等。所食禽類有鴰、鴻（大雁）、鳧、鶉、鶩等。楚人食用的許多動物都是北方人一般吃不到的稀有美味。楚人捕獲的禽獸及魚類，一部分用於嘗鮮，一部分則製成乾肉（或臘肉），乾魚以備不時之需。
楚人採集的天然植物副食品種類也相當多，有苦菜、菱角、雲夢之芹（楚葵）、還有桂、菌，這是屬於調味料。
在楚國最具傳統特色的酒是香茅酒。楚人向周天子進貢，祭祀神靈都使用香茅酒。楚人有兩種飲酒方法，“凍飲”和“酎清涼”。“凍飲”是將冰塊置於酒壺外使之成為凍酒。“酎清涼”則是將酒壺浸入冷水中使之成為涼酒。這都是楚人在夏季的飲酒方法。1978年湖北隨縣曾侯乙墓出土了兩件冰（溫）酒器，這種器物是由兩種容器組合而成，裡面的方壺形容器是盛酒的，每個方壺中均有一把銅勺，外面的方鑒形器在夏季里用來盛冰或涼水，在冬季則用來盛熱水。
楚人的建築樣式和居住習俗呈現出多姿多彩的風貌。楚國都城的建制和布局同北方一樣基本上採用大城套小城的雙城制。楚都紀南城（圖1，楚都紀南城故址）呈長方形，城垣周長15560米。城內東南部為宮殿區，存有台基84座，並發現城垣土牆遺蹟和護城河古河道。宮殿區北部的手工業作坊遺址，再往北即城的東北部則為商業區。楚王宮的正門之一名為“茅門”，通過茅門後便是楚王治朝的朝堂。王宮內既有空間宏大的“高堂”又有曲折相連的“曲屋”， 既有進深幽遠的“邃宇”，也有小巧精緻的“南房”。這些由大小、高低、長短、層樓、結構、繁簡不一的宮廷建築組合在一起，這樣便形成了一個氣勢磅礴、宏偉壯觀、錯落有致的建築群體。最能反映出楚人的建築特點和工藝水平的，還不是都城內的宮殿建築，而是游苑區的行宮和高台建築。歷代楚王建有大量有行宮供他們遊樂。楚成王建有“渚宮”，是建在郢都南面的水中州土上的一座行宮。楚靈王時建的章華台是楚國層台建築中的傑出代表。
其他的想要詳細知道可參考《楚國風俗志》一書。
三年不蜚時不至，一鳴驚人震乾坤
楚莊王曾向世人宣誓：“三年不蜚，蜚將沖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表現了楚人的民族精魂。楚人，原為華夏部落首領祝融之後裔，祝融為黃帝後裔，後輾轉遷徙至江漢地區，與當地的“三苗”土著人雜處繁衍，進而擴張崛起。按其易國都之先後，稱為荊楚、陳楚、吳楚。按其所處方位，則分為南楚、東楚、西楚等。《史記·楚世家》云：“楚人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氏。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屈原《離騷》開篇：“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至周成王時，鬻熊之重孫熊繹受封於楚蠻之地，“楚”這個正式的國名兼族名開始載於史冊，熊繹被認為是“楚”之建國的始祖。熊繹五傳至熊渠，熊渠以膽氣和勇猛著稱，在江漢之間深得人心。趁著周夷王時期中原動亂之機，掃蕩周圍蠻夷，擴大楚國疆土，揭開了吸收蠻夷文化及中原文化的序幕。《史記·楚世家》記：“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正是由於楚人長期處於非夷非夏、亦夷亦夏的特殊地位，才使楚人的容易與其它民族和睦相處。如諸夏在戰爭中經常俘掠敵方的人口為奴隸，尤其熱衷於俘掠戎狄人為奴隸。可是，楚人對俘掠奴隸卻沒有興趣。對被滅之國，楚人一向是遷其公室，存其宗廟，縣其疆土，撫其臣民，用其賢能。因此，楚人的民族思想最有助於民族的團結，社會的發展，以及國家的統一。所有這些民族特徵，後來的楚人都給以很好的繼承和發揚，這就是楚國得以迅速發展，並成為文明昌盛的泱泱大國的根本原因。
其次，楚人有著百折不回、堅韌不拔的民族精神。楚人初居於江漢之地，方不過百里，周圍各國占盡了良田沃土，楚人只能被蜷縮在山地與平原的夾角當中艱難維生。《左傳》載楚靈王右尹子革的話說：“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正是這種篳路藍縷的苦志精神，成就了楚人艱苦創業的奮鬥精神。《晉書》載：“ 冒以篳路藍縷，用張楚國”。這種篳路藍縷的民族精神代代相傳，融入了楚民族的血液之中，成為楚人自強不息、問鼎中原的強大動力。楚莊王“三年不蜚，蜚將沖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的民族自信。卞和不惜兩次刖足獻玉的執著精神；屈原“忠而斥棄，愁滿山澤，魂魄放失，厥命將落”的愛國主義情操；劉邦“願分父羹”的江山意識，都表明了楚人執著進取的民族魂魄。楚頃襄王21年（公元前278年）春，在秦、楚的最後決戰中，秦將白起率領最強悍的兵力攻陷楚都“郢”城。他萬萬沒有想到，所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在這場惡戰中，楚人有逃亡的和戰死的，卻沒有一個投敵獻媚的。其中兩個被俘的士兵，寧可咬斷舌根和投火自焚，也不肯泄露楚鐘鼎、鬲樽的埋藏地點。因此，楚人留下了“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不朽精神。直至最後，楚被秦亡，楚人仍頑強地發出“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悲壯誓言。果不食言，十六年後的楚人項羽兌現了先人遺言，打敗了不可一世的秦家王朝，建立起一統天下的西楚，完成了問鼎中原、獨霸天下的宏偉夙願。
篳路藍縷民族魂，風情迷人傳千古
《晏子春秋·內篇·問上》說：“古者，百里而異習，千里而殊俗”。楚人介於華夏與蠻夷之間，立於東南西北之中，他們的習俗既有蠻夷之異，亦有華夏之同，具有極強的兼容性。楚人確信自己是日神的遠裔、火神的嫡嗣，因而形成了獨特的風尚——尚赤，尚東，尚左。因為祝融來自日出的東方，是帝嚳的火正，生為火官之長，死為火官之神。《國語·鄭語》：“夫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帝德，光照四海，故命之‘祝融’，其功大矣！”日出東方，火播山野，是遠古人征服大自然的信心和力量的源泉，是楚人自然崇拜與祖宗崇拜自然結合的原始信仰。正是由於日、火均為紅色，富有激情和生命力，所以楚人尊紅為貴，形成尚赤的風尚，以致有人把楚文明稱之為“紅色文明”。
“昔者，楚莊王鮮冠組纓，絳衣博袍，以其治國，其國治”。楚人尚火、尚紅，是與其所處的惡劣環境密切相聯的。因為，“篳路藍縷，以處草莽”，有了火，可以燒荒開地，可以驅狼逐豹，更可以祛寒去濕、燎物成食。因此，在早期原始生態環境下，有了火，便等於有了生存下去的條件和力量。有了火，就有了“吉”和“利”，以致墨子竟將楚莊王能夠成就霸業與他的“絳衣博袍”聯繫在一起。尚赤之風相沿不衰，直至今日我們漢人凡喜慶、旗幟、飾物、服飾，仍喜以紅色，說明漢人之風即楚人之風矣。劉邦起義造反、試圖登極稱帝時，亦自名為“赤帝子”，並虛構了一個“赤帝子”斬“白帝子”的聳人奇談，以“楚將”自居，目的是藉以以此號召楚人，共同推翻秦王，實現“亡秦必楚”的目的。項羽的軍隊一如楚國的軍隊，均為“赤幟”。《史記·曆書》記：劉邦立為漢王後，“以十月為年首，而色上赤。”這就是沿襲了楚國的曆法和楚人的習俗。
另外，楚人以東向坐為最尊，南向坐為次尊。楚國公族的墓葬亦是頭向從東，墓向與頭向一致，也從東。其中的意蘊：一是作為日神的遠裔，應朝向日出的東方。二是作為火神的嫡嗣，同樣應朝最初的火神所居的東方。古人所講方位的上下，除了東、南、西、北之分，還有左、右之分。南向在東向之左，尚左之風由此而來。周朝習俗則尚南、尚右，彼此適得其反。《孔子家語·問禮篇》：“坐者南向，死者北首，皆從其初也。”說的即是周人的習尚。在楚國，職官以左右區分，左為正，右為副。其習相沿至漢，再至唐、宋、明的漢人官制，均以左為上，右為下，文左武右，男左女右，長左次右等等。由此可見，漢習即楚習矣。鴻門宴上，按《史記·項羽本紀》載：“項王、項伯東向坐，亞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張良西向侍。”五人中四位是楚人，只有張良是韓人，席次則按楚俗安排：項羽、項伯東向坐，最尊；亞父范增南向坐，次尊；沛公劉邦北向坐，屈居下位；張良西向侍，叨末座。太史公記事，可謂平淡之中見精妙，廖廖幾字就把楚人、楚俗交待的清清楚楚，無需加一字之褒貶，就把項羽的驕橫之態和劉邦的忍辱之情，刻畫的淋漓盡致。
劉邦愛楚服，平時喜穿短衣，交領、右衽、直裾，這是平民、貴族均可常穿的便服。所以《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記述叔孫通見劉邦時，脫下長袍，換上短衣，以討劉邦歡心。劉邦自幼愛楚冠，即是一種竹里漆麗的窄長的板子。因其家境不豐，劉邦自己便經常用蘆葦或竹皮製冠自戴，這就是典型的楚冠，後稱之為“劉氏冠”。劉邦稱帝後，把這種長板楚冠前後加以玉珠旒蘇，成為皇帝的專用冠冕，謂之為“平天冠”。說明劉邦非常眷愛楚俗，同樣也說明漢俗多引自楚俗。劉邦與項羽一樣，喜愛楚歌、楚舞，常引亢高歌，以訴衷懷，《大風歌》、《鴻鵠歌》便是其例。《漢書·禮樂志》說：“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漢朝的《房中樂》，曲名雖是周代，曲調即屬於南音。
南國鄉音唱楚韻，黃河濤濤躍龍門
“龍鳳呈祥”是楚人、漢人共同的景仰，共同的心聲。楚人以先人的崇奉為本，以鳥為圖騰（Totem：印第安語，意為“他的親族”）。在楚人眼中，鳳是日中之火鳥，是祖先祝融的英靈，因此是至善至聖的神鳥。《白虎通·五行篇》說祝融：“其精為鳥，離為鸞。”鸞即是鳳。他們喜歡以鳳鳥喻人，把自己喜歡和崇拜的人名為鳳鳥。如楚莊王即位後，整天尋歡作樂，不問國事，大臣伍舉進諫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同‘飛’）不鳴，是何鳥也？”莊王對曰：“三年不蜚，蜚將沖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這裡，伍舉以鳥喻人，莊王亦以鳥自喻。屈原在《離騷》、《九章》、《遠遊》等諸篇中，反覆詠頌“鳳鳥”、“鳳凰”、“鷺鳥”，把它作為美的象徵，憑它的導引而上下求索。至今，漢人仍喜歡用“鳳”字命名。如豐縣古稱“鳳城”，相傳有鳳凰而得名，現多以“鳳”字命名，如鳳鳴塔、鳳城鎮、鳳城賓館、鳳鳴大酒店等等。
楚人喜歡鳳，後來才變得喜歡龍，這是楚文化擴張和兼容的典型標誌。圖騰形象中“龍”的原形一為蛇；二為鱷，是一個見首不見尾、首尾相照應的連體龐然大物。它是將馬頭、鹿角、蛇軀、鱗身、魚尾、獸腳、鷹爪等特形集於一身的連合體。這種多種動物的集合體，正是各圖騰民族融為一體，成為一個新的聯合集團的象徵，更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啟明星。許順湛在《中原遠古文化》第五章中，曾對炎、黃時代的33個主要圖騰氏族進行排列，至堯、舜、禹部落聯盟時，只剩下7種民族圖騰，這表明在部落不斷地擴張兼容中得以吞併和組合，這是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聞一多在其《伏羲考》一文中指出：“龍是許多不同的圖騰揉合成的一種綜合體，因部落的兼併而產生的混合的圖騰。”龍的形象定型於戰國後期至秦、漢之間，這一時期正是楚國北擴、楚文化北上，與中原文化、齊魯文化、三秦文化交融匯合的時期。因此，“龍”圖騰的形成，象徵著中華民族主體血脈的匯聚和華夏文化的奠基。從此，普天下的中國人就有了一個共同的名字——“龍的傳人”。它預示著東方破曉，黃龍騰飛，中華文明的偉大時代即將來臨。
注釋：
⑧《史記·楚世家》
⑨楚·宋玉：《招魂》
⑩《史記·項羽本記》
⑪《墨子·公孟篇》
名人
項燕
項燕（？—前223年），下相（今江蘇宿遷人）人，項羽的祖父。家族世代為楚國將領，受封於項，後用為姓氏。公元前225年，秦將李信率20萬大軍進攻楚國。李信進攻平輿，蒙恬攻擊寢，大敗楚軍。李信再攻鄢郢，攻克了該城，於是率軍西進，到城父與蒙恬的隊伍會合。項燕趁機尾隨在後，三天三夜不停宿休息，反擊中大敗李信的軍隊，攻入秦軍的兩個營地，斬殺了七個都尉。李信率殘部逃奔回秦國。
公元前224年，秦王傾全國兵力，以王翦為將，率六十萬大軍大舉攻楚，楚國危亡在即。王翦攻取楚國陳以南至平輿之間的地域。楚國則傾一國兵力迎擊秦軍，以項燕為將，準備與秦軍決一死戰。王翦因勢而變，採取堅壁固守的方針，避其鋒芒。楚軍多次挑戰，秦軍始終不出。兩軍相持日久，楚軍以為秦軍將長期駐守新占領土，於是撤軍東歸。王翦伺機起兵追擊，令勇壯軍士為先鋒，突襲楚軍。楚軍猝不及防，倉促應戰，結果大敗，項燕在兵敗之下自殺。秦軍乘勝攻占了楚國大片地域。
春申君
黃歇（前314－前238年），楚國江夏人，原籍楚國屬國黃國（今河南省潢川縣）。戰國時期楚國公室大臣，是著名的政治家。與魏國信陵君魏無忌、趙國平原君趙勝、齊國孟嘗君田文並稱為“戰國四公子”，曾任楚相。黃歇遊學博聞，善辯。楚考烈王元年（前262），以黃歇為相，封為春申君。賜淮北地12縣。
李斯
秦統一天下後，與王綰、馮劫議定尊秦王政為皇帝，並制定有關的禮儀制度。被任為丞相。他建議拆除郡縣城牆，銷毀民間的兵器；反對分封制，堅持郡縣制；又主張焚燒民間收藏的《詩》、《書》等百家語；禁止私學，以加強中央集權的統治。還參與制定了法律，統一車軌、文字、度量衡制度。李斯政治主張的實施對中國和世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奠定了中國兩千多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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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陽考
據劉玉堂（湖北省社科院副院長）、徐少華（師從石泉教授，長期從事楚文化的研究與探索）的研究，古“丹陽”位於今湖北西北部保康至南漳荊山一帶。《左傳·昭公十二年》記載有楚右尹子革回答楚靈王的一段話：“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供王事”。熊繹既建都於丹陽，又“辟在荊山”，可見丹陽距荊山應不太遠，甚至可以認為丹陽就在荊山腳下。而楚史學界一般認為荊山是在古南漳以西八、九十里之處（今湖北保康縣境內）。《續漢書·郡國志》引《南都賦注》說：“漢水至荊山東，別流為滄浪之水。”《水經注》引《地說》：“（沔）水出荊山東，南為滄浪之水，最近楚都。”滄浪之水即今襄陽市以西、上至均縣、老河口一帶的漢水河段的別稱。按這兩段記載表述的荊山和漢水的地理位置，荊山必定在南漳西北。唐《元和郡縣圖志》到清齊召南的《水道提綱》都把荊山定在今南漳縣西北八九十里處。如《水道提綱》說：“《禹貢》荊州之荊山，在（南漳）縣西北八十里，漳水所出，即今清涼河也。”這就說明古荊山與漳水源都出自今南漳西北八十里處，即湖北保康縣境內。
此外，《左傳》哀公六年記楚昭王說：“江漢沮漳，楚之望也”。“望地”，古代指帝望之鄉，也就是都城。用科學的態度理解，楚人的都城在“沮漳”與“漢江”之間的地帶，這一地帶恰好又處在保康至南漳的山區。“江”指漢水，漳水發源於保康境內的荊山北麓，沮水又發源於景山，景山在荊山西南，兩水在南漳縣境內匯合，形成沮漳水。有了“沮漳”二水和“荊山”作為地理參照物，楚之帝望“丹陽”便可基本確認為今天湖北保康境內。根據王生鐵（湖北省荊楚文化研究會名譽會長）等人2013年以來對保康縣馬良鎮重陽村的考古發掘，以及周邊地理地貌的勘探分析，可以推測這裡可能就是古“丹陽”之所在。
太陽神像
當日揭幕的“2011第二屆中國·常德桃花源旅遊節”上，上海大世界吉尼斯總部總經理王以卓為太陽山吉尼斯紀錄授牌。
常德自古屬荊楚重地。據考古證實，楚人太陽神祭祀文化早在6000年前即已開始。在戰國時期，太陽山就是沅湘楚人祭祀太陽神的地方，屬於古楚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內容。在太陽山附近，曾廣泛流傳著山上存在太陽神像之說，但由於視線限制，人們一直未能目睹其全貌。在開發太陽山的過程中，天然太陽神像的神秘面紗逐漸被揭開。
坐落於太陽山玄天第一峰東側的天然太陽神像，總面積達16.8萬平方米，總高213米，寬790米(其中頭部高152米，寬199米)，為地質歷史時期的自然風化產物，距今已有2到3億年的歷史。神像的形態恰似中國古代神話所描繪：“左眼為日，右眼為月”，“皮毛為草木，齒骨為金石，汗流為雨澤”……親眼所見者，無不嘆奇。
赴太陽山考察的眾多知名專家認為，天然太陽神像是目前所知自然類人圖像中最大的一尊，為東方太陽神的傳說圖騰崇拜提供了實證依據，是具有開發意義和價值的奇絕景觀。
特殊習俗
一、尚赤，尚東，尚左
楚人確信自己是日神的遠裔，火神的嫡嗣，由此形成了特殊的風尚。
日中有火，火為赤色，所以楚俗尚赤。《墨子·公孟篇》說：“昔者，楚莊王鮮冠組纓，絳衣博袍，以治其國，其國治。”其中“絳衣“就是赤色的衣服。建築和器物也以赤為貴，如《國語·楚語上》記伍舉說，靈王所築的章華台有“彤樓”之美，韋昭注云：“彤，餵丹楹。”
楚人尚赤之風，相沿不衰。江陵的馬山1號楚墓，相對年代是戰國中期，出土了大量衣衾，圖案繁縟，色彩鮮麗，而以赤為主色。各地楚墓出土的漆器，黑底朱彩，絕少例外。淮陽的楚車馬坑，相對年代是戰國晚期，從中發現了多面戰旗，全是火紅色的。
《孔子家語·問禮篇》說：“坐者南向，死者北首，皆從其初也。”說的是周人的習俗。在周人的墓葬中所見的屍骨，通例為頭北腳南。而楚人不然，《新序》卷一所記楚人接待秦使的場面是這樣的：“昭奚恤發精兵三百人，陳於西門之內。為東面之壇一,為南面之壇四,為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令尹子西南面，太宗子敖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所謂“上位東面”，就是坐西面東的尊位。楚人以東向坐為最尊，這是由於日出東方，尊者自應面日而坐。
楚國公族的墓葬，頭向從東。墓向與頭向一致，也從東。其中肯能有雙重的意蘊：一則，作為日神的遠裔，應朝向日出的東方;二則，作為火神的嫡嗣，同樣應朝向最初的火神所居的東方。需要說明的是，火神所居的東方不是楚地的東方，而是中原的東方——即高辛氏的舊居。上述雙重的意蘊合面為一，就是《禮記·檀弓篇》所記得“狐死正丘首”。後來屈原把這種根深蒂固的民族心理表達得更加生動真切，他在《九章·哀郢》中寫道：“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
古人講方位的上下，除了東、西、南、北之分，還有左右之分。周俗尚右，楚俗尚左，彼此適得其反。
《左傳·恆公八年》記隨國的季梁說：“楚人上左。”實際情況的確如此。楚國的職官，左司馬、右司馬，以左司馬為上;左尹、右尹，以左尹為上;還有左領和右領，左史和右史，也應是以左為上。楚國的三軍，中軍是主力，其餘左軍、右軍，以左軍為上。楚王的親軍分為左廣、右廣，原定各管半天，從邲之戰起，以左廣為先。
二、念祖，愛國，忠君
念祖之情，愛國之心，忠君之忱，是古代任何一個民族都有的，然而楚人尤為突出，達到了翕然成風的程度，這是由楚人的特殊經歷所決定的。
楚人的先民在強鄰的夾縫中頑強地圖生存，時間之長以數千年記計。楚人在窮鄉僻中頑強地求發展，時間之長以數百年計。由此，養成了楚人以民族利益為至重至上的心理。歷來對楚人的評價，褒貶不一，褒之者曰“尚武”，貶之者曰“好戰“或“喜斗”。從楚墓中出土的大量兵器，就成為楚人好戰喜斗的物證了。說楚人尚武，這是正確的。康王元年，有皋舟之戰，楚師不利。三年，有湛阪之戰，楚師敗績。到五年，康王急不可耐，派人對令尹子庚說：“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康王要子庚出兵是否正確不妨置之勿論，可注意的是“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這樣的禮法是諸夏聞所未聞的，它表明楚人確實有尚武的傳統。
楚國的統帥，如有覆軍之敗，往往會自盡以謝國人和君王。雖貴為公子王孫，位至令尹、司馬，也很少有諉過和偷生的。武王命其子屈瑕征伐羅國，敗績，屈瑕自縊。城濮之戰，楚國屬縣申、息之師損失慘重，成王派人對令尹子玉說：“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玉隨即自縊於方城之外。司馬子西也引咎自縊，不料繩斷人墜，正巧，成王所派的赦使到達，才免於一死。康王時，令尹子囊為吳師所敗，整軍而還，在途中伏劍而死，臨終之際，不忘國事，囑咐司馬子庚一定要修築郢都的城垣。
平民的愛國義行，也感人至深。吳師入郢，昭王逃到隨國。楚人“相率而為致勇之寇，皆方命，奮臂而為之斗。當此之時，無將，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卻吳兵，復楚地。”有個叫屠羊說的商人，一路侍奉昭王。事平之後，昭王要給他高官厚賞，他辭謝了，還是去做他的屠羊生意。這是楚人保家、衛國、護王的自發行動，是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的天然流露。
三、崇巫
周代的任何民族以至任何部落，無不有巫。諸夏之中，虞人、夏人、殷人的遺族巫風較周人為盛。至於楚人，則巫風更盛。。
巫，神通有大有小，地位有高有低。他們要有不同於常人的秉賦和教養，這就是觀謝父對楚昭王說的：“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智慧型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楚國的小巫以女性居多，大巫則全是男性。
巫在楚國地位之崇高，由“王孫圉論楚寶”可見一斑。楚國大夫王孫圉出使晉國，趙簡子問他：楚國把一塊叫做“白珩”的玉佩當做國寶，有多少代了?王孫圉說楚國從來不把白珩當做國寶，楚國真正的國寶有三樣，第一是觀謝父，第二是左史倚相，第三是一片叫做“雲連徒洲”的廣野。觀謝父是當時楚國至高無上的大巫，他被奉為國寶，可見巫在楚國的地位高到什麼程度了。昭王不明了天地之事，要請教觀謝父;不明了祭祀之事，又得向觀謝父請教。觀謝父向昭王指出，祭祀的作用是“昭孝息民，撫國家，安百姓”。觀謝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可見他的地位已在卜尹之上。
楚國的公族子弟，也有身為大巫的。如曾任申公的屈巫，字靈，靈是巫的別陳。在莊王、共王之世，申公是最大的一位縣公，地位與司馬相近。
楚國的巫往往就是醫。相傳，“巫彭作醫，巫鹹作筮。”巫彭和巫鹹正是楚人崇奉的兩位神巫，可連稱為“彭、鹹”，見於屈原所作的賦。孔子曾說：“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南人，應即楚人。巫與醫，一身而二任，所以可合稱為巫醫，他們必須有恆，無怪乎連身為北人的孔子也要稱讚他們了。對楚人來說，巫不僅可以交鬼神，而且可以寄死生。
諸夏的巫，與楚國的巫相比，地位要低得多，可謂小巫見大巫。有個叫微的楚巫，跑到齊國去，由商欵引見給齊景公，對齊景公說：“公，明神主之，帝王之君也。公即位有七年矣，事未大濟者，明神未至也。請致五帝以明君德。”齊景公被他說動了，對他“再拜稽首”。晏子入諫，規勸齊只公不可“棄賢而用巫”，並且建議“東楚巫而拘裔欵”。齊景公聽從晏子，把楚巫微遣送到齊國的東部去，把裔欵拘禁起來了。楚巫微弄巧成拙的遭遇，表明諸夏不象楚人那樣祟巫。
楚人以“淫祀”著稱。《白虎通·五祀篇》說：“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這是後人的說法，不是楚人自己的看法。淫祀之風，盛行於民間。到靈王時，宮廷里也颳起了淫祀之風。《新論·言體篇》說：“昔楚靈王驕逸輕下，簡賢務鬼，信巫祝之道，齋戒潔鮮，以祀上帝、禮群神，躬執羽紱，起舞壇前。吳人來攻，其國人告急，而靈王鼓舞自若，顧應之曰：‘寡人方祭上帝，樂明神，當蒙福佑焉，不敢赴救。’而吳兵遂至，俘獲其太子及後姬以下，甚可傷。”如此情節，無疑是添油加醋了。至少，“俘獲其太子及後姬以下”這個情節就是虛構的。所可信的是靈王在宮廷里搞起淫祀來了。昭王大概是吸取了靈王的教訓，不搞淫祀了，病危時，有人說這是河伯作祟所致，建議他祭河伯，他不信，拒絕了。由此，孔子稱讚說：“楚昭王知大道矣。”
卜筮二者，楚人重卜輕筮，這與諸夏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卜在楚國的套用範圍比諸夏大，楚人對卜的信任程度比諸夏深，而且楚人行卜的方式與諸夏不盡一致。
為了消解疑難，預測前途，楚人經常行卜。卜尹當然是社稷大事行卜的，此外，所有的巫都會行卜，甚至並非巫的楚人也能行卜。遇有戰事，如果料敵不明，決策未定,那就非行卜不可。平時遇有難題，猶疑不決，也要行卜。卜的工具是龜甲，這無疑是向諸夏學來的。楚國的慣例，臨戰之際，“司馬令龜”，即由司馬在行卜之時，告巫以所卜之事。選官用枚卜，這是諸夏已罕用火不用而楚人還常用的占卜方式。《尚書·大禹謨》說：“枚卜功臣，惟言之從。”枚卜的枚，意思是枚舉的枚一樣。枚卜，就是一個人一個人地卜下去，直到得到吉兆為止，那個得吉兆的人就被選為官了。如惠王十一年出兵打陳國，選擇統帥時太師與令尹意見不一致，於是舉行枚卜，武城的縣公公孫朝得到吉兆，就派公孫朝做統帥，果然大捷，把陳國滅掉了。根據當時的歷史狀況來分析，這是因為楚國兵力強，將才多，選擇的出兵時機好，但在楚人看來，卻是因為卜的靈驗。
生活在先秦時代的人，恐怕沒有完全不信鬼神的。不過，他們對鬼神的態度旺旺因族而異。孔子曾說：“周人······事鬼神敬神而遠之。”春秋時期的諸夏對鬼神的態度，大致就像孔子說的那樣。楚人就不同了，他們的態度是事鬼敬神而近之。他們也怕鬼神，然而更愛鬼神。楚人以為鬼神通常是知情識理的，只要人們有足夠的自信，就不必事事求教於鬼神。而且，鬼神的指示未必都正確，人們如果覺得欠妥，可以請他們重行考慮、另作指示。武王時，鄖、隨、絞、州、蓼諸國相約伐楚國，斗廉建議莫敖、屈瑕坐鎮郊郢，他自請夜襲鄖國。屈瑕要行卜，斗廉說：“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屈瑕聽從斗廉，楚師戰勝鄖師，其他四國都不敢輕舉妄動了。靈王未即位時，就有自立為王的意圖，行卜的結果卻是不吉，於是“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平王時，吳師來伐，令尹陽匄和司馬子魚引兵迎戰。陽匄卜戰不吉，子魚以戰時司馬令龜為藉口，要求改卜，改卜的結果得了吉兆。惠王時，枚卜新令尹，卜到於良時得到了吉兆，老令尹沈諸梁認為子良作令尹對惠王不利，他日改卜子國做了新令尹。
楚人特別怕見到兩頭蛇，認為見到了這樣的怪物就非死不可。楚人對蛇一向厭惡，對兩頭蛇尤感恐怖。相傳，孫叔敖就是見過兩頭蛇的，但他竟能倖免於一死。《新序》卷一記：“孫叔敖為嬰兒之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而泣，其母問其故，叔敖對曰：‘聞見兩頭之蛇者死，向者吾見之，恐去母而死也。’其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見，殺而埋之矣。’其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以福，汝不死也。’及長，為楚令尹，未治而國人信其仁也。”兩頭蛇極為罕見，對蛇無好感的楚人容易吧兩頭盤纏在一起的蛇誤認為兩頭蛇。孫叔敖殺兩頭蛇的故事，可能是楚人編造的。至於“有陰德者，天報以福”，全不類春秋時楚人的口吻。然而，這個故事卻生動地反映了楚人怕見怪蛇的迷信。
楚人有種種禁忌。其中，一項突出的禁忌是不得射殺科雉，說是射殺科雉的人不出三月就要死掉。“科”借作“窠”，科雉即尚在窠中的雛雉。《說苑》卷四記：“楚莊王獵於雲夢，射科雉得之，申公子倍攻而奪之，王將殺之，大夫諫曰：‘子倍自好也，爭王雉必有說，王姑察之.’不出三月，子倍病而死.邲之戰，楚大勝晉，歸而賞功，申公子倍之弟請賞於王曰：‘人之有功也，賞於車下.’王曰：‘奚謂也?’對曰：‘臣之兄讀故記曰：射科雉者不出三月必死，臣之兄爭而得之，故夭死也.’王命發乎府而視之，於記果有焉，乃厚賞之。”莊王是否果真射殺科雉，以及申公子倍是否果真“劫而奪之”，這都無關緊要。即令這個故事純屬傳說，也不全是無風之浪，因為楚人尊鳳，也愛與鳳近似的雉。殺大雉固然無妨，可取其尾羽作為舞蹈的道具，但殺雛雉就成為合情合理的禁忌了。
四、知音
漢代的楚地之人，據說還有這樣的性格特徵。太史公說：“西楚一帶，“其俗剽輕，易發怒”。也有人說，楚俗“促急”，意思與“剽輕”相當。
楚國的樂舞，藉助於動的聲和態，抒發了楚人的藝術情懷，顯示了楚人的藝術素養。楚人的舞態已在長曳千年的流光中消失，無可描摹了。楚人的樂聲卻凝結在出土的樂器上，繚繞在文獻的字裡行間，至今恍若在耳。
八音之中，楚人所愛以鐘為最。尚鐘之風，以楚為烈。諸夏以鼎為寶器——或稱重器，九鼎是王權的象徵。兩國交戰，勝者入敗者的國都，往往要遷其重器。楚國就大不一樣，它的重器與其說是鼎，不如說是鐘。春秋晚期，楚王有“九龍之鐘”。公元前506年，吳師入郢都，“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鐘”。燒粟，是為了削弱楚國的經濟實力;破鐘，則象徵著擊碎楚國的王權。後來秦人入郢都，把所能找到的鐘都搬走了。宋代蘇軾悲其事，作《渚宮》詩，有句云：“秦兵西來取鐘虡,故宮禾黍秋離離。”
《左傳·成公九年》記楚國有“泠人”世家出身的鐘儀，泠人即伶人，是司樂之官。《左傳·定公五年》記楚國有樂尹鐘建，樂尹也是伶人。楚國的司樂之官，最初可能仿周制稱伶人，後來改從楚制稱樂尹。文獻所記以樂為氏的楚人共三位，鐘儀、鐘建之外，另有一位鐘子期。鐘子期是否是樂尹無可考，但他卻以知音見稱，《呂氏春秋·本味篇》記：“伯牙鼓琴，鐘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泰山，鐘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少時而志在流水。鐘子期曰：“善哉鼓琴，洋洋乎若流水”鐘子期死，伯牙摔琴絕弦，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足復為鼓琴者。”據高誘注，伯牙也是楚人，伯是其姓，牙為其名
鐘子期不僅善辯琴音，也善辯磬音，據《呂氏春秋·精通篇》所記，他能從磬音中聽出擊磬者的心情來。先秦以知音見稱的，當推鐘子期為最。鐘子期知音，也可說是妙造化境的。
楚國民間的樂舞多與巫風結緣，巫都是能歌善舞的。《呂氏春秋·侈樂篇》說：“宋之衰也，作為千鐘。齊之衰也，作為大呂。楚之衰也，作為巫音。”所謂“巫音”，即巫的樂舞。這並不是說，巫音只在楚政衰敗時才有;它說的是，在楚政衰敗時，把村野的巫音引進到宮廷里了。在巫風不盛的諸夏看來，巫音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最早在宮廷里興起巫音的楚王，大概就是那位親自拿著羽紱，隨著鼓點，翩然起舞的靈王。其實，靈王的錯誤不在於崇巫，而在子虐民。巫音被引進宮室，倒可以說明楚國的樂舞伎藝是相當出色的。
楚國的縣公經常要領兵打仗，鐘儀身為鄖公，自然也要去打仗。無奈他對樂理雖是內行，對兵法卻是外行，一上陣就陷入重圍，被鄭人捉去獻給晉國了。出乎意料的是，他操琴為楚曲，竟感動了晉國的君臣，晉國放他回楚國去，由此促成了晉楚兩國的和議。晉與楚可謂勍敵，分別代表著北方和南方，但他們是正在形成中的偉大民族，疆土雖尚有此畛彼域之分，心靈卻因有文化的血緣關係而得以相親相近。今武漢市漢陽縣境，漢水南岸有地名琴斷口，故老相傳，就是鐘子期與伯牙相識的地方。今武漢市漢陽區內，龜山西麓有檐牙高啄的琴台，是後人為追念鐘子期和伯牙和築的。高山流水，知音佳話，已成為中華民族的千年韻事了。
五、層台累榭和長鬛細腰
楚人來自諸中原，服飾和諸夏相近，是管帶之民，與斷髮、文身、跣足的越人判然有別。在春秋時代的楚墓中，迄今未見衣衾和著裝的木俑出土，以致我們對楚人服飾的細節無從詳知。貴族大抵束髮危冠，博袍廣袖。冠制與諸夏有別，號為“南冠”。平民——尤其是楚蠻、楊越、淮夷出身的平民，就未必如此了。楚文王喜帶獬冠，靈王穿過豹舄(鞋子)，這些，或許只是上等的貴族才回去效法。平民的衣服，通常是麻織的。楚人所謂“疇”，專指種麻的田。麻織品的衣服，不能御嚴寒。莊王十七年冬，楚伐蕭，申公巫臣報告莊王：“師人多寒。”莊王巡視三軍，慰勉有加，“三軍之士皆如挾纊。”可見，當時一般的士卒是穿不上絲綿袍的。康王五年東，楚伐鄭，遇上凍雨，在楚師中打雜的役徒倒斃殆盡。役徒是下層的平民，麻織品做的衣裳也穿得單薄，所以成批的凍死。這時，多數士卒大概已有絲綿袍，否則也難免凍死。
共王以前，楚國裁縫的手藝大概還不高。楚侵魯，魯獻工匠三百人給楚以求和，其中有絲帛工和縫衣工各一百人。
貴族所用的飾物，也與諸夏近似。下寺楚墓出土的玉飾，如壁、璜、璦、玦、環、笄、簪等，是中原常見的，只有虎形飾和兔形飾比較特別。這些玉飾，質地較粗糙，紋飾較簡單。那時楚國也有聞名於世的美玉，即和壁、白珩，但如同鳳毛麟角。
楚人的飲食嗜好，地域性的成分多，民族性的成分少。從《國語》的有關記載來看，魚是楚人飯几上常見的食品。此外，有北方少見的果品橘和柚，水產芰(菱)、寒菹和萍實。楚地多鹿，鹿肉是楚人偶爾得以享用的上品。至於可稱為珍饈的，一是熊掌，二是黿(大鱉)。成王臨終時，要求吃熊掌。莊王送黿給鄭君，鄭人視之為“異味”，由此引出了“染指”的故事。
春秋戰國之際的當陽金家山9號楚墓出土了竹筷一雙，其長短、粗細以及上方下圓的形制都與現代的竹筷無異，可見楚人早就有箸食的習慣了。
這個時候楚人的建築，至今無遺蹟可尋，文獻則語焉不詳。尤其是民間的房屋，連一點資料都沒有。至於宮殿，有明顯南方風格的是台榭。台的特點是峻高，可以縱目遠望;榭的特點主要是空靈，便於游目四顧。靈王築章華台，就又大、又高、又精。章華台故址在今湖北潛江縣境，是1984年發現的，附近有溝通漢水和長江的揚水。章華台落成之後，要收羅逃亡的奴僕去住在裡面，可見其大。登章華台時，“三休，而乃至其上”，可見其高。靈王偕伍舉登章華台，伍舉說此台有“彤鏤”之美，可見其精。章華台由層台累榭組成，它是我國古代第一個大型的園林建築群。現在南方的園林建築群，或多或少仍有層台累榭的遺意。
對於相貌和身材，楚人的審美意識與北方的諸夏是不大一樣的，男子以威嚴精悍為美，女子以苗條纖柔為美。
長鬛是美男的一個重要條件。靈王在築章華台時接待魯昭公，使長鬛者相禮。長鬛者，即後世所謂美髯公。平王時，楚人在戰鬥中奪得了吳王的乘舟——余皇，把它抬上岸，周圍挖了深溝，派兵在附近守著。吳公子光派出長鬛者三人，在夜色掩護下摸到余皇的旁邊潛伏下來。吳公子光連叫三聲“余皇”，長鬛三人按事先的約定連答三聲。楚國的守軍聽到了，湧上前殺那三個長鬛者。吳師乘機出擊，打敗了部伍失次的楚軍，奪回了余皇。吳公子光派出長鬛者，是為了讓他們冒充楚人，以便摸到余皇旁邊去，可見楚人男子都有蓄鬚的習慣，須蓄得愈長愈好。
楚俗以細腰為美，而靈王尤甚。《韓非子·二柄篇》說：“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後世以為靈王所好的都是細腰女子，詩人騷客爭詠其事。如李商隱詩云“虛減宮廚為細腰”，杜牧詩云“楚腰纖細掌中輕”，汪遵詩云“貪向春風舞細腰”，不勝枚舉，說的都是妙齡女郎，似乎男人是不講求細腰的。
其實不然。靈王所好的，主要是男子細腰。靈王好細腰的故事，除見於《韓非子》、《淮南子》、《新論》等書，所記的主要是男子細腰。如《墨子·兼愛中》說：“昔者楚靈王好士細要(腰)。故靈王之臣，皆以一飯為節，肱息然後帶，扶牆然後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同書《兼愛下》說：“昔荊靈王好小要,當靈王之身,荊國之士飯不逾乎一,固據而後興,扶垣而後行。”這些細腰的“士”或“臣”，分明是男子。 又如《淮南子·主術訓》說：“靈王好細腰，而民有殺食自飢也。”這些殺食自飢的民，無疑不限於女子。東漢以後，才誤以為靈王所好的只是宮女細腰。
男子若腰粗，自然顯得魁梧。但真正的壯士，無論古今，都未必個個腰粗如熊。《水滸傳》這樣描寫林沖活捉一丈青：林沖“輕舒猿臂，款扭狼腰，把一丈青只一拽，活挾過馬來。”靈王所好的，大概就是腰細如狼的男子。
楚俗是否也以女子細腰為美呢?是的。宮女求細腰，一般還不至於忍飢挨餓。朝臣求腰細，就難免要節食減肥了。靈王好宮女細腰，推而廣之，及於朝臣，乃至衛士、仆豎，自然會令人因挨餓而暗自叫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