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寬（1914年-2005年9月1日），字寬正，上海青浦人，主要從事中國古代史尤其是先秦史方面的研究。曾就讀於蘇州中學師範科，1936年畢業於光華大學（今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1953年任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1960年調任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副所長，1970年又回復旦大學歷史系任教授。
楊寬一生著述頗豐，但主要集中在先秦史領域。他先後對中國古史傳說、戰國史、西周史進行了探索。在古史傳說方面，楊寬在顧頡剛“古史層累造成說”的基礎上，以神話分化學說對中國古史傳說進行了全面考察，系統還原了古史傳說與人物的神話本相，深刻揭示了由神話到古史的分化演變過程。在戰國史研究方面，楊寬通過他近半個世紀的探究，系統整理了戰國時期240年的史料，拓寬了戰國史料的視野，便利了學者深入研究。
楊寬主要著作有《墨經哲學》、《中國上古史導論》、《戰國史》、《古史新探》、《西周史》等。還從事過《呂氏春秋》的校釋、《辭海》中國古代史方面的修訂、《中國歷史地圖集》先秦部分的編繪等工作。
圖片參考資料來源：《西周史》
基本介紹
人物生平,早年求學,學術之路,晚年時期,主要成就,古史說,冶鐵科技史,戰國史,西周史,人物評價,個人著作,親屬成員,
人物生平
早年求學
民國三年（1914年），楊寬出生在青浦白鶴江鎮一個醫師家庭。五歲時，楊寬進入鶴溪國小讀書。在接受新式教育的同時，也受到嚴格的舊學訓練，打下非常紮實的古文基礎。
民國八年（1919年）秋，楊寬進入家鄉的國小，當時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結束，由於家鄉接近上海，得風氣之先，已經創立新式國小堂。楊寬國小時養成愛讀名家古文，重視練習古文，這奠定楊寬用古文寫作的基礎，這樣的習慣延續到中學和大學。他早期發表的學術論文都是古文寫成，發表在《古史辨》第七冊的〈中國上古史導論〉，長達三百四十頁，用古文寫成。當時多數雜誌的學術論文已是白話文，《古史辨》所收編的論文，也多數以白話文寫作。令當時不認識楊寬的人以為是位年老教授所作，沒想到他只是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人。
著作
著作民國十五年（1926年），楊寬考入蘇州中學後，開始邁進學術殿堂。楊寬在這時眼界大開，學業上得到了飛躍的進步。他已經不滿足於一般知識的獲取，課外開始大量閱讀古書和學術著作，將“深、精、專”作為奮鬥的目標。
國中階段，受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和梁啓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的影響，楊寬對墨子產生濃厚興趣。孫詒讓的《墨子間詁》，成為楊寬全部通讀的第一部古書。楊寬最早的學術探索的成果，便是在高中階段用三年的時間對《墨子》和《墨經》進行重點攻讀和系統鑽研。民國十九年（1930年），楊寬寫成第一篇學術論文《墨經校勘研究》，投寄著名的學術刊物《燕京學報》，得到主編容庚的讚許，這時楊寬年僅16歲。多年以後，他回首早年這段蘇州求學生涯，自認為這是他學術人生的一個黃金時期。他說：“我探討學問的基礎是那時打好的，鑽研學問的方向是那時決定的，探索學問的門徑是那時開闢的，學術論文和學術著作是從那時開始寫作的，可以說，都是出於教師們教導和栽培的結果。”
學術之路
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楊寬考入上海光華大學（今華東師範大學）文學系，師從呂思勉、蔣維喬等著名學者，呂思勉樸實嚴謹的治學態度和系統綜合的研究方法給予楊寬很大影響。憑藉中學時打下的文史功底，加上刻苦求學、名師指點，楊寬很快在學術界初露頭角。他在大學求學期間所進行的學術研究，主要有三個方面成果：一是繼續對墨家進行更加深入的探索，寫成《墨經哲學》一書，後來交由正中書局出版（1942年）。二是完成高中階段就開始起草的《中國歷代尺度考》，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1955又重加修訂再版。三是在老師蔣維喬的指導下，和同窗沈延國等人一起合作進行《呂氏春秋》的校勘和注釋工作，編成《呂氏春秋匯校》。後來在此書的基礎上，楊寬和沈延國合作，完成了百餘萬言的《呂氏春秋集釋》。
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雖然戰亂頻仍，內憂外患，但又是新思潮激盪、不同學派迭興、充滿生機的一個時期。這期間學術界發生的三次古史大辯論：古史傳說的真偽、井田制度有無、中國古代社會性質，深深吸引著楊寬，他的學術興趣，也開始轉入到中國上古史領域。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起，楊寬開始分別以中國上古傳說中的人物為中心，對其神話來源及其分合演變進行整理，陸陸續續寫成系列論文，最後匯集成《中國上古史導論》一書，收入《古史辨》第七冊。而中國社會史論戰對楊寬頻來的深刻啟發，便是促使他認識到春秋戰國之際的社會大變遷，是三代以前和秦漢以後的一大界限，是中國古史領域必須首先解決的關鍵問題。他和友人童書業相約，分别致力春秋和戰國史的研究，通過這樣的分工合作齊頭並進，逐一解決相關的一系列問題。
楊寬
楊寬民國三十年（1941年），日軍的鐵蹄踐踏上海的艱難時局中，楊寬舉家隱居青浦家鄉，開始了為時兩年多的戰國史料編年輯證工作。在這樣非常紮實的史料整理的基礎上，楊寬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完成並出版了他的代表著作——《戰國史》。
早在大學期間，楊先生就開始參加上海博物館的籌辦工作（1937年）。以後除了在廣西勷勤大學和上海光華大學擔任過短期的副教授職務之外，他一直任職於上海博物館。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楊寬作為上海市博物館復館辦事處主任，成功使得上海市博物館重新開館。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楊寬開始擔任上海博物館館長，直到1960年離任擔任上海歷史所副所長。前後長達二十來年的文博界生涯，是楊寬學術的一個重要影響，便是注重歷史文獻和文物考古相結合，這成為他治學的一大特色。
晚年時期
楊寬於1953年任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1959年調任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副所長。新中國成立之後，一場又一場的激烈政治運動鬥爭，楊寬屢次遭受批鬥。晚年還遭受三個兒子的背叛、欺騙，只得脫離父子關係。1970年又調回復旦大學歷史系工作。
1976年粉碎“四人幫”、高校恢復招生以後，他是復旦大學歷史系唯一一個為本科生上課的老教授，那時他已經60多歲，身患胃病，十分辛苦。1982年，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招研究生。1983年四五月間，楊寬頻研究生到山東、河北、河南、陝西、湖北考察先秦古代都城。
1984年，楊寬與夫人陳荷靜客居美國邁阿密，2005年9月1日他在美國邁阿密病故，享年92歲。
主要成就
古史說
楊寬的“神話分化學說”從1933年起草創，歷經5年醞釀，最終以《中國上古史導論》的形式在《古史辨》第七冊中刊布。作為古史辨派中堅力量的顧頡剛將其稱作是“一支生力軍的加入” 。自顧頡剛後，楊寬是“集疑古史學大成的人 ”楊寬神話分化學說最大的功績在於，將中國古史傳說系統性地還原成了神話，從而全面恢復了神話的史料性價值。旗幟鮮明地以神話的視角來考察古史傳說也成為楊寬神話分化學說的一大特色。
《中國上古史導論》是楊先生24歲時發表的成名作。該書的主要觀點，是認為夏以前的古史傳說全部出自殷商時代的神話，這些神話按其來源可以分為東（殷人-東夷）、西（周人-西戎）兩大系統，這兩系民族神話經過各自長期的分化演變，最後逐漸混合重組，在商周時代形成了上自黃帝下至夏代的古史傳說系統。許多上古的聖帝賢王人臣，其原型不過是上天下土的鳥獸神物，因此推斷三皇五帝時期和夏代的歷史是不存在的。楊寬曾期望在將古史傳說還原為神話之後，能夠進一步由原始神話而深考其歷史背景，“以恢復其史料上原有之價值”。可惜這部擬作中的《中國古神話研究》續書，最後並沒有完成。在楊寬晚年的論著中，他仍舊堅持早期的基本觀點，就是反對古史界把神話傳說看作是夏商以前的史料，不贊同利用這些傳說來重建原始社會歷史和族群分布及其相互鬥爭、融合的過程。但另一方面，他又非常注意從神話傳說中捕捉其中蘊含的原始社會的歷史訊息。在《西周史》有關后稷傳說的章節中，他就認為后稷該是商代周族人的祖先，有關后稷的種種神話傳說，反映了周族經由母系社會轉變到父系社會、重視農業生產的真實社會狀況。
冶鐵科技史
1954年春，為了答覆博物館觀眾對於中國古代鋼鐵兵器如何製造的疑問，楊寬開始了冶鐵技術史這個學術處女地的開墾，在短短兩年的時間中，完成了一系列論文和《中國古代冶鐵技術的發明和發展》（1956年）這本冶鐵史領域第一部專著。該書的出版，比1958年大躍進大煉鋼鐵運動早了一年多。後來有人批評這部書是配合時局的跟風之作，並不確切。由於楊寬先生在古史研究中，十分重視古代科學技術對提高社會生產力，促使生產關係變革的重要作用，他對古代冶鐵技術的系統考察一直沒有中斷。1982年，他在兩部舊著（上書和《中國土法冶鐵煉鋼技術發展簡史》）基礎上，重新改寫為25萬字的《中國古代冶鐵技術發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他這幾部冶鐵史的著作，廣泛收集農書、方誌等文獻資料和生產實物資料，注重中外技術的比較和生產工具對中國古代社會發展的影響，在研究途徑和方法上別開生面。
戰國史
從20世紀40年代起，楊寬先生進行戰國史的研究。當時他遇到的最大困難，便是現存的戰國史料，殘缺分散紊亂，《史記》與《資治通鑑》中的戰國部分記載，既有不少錯亂和失誤，又有夾雜虛構偽托的作品，因此研究的第一步工作，便是對所有戰國史料，包括戰國秦漢著作，重要地理文獻和新出簡牘帛書、銅器銘文與石刻等等資料，全方位加以收集和考訂，做出系統的編年。這是一項難度極高的基礎工作，從20世紀40年代初開始整理、完成戰國180多年的編年初稿，到90年代末最後殺青，編寫這部《戰國史料編年輯證》前後經歷了半個世紀，這是他所有著述中歷時最久、最費功夫的一部，也是迄今為止第一部上接《春秋》、《左傳》（公元前468年），下迄秦王政統一中國 （前221年），共248年的戰國史料編年，首次在戰國年代學方面，將原來分散混亂，年代訛誤，真偽混雜的史料，梳理得有條不紊，真偽分明。每段史料之後還附有作者疏證，考辯前人考訂之得失，明辨史實之真相，闡明史料之價值。其中很多考證，都解決了戰國年代學中很重要的問題。
著作
著作楊寬1955年出版《戰國史》一書。此後還有1980年再版，1997年又隨著考古工作的巨大進展，新資料層出不窮而重加修訂、補充和改寫。每次再版，都增加很多內容，篇幅從初版的20多萬字，擴到二版的近43萬字，三版更增加到56萬字。作者以如椽的史筆，展現出戰國時期這一“古今一大變革之會”，社會激盪，政體革新，群雄並起，百家爭鳴的紛異多彩的歷史長卷，以全新的面貌，成為國內外學術界極為注目的斷代史權威著作。有學者這樣評價：“這部斷代史研究的經典，不僅可以看作上一世紀古史研究高水準成果的一個紀念，又為學界新人提供了具有標范意義的學術樣板”。
西周史
在西周史研究方面，楊寬對於西周禮制的研究可謂是獨樹一幟。他首次全面揭示了古代禮書的史 料價值，並系統地對西周典章制度進行了研究，取得了許多重要成果。中國現存的古代禮書主要是“三禮”，即《周禮》、《儀禮》、《禮記》。楊寬很早就注意到，“要對古代制度作比較深入的探索，就無可避免地要進入這個'禮'的領域， 做 好這方面的開荒工作，對各種古禮必須作好新的探索”。為此，楊寬先後考察了籍禮、通禮、大鬼禮、鄉飲酒禮、射禮、贊見禮，分析了各種古禮的特點，探尋了它們的源流 ，闡明了古禮推行的意圖與目的，對人們 深切了解西周歷史提供了極大助益 。
《戰國史》問世之後，楊寬開始了《西周史稿》的前期準備工作。當時的古史領域正圍繞著歷史分期問題展開熱烈的討論，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楊寬將西周春秋的社會結構和周代各種政治制度，如井田、鄉遂、宗法、學校以及各種禮製作為研究重點，同時還著重探討了周代農業生產工具、生產技術狀況，試圖通過這樣的具體討論，進而深入解剖周代社會結構，辨明重要制度的作用，以便更準確地認識古代社會性質。圍繞這一中心，楊寬先後撰寫了14篇論文，匯成《古史新探》一書，這成為他後來《西周史》的基本骨架。
20世紀80年代初期，楊寬在數十年研究的基礎上，開始了《西周史》的撰著。由於年代久遠，史籍佚缺，導致西周年代錯亂，人物事件制度湮滅不詳。這部專著綜貫西周可靠文獻，結合數百篇金文和考古發現，參考儒家傳世禮書，重新構建西周近300年失落的歷史。由於史料的限制，該書選擇西周史的若干歷史側面進行重點敘述，如西周開國、武王克商、東都營建等章節，都有十分細緻、精彩的分析考證。這部專著，和《戰國史》一樣，對制度史方面給予特別的關注，這也是二書最有學術價值的部分。它的問世，無疑是西周史研究最重要的學術成果。
《西周史》是在楊寬移居美國以後，80幾歲高齡時完成的。由於他深居簡出，國內學術訊息不暢，加之精力漸衰，研究條件有限，這部專著，尚不及一再修訂的《戰國史》那么成熟。
人物評價
- 上海圖書館館長吳建中評價“楊寬的一生就是追求真理的一生。”
- 謝寶耿：“他和我們在一起，不僅談學術，也會談家裡的事情。我們之間可以說是‘老師愛學生，學生敬老師’。他教我們學術是根本，自己也能容納不同的學術意見。他在我的心目中是史學大師。”
- 上海博物館館長楊志剛說：“他（楊寬）是中國文博界重要的開山者之一，是上海博物館重要的創建者。上博老一輩對楊寬的感情也非常深厚。”
-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終身教授王家范：“看楊寬的書，有一條內在的、清晰的治學思路，始終不離史學的本體精神和史家的職業精神。”
- 楊寬之子楊善群：第一，我父親是國的。當日本帝國主義鐵蹄蹂躪中國時，父親絕不為日本人做事，隱居家鄉青浦撰寫《戰國史料編年輯證》。抗戰結束後，他又為籌建上海博物館忙碌奔波。第二，父親是堅強的‘文革’時父親沒有走上自殺之路，他確信這個風暴很快會過去，堅強挺過來了。第三，父親是勤奮的。改革開放後，他好像煥發青春，寫作越來越快。他的大部分著作是在改革開放以後完成的。第四，父親對著作是精益求精的。他不斷收集新的學術資料，對很多學術問題有自己的獨立見解。即使到了國外，他也對國內的術動態非常關注。
個人著作
楊寬生平發表論文兩百三十餘篇，曾參與修訂《辭海》、《中國通史詞典》、編繪《中國歷代地圖集》先秦部份、標點《宋史》的工作。著作有《西周史》、《戰國史》、《中國冶鐵技術發展史》、《中國古代陵寢制度史研究》、《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中國上古史導論》、《戰國史料編年輯證》、《戰國會要》等。
部分資料來源：
親屬成員
- 兒子：楊善群，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