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斯潘對策 Greenspan Put指美國聯邦儲備局(FederalReserve,簡稱Fed)主席針對防止市場大幅持續下跌而採取的行動。
簡介,高度風險,理論背景,影響意義,相關詞條,
簡介
定義：
指美國聯邦儲備局主席針對防止市場大幅持續下跌而採取的行動。
格林斯潘
格林斯潘格林斯潘對策 （Greenspan Put） 是一種市場俚語。
在格林斯潘時代，由於出身金融市場，格林斯潘對於市場信心極度敏感，在他看來，市場信心和經濟成長前景是緊密糾結在一起的，因此，Fed的兩大職責也是相輔相成、密不可分的。在1987年股市發生崩盤和1998年對沖基金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瀕臨破產的時候，為避免投資者的避險心理阻礙美國經濟成長，格林斯潘當機立斷採取了降息措施。
在1998年的那次危機中，格林斯潘三度下調利率，在一個秋季讓利率下調了75個基點。而在更早的1987年的股災中，剛上任兩個月的格林斯潘，大手筆買賣政府證券，導致利率下降了50個基點，從霉虹拔辯而讓受困的證券商能獲得足夠資金而得到解脫。
格林斯潘的降息干預雖然成功，但也遭到了以“道德風險”為名的種種非議，稱它助長了投資者的冒進心理，因為他們會認為反正Fed最終還是會保護他們的。無論是貝南克本人，還是他身邊的同事、包括那些曾在格林斯潘手下供煉阿企職的人，都認為根本不存在什麼“格林斯潘對策”。以至於產生這個專門的辭彙“格林斯潘對策”，用來形容格林斯潘這種似乎偏袒投資者的舉措。所以後來，格林斯潘對策都通常用來形容央行為保護投資者免遭損失而採取的措施。不過，這些官員閥拘棗碑們承認Fed過去確實曾幫助投資者擺脫困境。
高度風險
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曾被奉為貨幣政策制定者的典範、美國乃至世界經濟的掌舵人，但隨著金融危機逐漸深化，格林斯潘的“傳奇”正受到越來越多質疑。批評者認為，格林斯潘對金融衍生工具的放任自流，使這些“股神”巴菲特所稱的“大規模金融殺傷性雅檔武器”最終引爆金融危機。 融衍生品的本質是一種風險對沖工具，用來為股票、債券、抵押貸款等其他投資提供“保險”。
格林斯潘對策的研究
格林斯潘對策的研究上世紀80年代，金融衍生品僅是金融市場的“小兄弟”。但由於金融衍生品多利用資金槓桿，市場景氣時回報率驚人，因此華爾街不斷“創新”金融衍生工具。2002年，這一市場規模膨脹到106萬億美元，現階段達到531萬億美元。
高回報必然隱藏高風險。“金融大鱷”索羅斯在其他投資市場呼風喚雨，唯獨對金融衍生品敬而遠之。巴菲特早就警告說，這些金融產品的潛在威脅堪稱“致命”。
只有一個聲音堅決維護金融衍生品市場，就是格林斯潘。
格林斯潘對金融衍生工具如此推崇，以致當它們初現“魔鬼面孔”、美國議員和華爾街人士提出監管意見時，他堅決反對。華爾街貪婪的投機者讓金融衍生品市場越滾越大，最終把美國乃至世界捲入其中。早在1997年，時任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主席博恩女士就認為，金融衍生品這些不透明的交易工具可能損害市場，要求交易商披露更多細節。格林斯潘和時任美國財政部長魯賓表示強烈反對，格林斯潘甚至告誡博恩，她的樂勸愉所作所為會“引起一場金融危機”。
格林斯潘對策對貨幣的影響
格林斯潘對策對貨幣的影響1998年，對沖基金“長期資本管理”因衍生品投資而陷入破產境地，引起一場金融風暴。但在格林斯潘施壓下，美國匙腳樂國會仍然宣布凍結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6個月監管權力。1999年，博恩走人，國會永久性廢除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對金融衍生品的監管權。
許多經濟學家認為，如果格林斯潘在美聯儲主席任期內採取不同政策，也許眼下這場金融危機可以避免，至少不會如此嚴重。
當美國房地產市場泡沫跡象變得明顯時，格林斯潘仍無視隱藏的巨大風險。他在2004年說，華爾街在利用金融衍生品與其他機構“攤薄”風險。不久，隨著房地產危機加劇、不良抵押貸款激增，規模驚人的衍生品市場急劇放大了這場格林斯潘口中“百年一遇”的危機。
即便如此，格林斯潘對衍生品的“信仰”並沒動搖，他不承認監管不力，而是把危機歸咎於投資者的貪婪。但在市場眼中，昔日一言九鼎的格林斯潘顯然已經走下神壇。《紐約時報》說，格林斯潘越發淡出公眾視線，露面次數驟減。
理論背景
儘管伯南克明確表示要維持格林斯潘時代貨幣政策的連續性，但聯邦儲備銀行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的國際國內環境、理論和個人背景與格林斯潘時代相比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化
進入21世紀後，世界經濟格局發生著急劇的變化，最突出的特徵是美國經濟在全球經濟中的支配地位日益下降，新崛起的經濟國家，特別是中國、印度等國的經濟實力迅速增長，美國經濟及其經濟政策在國際上的影響力日益減弱，這對新的美聯儲的貨幣政策無疑是最大的挑戰。日益增加的國際資本流動，特別是國際“熱錢”對國際貨幣體系的頻繁衝擊極大地減弱了美聯儲的斡旋能力。美聯儲連續17次提高聯邦基金利率以防止經濟過熱，但長期利率並沒有隨之增加，就反映了來自中國、日本和歐洲店朽全的國際資本流動對美聯儲緊縮貨幣政策的沖銷作用。美國依賴外國投資者支撐其巨額貿易逆差和財政赤字的窘境也大大地削弱了美國的金融地位。美國《商業周刊》2005年11月7日的封面標題文章將今日的美聯儲描述成一個“收縮了的銀行”和“更謙卑的機構”(Mandel，2005；Miller，2005a)。時勢造英雄，在美國和美聯儲影響力日益下降的今天，即便伯南克有膽有識、有能力做格林斯潘那樣傳奇式的人物，也會力不從心，無法我行我素，左右全球經濟和金融形勢。新的美聯儲不得不放下架子，更多地與其他經濟大國協調貨幣政策，以求國際金融體系的穩定和世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增長。
“雙赤字”嚴重束縛聯邦儲備銀行的手腳
“雙赤字”造成的全球金融失衡，醞釀著潛在的金融危機，嚴重地束縛了聯邦儲備銀行的手腳。美國曠日持久的財政赤字使美國政府積累了巨額的國債，滾雪球式的發新債還舊債必然使市場上利息上升的壓力越來越大。由於近一半的美國政府債務掌握在外國投資者手中，一旦這些投資者對美國經濟或政府失去信心而拋售美國政府債券，利息定會扶搖直上，全球性的經濟衰退和金融危機一觸即發。財政赤字的孿生兄弟外貿赤字對美國經濟的威脅更直接。美國巨額的貿易赤字導致美元一路走低，使國外中央銀行的美元儲備資產不斷縮水，一旦各國政府對美元失去信心而拋售美元，必然會觸發美元崩盤，導致全球性的金融危機。解決雙赤字的根本出路是提高美國的儲蓄率。由於政治、經濟和文化諸方面的原因，美國在短期內不可能解決雙赤字問題，因而不得不對別國，特別是中國施加壓力，迫使他們用刺激消費、降低儲蓄、增加進口包括人民幣升值的方法來減少對美國的順差，以減緩美元貶值的壓力。由於全球化程度的日益提高，世界各國特別是幾個大國的經濟利害攸關，他們不得不同舟共濟，不到萬不得已，是不會用拋售美元和美國政府債券的方式來轉嫁危機的。但無論如何，美聯儲貨幣政策的影響力都會縮小，一旦全球性的金融危機爆發，它必定會失去對貨幣基數和利息的控制。
貨幣政策理論影響的微妙變化
貨幣主義和新古典經濟學的核心是，不受政府干預的經濟波動是最優的，市場的自我矯正機制是有效的。與此相適應，貨幣學派的貨幣理論和政策的中心命題是：貨幣政策是有效的，但不應被使用。貨幣學派的領袖弗里德曼的諾貝爾獎代表作《美國貨幣史》用大量的數據和資料證明，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完全是美聯儲緊縮的貨幣政策造成的，因而貨幣學派信奉“單一規則”，主張貨幣供給按固定不變的比率增長(FriedmanandSchwartz，1963)。新古典學派則走得更遠，當人們問到新古典學派的領袖盧卡斯，如果你是美聯儲主席會如何做時，他毫不猶豫地回答，他會辭職。儘管主流學派的貨幣理論在學術界的影響很大，但在貨幣政策的實踐中影響甚微。自弗里德曼的貨幣政策理論實踐在“柴契爾時代”遭到慘敗後，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在實踐中實行單一規則。格林斯潘極成功地展示了貨幣政策的威力，因而深受貨幣學派和新古典學派的欣賞，但“相機抉擇”本身就是對貨幣學派和新古典學派政策主張的否定。作為當代最優秀的貨幣理論專家之一，伯南克雖然強調明確的貨幣政策目標和確定的貨幣政策規則，但在實踐中他會多大程度上執著他所信奉的貨幣理論和數學模型，我們只能拭目以待。這不僅僅是對美聯儲的檢驗，也是對貨幣學派和主流經濟學派的又一次檢驗。
新聯儲主席伯南克個人背景的不同
與格林斯潘大不相同，伯南克是一位出身學院派的中央銀行家。在出任美聯儲主席前，他只做過3年的美聯儲理事會成員和7個月的布希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此前他主要在普林斯頓大學任教並作經濟系主任。儘管他具有公認出色的協調能力和天賦，但其人格魅力難以與格林斯潘相提並論。伯南克極其有限的央行管理經驗和空白的華爾街經歷，尤其是他缺乏化解和駕馭危機的經驗使他難以取悅眾多的聽眾，特別是成千上萬敏感的投資者。伯南克為人低調、謹慎、幽默自貶。他善於細心地傾聽不同的觀點，特別是他對經濟統計數據的反覆推測、質疑，表現出一個嚴肅的經濟學家一絲不苟的風格和對貨幣政策嚴謹、負責的態度。從2002到2005年作為聯儲的新成員，伯南克從未挑戰過格林斯潘的權威，但也從未放棄過他對更詳盡的資料和不同觀點的探索和質詢，因而贏得了格林斯潘和其他美聯儲董事會成員的尊重。伯南克最大的優勢是他的才智。與絕大多數經濟學家不同，伯南克善於將高深的經濟理論、概念轉化為明確的政策主張，並套用於現實世界。他幾乎所有的研究工作都與經濟政策的制定和現實世界密切相關。與伯南克聯名發表過若干論文的紐約大學教授MarkGealer說：“我們所作的任何事情都必須與現實世界相聯繫。”美國前商務部長DonaldEvans指出：“你可以在學術界提出許多好的見解，但你需要把它們轉變成好的政策，他(伯南克)則有能力把兩者連線起來。”如果說格林斯潘是個久經沙場的卓越的藝術大師，那么，伯南克則是一位初出茅廬的優秀的交響樂指揮。他所面對的不再是象牙塔里的學術精英，而是華爾街、主流社會和影響力日益強大的其他國家中央銀行家以及急劇變化的整個世界。
影響意義
格林斯潘當初奉行的低利率政策導致流動性過剩；而他對金融衍生工具的放任自流立場，使這些被“股神”沃倫·巴菲特視為“大規模金融殺傷性武器”的衍生品最終引爆了美國金融市場。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前主席艾倫·格林斯潘曾被奉為貨幣政策制定者的典範、美國乃至世界經濟的實際掌舵人。但隨著美國金融危機逐漸深化，格林斯潘的“傳奇”正受到越來越多質疑。
上世紀80年代時，金融衍生品僅是金融市場的“小兄弟”。由於金融衍生品多利用資金槓桿，市場景氣時回報率驚人，因此華爾街不斷“創新”金融衍生工具。到2002年，這一市場規模膨脹到106萬億美元。現階段，金融衍生品的市場規模是531萬億美元。
在這些金融精英的質疑聲中，只有一個聲音堅決維護金融衍生品市場。他就是1987年至2006年掌舵美聯儲的格林斯潘。
格林斯潘對金融衍生工具如此推崇，以至當這些金融產品初現“魔鬼面孔”、美國一些國會議員和華爾街人士提出監管意見時，他堅決反對。由於格林斯潘當時威望如日中天，國會無人敢擢其纓，議員提出的監管意見都無疾而終，以至華爾街貪婪的投機者讓金融衍生品市場越滾越大，最終把美國乃至世界其他金融機構捲入其中。
格林斯潘和時任美國財政部長羅伯特·魯賓強烈反對博恩的意見。格林斯潘甚至告誡博恩，她的所作所為會“引起一場金融危機”。
第二年，博恩走人。同年11月，在格林斯潘、魯賓等人推動下，國會永久性廢除了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對金融衍生品的監管權。
許多經濟學家認為，如果格林斯潘在美聯儲主席任期內採取不同的政策舉動，也許眼下這場金融危機可以避免，至少不會發展到如此嚴重境地。
格林斯潘任職後期，金融衍生品的風險已經引發巴菲特等投資巨子的警覺。巴菲特2003年在寫給旗下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股東的年度報告中說，巨大的信用風險已集中到一小撮衍生品交易商手中，“一人遇到麻煩，將迅速傳染給其他人”。
相關詞條
許多經濟學家認為，如果格林斯潘在美聯儲主席任期內採取不同政策，也許眼下這場金融危機可以避免，至少不會如此嚴重。
當美國房地產市場泡沫跡象變得明顯時，格林斯潘仍無視隱藏的巨大風險。他在2004年說，華爾街在利用金融衍生品與其他機構“攤薄”風險。不久，隨著房地產危機加劇、不良抵押貸款激增，規模驚人的衍生品市場急劇放大了這場格林斯潘口中“百年一遇”的危機。
即便如此，格林斯潘對衍生品的“信仰”並沒動搖，他不承認監管不力，而是把危機歸咎於投資者的貪婪。但在市場眼中，昔日一言九鼎的格林斯潘顯然已經走下神壇。《紐約時報》說，格林斯潘越發淡出公眾視線，露面次數驟減。
理論背景
儘管伯南克明確表示要維持格林斯潘時代貨幣政策的連續性，但聯邦儲備銀行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的國際國內環境、理論和個人背景與格林斯潘時代相比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化
進入21世紀後，世界經濟格局發生著急劇的變化，最突出的特徵是美國經濟在全球經濟中的支配地位日益下降，新崛起的經濟國家，特別是中國、印度等國的經濟實力迅速增長，美國經濟及其經濟政策在國際上的影響力日益減弱，這對新的美聯儲的貨幣政策無疑是最大的挑戰。日益增加的國際資本流動，特別是國際“熱錢”對國際貨幣體系的頻繁衝擊極大地減弱了美聯儲的斡旋能力。美聯儲連續17次提高聯邦基金利率以防止經濟過熱，但長期利率並沒有隨之增加，就反映了來自中國、日本和歐洲的國際資本流動對美聯儲緊縮貨幣政策的沖銷作用。美國依賴外國投資者支撐其巨額貿易逆差和財政赤字的窘境也大大地削弱了美國的金融地位。美國《商業周刊》2005年11月7日的封面標題文章將今日的美聯儲描述成一個“收縮了的銀行”和“更謙卑的機構”(Mandel，2005；Miller，2005a)。時勢造英雄，在美國和美聯儲影響力日益下降的今天，即便伯南克有膽有識、有能力做格林斯潘那樣傳奇式的人物，也會力不從心，無法我行我素，左右全球經濟和金融形勢。新的美聯儲不得不放下架子，更多地與其他經濟大國協調貨幣政策，以求國際金融體系的穩定和世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增長。
“雙赤字”嚴重束縛聯邦儲備銀行的手腳
“雙赤字”造成的全球金融失衡，醞釀著潛在的金融危機，嚴重地束縛了聯邦儲備銀行的手腳。美國曠日持久的財政赤字使美國政府積累了巨額的國債，滾雪球式的發新債還舊債必然使市場上利息上升的壓力越來越大。由於近一半的美國政府債務掌握在外國投資者手中，一旦這些投資者對美國經濟或政府失去信心而拋售美國政府債券，利息定會扶搖直上，全球性的經濟衰退和金融危機一觸即發。財政赤字的孿生兄弟外貿赤字對美國經濟的威脅更直接。美國巨額的貿易赤字導致美元一路走低，使國外中央銀行的美元儲備資產不斷縮水，一旦各國政府對美元失去信心而拋售美元，必然會觸發美元崩盤，導致全球性的金融危機。解決雙赤字的根本出路是提高美國的儲蓄率。由於政治、經濟和文化諸方面的原因，美國在短期內不可能解決雙赤字問題，因而不得不對別國，特別是中國施加壓力，迫使他們用刺激消費、降低儲蓄、增加進口包括人民幣升值的方法來減少對美國的順差，以減緩美元貶值的壓力。由於全球化程度的日益提高，世界各國特別是幾個大國的經濟利害攸關，他們不得不同舟共濟，不到萬不得已，是不會用拋售美元和美國政府債券的方式來轉嫁危機的。但無論如何，美聯儲貨幣政策的影響力都會縮小，一旦全球性的金融危機爆發，它必定會失去對貨幣基數和利息的控制。
貨幣政策理論影響的微妙變化
貨幣主義和新古典經濟學的核心是，不受政府干預的經濟波動是最優的，市場的自我矯正機制是有效的。與此相適應，貨幣學派的貨幣理論和政策的中心命題是：貨幣政策是有效的，但不應被使用。貨幣學派的領袖弗里德曼的諾貝爾獎代表作《美國貨幣史》用大量的數據和資料證明，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完全是美聯儲緊縮的貨幣政策造成的，因而貨幣學派信奉“單一規則”，主張貨幣供給按固定不變的比率增長(FriedmanandSchwartz，1963)。新古典學派則走得更遠，當人們問到新古典學派的領袖盧卡斯，如果你是美聯儲主席會如何做時，他毫不猶豫地回答，他會辭職。儘管主流學派的貨幣理論在學術界的影響很大，但在貨幣政策的實踐中影響甚微。自弗里德曼的貨幣政策理論實踐在“柴契爾時代”遭到慘敗後，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在實踐中實行單一規則。格林斯潘極成功地展示了貨幣政策的威力，因而深受貨幣學派和新古典學派的欣賞，但“相機抉擇”本身就是對貨幣學派和新古典學派政策主張的否定。作為當代最優秀的貨幣理論專家之一，伯南克雖然強調明確的貨幣政策目標和確定的貨幣政策規則，但在實踐中他會多大程度上執著他所信奉的貨幣理論和數學模型，我們只能拭目以待。這不僅僅是對美聯儲的檢驗，也是對貨幣學派和主流經濟學派的又一次檢驗。
新聯儲主席伯南克個人背景的不同
與格林斯潘大不相同，伯南克是一位出身學院派的中央銀行家。在出任美聯儲主席前，他只做過3年的美聯儲理事會成員和7個月的布希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此前他主要在普林斯頓大學任教並作經濟系主任。儘管他具有公認出色的協調能力和天賦，但其人格魅力難以與格林斯潘相提並論。伯南克極其有限的央行管理經驗和空白的華爾街經歷，尤其是他缺乏化解和駕馭危機的經驗使他難以取悅眾多的聽眾，特別是成千上萬敏感的投資者。伯南克為人低調、謹慎、幽默自貶。他善於細心地傾聽不同的觀點，特別是他對經濟統計數據的反覆推測、質疑，表現出一個嚴肅的經濟學家一絲不苟的風格和對貨幣政策嚴謹、負責的態度。從2002到2005年作為聯儲的新成員，伯南克從未挑戰過格林斯潘的權威，但也從未放棄過他對更詳盡的資料和不同觀點的探索和質詢，因而贏得了格林斯潘和其他美聯儲董事會成員的尊重。伯南克最大的優勢是他的才智。與絕大多數經濟學家不同，伯南克善於將高深的經濟理論、概念轉化為明確的政策主張，並套用於現實世界。他幾乎所有的研究工作都與經濟政策的制定和現實世界密切相關。與伯南克聯名發表過若干論文的紐約大學教授MarkGealer說：“我們所作的任何事情都必須與現實世界相聯繫。”美國前商務部長DonaldEvans指出：“你可以在學術界提出許多好的見解，但你需要把它們轉變成好的政策，他(伯南克)則有能力把兩者連線起來。”如果說格林斯潘是個久經沙場的卓越的藝術大師，那么，伯南克則是一位初出茅廬的優秀的交響樂指揮。他所面對的不再是象牙塔里的學術精英，而是華爾街、主流社會和影響力日益強大的其他國家中央銀行家以及急劇變化的整個世界。
影響意義
上世紀80年代時，金融衍生品僅是金融市場的“小兄弟”。由於金融衍生品多利用資金槓桿，市場景氣時回報率驚人，因此華爾街不斷“創新”金融衍生工具。到2002年，這一市場規模膨脹到106萬億美元。現階段，金融衍生品的市場規模是531萬億美元。
在這些金融精英的質疑聲中，只有一個聲音堅決維護金融衍生品市場。他就是1987年至2006年掌舵美聯儲的格林斯潘。
格林斯潘對金融衍生工具如此推崇，以至當這些金融產品初現“魔鬼面孔”、美國一些國會議員和華爾街人士提出監管意見時，他堅決反對。由於格林斯潘當時威望如日中天，國會無人敢擢其纓，議員提出的監管意見都無疾而終，以至華爾街貪婪的投機者讓金融衍生品市場越滾越大，最終把美國乃至世界其他金融機構捲入其中。
格林斯潘和時任美國財政部長羅伯特·魯賓強烈反對博恩的意見。格林斯潘甚至告誡博恩，她的所作所為會“引起一場金融危機”。
第二年，博恩走人。同年11月，在格林斯潘、魯賓等人推動下，國會永久性廢除了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對金融衍生品的監管權。
許多經濟學家認為，如果格林斯潘在美聯儲主席任期內採取不同的政策舉動，也許眼下這場金融危機可以避免，至少不會發展到如此嚴重境地。
格林斯潘任職後期，金融衍生品的風險已經引發巴菲特等投資巨子的警覺。巴菲特2003年在寫給旗下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股東的年度報告中說，巨大的信用風險已集中到一小撮衍生品交易商手中，“一人遇到麻煩，將迅速傳染給其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