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人物生平,家族成員,人物事件,代表作,
人物生平
清光緒十五年六月二十一日（1889年7月18日），林礪儒出生於一個書香世家。林礪儒四歲喪父，母患癲癇，靠祖母養大，而培養教育則全賴伯父林鴻和叔父林適。林適是個教師，頗有學問，且善書法，外出教學時總把礪儒攜於身邊，讓他自幼受詩書薰陶。礪儒長到入學年齡，伯父林鴻便聘了一位家庭教師來教他，並經常檢查他的學習情況，對他要求十分嚴格。
1905年，林礪儒進高州高郡中學堂讀書。他學習十分勤奮，各種各樣的書都讀，曾積勞成疾吐過幾次血。
1911年，他以優異成績畢業，即應信宜縣中義學堂之聘到該校任教，同年又參加公費留學日本的考試，選報了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現筑波大學），抱定了終身服務教育的決心。
1918年3月，林礪儒從日本回國。
1919年4月，林礪儒到國立北京高等師範大學（後改名北京師範大學）任教授，先後擔任過齋務課學監、校長辦公處幹事、秘書、庶務主任，擔任倫理學和教育概論課程老師，後來又任教育系主任。同年，五四運動爆發了，他支持學生運動，幫助學生辦平民學校，辦識字班。他對學生說："教育家要培養進步的人格，以適應進步的社會！"
1922年9月，林礪儒奉命就任附屬中學校主任。在就職演說中，他指出：“中學教育是全人格教育。”全人格包括文化素養的人格化、思想道德的人格化和理想情操的人格化等等，目的是使中學生人格獨立，健全發展。
1922年兼任北京高等師範學校附屬中學主任（即校長），首先試行中國小“六三三”學制，他組織教師自訂規章制度、教學計畫，自編新教材，介紹和推行新學制，成為我國試行“六三三”制最早的倡導者和實行者之一。
1925年，五卅慘案中，他著文建議組織援滬工人協會和扺制日貨同志會，支持上海罷工工人的正義鬥爭。
1928年，北京師範大學併入北平大學，稱第一師範學院，他任臨時院務委員會主席。
1932年，兼廣東省立廣州師範學校校長。
1933年，參加廣東省立勷勤大學籌辦工作，學校成立後任教務長兼教育學院院長，並講課。
1937年，勷勤大學改組，教育學院獨立為廣東省教育學院，他任院長。抗戰爆發後，他積極支持中國共產黨在學校的地下組織興辦農民夜校，成立戰時後方服務隊，宣傳抗日救國，還親任戰時後方服務隊總隊長。
皖南事變後，搬遷到桂林的江蘇教育學院解聘了一些進步教師，開除了一批進步學生。他歡迎這些師生到文理學院來任教和學習。因此，國民黨特務視該校為“紅色學院”、“小延安”，竟以停發經費相威脅，林礪儒被迫於1941年5月提出辭職。
1941年10月，他到桂林任廣西教育研究所導師。
1942年4月，任桂林師範學院教授兼教務長。當時國民黨特務插手該院，他深為煩惱，在家門口寫上一副對聯：“讀書幸未成君子，學圃猶堪作小人。”還寫了許多諷刺雜文，揭露和抨擊教育界的黑闇。由於他積極參加抗日民主運動，國民黨特務幾次用匿名信恐嚇他。
1947年8月，他到廈門大學任教授，教西洋教育史、國民教育等課，同時，他積極參加罷教、罷課、罷工鬥爭，支持學生運動。
1949年4月離開廈門大學，取道香港到北平，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會議和第一屆全體會議，當選為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新中國成立後，他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中等教育司司長。
1950年兼任北京師範大學校長（至1952年），1952年任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長。
1954年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以後連續被選為第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1960年患食道癌，經過一定的治療後，仍堅持工作，深入基層，調查研究。
1977年1月20日，林礪儒因患胃癌，醫治無效，在北京與世長辭，享年88歲。
家族成員
高祖林漢源：清朝貢生
父親林達：秀才，因鼠疫早卒
大伯父出鴻：廩生
二伯父林遷：監生
人物事件
擔任北師大附中校長
北京高等師範學校附屬中學，前身是北京五城學堂，是我國最早的一所公立中學。成為高師附中之後，本應"更有條件負起中學教育開路先鋒的重任"，然而由於領導思想守舊，問題很多，師生意見很大，經常發生學潮，以致成為少有人敢問津的地方。為了整頓附中，辦好附中，北京高師負責人擬派林礪儒兼任附中主任（校長）。1922年9月，林礪儒正式就職。在就職演說中，他指出："中學教育是全人格教育，其基本任務是文化教育，是人們需要的普通文化修養的最高水平。"他試行"六三三"學制，將原來國小七年、中學四年改為國小六年，初、高中各三年。為了適應新學制，他組織教員制訂規章制度和教學計畫，編寫教材，自己草擬，自己試行，自己修訂，因而形成了一種勇敢負責的風氣。同時，對校風學風進行全面整頓，提倡"師生互相親愛，互相協助"。針對過去教育脫離實際的做法，他提出教育應以生活為主，培養學生髮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並重視給學生以系統的科學知識，在高中增設了第二外國語、解析幾何、微積分初步、初等力學、電磁學、分析化學等課程，同時，展開全校普及體育。此外，還聘任了一批有學識、有改革精神的新教員。經過這一系列的努力，高師附中風氣好轉，質量提高，成為一所全國仰慕的學校。在擔任高師附中主任期間，他於1922年和1925年兩次向當時的國會提出教育法草案，想為教育事業爭得憲法上的保障，但都沒有得到結果。
離開北師大
1928年，北京師範大學併入北平大學，改稱第一師範學院，林礪儒任臨時院務委員會主席。他便著手對第一師範學院進行改革，增設了社會系，支持師生參加社會上的進步活動。他的這些做法不為當局所容忍。到1931年，國民黨教育部決定對第一師範學院嚴加整頓，停止招生一年，並解除了林礪儒的職務，派來了新校長。林礪儒憤然離開第一師範學院，南下廣州，在中山大學任教授兼教務長。不久又兼任廣州師範學校校長。
協作籌辦勷勤大學，開始參加革命
1933年，廣東省政府為紀念古應芬（字勷勤），創辦勷勤大學，林礪儒應邀參加籌辦工作。該大學成立後，由當時廣東省主席林雲陔兼校長，他任教務長兼教育學院院長。1937年，勷勤大學教育學院獨立為廣東省立教育學院。後又改為廣東省立文理學院，他繼續擔任院長，以這間學院為基地，更放手地進行教育改革，在課程設定上打破常規，增添了一批公共必修課，如"新哲學"、"經濟學"、"現代經濟學說史"、"國際政治"、"世界革命史"等；先後聘請了一批進步教授，如張栗原、蔣徑三、李平心、高覺敷、陳守實等到校執教，還邀請著名民主人士鄒韜奮、錢俊瑞、楊東蓴等到校作形勢報告。他提倡思想自由，學術研究自由，學生可以組織各種社團，探討各種問題。他還帶領師生下鄉進行抗日宣傳，開展抗日救亡活動。
國民黨當局迫害林礪儒先生
國民黨當局對林礪儒的做法十分不滿，派員到學校尋釁，指責教育學院不應開設"新哲學"、"國際政治"等課程。林礪儒便將"新哲學"改為"教育哲學"，內容不變，原有的系科和教員全部保留。國民黨當局又派員到校，要設立訓導處和國民黨區分部，林礪儒便和進步教師商定，由一位教授兼任訓導主任和國民黨區分部書記，並掛上訓導處和國民黨區分部的牌子，實際上並沒有開展什麼活動，使國民黨當局無法直接插手學校的工作。
1941年5月，國民黨當局下令，改組文理學院，免去林礪儒的職務。訊息傳開，全校震怒。師生們自發成立了"挽林委員會"，召開聲勢浩大的挽林大會，派出教師代表團前往韶關向省政府請願，要求省政府收回成命，並通電全國。學生們還集體創作了《挽林戰歌》：
風已來了，雨也來了！
我們學校在風雨中飄搖，
我們的生活在風雨中震盪。
我親愛的同學們，團結起來！
我們的生活在風雨中震盪。
我親愛的同學們，團結起來，
挺起我們的胸膛，
放大我們的眼光，
我們堅決挽留林院長！
林院長是教育界的明燈，
林院長是青年們的保姆，
八個年頭，一貫作風，
探索真理，追求光明.
我親愛的同學們，團結起來！
挺起我們的胸膛，
放大我們的目光，
我們堅決挽留林院長！
面對這場學潮，國民黨反動派十分恐慌，派去接替林礪儒職務的人也不敢上任。當局便採取高壓政策，逮捕、開除了不少學生。但師生們毫不畏懼，堅持鬥爭達兩個多月。
桂林講學，發表多份著作
1941年10月，林礪儒來到桂林，擔任廣西教育研究所導師；次年4月，改任國立桂林師範學院教授兼教務長。他自知已受國民黨特務機關的密切注意，再轟轟烈烈地乾一番事業是不可能了，於是，在家門口貼上一副"讀書幸未成君子，學圃猶堪作小人"的對聯，以著書立說的方式，繼續宣傳教育改革的主張。從1941年到1945年，他相繼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怎樣做中學校長》、《精神剃鬚論》、《中國民族解放運動與國民教育》、《五四運動的評價》、《八·二七路線》、《兒童保育與人性改造》、《養士》等。在《精神剃鬚論》中，他指出：指導青年，"一不是靠權威部勒，二不是憑籠絡操縱"，而必須了解青年，和他們做真誠的朋友，共同參加社會實踐。這篇文章在《文化雜誌》刊登後，刺痛了國民黨當局某些人，致使《文化雜誌》被迫停刊。在《八·二七路線》中，他繼續宣揚學術自由，求真理，明是非，認為學生要尊師，但對教師的學說、教義可以懷疑批判。他的這些言論，引起國民黨當局的不滿，特務多次用匿名信對他進行恐嚇，但他置之不理。1944年，他寫成《教育哲學》一書。
投身民主運動
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大搞獨裁，發動內戰。林礪儒再也坐不住了，投身到民主運動中去。1946年，他不顧國民黨特務恐嚇，毅然加入民主同盟。國民黨反動派為了控制桂林師範學院，決定將該學院遷往南寧，並撤換了院長，林礪儒憤然辭職。這時，他身患腎炎，便回廣州治病，1947年8月到廈門大學任教授。
擔任新中國政府教育要員
1949年4月，林礪儒離開廈門大學，取道香港赴北京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工作和第一屆全體會議，當選為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接著，又擔任了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中等教育司司長兼北京師範大學校長；1952年起任教育部副部長。並當選為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面對著百廢待興的新中國教育事業，他以忘我的精神投入工作，先後主持起草了《中學暫行規程》草案和《師範學校暫行規程》草案，並就少年兒童教育、中學教育、民族教育等問題進行了一系列調查研究，寫下《中等教育的兩個問題》、《了解少年兒童是教育工作的先決條件》、《教因材施，材也由教成》等論文，提出從中國的實際出發辦好教育的主張。 1957年11月，林礪儒代表我國政府，與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簽訂了《關於越南在中國設立學校的議定書》。1959年，他率領中國教育代表團赴越南民主共和國參觀訪問。
1961年，年逾古稀的林礪儒患食道癌剛愈，便率領一個工作組奔赴吉林，就師範學校的學制及教學計畫等問題進行調查研究。1963年，他連續參加了天津中國小辦學經驗座談會和雲南民族教育工作會議，會後又深入雲南、廣西等地調查研究。在這段時間，他還撰寫了《師範教育問題隨筆》、《語文教師是經師，也是人師》、《怎樣對待學校考試》等文，提出不少新見解。如在《怎樣對待學校考試》中，他指出："人生遇事要做，遇問題就要解決，所憑藉的只是自己所有的知識才能。人生正是這樣活到老、學到老、考到老至死方休的過程，原非可怕。怕考試幾乎等於怕生活，從來未聞有人怕生活的，而學校的學生則大多數怕考試，其原因何在，值得深思。躍躍欲試，原是有能者的常情，而學校竟把考試變成學生的畏途，其故安在？為人師者應深自反省。"但由於歷史原因，林礪儒的這些探討未能繼續進行下去。
代表作
林礪儒的著作有：《文化教育學》《倫理學要領》《教育哲學》《教育危言》。他有一百多篇論文，散見於《教育雜誌》《教育叢刊》《中華教育界》《教育新時代》《文理月刊》《新華月報》《人民教育》等報刊上，其中有三十八篇編入《林礪儒教育文選》（中央教育科學所編、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