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范一（1891—1976），字少伯，湖北應城城關人。幼時家貧，父早喪，由叔祖及舅父資送私塾就讀。10歲能文，13歲中秀才,鄉人鹹稱“神童”。旋入兩湖書院，與董必武等相善，接受民主革命思想，加入中國同盟會。武昌首義，被編入學生軍，頗受黃興器重，擬留部任用。為求深造，獲公費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先學經濟,後改習無線電。1917年畢業後在美國一家無線電器製造廠工作。
1924年回國。後參加北伐，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交通處處長。北伐勝利後，先後任南洋公學(今上海交通大學)校長、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交通處處長、軍事交通技術學校校長、建設委員會無線電管理處處長等職。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後，任燃料工業部副部長。1955年調任石油工業部副部長。先後擔任第一、二、三、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1976年4月30日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
李范一同志的一生歷經前清、民國與新中國，抗戰時期排除萬難幫助國共合作，致力於民族的獨立與解放，為我國的無線電事業、燃料工業、石油工業與新中國的建設工作做出了不可磨滅的卓越貢獻。
基本介紹
人物生平,經歷,服務北伐戰爭,外省任職三年,還鄉再辦建設,退居農村，建設湯池,國共合作舉辦湯池訓練班,排除特務干擾,再辦“臨時學校”,積極籌備抗日游擊戰,忠誠國共合作,不畏白色恐怖,建設新中國,
人物生平
1891年出生於湖北應城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父早喪，由叔祖及舅父資送私塾就讀。10歲能文，13歲中秀才,鄉人稱“神童”。為清朝最後一批秀才。
後進入兩湖書院(清末湖北最高學府)，與董必武等結識，接受民主革命思想，加入中國同盟會。武昌起義，被編入學生軍，頗受黃興器重，擬留部任用。為求深造，1912年獲公費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先學經濟,後改習無線電。1917年畢業後在美國一家無線電器製造廠工作。
1924年應召回國，之後參加北伐，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交通處處長。北伐勝利後，先後任南洋公學(今上海交通大學)校長、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交通處處長、軍事交通技術學校校長、建設委員會無線電管理處處長等職。
1928年11月任安徽省政府委員兼建設廳廳長。
1930年後任陝西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廳長。因力主禁菸種糧，屢遭攻訐而被罷職。
1932年5月任交通部電政司司長。曾籌建國際無線電台，參與籌建中國第一座廣播電台。後因對交通部某要員購買電機設備舞弊不滿，憤然辭職。
1933年2月任湖北省省政府委員兼建設廳廳長。因修築鄂西公路之事與省政府主席張群意見不合，被南京政府宣布解職，1935年秋攜家擇居應城湯池，致力於農村改進實驗事業。七七事變後，在湯池舉辦湖北省農村合作人員訓練班。1937年12月任訓練班第一期班主任。
1938年10月湖北省第一屆臨時參議會參議員。1939年冬第五戰區鄂豫邊區抗敵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兼任政治指導部主任，1941年省政府主席陳誠欲令其再任湖北省建設廳廳長，遭拒絕。
抗日戰爭勝利後，隨省府返遷武漢。武漢解放前夕，在中共地下組織幫助下，避開特務搜尋，到武漢大學和學生一起迎接解放，並組織人員保護電廠、紗廠。
1949年6月被武漢軍事管制委員會聘任為高級參議兼漢口第一紡織股份有限公司經理。9月赴京參加全國政治協商會議。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後，任燃料工業部副部長。1955年調任石油工業部副部長。先後擔任第一、二、三、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1976年4月30日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
經歷
後以秀才資格考入兩湖書院。在校參加過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同盟會及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首義，被編入學生軍，保護武昌官錢局。他為人勇敢，工作負責，立有微功。辛亥革命勝利後，要他參加革命政府工作，被陸軍總長黃興所器重，打算留在部里任用。他對黃總長說：“我還年青，不願做官，希望出國留學，學好本領，報效國家。”黃興深加讚許，當即批准官費去美國留學。
抵美先學經濟，後攻無線電，因袁世凱政府管公費的官吏貪污，被取消公費，只得半工半讀。當時國內北洋軍閥執政，不願回國，在國外十幾年，一直在無線電製造廠工作。
服務北伐戰爭
1926年，范一在美國學習結業，回廣州參加北伐戰爭。當時軍事上需要通訊人才，任命他為後方總司令部交通處處長，成為我國無線電事業創始人之一。首先辦無線電訓練班，培養通訊人員，解決無人才困難。1927年轉前方總司令部，仍任交通處長，駐上海，同時兼任南洋公學(即現在的上海交通大學)校長。公學裡有些工業設備，利用這些設備辦無線電製造廠，自兼廠長，製造電台、收發報機和收音機，繼
續辦無線電訓練班，招收大批學員，又建立國際電台與外國通訊。
李范一
李范一在南京，仍擔任總司令部交通處處長，開辦軍事交通技術學校，任該校校長，培養技術人才。另設廣播電台。做得有聲有色，成績顯著。
范一想到無線電只供應軍用，民用限於有線電報，通訊緩慢，因而力爭把無線電開放民用，在各地開辦營業所。這一便民好事，與當時交通部長王伯群發生了矛盾，王是第一方面軍總指揮兼第一軍軍長何應欽的妹夫，仗勢反對開放無線電民用，理由是有線電沒有生意了。大吵大鬧，得到何應欽的支持。何向蔣介石反映，對范一施加壓力。李不顧自己的地位，不畏權勢，堅持無線電開放民用，為此被藉故調到建設委員會工作。
外省任職三年
後來，范一被調離了南京，任安徽省政府委員兼建設廳長，修各縣公路，整頓安慶、蕪湖市政，建電廠等。1930年調范一為交通部電政司長。因購買馬可尼公司電機等設備，與交通部負責人發生很大的矛盾。范一去上海簽訂契約時，發現檔案上機器規格和質量，本身價值與付款數字不符，吃虧數萬元，他憤然地說：“虛報數萬元，成什麼話，我決不同流合污，決不簽字。我不簽字，他們就買不成!”隨即飛回南京，並在報紙上發表聲明，揭穿黑幕，辭職不乾。
陝西省政府改組，楊虎城先生為主席。省府民政、財政、建設和教育廳的廳長人選，蔣介石要前兩個廳，楊不給，蔣也就答應要了後兩個廳。蔣通知范一去見他，當時李宜之也在坐。蔣對他們說：“派你二人去陝西工作，李范一任建設廳長，李宜之任教育廳長。楊虎城已回電報，完全同意你二人。”范一說：“我有困難不能去。”李宜之說：“我是陝西人，應該回去，我學的是水利，陝西乾旱好幾年，我回去做建設廳長，修涇渭渠。”蔣說：“那么李范一任教育廳長。”范一說：“我更幹不了，我一直是搞工程的，不會搞教育。”蔣說：“已經決定，不能更動。”為什麼派他二人去陝西任職呢?據說，因他二人是學生出身單純，又是留學生，搞技術的，無黨派色彩，認為只有他二人楊虎城才能接受。這樣，范一就擔任了陝西省教育廳長。
那時候，陝西黨派鬥爭很複雜，范一辦教育，有些人暗裡放冷槍，無從制止，也不便向楊虎城解釋。范一感到很難進行工作，只好辭職離開陝西。事後教育部長朱家驊來我家，邀范一作唐山工學院院長，范一鑒於環境複雜，難於應付，堅決不就。
還鄉再辦建設
1933年春節後，楊永泰忽然來我家。汽車一直開進院裡才下車，我很奇怪?向來客人都在大門外下車，是什麼人，這么大的架子?楊走後，我才知道是蔣介石派他來找范一的。范一回來後對我說：“要我回湖北任省政府委員兼建設廳長。”與蔣會見時，范一對蔣說：“我不想做官，準備教書。”蔣說：“你是湖北人，家鄉不去效勞，說不過去。”建設家鄉，責無旁貸，於是他回到湖北擔任了建設廳長。到職後，對農田水利非常重視，到處看地形，做水壩防洪，旱時在青山安抽水機，灌溉田園。對各廠礦工人堅持按月發工資。如建設廳暫時開支困難，他總是到處借錢，先發工資，從不拖欠，對會計說：“工人幾塊血汗工資，還要養一家老小，怎能拖欠呢?無論如何先發工人工資。”
范一不願呆在機關辦公，常去各縣訪貧問苦，就地解決具體問題。有次在鄂西，看到長江挑在巴東不靠岸，沒有碼頭，用小划子載人上岸，碰到大風大浪常出事，他回到建設廳，隨即派人去測量，做設計，在巴東建一碼頭，江輪可以靠岸，地方人民稱便讚許。還看到建始和恩施兩縣高山偏僻，農民生活困苦，土特產如桐油、漆、茶，麻、菸葉，因交通不便運不出來，影響流通，影響生產和生計，特召集有關人員開會，提出先從巴東到恩施築一條公路，再把另外幾個縣相連線，做到鄂西處處有汽車路。在討論會上，范一提出先修通從巴東到建始和恩施的路。當時有人反對說：“這條路工程很大，要開山劈嶺，需款不少，是很艱巨的工程。”范一說：“困難是有，但不要被困難嚇倒，這是為乾百萬人做有益的事，我們有信心，能夠辦成功。”會後，由陳工程師帶測量隊進行測量，搞好計畫方案，送請湖北省政府主席張群批准。張說：“這條路工程艱巨，用費太大，政府哪有這么多錢來築這條不關緊要的路呢?”范一很生氣。回到家裡，我見他臉色難看，便問到，“你不舒服嗎?”他說：“真氣人!只會作官，什麼事都不讓人乾。”第二天召集會議，對大家說：“政府不批准築這條路，建設廳自己設法辦。把武漢過江輪渡和開往各縣輪船賺的錢拿來修這條公路！”但省政府批示“不準修這條路，盈餘的錢應上交，不能破壞財政制度。”范一說：“築這條路不準動用盈餘的錢，那前幾任建設廳賺的錢都到哪裡去了?為什麼總是說虧本?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為人民做好事，我有什麼錯?我不是為做官，我要為人民作點有益的事。”這樣，觸犯了張群，不久南京政府藉故將范一免職。
范一與陳立夫在美國同學，生活上互相照顧，是多年故交。後來道不同漸漸由疏遠而決裂。當時陳的權勢不可一世，而范一多年來始終獨來獨往，不與苟同。
那時國民黨統治下的官吏，一旦取得了廳局長以上獨當一面的位骨，大多數有一套私人班底，遠近本家、親戚、同鄉、同學、老同事等，分任秘書、總務、會計，掌印、掌機要、掌財務等，以便於沾取份外利得，甚至進行貪污。范一前後任處長、廳長、司長、局長、校長等職，從來是用人唯賢，不曾有過視為親信的個人班底。他自奉甚薄，生活簡樸，除應得月薪外，絕不占用公款，公私分明，毫不混淆。
退居農村，建設湯池
范一認為中國是個農業國，農村是廣闊的天地，他常去農村，接近農民。有次在天門、京山、應城3縣視察農村情況，對破爛荒蕪的湯池極為重視。湯池有溫泉，不僅可以洗澡，還可利用溫泉熱度生產農產品。那裡是天門、京山、應城幾縣三不管的交界處，具備天時、地利、人和的優勢，決定先辦農場。這時候，許子威在南京金陵大學農業專修科畢業，回到武漢，他的叔父許士謙是范一的同學，范一通過他找來子威，對他說：“南京政府腐敗無能，城市蕭條，農村破產，人民怎么活下去?在這樣的政府里工作，對青年人有損無益，你不怕吃苦，同我一起窮乾。”子威同意。他自己拿500元錢，要子威向地主租100畝地辦農場，以後派瓦工、木工去該地蓋房屋，又花了幾千元。他認為這樣的窮鄉僻壤是不被人注意的地方，也正是我們大有作為的戰場。
我和范一同去青山視察工程，在國小休息時，有兩位女教員招呼我們，一口湖南腔。范一說：“你們是湖南人，來湖北教書很好!很好!”她們回答：“我們是學醫的，沒有合適的工作，暫時來這兒教書。”范一接著說：“你們所學非所用。你們願做醫務工作，有個湯池地方，那裡偏僻，農民有病，找不到醫生。我想在那裡辦國小，辦個醫務室，你二位願去幫忙嗎?那地方有發展前途，你們考慮考慮吧。”以後工作開展起來了，先辦起了國小，接著辦醫務室。范一給我一張清單，上面寫些醫療器具和各種藥品的名稱，要我照清單去購買。我照單子上買好，寫個賬單給他，他向我笑笑說：“你的賬單很詳細，也清楚，還有單據，你向誰報賬?向你自己報吧。”
我們生活簡樸，只有一個兒子，負擔不重，范一的工資比較高，以有餘補不足，將自己大多數工資用在湯池建設上了。
1934年范一被免去南京職務，他對我說：“國民黨政府腐化無能，只會依靠美國，貪污成風，民不聊生，弄得國不成國、家不成家。這個政府一點希望也沒有，我不願同流合污，決不做國民黨的官。不回南京，去湯池住，免得他們又來找我麻煩。”我說：“我們南京還有家呢!怎么辦?”“那有什麼要緊，不管了，就把全家搬到湯池。”
他親自主持這裡的生產建設和合作事業的創辦工作。國小、醫務室建成後，又辦成年人夜校、掃盲班，在金山辦了一個農場和林場，在各處荒山荒地栽種樹木，興修水利，養豬、牛、羊，引外國種在農村推廣，辦米廠、織布廠、油廠、合作商店、湯池旅館、郵電代辦所、汽車站等，給農民貸款。從此，湯池遐邇聞名，常有人來訪問和參觀。
國共合作舉辦湯池訓練班
日本侵略我國，范一堅主抗戰。他反覆研究辛亥革命和北伐失敗的教訓之後，得到結論：要抗日，就要依靠艱苦奮鬥的共產黨。他和董必武早就認識友好。到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同董老面談國內外形勢，談得很多，兩人所想的非常符合。回到湯池後，更有信心和決心開展抗日工作。
日本侵略軍攻占上海前，南京政府將要撤退時，湖北建設廳長石瑛打電話到湯池邀范一到武昌，有要事相商。范一當即趕到武昌。第二天石瑛請周恩來到他家吃便飯，陪同在坐的有董老和范一。他們談起蔣介石不抗日的問題，經過懇談和商討，決定武漢淪陷後開展游擊戰爭，以湖北建設廳總合作社的名義在湯池辦合作供銷社指導員訓練班，強調湯池有人力，有物力，有民眾基礎，是理想的抗日鬥爭的好據點，實際為在鄂中開展游擊戰爭訓練骨幹，請范一擔任訓練班主任。他說：“打游擊戰我是外行，請共產黨派人員來幫助。”1937年冬，董老派陶鑄為合作訓練班顧問。不久又派一名教游擊戰術的教官史劍公(後來成了叛徒)。在武漢收學員第一批100多人，連續辦了3期，共培訓學員300人左右，大都是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漢等地的進步知識分子和一些流亡學生。這些學生由陶鑄率領來湯池，一下汽車，步行到李家集。有些學員把行李在地上拖，有個別的用腳踢。看的人說：“這些年青人手不能提，肩不能扛。”范一說：“經過軍事訓練就好了。”先後在訓練班任教的老師有：范一、陶鑄、曾志、李華、陳辛人、黃松齡、劉季平、劉順元、雍文濤、童世光、潘怡如、許子威等人。
課程內容是：《社會發展史》、《政治經濟學》、《抗日十大綱領》、《民眾運動》、《游擊戰術》、《合作社業務與農貸》等等。學員常外出宣傳抗日，唱革命歌曲，演抗日救亡戲劇，演習夜行軍，演習野外作戰。第一、二期畢業學員，分配到鄂中的應城、天門、京山、漢川、安陸、鐘祥、雲夢等地方工作。名義上向農民貸款幫助生產，實際上向農民宣傳抗日，保衛家鄉。第三期學員畢業後，大多分到湖北的西北和東南地區工作。范一對陶鑄不僅在生活上熱情關注，尤其在政治上無限信任，非常尊敬。范一的書法很好，但很少替別人寫；陶鑄來了幾天之後，就親自寫了一條幅，貼在陶鑄宿舍牆上：“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也！”作為訓練班主任，不僅對學員滿腔熱情地關心他們的學習和生活，更為困難的是經費來源無著，時時發愁。幸得石瑛大力資助，他把湖北建設廳合作總社的經費抽一部份，每月接濟訓練班；另外范一通過友人介紹向中國銀行和農民銀行借款，維持訓練班和後來辦的臨時學校。
排除特務干擾
湯池訓練班的發展和影響，引起了反動派和特務們的注意。他們進行造謠、誣衊和破壞。范一經常保持警惕，與之進行硬的軟的鬥爭和周旋。當時，曾有大小特務和反動官僚來湯池進行所謂調查。首次是1938年上半年，派第三區行政督察專員石毓靈來“調查”，一無所獲。接著又派立法委員衛挺生前來，范一未見他，在湯池住了兩天，由我和他周旋。我對他講：“范一有病住在武昌同仁醫院，我們住在湯池，種點地，栽些菜，范一沒有什麼工作，沒有收入，怎能住武漢呢?”衛挺生問東問西，我對他所問非所答，找不出一點破綻。其實訓練班學員都住在李家集，距此只有幾里路，他沒有去，在湯池打轉轉。他在浴室找到一張《新華日報》，衛問：“怎么有《新華日報》?”我答：“我也不知道，湯池有汽車站，來往人也複雜，可能是洗澡的客人丟失的。”他帶走了這份報紙，如獲至寶。此後中統特務頭子徐恩曾和他的老婆費俠(鐘祥人)，還有朱家驊的侄兒媳婦，以及朱一成的妻子，大批人馬前來“調查”，范一要我同他們周旋。他們對我說：“武漢人告訴我們應城有個湯池，是溫泉，來玩玩，順便洗澡。這個地方很熱鬧，還來了各地方的大學生。”我回答：“有什麼大學生，湯池就是這么一點地方，哪能容各地方的大學生，設備又不好。你們不要聽武漢人代我們吹吧廣他們又說：“這裡還有農場，可以去看看。”我說：“農場在金山，離這兒遠，你們有汽車，坐車去吧。”我用調虎離山之計，帶他們到了金山農場，他們沒興趣看農場，又領他們到金山一個廟裡，那兒有個觀音菩薩，他們燒香下跪、抽籤，簽文儘是好聽的話，他們高興得不得了。
回到湯池，徐恩曾單獨找范一談話，是在另外房間進行。我陪同兩位太太在一起，只聽到范一大聲說：“你來看到什麼?共產黨在陝西，怎么跑到湯池來呀!你在疑神疑鬼吧!你找共產黨找錯了門兒吧!日本人把你們從南京趕到武漢，湯池還有多久可住?你們為什麼不對付日本侵略者，專找共產黨?到底誰是敵人?湯池有共產黨嗎?你們認為有，看你們能對我李范一怎樣!我什麼都不怕!”兩位太太著急，催徐恩曾趕快回武漢；湯池如此簡陋，一點設備也沒有，他們怎能住下過夜呢?這樣才灰溜溜的走了。以後，他們告狀告到宋美齡那裡，宋派康澤來“調查”。康澤就派國民黨湖北省黨部委員楊子福來到湯池，范一去沈家灘，沒理他，叫雷鳴澤對付他。吃飯時我對楊說：“范一不知道你來，他已出去好幾天了，哪天回來還不知道。”他臉上硬繃繃的。雷鳴澤陪他走了。好像欽差大臣，官兒不大，架子不小，我真氣死了。范一對我說：“這些傢伙都是雙手沾滿人民鮮血的劊子手，有什麼辦法，只有用文武兼施，軟硬結合的手法與他們鬥爭。”這樣，一件件一樁樁的“怪事”都應付過去了，訓練班沒有遭到破壞。我對范一說：“只有你才能做到，會用社會關係，連我也用上了。”他對我說：“這就是夫唱婦隨嘛!”
這期間還出了一段插曲。訓練班有個學員不見了，范一很著急，怕是特務抓走了，隨即派李伯仁去各處打聽。人未回來，他一夜未合眼，口中念念有詞：“一定出事了。”好久才知道是這位學員經不起考驗，自動離開了湯池。范一也毫無責備之言，反而說：“湯池條件太差了!”
再辦“臨時學校”
湯池訓練班終被國民黨政府明令停辦。訓練班的同學，仍以合作社指導員的名義，分到各縣工作。由於石瑛的幫助，范一找各方友人關照疏通，各縣縣長才肯接收，並設辦事處，開展工作。實際做游擊戰爭準備：組織宣傳隊，開辦夜校，婦女夜校，發動民眾。
訓練班停辦後，各地方仍有很多進步青年要來學習，范一擔心這些青年失去學習和就業的機會，向各方面商量，還是辦個學校。當時武漢各地的人稱范一是“合作派”，所以不用“合作”二字，就叫“臨時學校”，表明不是長期的，以防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再來搗亂。
湯池“臨時學校”，實際上是湯池訓練班的繼續，每日按計畫上課。各地方需人時，隨即派去工作。武漢淪陷前，該校已培養了300多人，為鄂中抗日游擊戰爭播下革命的火種。前後兩批共培養了約600人。范一沒有辜負周恩來、董必武和石瑛的殷切期望，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作子一點貢獻。
積極籌備抗日游擊戰
1938年上半年，為了準備武漢淪陷後在應城開展抗日游擊戰，范一和陶鑄商量，由許子威在湯池米廠的資金中取出3600元，請董老托人到香港買了24支駁殼槍，范一派許子威去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將它取回存放米廠，湯池才有了點武器。後來，范一到武漢八路軍辦事處，找到長江局書記陳紹禹(即王明，那時董老已去重慶)，向陳說：“日本侵略軍快到武漢了，長江局搬到哪兒去?你們是不是離開武漢?我是不走的，準備組織各地人員打游擊，怎樣打法?先從何處著手?請你指示，拿出辦法，我們可以依照去做。”陳說：“靠幾個訓練班的學生，又無槍枝，怎么打呢?你不要抱很大希望吧！”范一非常生氣，回到湯池說：“我們抱了很大希望，想依靠長江局幫忙，真是瞎子點燈白費油。”他要我和孩子先去宜昌，自己留下打游擊。我說：“你不走，我也不走，同你在一起吧!”他說：“那怎么行呢?。你們在身邊，礙手絆腳，怎樣打仗呀屍我為孩子著想，和他心酸而別。
當時情況緊急，范一和許子威到處找訓練班學員，一個也沒找到，與共產黨的聯繫也斷了。怎么辦?只有先把米廠職工和地方民眾組織起來，成立一支長槍隊和一支短槍隊，以後成為應城縣抗日游擊司令部的特務大隊，魯爾英為隊長。這支特務大隊在血戰中，保護廠應城抗日司令部和應城縣政府，完成了一次突圍的光榮任務。
一次，鄭紹文同志到了襄樊，在一家小旅館裡碰到了范一。范一告訴他：“毛澤東同志發表一篇文章《論持久戰》。我對文中論點十分信服。”又問：“就我們湖北省來看，敵我相持地帶應該是什麼地方呢?”鄭說：“大概以襄(陽)沙(市)為界吧。”范一聽了很高興，他介紹鄭到應城抗日游擊司令部當了參謀長。
忠誠國共合作
1938年冬，武漢淪陷不久，國民黨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在共產黨和各方面影響下，設立第五戰區豫鄂邊區抗敵工作委員會，石毓靈為主任委員，范一為副主任委員，委員中有共產黨員、進步人士和頑固分子各2至3人，委員會下平行設立豫鄂邊區游擊總指揮部和豫鄂邊區政治指導部，以石毓靈為游擊總指揮，陳超為副總指揮，范一為政治指導部主任，李相符為副主任，許子威為秘書長。范一從宜昌到隨縣就職時，經過襄樊，李宗仁接見他，並說：“抗戰好比一道箍，把國共兩黨箍在裡面，不能分裂了。希望李先生為國共兩黨團結抗戰而努力。”
當時范一很高興，認為至少在豫鄂邊區範圍內兩黨團結無問題了，在敵後開展抗日游擊戰爭當然更好辦了。隨縣專員公署駐在大洪山均川鎮。石毓靈、范一共同主持召開第一次抗敵工作委員會，氣氛還好。范一提出請陶鑄任政治指導部顧問，孫耀華為應城縣縣長兼應城縣抗日游擊司令員，都通過了。又提出淪陷區各縣縣長都逃走了，應該另派一些年青有為的、敢到敵後打游擊的幹部去當縣長，提出一個名單，石毓靈表面上不反對，實際上一個也不肯派。孫耀華去應城縣任縣長兼游擊司令時，范一寫了一小幅“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以示勉勵，也是他抒發自己的志願。政治指導部在均川賀氏祠成立後不久，就搬到大洪山上的長崗店辦公。政治指導部的主要幹部都是共產黨員，有些是湯池訓練班的學員。范一十分尊重陶鑄，把陶的意見看成是共產黨領導上的意見。因此工作做得很順利，又快又好。在原來各縣合作辦事處基礎上，在各邊區政府機關里，設立了政治指導員，組織抗日游擊隊和各種抗日民眾組織。
那時，范一看到石毓靈領導下的舊軍隊、舊官僚，仍然花天酒地，貪污腐化，拿薪不做事，而且還對積極抗日的進步青年不滿意。他結合這些現象，向石毓靈提出嚴厲批評和建議，石既不接受，也不改正，反而懷恨在心，到處造謠誣衊。有次在會議上，范一對石說：“要抗戰，就要團結；要進步，就要學習和依靠共產黨，發揚艱苦奮鬥的革命精神。”又加重語氣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石以范一說的話為證據，向李宗仁、蔣介石告狀，說：“李范一是真正的共產黨員，危險人物，後患無窮。”這樣，豫鄂邊區政治指導部成立只有半年，就被無理撤銷了。從此國民黨在鄂中地區製造反共摩擦，范一非常痛心。李宗仁找范一去並對他說：“重慶來電報說鄂北鄂中都是共產黨的，弄得我也混不下去了。”范一沒答話，不願向他們講道理。由於范一對共產黨有深刻認識，毫不動搖，反而更加態度明確，立場堅定，帶著對邊區的抗日軍民留戀的心情，離開長崗店，去襄樊、茨河等地辦紡織廠和鐵工廠。陶鑄還題詩懷念范一：“烽火漫天殺氣濃，垂楊難系別離衷，長崗不住斯人去，仰望高山不見峰。”
范一離開長崗店前，專程去應城縣政府所在地趙新河慰問抗日軍民，在篝火歡送會上發表熱情講話，鼓勵全體指戰員說：“你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堅持團結，堅持抗戰，反對國民黨倒退投敵。五戰區把我們分開，我們心始終是在一起的。你們在敵後浴血抗戰，我一定在後方用一切可能機會支持你們。我們來一個殊途同歸吧!”
不畏白色恐怖
1939年上半年，范一離開長崗店，得到共產黨的支持，楊顯東同志的幫助，在襄樊、茨河(屬穀城縣)辦紡織廠及訓練班、鐵木合作社，不僅是解決抗戰時民生問題，主要是黨組織要用他的名義辦廠，便於掩護黨的地下活動，也是湯池訓練班的繼續，為開闢鄂西北游擊戰準備條件。中共鄂西北區委王翰、曹荻秋、張執一等同志，也都先後在這個廠工作和活動過，得到范一的合作和支持。當時的政治環境和經濟條件都很差，非常艱苦。這兩個廠適合當地人民需要，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發展很快，生產的規模不斷擴大，成為黨在鄂北開展抗日統一戰線工作和發展地下黨組織的基地。原第五戰區政治指導部和湯池一些同志又合作在 一起並肩戰鬥。當時湖北省政府主席兼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陳誠，怎能容忍范一在鄂北所作所為?時刻找機會下手。因石瑛家住恩施，我由建始也搬到恩施，陳誠常派人來我家問長問短，有次派人送娃娃魚來，我說：“什麼也不缺，請你們不必關照吧屍不久陳誠又派民政廳長朱懷冰來，要我寫信敦促范一回恩施，我沒有理會。不到一個月，朱懷冰又來問我：“李范一來信嗎?什麼時候回恩施?你告訴他，如果不回來，陳主席就不客氣了，也會把他弄回來的，多不好!”我說：“隨你們的便吧!不要來麻煩我，威脅我!”范一在茨河得到陳誠要他回恩施的訊息，想到鄂北是陳誠統治的地方，無法迴避，為保護工廠不被破壞，還是回到恩施。
陳誠見到范一時說：“范一先生，你是有事業心的人，現在國家危急時候，你應當同我們合作。我請你做湖北省政府委員兼建設廳長，是你的老本行。你不願做建設廳長，別的工作也行，我都能辦到。”范一說：“你是知道的，同你們共事多次，都是不歡而散，我是個野人，野慣了，你不必勉強我吧!”堅決拒絕擔任任何職務，陳誠責問：“范一先生，你在鄂西北辦的什麼事?”范一說：“那裡都是些愛國青年，不願做亡國奴，又是流離失所的學生，做工靠工資維持生活，這有什麼錯廣陳誠變臉說：“你既不願同我們合作，那你不能離開湖北省政府所在地。”從此特務盯哨、監視、軟禁。沒有幾天，得到鄂北茨河電報，廠被保全團的兵包圍，人員被捕，要設法營救。董老也來信，要范一保護鄂西黨的地下組織。這時；石瑛和李四光主持湖北省臨時參議會，聘范一為省參議員。
范一在恩施龍鳳壩水溝上搭了一個草棚，辦水磨廠，代人碾米、磨麵、彈棉花、紡紗織布，來料加工，主要為同志們有個落腳的地方。不久鄂西地下黨組織被破壞，人員被捕。有位湯池訓練班女學員，也被捕殺害了。在巴東龍潭坪辦的鐵礦，也被破壞，負責人李紫雲是共產黨員，事先接通知離開了，但到巴東上船時被捕，押送到恩施集中營，他堅決反抗。有天夜裡，難友聽到叫李紫雲，帶出去一直未回，犧牲了。范一在宜昌時，曾給雷鳴澤800元，要他在松滋以湯池訓練班為樣板，組織松滋、枝江、宜都三縣動員委員會。並派遣和介紹湯池訓練班的教師、學員和一部份工作人員等共30人前往開闢工作。不久，雷鳴澤被捕，被押解到恩施，關在監獄裡。與此同時龍鳳壩、水碾場工作人員李國濤也被捕，他曾在湯池米廠工作過。後來，雷和李被設法救出來，雷告訴范一：“凡是關進牢房的人，審訊時，都被問：‘你認識李范一嗎?與他有什麼關係?’”
還有鄂北茨河紡織廠、鐵木工廠負責人吳顯忠和蕭良愷也被捕，被押解到恩施，經過龍鳳壩時，范一把他們接到家中，我們以臘魚臘肉招待押解人和吳、蕭二位同志。
生這許多事，對范一打擊太大。他認為對中共未盡到責任，沒有保護好同志們，自己又無能，終日不思茶飯，幾乎病倒。我勸他：“這時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平時來往朋友，一個也見不到，怕扯進來，人人自危。我們自身也難保，哪有力量保住同志?”他說“是的，幹革命總會有犧牲的，我們早有思想準備。”
日本投降後，我們回到漢口。我們在郊區辦一個牛奶廠，在宜昌、松滋建立一個荊南煤礦。目的還是為了掩護些同志和進步人士。如現在湖北省地震局研究所工作的范仲文，就是經范一送到煤礦工作的，一直到解放。范一鬥爭性強，失敗不喪氣，反動派破壞一個廠，他又辦一個廠。人們稱李范一是“不倒翁”。
我們住在漢口，樓下就住了一戶特務，環境險惡。范一鬥爭不懈，為解放區送醫、送藥，向救濟分署代解放區爭要物資，支持進步青年去解放區，利用救濟分署的難民收容所送新四軍五師突圍人員去住，利用救濟分署的難民船送五師突圍人員去蘇北找新四軍。
范一還通過各種渠道，做了不少統戰工作。如鄭紹文購買槍枝，就是通過范一去找川軍陳立師長購買的；陶鑄被扣留，是經范一找川軍鐘師長營救的。
建設新中國
1949年武漢解放前，我和范一避到武漢大學和學生們混在一起。白崇禧部隊剛撤走，隨即找木船過江，首先保護電廠，保護紡織廠。陶鑄和張執一兩同志到武漢後，向范一了解武漢情況，見面時彼此的高興是無法形容的。武漢成立軍事管制委員會，任范一為高級參議兼第一紗廠總經理。
武漢剛解放，人們認定：“李老是黨員。如不是黨員，為什麼這樣千辛萬苦，不顧個人安危為黨工作?”他們不理解，老李只有一個目標，認為：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我是中國人，應該這樣做，堅決跟共產黨走到底!
1949年9月，范一應邀參加了在北平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參與了新中國成立事宜的討論、協商和決定。會議期間，毛主席握著范一的手笑著說：“你是湖北的李先生!”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時，范一被任命為燃料工業部副部長，1955年調任石油工業部副部長，並被選為一、二、三、四屆全國人大代表，任職期間，積極認真工作，為發展我國的燃料工業做出了一定貢獻。
建國初期，由於長期戰爭破壞，國民經濟乾瘡百孔，處於百廢待興的狀態，面對這種局面，黨中央決定建國初期的基本任務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建立和鞏固新政權，迅速恢復國民經濟。范一除滿腔熱情努力工作外，還主動為黨分憂。
新政府成立不久，我想參加工作，對范一說：“你為我找一份工作吧。”范一對我開玩笑說：“好啊，夫人也要為新社會做貢獻，好啊！”他喝了一口茶後，對我嚴肅地說：“國民黨遺留下來的失業問題還未解決，建設攤子又不能一下鋪得太大，因此工作崗位不多，正所謂粥少僧多。再說，由於我的原因，你的位置也不好安排。不要讓組織為難。”他自覺過分嚴肅，又笑著對我說：“你在家把家務料理好，來往同志替我招待好，有些書信幫我處理好，有空讀讀政治書，學一點俄文，這比出去工作效益大得多了。至於錢嘛，我的工資夠我們花的，何必要國家又給幾十元錢呢。勞動者得食，家務勞動也是勞動。”
1954年9月，全國政協籌備換屆時，范一向有關人員打招呼：“我不參加第二屆政治協商會議。”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得知這一情況後，以為范一有情緒，派人找范一徵求意見。范一說：“沒有什麼意見，黨如此發揚民主，大小事都找我們商量，我沒有什麼意見，我對我的位置很滿意。我做副部長，政協的位置就讓給別人。空出一個位置，可以多安排一位黨外人士，也可以多團結一個人，黨就可以增加一份力量。”來人聽後非常感動。
范一在工作中發現我國石油人才奇缺，而我國落後的石油工業又急需人才來改變，他考慮再三，寫信要留蘇學機械的兒子改學石油科學，直到兒子進了莫斯科石油學院，他才高興。
范一原來是學的無線電，不懂石油科學，為了做好工作，雖年過半百，他仍刻苦學習石油科學。他到處借書，白天工作，晚上學習，經常看書到深夜。好在他的數學、物理、化學等基礎學科原來學得好，又加上通英文，很快成為石油工業的內行。當時，有許多蘇聯專家在我國工作，作為副部長，范一時常同他們打交道，為了工作方便，范一又開始學俄文。由於我有時要陪蘇聯專家夫人，范一也逼著我同他一起學習俄文。對於年過半百的人，學習一門新的外語，其困難可以想見，但他買回留聲機，每天堅持學兩到三小時，終於可以應付工作需要。
范一生活極為樸素，不像人們想像中留過洋的人，他的吃、穿都是我給安排、購置。他從不挑剔，總是做什麼吃什麼，買什麼穿什麼。他自奉薄，對人卻厚，有人來看他，帶上一點土產品送他，他總是對來人說：“受之有愧!受之有愧!”並叮囑我：“好好招待，加倍回贈。”如果來人生活較困難，他還要我送一些錢給帶回去。
范一十分愛惜公物，他私事不用公車，私差不用工作人員。一次，夏天快來了，部里木工來我家修窗紗，見一扇窗的窗紗破了一個小洞，準備整塊拆下換新的。范一看到了，上前說；“不要整個換新，裁個小塊補上就行了。為個小洞，換整塊，太浪費了。”那位木工只得依了他。
范一在“文革”初期就病了。1976年4月30日，終因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5月9日，國家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為他舉行了追悼會。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人大常委會、國務院、政協全國委員會等送了花圈。國務院和中共中央統戰部、國務院辦公廳、石化部、煤炭部、水利電力部等有關部門負責人以及范一在京的生前好友和石化部機關民眾代表參加了追悼會。當時，“四人幫”尚未垮台，國家還處在極左時期，在這樣的情況下，悼詞評價范一“早年參加辛亥革命”，“同情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在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期間在湖北與我黨合作，對我黨開展鄂中游擊戰爭，給了支持和物資上的幫助”，“解放後，擁護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在任職期間，積極認真工作，為發展我國燃料工業做出了一定貢獻”。對此，我們家屬還是滿意的。我想，范一在九泉之下也是滿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