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承祜,生藥學家和教育家。從事教育近60年,為中國藥學和生藥學專業培育了幾代科學技術人才。對藥用植物學和生藥學進行了許多探索性的工作,是中國現代生藥學的先驅者之一。不斷引進現代科學技術,結合中醫藥特色,擴展了生藥學的研究。
基本介紹
人物生平,個人經歷,個人生活,個人作品,人才培養,成就榮譽,社會影響,人物評價,
人物生平
個人經歷
1930年 畢業於日本廣島高等師範理學部。
1930—1932年 在日本廣島大學(原名文理科大學)研究部深造。
1933—1936年 任安慶女子中學教員。
1936—1937年 任保定農學院教授,兼北平中法大學生物學系講師。
1937—1938年 任安徽大學農學院教授。
1938—1947年 任陸軍軍醫學校藥科生藥學系主任、教授。
1947—1949年 任國防醫學院藥科生藥學系主任、教授,兼代藥科科長。同時兼同濟大學理學院生物學系教授。
1949—1952年 任華東人民醫學院藥學系副主任、教授,兼生藥學教研室主任。
1995年12月29日 逝世於上海。
個人生活
李承祜,1905年11月1日出生於安徽省樅陽縣田埠村。從小酷愛植物,國小畢業後考入杭州甲農中學。畢業後,就讀於濟南農學院園藝系。1924年9月,考取公費留日,於1925年4月就讀於廣島高等師範理學部,1930年畢業後繼續在廣島大學(原名文理科大學)研究部深造。
1938年,他受聘於陸軍軍醫學校藥科,1939年,輾轉到達貴州省安順,從此一直從事藥用植物學與生藥學的教學工作。1947年,軍醫學校遷回上海,改名為國防醫學院,他除在藥科生藥學系任主任、教授和代理藥科科長外,併兼任同濟大學理學院生物學系教授。
個人作品
早在30年代,他便開始收集資料,編印了許多實用的講義。1946年,他的《藥用植物學》在貴州省刊印,並作為校際交換徵求意見。其後經過多次修訂,於1949年作為大學課本公開發行。這是中國第一部以現代科學觀點編寫的藥用植物學大學用書,較系統地介紹子藥用植物有關的形態學、生理學和分類學,為後期的生藥鑑定、藥用植物栽培與成分探討等提供了基礎理論。該書著重介紹國產藥用植物,並附表介紹其分類、藥效及成分。此書出版後,國內藥學院系普遍採用,作為教材或教學參考書,受到一致的讚揚。1951年及1953年,他編著出版了《藥用植物的經濟栽培》上、下冊。1952年,又正式出版了大學課本《生藥學》,此書取材精新,內容豐富、實用,除大量引進近代國外生藥學研究方法和成果外,還緊密地結合中醫藥特色,較系統地介紹常用生藥的分類、來源、性狀、成分、理化鑑別、功效等,附錄中較詳細地介紹了植物性生藥的各種檢驗方法,受到當時同行的一致好評。
人才培養
李承祜受農業為立國之本的影響,從小就有志學農。在農中學習期間,對植物和中草藥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經常利用課餘、假日到田野山間採集標本,不恥下問於牛郎村婦,每遇到有用的民間草藥,總是悉心辨認。偶遇草醫、俚醫,更是追本逆源。在大學期間,他刻苦攻讀,在植物解剖學、植物分類學和植物栽培等方面打下了紮實的基礎。從日本留學歸國後,開始教授生物學、普通植物學和植物分類學等課程。在此期間,他接觸了許多古代的本草專著,產生了強烈的興趣。他覺得中醫藥有其豐富的內涵,但就其分類角度來看是不夠精密的,應該引進現代科學的內容,使其獲得進一步的發展。1938年,他受聘於陸軍軍醫學校藥科。在貴州省安順的艱苦環境裡,他整整工作了8年。他一直在教學科研第一線,與學生一起利用荒山野地開闢藥圃,經常帶領學生上山採藥認藥,對安順地區藥用植物分布和生態環境進行調查,並試種除蟲菊、顛茄、曼陀羅、洋地黃、美鼠李等重要的藥用植物,以擴大學生的知識面。但結合教學需要,編寫了多種較實用的講義和實驗指導。
進入50年代,他的教學科研活動更加繁忙,當時他已多年患有嚴重近視、白內障和糖尿病等疾病,但他長期帶病堅持工作。他編著的《藥用植物學》、《藥用植物的經濟栽培》、《生藥學》和主編的《中國藥用植物圖鑑》等都在這個時間問世。這些著作對中國、我軍藥學專業的成長,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
近60年來,他先後講授過生物學、普通植物學、植物分類學、植物解剖學、植物病理學、樹病學、藥用植物學和生藥學等課程。他自編講義,認真備課,一絲不苟。他講課深入淺出,旁徵博引,十分形象生動,深受學生歡迎。他非常關心教師隊伍的成長,特別是對中青年教師更是關懷備至,要求他們循序漸進,打好紮實的基礎,既大膽放手讓他們乾,又手把手地細心加以指導。幾十年來,他為中國的科學和教育事業培養了幾代專業人才。
成就榮譽
李承祜除日常工作外,還有許多社會工作。他歷任第二、第三、第四屆上海市人民政治協商委員會委員,總後衛生部醫學科學技術委員會委員,全軍藥學專業組組長,中國藥學會理事,中國藥學會上海分會副理事長、理事長、名譽理事長,生藥分會主任委員,衛生部藥典委員會委員兼中藥組組長,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委員,上海市醫藥管理局技術顧問,還歷任《藥學學報》、《解放軍醫學雜誌》、《藥學文摘》、《中國中藥雜誌》、《中國藥學雜誌》、《中成藥研究》、《人民軍醫》、《人民軍醫藥學增刊》、《上海中醫藥雜誌》、《藥學教育》、《上海科技報》、《大眾衛生報》等報刊的編委、顧問或主編。
李承祜對中國的藥學事業和藥學教育做出了較大的貢獻,為創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生藥學科辛勤地耕耘,為中國現代中醫藥學的發展付出了巨大的勞動。他治學嚴謹,工作勤奮以及永不停頓的探索和奉獻精神,給我們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社會影響
中華民國時期,由於國民黨政府推行消滅中醫的政策,使中醫藥瀕臨絕境。李承祜針對那種“篤信西藥,鄙棄國藥”的民族虛無主義思潮,在《藥用植物學》一書序言中大聲疾呼中國藥物的重要性:“歐美諸國猶不能忽視,而我們自己絕不能妄自菲薄,應以不偏不倚之態度,按國家人民經濟之能力,與夫道地物產之情形,將吾國舊有本草予以科學之整理,精密之研究,俾能有所發明,以裨益國人之健康,減少對外之漏厄,是不特藥學界之光,抑亦我民族之幸也。”
李承祜一貫關心中國的藥學事業,特別是中醫藥事業的發展。60年代初,他曾參加《全國十二年科學遠景規劃》的制訂,積極倡導發展祖國的新藥學體系,他認為:“抓好教育,提高全行業的素質,是發展中醫藥的根本;既注意發揚中醫藥特色,又注意大力引進現代科學技術,是發展中醫藥的方法;擴大生產保證供應,不斷提高中藥質量和提高臨床治療水平,是發展中藥的目的。他這些富有遠見卓識的意見大都被《規劃》所採用,對中國中醫藥方針政策的制定也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1980年,他先後兩次以“科技工作者的建議”的形式上書有關領導部門,以大量的事實說明加強中藥的研究和管理已刻不容緩。意見上送後,引起了國務院、衛生部及國家醫藥管理局的重視。這些意見對醫藥行業的治理整頓工作,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平時在教學過程中,李承祜經常宣傳中醫藥是一個偉大的寶庫。在講中藥發展史時,他從本章的起源講到歷代本草專著的偉大成就,以大量的史實介紹中國古代光輝燦爛的醫藥文化,為學生熱愛中醫藥事業,投身於中醫藥事業,播下了一顆顆具有強勁生命力的種子。
人物評價
50年代,他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委員會委員,70年代,兼中藥組組長。他除了大量審閱各地起草的文稿,協助兄弟單位提供必要的技術資料外,還親自組織制定4種中藥的質量標準,撰寫起草說明。他對待中藥的真實性和質量標準持十分嚴謹的科學態度,審查資料時實事求是、認真負責,常逐字逐句推敲,標點符號亦不輕易放過。他和同志們一道澄清了許多混亂品種,維護了藥典標準的統一性和嚴肅性,為中國的中藥質量標準工作做出了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