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士峨(1904年——1931年),字迪勛,號廣澤。1904年生,湖南益陽人。1925年6月加入中國共青團,同年轉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初入黃埔軍校長沙三分校學習,同年9月隨警衛團參加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任營參謀長。1931年9月8日,在第三次反“圍剿”作戰中,他率領敢死隊沖向敵陣,壯烈犧牲,年僅27歲。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曾士峨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湖南益陽
- 出生日期:1904年
- 逝世日期:1931年9月8日
- 職業:軍人
- 畢業院校:黃埔軍校
- 主要成就:英勇作戰,身先士卒
人物生平,人物評價,人物紀念,相關記載,影視形象,
人物生平
1904年3月6日生於湖南益陽樊家廟鄉大橋沖,他初小畢業後,因家貧輟學,到一家店鋪當學徒。後得族祠資助,在箴言書院讀完高小,繼而考入縣城近郊桃花侖的信義大學。
1924年11月,信義中學的外國人侮辱中國女學生,激起學生憤怒,曾士峨等百餘學生自動退學,迫使學校停辦達半年之久。曾士峨也因此中斷學習,後托人介紹,到江華縣公署當了一名文職工作人員。
1926年夏季,北伐軍進入湖南,曾士峨棄職從戎,參加國民革命。投考了國民革命軍第8軍獨立一師學生隊。經指導員蘇先駿(瀏陽縣人,共產黨員,後叛變)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7年初入黃埔軍校長沙三分校學習。參加了北伐戰爭,在國民革命軍第4集團軍總司令部警衛團任連長。北伐到武漢後,轉入我黨控制的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警衛團。
1927年9月隨警衛團參加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
1928年5月任紅4軍31團3連連長,率部參加龍源口戰鬥和黃洋界保衛戰,屢立戰功,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建、鞏固和發展作出了貢獻。
1929年1月,紅軍為了粉碎敵人對井岡山根據地的第三次“圍剿”,決定主力跳出敵人包圍圈,轉移到敵占區的贛南作戰。紅軍從井岡山下來後,曾士峨被任命為三十一團一營營長,不久,又調任三縱隊參謀長兼七支隊隊長,繼而擔任二縱隊司令員、紅四軍參謀長、十一師師長(羅瑞卿任政委),軍長外出時,還曾代理軍長職務。
1930年春任紅4軍2縱隊司令員,同年夏任紅4軍參謀處長兼第2縱隊司令員、紅4軍第11師師長、紅4軍第11師師長兼政委,率部參加中央蘇區第一、第二次反“圍剿”。
1930年10月,蔣介石調集十萬大軍採用“分進合擊,長驅直入”的作戰方針向中央蘇區撲來,妄圖一舉消滅紅軍。曾士峨和羅瑞卿率領十一師由吉安撤到根據地中心黃陂、小布一帶隱蔽待命。經過四個多小時的浴血奮戰,全殲了張輝瓚師,取得了著名的“龍岡大捷”。
1931年7月,第三次反“圍剿”開始。曾士峨率領十一師從閩西趕赴興國,參加了蓮塘、良村、黃陂三次大的戰役。紅軍三戰三捷,蔣介石親自坐鎮指揮的第三次“圍剿”宣告失敗,敵人全線潰退。曾士峨奉命率十一師阻擊企圖向富田、吉安逃跑的敵六十一、六十二師。重創了號稱“鐵軍”的兩個敵軍師,敵軍殘部被迫撤離,狼狽逃竄。在戰鬥中曾士峨因帶頭衝鋒不幸腹部連中幾彈,負了重傷,被抬下戰場後,他知道自己可能不行了,還不斷鼓勵同志們說:“這次戰鬥,部隊雖損失不小,但我們還是取得了很大的勝利,你們要有信心取得完全的勝利,要把革命堅持到底!”犧牲時,年僅27歲。
人物評價
年僅27歲的紅軍師長曾士峨犧牲了,戰士們為之痛哭,鄉親們選出當地最好的棺木安葬。毛澤東聽到曾士峨犧牲的噩耗後指出:“曾士峨是在最關鍵的時刻,組織衝鋒犧牲的。他的模範行為鼓舞了戰士,改變了戰況。”在紅軍粉碎敵人第三次“圍剿”的祝捷大會上,毛澤東首先叫全體同志起立向曾士峨烈士默哀,並指示紅軍總政治部發出通令,號召紅軍指戰員向曾士峨學習。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總幹部部指出∶“曾士峨同志為我黨我軍之優秀幹部,為革命犧牲,實屬重大損失。”
人物紀念
曾士峨紀念碑、舊居和紀念館
曾士峨是1931年9月8日經過一場動人心魄的激戰,在江西興國縣高興圩西北的竺高山光榮犧牲的。1987年冬,家鄉人民為讓曾士峨魂歸故里,將其遺骨從江西興國遷葬至會龍山,讓烈士英靈得以魂歸故里,並立了一座高大的紀念碑,聳立在青翠的會龍山巔。在紀念碑的基礎之上建有益陽市會龍山森林公園,碑名是1987年軍委總參謀長楊得志同志題寫。
因歲月久遠,風雨侵蝕,曾士峨故居的五間土屋逐一倒塌。後經地方重視,專門撥款對故居進行修復,並收集烈士早年使用過的床鋪、衣櫃等物件,陳放於其中。 曾士峨烈士的後代、中國有色金屬設計院原總設計師曾天元和其老家大橋沖村多次聯繫,並專門回到大橋沖,為紀念館布展提供了一套比較全面的文字方案,預計將在其老家赫山區泥江口鎮大橋沖村建立曾士峨紀念館。
曾天元從上世紀70年代起開始走訪羅瑞卿、楊得志、何長工、肖克和張宗遜等曾士峨生前的戰友和部下,積累了關於烈士的大量一手資料。其中有1924年9月和1925年1月曾士峨前往廣東投奔革命,途中路資用罄,滯留江華縣署擔任科員和書記(文書)的委任狀,1930年11月第一次反“圍剿”戰鬥中紅一軍團紅四軍軍長林彪、政委羅榮桓關於部隊警戒問題給紅11師師長曾士峨、政委羅瑞卿的信,還有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給烈士三兄曾叔彬的回信,極為珍貴和難得。據該村支部書記說,一旦紀念館建成,這些罕見的歷史資料都會以原件或複印件的形式在其中展出。
紀念碑四周的護欄被整飾一新,高大的塔基也用花崗岩重新砌好,跟不遠處的何鳳山陵園一道,相映成輝。昭示著這塊鐘靈毓秀的土地上,曾經誕生過這樣一些名垂青史的偉大人物。每到清明節,自發前來祭奠的人絡繹不絕,朵朵黃菊寄託著人們的哀思,英烈永遠不會寂寞!
相關記載
1931年9月8日,在第三次反“圍剿”的江西興國高興圩戰鬥中,紅11師師長曾士峨陣亡,共和國少了一位開國元勛。烈士繼子、中國有色工程設計總院總設計師曾天元從上世紀70年代起,詳盡蒐集有關史料,多次拜訪羅瑞卿、楊得志、肖克、何長工、張宗遜、陳士榘、郭化若等紅軍時期的重要將領,積累了大量關於烈士的資料。
本文根據資料當中最有說服力的部分和當時關鍵的人物、事件與背景,揭秘曾士峨犧牲後,毛澤東為什麼極為沉痛和悲傷,乃至大發雷霆指責自己的愛將紅四軍軍長林彪?為什麼說曾士峨之死是共和國失去了一個開國元帥?
將星永遠閃耀在共和國的長空
2006年,紅軍長征勝利70周年。在新華社系列紀念文章《永遠的豐碑》里,2月23日發表了《為大眾之生息而戰鬥——曾士峨》一文,再次緬懷這個傑出的紅軍將領,向人們敘述了他短暫而偉大的一生。
關於此文,其權威性自然毋庸置疑。補充一些重要的情況和細節:
一. 曾士峨畢業於信義大學,是挪威人1906年在湖南益陽辦的教會大學,他的各科成績優秀,英文特別好,寫得一手好柳體。肖華上將說:曾士峨的粉筆字特別好看。
二. 1924年秋,曾士峨步行前往廣州參加革命的途中因路費不足,滯留於江華縣公署任文書。昱年回長沙,入黃埔軍校長沙三分校讀書。
三. 他寫給親友的信大約在1929年5月或6月,紅軍三占龍門之際,發信地點是福建龍巖龍門三芝元藥號。這是他留給家人的最後一封信。
四. 1930年夏,曾士峨任紅四軍參謀處長兼第二縱隊司令員、11師師長,軍長是林彪,政委是曾士峨原來的搭檔羅榮桓。當時紅四軍沒有副軍長,也沒有參謀長一職,參謀處長就是參謀長。有史實為證:1930年6月下旬,紅二十八、紅軍從福建長汀向江西轉移,林彪有事留在城裡,紅軍總部下令“部隊暫歸曾士峨指揮”。他若不是參謀長,沒有這種資格,同時也說明了曾士峨在紅四軍中的地位和能力。羅榮桓是軍政委,但帶兵打仗似乎不是最好的。可以說,作為主力師的師長,曾士峨帶兵打仗在紅四軍中是除林彪之外的第二號人物。
五. 曾士峨犧牲的訊息,馬上報告了毛澤東。毛主席非常痛惜和傷心,他嚴厲批評林彪:你打紅了眼哪?!以後仗有的是打,哪能同意讓高級幹部去拼殺,幹部拼光了,革命還怎么搞咧?!據時任紅12軍34師參謀長、後來的解放軍工程兵司令員陳士榘上將回憶:毛主席講過兩個人的死重於泰山,一個是曾士峨,口頭講的,他親耳聽到。限於紅軍早期條件簡陋,沒有被記載下來。另一個就是人所共知的張思德了。
六. 紅軍總部號召向曾士峨學習的通令是由當時的紅四軍軍委青年委員肖華油印的,肖華1955年被授上將軍銜,當過軍委軍訓部部長。肖華說:紅軍總部發通令號召向個人學習,曾士峨是第一人。通令表揚曾士峨“革命立場堅定,作戰勇敢,不怕犧牲。”
七. 全國解放後,1950年曾士峨的三哥曾叔彬請人代筆寫信給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朱總司令,詢問曾士峨的下落,軍委總幹部部回信告之曾士峨犧牲之情狀,說“曾士峨同志為我黨我軍之優秀幹部,為革命犧牲,實為我黨我軍之重大損失。”向家屬頒發烈士證書,給予最高撫恤金500萬元(相當於500元)。曾士峨遺骨現葬益陽會龍山公園,立有紀念碑。碑名是1987年軍委總參謀長楊得志同志題寫,當年益陽人民把烈士英靈從江西興國移歸故里。1931年烈士戰死時,楊得志是紅11師師部炮兵連長(由師部特務連改名而來),是曾士峨麾下一員猛將,受他親自培養和指揮。
1927年9 月,武漢國民政府警衛團參加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中共湖南省委前委將位於修水、銅鼓、安源等地的武裝,統一編成工農革命軍第1軍第1師,全師共5000餘人,由盧德銘任總指揮,余灑度任師長,下轄3個團:第1團,位於修水,由原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警衛團、平江工農義勇隊和湖北省崇陽、通城兩縣農民自衛軍組成;第2團,位於安源,由安源工人糾察隊、安源礦警隊和安福、永新、蓮花、萍鄉、醴陵等縣部分農民自衛軍組成;第3團,位於銅鼓,由瀏陽工農義勇隊和警衛團、平江工農義勇隊各一部組成。曾士峨先在一團,後編入三團任三營參謀長。起義後,部隊在戰鬥中幾經挫折,總指揮盧德銘戰死,前委書記毛澤東在文家市收集殘部,決定向羅霄山脈中段的井岡山轉移。當時起義部隊中虐疾蔓延,一些人悲觀動搖,脫離隊伍逃跑,師長余灑度也開了小差。而負傷的曾士峨和張子清、羅榮桓、何長工等相互鼓勵,堅決跟隨毛澤東。南進途中,在瀘溪又受到敵人伏擊,部隊一共剩下不到一千人,9月29日到達江西永新縣境的三灣村。進村的當晚,毛澤東在“泰和祥”雜貨鋪召開中共前敵委員會擴大會議,討論部隊現狀及其解決的措施,決定對部隊實行整頓和改編,這就是著名的“三灣改編”。
首先是整頓組織,一個師縮編成一個團,改稱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轄二個營七個連。曾士峨擔任特務連(編號是四連)連長,黨代表是羅榮桓。特務連長歸團長直接指揮,當時團長兼師長,師只是個編制,是空的。通過三灣改編,黨的組織在部隊形成了系統,黨支部掌握了基層,黨對軍隊領導的制度得以確立。但當時毛澤東的身份是前委書記,不直接指揮隊伍。加之兵官來自不同的地方,形勢又惡劣,難以掌握。毛澤東是最高政治領導,其餘幹部多數是黃埔生,少數行伍軍官任副職。毛澤東的軍事天才要到以後才大放光芒,不少人起初並不了解他、也不是從內心裡信任他。部隊的骨幹是從武漢國民警衛團過來的那批人馬,受過正規軍事訓練,包括曾士峨在內的許多軍人還經歷了北伐戰爭硝煙的考驗。在這樣的關頭,立場堅定的宛希先、何挺穎、曾士峨、羅榮桓等人穩定了這支隊伍,緊緊跟隨毛澤東。這也是毛澤東以後對這支隊伍、對曾士峨與羅榮桓特別信任和器重的重要原因。
所謂特務連就是在行軍作戰中執行特殊任務的連隊,探敵情、當尖刀,擔任警衛,有以一當十的戰鬥力。毛澤東慧眼識珠,選中了軍事素質和政治素質都十分拔尖的曾士峨擔任連長。當時工農革命軍總共才七個連,曾士峨連是力量最強的,曾士峨本人是1926年的共產黨員,黨代表羅榮桓、副連長張宗遜也是中共黨員,革命意志堅定,政治上靠得住。從永新三灣經古城、寧崗、茅坪,再上井崗,特務連基本上派出一個排擔任毛澤東的警衛工作,行軍打仗,毛澤東和特務連脫離的時候很少。
10月初,天氣逐漸寒冷,戰士們還穿著破爛的單衣。為了解決冬衣和給養,毛澤東率領部隊進駐遂川城西的大汾鎮。不料突然遇敵,部隊倉促應戰,邊打邊撤。當時曾士峨帶著四連(即特務連)兩個排,隨毛澤東跑到黃坳,便停下來收集失散的人員,並擔任一營的集結任務。四連還剩下三十多個人,稀稀落落散坐在地上。要煮飯吃,炊事擔子也跑丟了。肚子餓了,只好到老百姓家裡找一點剩飯和泡菜辣椒。沒有碗筷,毛澤東也和大家一樣,伸手就從飯籮里抓著吃。等大家都吃飽了,毛澤東站起來看了曾士峨一眼,曾士峨整整衣帽站了起來。毛澤東朝中間的空地邁了幾步,雙足併攏,精神抖擻地對大家說:“現在來站隊!我站第一名,請曾連長喊口令!”曾士峨心頭一振,大步跨前,大聲喊道:“全體集合!”戰士們一個個抬起頭來,充滿信心,迅速提著槍站起來,向毛澤東那高大的身軀看齊。接著一營趕上來了,隊伍向井岡山開發。
上井岡山後,曾士峨、羅榮桓率特務連隨一營於1927年11月18日攻占茶陵,紅軍在這裡建立了我國第一個縣工農兵政府。在井岡山,宛希先、張子清、何挺穎和曾士峨、羅榮桓一起,對企圖暗地拉部隊投敵的陳浩、徐庶、韓劍壯等人的叛變行為,進行了堅決鬥爭。1928年5月,秋收起義和南昌起義的部隊會師寧崗,毛澤東、朱德、陳毅在龍書院文昌閣會晤,曾士峨率部擔任了保衛工作。
從1 927年到1931年,曾士峨率部轉戰閩贛,歷經惡戰數十次,小戰難以勝計,衝鋒在前,無堅不摧,多次負傷,立下了赫赫戰功。由於才華突出,曾士峨屢獲擢拔,從連長、營參謀長、支隊長,升至縱隊司令員、師長和軍參謀長。毛澤東井岡山的駐地,就是曾士峨的警衛連紮營的地方。曾士峨的二縱和以後的11師,也成了毛澤東最為倚重和最喜歡使用的一支主力部隊。1929年秋天,紅軍打下上杭,部隊繳獲一支大毛筆,曾士峨將其送給了毛澤東,毛澤東高興地收用了;1930年紅軍打下吉安,毛澤東和曾士峨走進一個天主堂,看到一颱風琴。曾士峨童心大發,跑上前按了幾下琴鍵。毛澤東也上來,對著鍵盤敲了幾下。他笑著對曾士峨說:“這個洋玩藝我不會,你也是豬鼻子裡插蔥——充象,不比我強呵!”兩人大笑起來,戰士們也一齊笑了起來。在艱苦的鬥爭中,領袖和他的將士結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和戰友之情。
激戰中打出“軍中驍將”的威名 隊伍初上井岡山,曾士峨率部參加了攻克茶陵、攻打遂川、新城等戰鬥。1928年6月23日,紅軍在新七嶺溪和敵戰鬥。曾士峨手提駁殼槍,跑在最前面,追著敵人猛打。逃敵在灌木叢中邊跑邊回槍亂射。曾士峨冒著“吱” “吱”亂飛的子彈,像發怒的老虎,猛撲上去,一把抓住一個敵兵打得發燙的槍管,用力一拽,將敵兵連人槍拖翻在地。敵兵嚇得魂飛魄散,跪在地上一個勁地磕頭求饒,當了俘虜。戰友們見狀,齊聲吶喊,勇猛衝向敵人,在龍源口把楊池生部的一個團包了“餃子”。紅軍乘勢第三次攻下永新縣城,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開始進入全盛時期,曾士峨此後威名大振。
1928年7月下旬,毛澤東率部前往桂東,迎接紅軍大部隊,留31團一連、三連扼守黃洋界。湘敵吳尚以一師兵力,從茶陵直逼井岡山,企圖趁根據地後方空虛之際,一舉攻占井岡山。得到敵人進犯的訊息,正在養傷的三連連長曾士峨顧不上傷口疼痛,步行到井岡山五大哨口觀察地形(黃洋界為井岡山五大哨口之一),同其他同志及地方武裝領導人一起,組織紅軍和民眾加修工事,堅壁清野。8月30日上午,在團黨代表何挺穎、團長朱雲卿的部署下,曾士峨和一連連長王良(一說為明亮)具體指揮和參加了著名的黃洋界保衛戰。是時山上紅旗招展,鞭炮齊鳴,敵吳尚部誤以紅軍主力已經回師,嚇得屁滾尿流,倉皇逃竄。前來會合包抄的贛敵聞風喪膽,半路退卻。毛澤東回來後,對此戰獲勝異常興奮,指示殺一口豬慰勞作戰部隊,並寫下了那首著名的《西江月·井岡山》。題記寫道:“八月三十日敵湘贛兩軍各一個師趁我軍欲歸未之際,攻擊井岡山,我守軍不足一營,憑險抵抗,將敵擊潰,保存了整個根據地。”“黃洋界上炮聲隆,報導敵軍宵遁”,此役是紅軍井岡山時期著名的以少勝多的經典戰例,對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929年1月,蔣介石調集湘贛八個旅的兵力進攻井岡山,紅二十八、三十一團等突圍轉戰贛南敵後。擔任三十一團一營營長的曾士峨率部先後參加了大柏地、長嶺寨戰鬥。同年3月,紅四軍為便於開展游擊戰,變團的建制為縱隊。三十一團為三縱隊,下轄七、九支隊,曾士峨任七支隊長。1929年秋,曾士峨任三縱隊參謀長,協助伍中豪組織指揮攻克白沙戰,直逼上杭。上杭城三面臨江,圍有三丈多高的城牆,號稱“鐵牆”。易守難攻。9月21日,紅軍徹夜激戰,全殲敵盧新銘旅,一舉攻克此城。在這次硬仗中,曾士峨率三縱一部主攻東門,在槍林彈雨中身先士卒,奮勇殺敵,攻上城頭,表現出了極高的指揮才能和犧牲精神。
1930年春,曾士峨調任紅四軍二縱隊司令員,他和縱隊政委羅榮桓、政治部主任羅瑞卿一道,堅決貫徹古田會議精神,狠抓部隊組織建設、政治建設和制度建設,使二縱隊在短短几個月內各方面都取得了明顯的進步。毛澤東在文章中稱讚他們:“曾、羅在古田會議後,把二縱隊帶成了一支最有戰鬥力的隊伍。”同年夏,曾士峨又任紅四軍參謀長兼二縱隊司令員。10月3日,他指揮二縱隊參加攻打吉安,主攻城北騾子山。攻克吉安後,二縱隊改編為十一師,曾士峨任師長,羅瑞卿任政委。12月30日,曾、羅指揮十一師參加第一次反“圍剿”的龍崗戰鬥,該役活捉驕橫殘暴的敵十八師師長張輝瓚,全殲張部九千餘人,震撼了南京政府。接著紅軍又殲滅敵譚道源兩個團,從而取得了反第一次“圍剿”的勝利。
1931年5月16日,在第二次反“圍剿”中,紅四軍在東固九寸嶺、觀音岩一帶,向已搶先占領兩個山頭的敵47師王冠英部發起強攻。曾士峨、羅瑞卿在火線前沿指揮11師作戰。戰場上炮火紛飛、硝煙瀰漫,突然,一顆子彈飛來,擊中了羅瑞卿的臉頰,從另一邊彈出,羅瑞卿負傷倒地。這時,蜂湧的敵人已經衝上了聶鶴亭33團陣地前的一個山頭。曾士峨眼中冒出了怒火,他一邊叫葉青山醫生把羅政委的傷口包紮好,將他抬下戰場。一邊厲聲命令身旁的特務連長楊得志:“立即帶特務連給我拿下這個山頭,完不成任務,我槍斃你!”楊得志剎地將手槍一揮,吼道:“特務連,跟我沖!”戰士們端起槍嗷嗷叫著殺了上去,把三倍於己的敵人阻擊在半山腰,無法向上前進一步。曾士峨率領全師和兄弟部隊一起,激戰4小時,將敵47師完全擊潰。紅軍乘勝追擊,直指富田。從此,曾士峨師長兼政委,直至犧牲。5月18 日,曾士峨率11 師追殲敵43師一個旅;5 月20日,率部隨大部隊攻克廣昌;5月22日,參加中村夫坑哨口戰鬥,激戰兩天一夜,擊潰守敵。在毛澤東、朱德指揮下,紅軍從西到東,橫掃七百里,粉碎了蔣介石的第二次“圍剿”。
1931年8月初,在第三次反“圍剿”中,曾士峨指揮11師參加了全殲官雲相47師的蓮壙戰鬥,擊潰郝夢齡師的戰鬥。8月11日,又參加了全殲毛文炳師四個團的戰鬥。其中,在良村和黃陂兩次戰鬥中,11師以傷亡百餘人的代價,斃傷敵500名,俘虜敵軍官20多人士兵600多人,取得了突出的戰果。
曾士峨帶兵與戰士同甘共苦,戰鬥越是激烈越是身先士卒,衝鋒在前,戰士們特別敬仰他。他的隊伍紀律嚴明,訓練有素,作風勇猛頑強,是紅軍中最能打硬仗的勁旅之一,有“鋼軍”之稱。曾士峨自身具有很高的軍事才能,對上級戰略意圖領會透徹,屢屢以少勝多,以奇制勝,毛澤東非常相信他。
“鋼軍”之帥血灑江西興國竺高山 1931年9月8日,一場動人心魄的激戰在江西興國縣高興圩西北的竺高山進行著,這是紅軍第三次反“圍剿” 中最慘烈的一場對峙戰。參戰雙方的主力是紅四軍曾士峨11師和國民黨19軍蔡廷鍇60 師、戴戟61師。
當年6 月,蔣介石組織23個師另3個旅約30萬兵力進攻我閩、贛根據地,毛澤東率部千里迂迴,打運動戰,尋隙消滅敵人有生力量,打了多次大勝仗。到9月初,蔣介石對中央紅色根據地的“圍剿 ”即將宣告破產,國民黨各路軍正全線撤退。高興圩的戰鬥是9月8日上午打響的。當時紅四軍軍長林彪、政委聶雲臻在陣地上用望遠鏡反覆觀察正在撤退的敵人,看到敵60師、61師主力都已離開高興圩往興國去了,騾馬隊、一伙食擔子也過去了,只剩下一個團在後面打掩護。林彪說:切他個尾巴!11師迅速穿插過去,一打,並未很快消滅這個團,敵人的大部隊返回來接應,越打越多。19路軍是蔣光鼐和蔡廷鍇的部隊,兩廣籍士兵為主,以能打狠仗著稱,穿短褲,爬山如履平地。這兩個師裝備精良,平時吹噓“在戰場上子彈殼也不讓別人撿走一顆”,號稱是從未敗過的“鐵軍”。當時,我軍的武器不如敵人,敵人多是衝鋒鎗和機關槍;而11師還有人使用梭標作衝鋒的武器,一些老式“漢陽造”步槍,很少有刺刀。
陣地上,密集的槍炮聲、軍號聲和喊殺聲震天撼地。雙方為搶占一個小山包,都要拉鋸式地反覆爭奪數次,戰況極其慘烈,到處是倒下的屍體。紅33團有一挺水機關槍,還未架好就被衝上來的敵人一窩蜂地奪走了。憤怒的紅軍戰士冒著槍林彈雨前仆後繼衝過去搶,雙方易手五六次,死了許多人,最後紅軍還是奪了回來,架起來殺傷了很多敵人。敵軍十分兇悍,兩廣兵邊在壕溝里射擊邊大聲罵娘,幾十年後,還有在此役中倖存的紅軍戰士清楚地記住了敵兵那句話北海土話“吊你老媽嗨!”
從上午酣戰至下午,雙方都打紅了眼,戰鬥成了膠著狀態。曾士峨率領11師官兵用槍托、梭標、大刀和石頭跟敵人拼殺、肉搏……他告訴自已的將士:“我們是工農紅軍,是鋼鑄的,是鋼軍。一定要把‘鐵軍’吃掉!” 戰至黃昏,紅11師的子彈打光了,人員傷亡過半,敵人也留下了2000餘具屍首,屍橫遍地,血染山岡。曾士峨已經組織了兩批敢死隊衝鋒,打退了蜂湧而上的敵人。正在間隙,敵人又一次發起進攻,向紅四軍軍指揮所方向衝鋒,情況十分危急!曾士峨立即命令把手榴彈、刺刀集中起來,組織全師以黨團員和排以上幹部為骨幹的敢死隊,親自帶領撲了上去!在進攻中,不幸被敵人的衝鋒鎗射中胸部,壯烈犧牲。這個時候,雙方都已無力再戰。紅軍為爭取主動,旋即撤出戰鬥。聽到曾士峨犧牲的訊息,毛澤東十分難過,狠狠地批評了林彪。許多戰士都放聲大哭自己的師長。
通過高興圩戰鬥,紅軍戰士懂得了刺刀的重要性,反掉了過去那種以為打一陣槍、一衝鋒,戰鬥就會結朿的游擊氣息。作為一個用紅軍將士生命和鮮血換來的教訓,部隊開始加強了刺刀的配備。紅11師傷亡超過三分之二,已經打得不成建制,毛澤東痛惜曾士峨的犧牲,調了一支隊伍過來,重新充實了紅11師。
討論:“曾士峨不死,日後是否能成為元帥呢?” 如果曾士峨沒有犧牲,在195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授銜時,能被封為元帥嗎?提這個問題,不在於這個答案本身,甚至於不在於這個答案是否成立。原因是選取這樣一個角看問題,更能了解曾士峨這個歷史人物。
1980年代初,肖華上將曾對《羅榮桓元帥傳》編寫組主筆黃瑤說:“如果曾士峨在的話,應是個元帥。曾士峨犧牲,在紅軍中震動很大。”1983年1月,曾士峨的繼子曾天元拜訪何長工時,何長工也說:“曾士峨如果在的話,應是個元帥,起碼也是大將。”這兩人都是紅軍早期的重要幹部,肖華當時在紅四軍總部工作,解放後又曾任總政治主任等職,縱覽全軍;何長工紅軍時期還一度任過軍長,應當說他們的評價可信度很高。從1955年我軍授銜的實際情況來看,是充分考慮了各種因素的。比如,個人的資歷、對黨對軍的貢獻……,尤其是元帥和大將,還要看你能否擔當某一方面軍、某一軍種的代表;還有一個應該是黨在軍隊中政治路線的執行者,決不能忽略,這是勝利之本。譬如羅榮桓、聶雲臻在部隊中主要從事政工工作,葉劍英長期是我軍的政治發言人,可以說是“政治元帥”。大將中譚政也是這種情形。曽士峨,如果不犧牲,應該是秋收起義部隊的政治軍亊都強的主要代表之一。
從曾士峨個人的修養和素質來說,他是紅軍中難得的寶貴人才。
一是他革命信仰堅定。何長工曾對曾天元說:“曾士峨同志政治品質好,鬥爭頑強堅定。他高度信仰馬列主義……鬥爭激烈,我們當時沒有想過家,沒有想過結婚。我和你爸爸有時時議論說,今天一下午仗夠嗆,可能當烈士。如果被打死了,要請沒有死的人作兩件事:一件是告訴我家裡,說你的兒子是為人民流了最後一滴血,死在哪裡;另一件是革命成功了,在烈士紀念冊上寫我一個名字,證明我是烈士,沒當逃兵和叛徒。”何長工還說:“曾士峨是紅軍中從基層工作做起的最優秀、最冒尖的幹部之一,最能深入實際,能征貫戰。”
二是他愛兵知兵,帶出來的部隊有戰鬥力。1983年12月,原江西軍區副政委、老紅軍湯光恢曾回憶過在紅11師的往事:“我是(1931年)在十一師政治委員辦公廳當宣傳員……曾(士峨)師長戰鬥勇敢,善於指揮。他往往在第一線指揮,到團、營的陣地上去。他也要求團(的幹部)到營、連、排陣地上去,他甚至直接到戰鬥第一線。當時,只有這樣,才能反應迅速,反映真實情況。他對人員、武器、戰況、各部隊的表現如何等等很清楚。他能叫得出全師每個排長的名字,對他們的性格、作戰水平和其它情況了如指掌,指揮起來,就很恰當。每次行軍,他和羅政委一前一後,一個連一個連問情況,叫起人來,根本用不著花名冊。曾師長深入民眾,和士兵在一個灶吃飯。最多,事務長偶爾給他留點同樣的菜。我剛到11師,上級就教育我們說:我們11師是秋收起義部隊,打仗和政治工作都過得硬,執行上級命令堅決。毛主席最喜歡使用這支隊伍。”
根據能夠了解到的情況來看,曾士峨的確是一位為毛澤東所倚重和信賴的傑出的紅軍將領,一位政治和軍事都很強的將領。他在當時紅軍中的重要性和影響,甚至還在某些高於他級別的將領之上。
第一,他是三灣改編時僅有七個連長之一。以後紅11師的班底是秋收起義的那支人馬,這是毛澤東武裝革命和建立井岡山根據地的發家之本。從最初來看,武漢國民警衛團經歷了大革命的洗禮,是秋收起義的骨幹力量,沒有曾士峨等人,毛澤東不可能一開始就能指揮動。
第二,曾士峨等把紅11師帶成了紅軍中最有戰鬥力的隊伍。紅軍早期幹部、前軍事科學院副院長郭化若中將稱曾士峨是“最優秀的紅軍師長”,他堅持不肯說成是“最優秀的紅軍師長之一”。因為當時紅軍初創時期,軍與軍之間、師與師之間,差別非常大。紅11師的地位和作用,可從郭化若將軍的評價中看出:“紅四軍是紅軍的主力和核心,主力就是主力,核心就是核心;而十一師的政治工作和軍事戰鬥力在紅四軍中又很突出。”另外,一個主將的氣質往往決定一支隊伍的性格,曾士峨非常具有人格魅力,他驍勇、剽悍、智慧,與戰士同甘共苦,在戰鬥中身先士卒,紅三縱司令員肖克曾親眼看到他衝鋒到了最前面,這樣的將領帶出來的部隊必然會打仗。
南昌暴動時林彪是尚見習排長,到1930年成為紅四軍軍長,除了他突出的軍事才華外,也與毛澤東的大局思想有關。從當時的情況來分析,毛主席對朱德南昌起義那邊的幹部更注重提拔些。毛主席不講宗派,反對山頭,為了更好地團結來自五湖四海的同志起來搞革命,他有意無意對秋收起義的31團幹部壓得低一點,這恐怕也是曾士峨成為林彪下屬的重要原因之一。毛澤東解放後說過句話:“跟我長期共事的,就是一個羅榮桓了。還有一個鄧小平。”從歷次黨內鬥爭來看,這兩個人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忠心耿耿,也是毛澤東同志內心始終信任的少數幾個人。羅榮桓當林彪的政委、鄧小平當劉伯承的政委,這是毛澤東的“絕配”。這兩個主帥一個桀驁不馴,一個資歷太深名聲太大,必須有人“羈縻”。考慮到毛澤東對曾士峨的信任和曾的能力與水平,若不犧牲,能堪大用,也必有大用。
當然,從曾士峨犧牲的1931年到我軍向將士授勳的1955年,中間相隔了24個年頭。烈士不死於當時,作為一個步步走向勝利的一方的高級將領來說,以後戰死沙場的可能性應該是很小的。但畢竟遍地兵燹,時刻面對的是兩軍廝殺,生命充滿了不確定性,誰保證不發生意外呢?歷史從來不承假設。對於為大眾生息而奮鬥的曾士峨來說,他死得其所;革命成功了,他雖死無憾。還有什麼太多的遺憾呢?讓我們永遠懷念這個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