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事跡
早年生涯
“永遠的豐碑,中共游擊戰、運動戰理論創始人之一,中共36個軍事家之一”
曾中生(1900--1935),原名曾鐘聖,
中國工農紅軍傑出指揮員,軍事家。1900年6月生於湖南興寧縣(今
資興)。
1925年考入
黃埔軍校第四期,在校期間,參加
中共黨組織領導的“青年軍人聯合會”,是《青年軍人》撰稿人之一。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軍校畢業後,任
國民革命軍第8軍前敵總指揮部政治部組織科長,參加北伐。1926年10月,北伐軍占領武漢後,任《
漢口民國日報》主筆。1927年“四一二”
蔣介石叛變革命後,他積極聯合
國民黨左派,參加討蔣鬥爭。同年9月,赴蘇聯莫斯科,入
中山大學學習。1928年參加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1928年冬回國,先後任中共中央軍事部參謀科科長、中共南京市委書記、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武裝工農部部長。
蘇區工作
1930年9月以
中共中央特派員身份被派到
鄂豫皖蘇區,任中共鄂豫皖特委書記兼軍委主席。11月28日到達湖北
黃安,此時正值國民黨軍鄂豫皖根據地發動第一次“圍剿”。面對國民黨軍的進攻,紅軍第1軍主力已東出
皖西,在此危急之際,他沉著、果斷地組成中共臨時特委和臨時軍委,統一指揮反“圍剿”鬥爭,在曾中生的指揮下,以鄂豫邊的6個特務隊和6個教導隊等
地方武裝共300餘人及廣大紅色補充師為基礎,組成3路指揮部,與第15軍、第1軍相配合,廣泛發動民眾,開展游擊戰爭,迫使“圍剿”軍不敢冒進和分散“清剿”。在東線皖西地區,紅1軍攻克金家寨,殲國民黨軍1000人,又在
麻埠東西香火嶺地區,殲國民黨軍3個團,擊潰3個團。俘虜團長以下3000餘人,取得了連續作戰的勝利。對入侵鄂豫邊中心區的國民黨軍,曾中生指揮3路指揮部開展游擊戰,進行襲擾和圍困,搞得“圍剿”軍
提心弔膽,進展異常緩慢。紅15軍隨即由
商南趕來,重點打擊“
圍剿”軍的弱點,使其
窮於應付,處處碰壁,最後不得不退守各城鎮據點,轉入守勢。1931年1月3日,紅1軍由
皖西地區西返,在商城的四顧墩地區又殲滅“圍剿”軍1個團。至此,國民黨軍發動的第一次“圍剿”被打破,紅軍取得了反“圍剿”的勝利。隨後曾中生主持制定建設根據地的各項政策,創辦軍政學校,整編紅軍主力,將紅1軍與紅15軍合編為紅4軍。鑒於“圍剿”軍已取守勢,決定發動進攻作戰,與
地方武裝相配合拔掉根據地內的國民黨軍孤立據點,使紅軍和根據地得到迅速發展。
同年4月,國民黨糾集了11個師的兵力,對鄂豫皖根據地發動了第二次“圍剿”。曾中生繼續領導根據地的軍民,開展反“圍剿”鬥爭,
獨山一戰殲國民黨軍2000餘人,滸灣一役,殲國民黨軍近千,桃花一仗,殲國民黨軍近兩個營。至5月底,粉碎了國民黨軍對鄂豫皖根據地的第二次“圍剿”。與此同時,張國燾到達
鄂豫皖根據地,撤銷原
中共鄂豫皖特委,成立中共鄂豫皖分局,張任書記。曾中生被調任紅4軍
政治委員。他堅決反對張國燾錯誤的軍事行動方針,為此,屢遭打擊,
張國燾撤銷了他紅4軍政治委員職務,曾被降為獨立第1師
師長。12月,國民黨軍第69師乘紅軍主力圍攻
麻城之機,侵入
黃安高橋地區。曾中生指揮獨立第1師奮起迎戰,配合紅軍主力,打得69師
狼狽逃竄,
潰不成軍。
第四次反“圍剿”
1932年,由於張國燾作戰指揮方針的錯誤,鄂豫皖根據地第四次反“圍剿”遭到失敗,曾中生在
七里坪戰鬥中負傷。紅軍主力退出鄂豫皖根據地,曾中生以書面形式向張國燾陳述大家對他錯誤領導的意見。張國燾被迫在小河口召開師以上幹部會,成立了
前敵委員會,以示加強
集體領導。接著又
委任曾中生為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參謀長。1932年底,紅四方面軍進軍
川北,開闢
川陝革命根據地。曾中生因負過重傷,行動極不方便。但他仍以頑強的毅力,越過蜀道天險,到達川北。他雖處境艱難,仍致力於加強部隊軍事訓練,注重軍事理論研究,系統地總結紅四方面軍反“圍剿”作戰經驗,寫了《與川軍作戰要點》、《游擊戰爭要訣》和《與“剿赤軍”作戰要訣》等。這些軍事理論著作,作為廣大指戰員的學習教材發到部隊。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後,
毛澤東看到了這些著作,對之大加讚賞,並以此為基礎形成了我黨我軍系統的游擊戰、
運動戰理論,在我軍歷史甚至
世界軍事史上影響深遠。
被害犧牲
1933年9月,張國燾以“右派首領”等罪名逮捕了曾中生,對他長期監禁。但曾中生
堅貞不屈,據理駁斥,繼續堅持同張國燾進行鬥爭。1935年6月,
紅四方面軍與
中央紅軍會師。曾中生喜出望外,認為紅四方面軍得救了,革命大有希望了。他給中央寫信,要求工作,願接受
中共中央審查。結果他寫給中央的信被張國燾扣留,張不許他同黨中央領導同志見面。1935年8月中旬的一個夜晚,張國燾派人將曾中生
秘密殺害於四川西北部的
卓克基。時年35歲。1945年,黨中央為曾中生徹底平反昭雪。1988年被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確定為33位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家(後增至36位)。
大事年表
1900年6月10日 曾中生生於湖南興寧東鄉(今
資興州門司鄉)牽牛坳。
1925年 曾中生考入
黃埔軍校第4期,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7年 9月曾中生赴蘇聯,入莫斯科
中山大學學習。
1928年 6月曾中生參加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同年冬回國,到上海中共中央軍事部任參謀科科長。不久調任中共南京市委書記,曾領導開展兵運工作。
1930年 9月曾中生以中共中央特派員身分被派到鄂豫皖蘇區,在國民黨軍對鄂豫皖蘇區發動第一次“圍剿”的危急時刻,他果斷地組成中共鄂豫皖臨時特委和臨時革命軍事委員會,統一指揮反“圍剿”鬥爭並取得了勝利。
1931年 2月,曾中生任
中共鄂豫皖特委書記和軍委主席。指揮磨角樓、
新集、
雙橋鎮等戰鬥取得勝利,挫敗了國民黨軍的第二次“圍剿”。
1931年4月,曾中生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員和軍委副主席、第4軍政治委員,與
軍長徐向前率部南下作戰,連克
英山、
蘄水、
羅田、
廣濟等縣城,相繼取得
漕河鎮、洗馬畈等戰鬥的勝利。他率部參加第四次反“圍剿”,在
七里坪戰鬥中負傷。
1932年 10月曾中生隨紅四方面軍主力撤離
鄂豫皖蘇區,12月任
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參謀長,參加創建
川陝蘇區的鬥爭。1933年 2月曾中生被選為
中共川陝省委委員。撰寫了《與川軍作戰要點》、《游擊戰爭要訣》、《與"剿赤軍"作戰要訣》等著作,被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作為學習軍事理論的教材發至部隊。在川陝期間和長征途中,繼續對
張國燾的錯誤進行了
不屈不撓的鬥爭。
犧牲原因
1931年,
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
王明“左”傾路線統治黨中央。中央派張國燾和
陳昌浩等到鄂豫皖“改造”黨和紅軍。5月11日,張國燾在
新集主持召開會議,宣布撤銷鄂豫皖特委,成立鄂豫皖分局和新的軍事委員會,曾中生被降為分局委員兼軍委副主席。不久,調任為
紅四軍政治委員,實際上被排斥在鄂豫皖中央分局和軍委的主要領導層之外。曾中生與軍長
徐向前一起,把紅四軍的情況和行動方向,直接向中共中央軍委報告,明確表示反對張國燾的錯誤軍事方針。10月上旬,張國燾在潑皮河召開團以上幹部會議,對曾中生進行鬥爭,並以“反抗中央分局”等罪名,將曾中生調離部隊“考察”。
1933年8月,張國燾與陳昌浩串通一氣,對曾中生進行攻擊,並給他羅列“右派首領”、“托陳取消派”等罪名,隨後撤銷他的職務將他非法逮捕關押。
1935年3月,紅四方面軍西渡
嘉陵江開始長征。曾中生被張國燾非法關押,他拖著飽受摧殘的身軀,拄著拐杖隨軍行動。6月,紅四方面軍與紅一方面軍在
懋功會師,他給黨中央寫信,表示願意接受中央的審查和處理。張國燾怕中央弄清
事實真相,遂於8月中旬,將曾中生秘密殺害在四川卓克基以北的森林裡。
蒙受冤屈
曾中生,是中國工農紅軍高級軍事指揮員,著名的軍事家和早期的革命活動家。原名曾鐘聖。1900年6月,出生在湖南興寧東鄉(今資興州門司鎮)牽牛坳。1917年秋考入湖南郴州第七聯合中學。1922年曾到桂軍任參謀1年。1925年考入黃埔軍校第4期。 1926年參加北伐戰爭,任國民革命軍第8軍前敵指揮部政治部組織科長,開展政治工作,發展中共組織。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擔任武漢革命委員會委員,積極參與組織反對蔣介石野蠻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人民民眾的鬥爭。同年 9月,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8年6月參加了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同年冬回國,任中共中央軍事部參謀科科長。隨後,任中共南京市委書記,組織領導兵運工作。
張國燾在攫取黨和紅軍最高領導權的陰謀活動中,不惜採取暗殺手段,將曾中生等秘密處死,企圖殺人滅口。
1930年8月,曾中生擔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武裝工農部部長。在六屆三中全會後,他以中共中央特派員的身份到達鄂豫皖根據地,建立了中共鄂豫皖臨時特委和臨時革命軍事委員會,統一領導和指揮鄂豫皖地區的紅軍和地方革命武裝,粉碎了敵軍對鄂豫皖根據地發動的第一次大規模“圍剿”,鞏固和擴大了鄂豫皖根據地。
1931年2月,中共鄂豫皖特委和革命軍事委員會正式成立,曾中生擔任特委書記和軍委主席,主持制定了根據地建設的各項政策,創辦了中國工農紅軍軍事政治學校第四分校,並親自兼任校長,培養訓練幹部、整編紅軍主力部隊。
與此同時,曾中生與曠繼勛、徐向前等採取聲東擊西、“飄忽”制敵的戰術,領導和指揮鄂豫皖根據地的紅軍和地方武裝取得磨角樓、新集、雙橋鎮等戰鬥的勝利,粉碎了敵軍第二次大規模“圍剿”。
同年4月,張國燾到達鄂豫皖根據地後,曾中生被改任為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並被調任紅四軍政治委員。
同年夏,曾中生與紅四軍軍長徐向前率部南下作戰,連克英山、蘄水(今浠水)、羅田、廣濟等縣城,並取得漕河鎮、洗馬畈等戰鬥的勝利,共殲敵7個多團,形勢對紅軍的發展十分有利。
但是,張國燾命令紅四軍在占領英山後,迅速出潛山、太胡,直逼安慶,威脅南京,並限一個月完成。
這一計畫顯然是冒險,曾中生堅決不同意。他仍主張占領英山後,出蘄春、黃梅、廣濟地區,恢復這一帶的根據地,使之與鄂豫皖邊區連成一片,並相機出擊武穴,牽制敵人。
張國燾頑固的堅持其冒險主義進攻計畫,不僅拒絕採納曾中生的正確意見,而且以“肅反”為名,對曾中生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
曾中生是中共中央派來的代表,他講政策,作風民主,深受幹部和民眾的擁護。因此,張國燾在打擊曾中生時,採取了先除掉擁護曾中生的主要幹部,爾後再對付曾中生的辦法。真可謂毒也。
1931年10月上旬,張國燾在光山縣潑皮河召開紅四軍團以上幹部會議,以曾中生召開雞鳴河會議和向中共中央直接報告為由,指責曾中生“動搖了黨在紅軍中的威信”,“反抗中央分局”、“縱容反革命分子活動”等等。他還聲稱:紅四軍南下,“採取了一個完全錯誤的軍事計畫”,雖然取得了勝利,也“是僥倖得來的”。他對曾中生在紅四軍的政治工作中,羅列了四大錯誤:
第一,沒有注意到肅反的工作,以致改組派及其他反動派別,得以大批的混到軍中來(最近大破壞的結果,逮捕了許多反動分子,尤其是參謀部經理處等機關中混進去的最多)。
第二,不堅決淘汰富農分子,以致紅軍的成分始終不能改善。
第三,不注意引進真正堅決勇敢的工農幹部,始終相信政治工作是要知識分子做的,以致紅軍政治部中充滿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成分,各級部隊中軍事政治的幹部很少工農分子。
第四,幾乎沒有經常的紅軍內部的政治教育工作,一般紅色戰士的政治上依然陷於無知識狀態是不必說,尤其是黨員、團員也是一般的政治水平異常低下。
他說:“以上種種都指明四軍的錯誤絕不是個別的錯誤,而是由系統的整個政治路線上的錯誤。”
他認為,紅四軍產生這種錯誤,主要原因是“由於過去立三路線的領導在四軍中並未消滅”。“這裡主要的負責者就是曾中生同志,中生同志當中央領導陷入立三路線錯誤的時候,他是最積極擁護立三路線的人的中間的一個,來到鄂豫皖蘇區執行的是立三路線”。“在中生同志的領導之下,四軍中一般同志對於中央分局的路線是異常模糊的,對於立三路線的錯誤實質是茫然不確(解)的。中生同志用家長制度的方式去領導紅軍,絲毫不進行兩條戰線上的鬥爭,對於傳達中央分局的政治路線有系統的怠工,所以至今紅軍政治路線上的轉變還得從頭做起。”因此,“中生同志絕對不能再繼續做四軍的政治委員。所以中央分局要決定撤銷中生同志的政治委員,調到後方來考察。”
張國燾的這一錯誤決定得到了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領導者的支持。他們在給鄂豫皖中央分局的指示信中,指出:“在詳細研究了中央分局關於四軍的決議,中央分局的報告及四軍領導幹部致中央分局的信後,中央完全同意關於反對四軍領導幹部反抗中央分局的正確路線的決議。”並強調:“四軍領導於部違抗中央分局命令,自由決定占領武穴回兵取六安的策略是嚴重的政治上與組織上的錯誤。”中央同意“對於四軍的主要負責同志,特別是紅軍積極分子會議的組織者中生同志等,絕不能繼續在紅軍中擔任任何領導工作,同樣軍事委員會參謀長的職務亦是不能擔任,中央分局在重新討論中生同志的問題時,應注意到這一點。”
“左”傾冒險主義領導者同張國燾如出一轍,他們決心要把曾中生置於死地。然而,曾中生面對這些莫須有的罪名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毫無所懼。他當著張國燾的面,仍大義懍然,慷慨陳辭,“真理是淹沒不了的,是非總有一天要澄清。”
但是,正由於曾中生的這種原則態度,屢遭打擊,一再被貶。
1932年10月,曾中生隨紅四方面軍撤離鄂豫皖根據地。同年 12月,他被張國燾任命為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參謀長,參加了創建川陝根據地的鬥爭。他曾與鄺繼勛、余篤山等商議,向中共中央反映張國燾放棄鄂豫皖根據地,毫無目的地向西實行退卻及其軍閥主義作風,請中央挽回危局。並以書面形式向張國燾陳述了大家的意見,同張國燾的錯誤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
這時,他雖然處於逆境,但仍堅持從黨和紅軍建設的大局出發,致力於加強部隊的軍事訓練、注重軍事理論的研究。他系統地總結了紅四方面軍創建以來的經驗,先後撰寫了《與川軍作戰要點》、《游擊戰爭要訣》、《與“剿赤軍”作戰要訣》等著作,被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作為教材,發至部隊進行軍事理論學習和教育。
1933年6月,紅四方面軍在川陝地區站穩腳跟後,張國燾便又開殺機。他在部隊和地方中又進行了所謂的“反右”鬥爭,撤銷了曾中生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參謀長職務,並將其非法逮捕,嚴刑拷打,強令他寫“自首書”,交代自己的“錯誤”。曾中生不服,遂被長期監禁。
與此同時,張國燾還秘密殺害了鄺繼勛、余篤山等,軟禁了中共中央代表廖承志等。
同年8月,張國燾在《幹部必讀》上發表了《右派的根本錯誤》和《托陳取消派之完全破產》等文章,誣陷曾中生是“托陳取消派”、“右傾首領”。聲稱:對曾中生“必須執行紀律”。
1935年6月,曾中生得知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在懋功地區會師的訊息後,直接向張國燾提出釋放的要求,並允許他向中央匯報、寫信。
這時,中共中央也了解到曾中生被非法監禁,指名要見曾中生。張國燾害怕其真相敗露,遂扣壓了曾中生給中共中央的信,並嚴加看守,拒絕他與中央領導人見面。
1935年8月中旬的一個夜晚,在川西北卓克基以北的森林裡,張國燾密令將曾中生用繩索活活勒死,殺人滅口。並造謠說曾中生通敵,掉進河裡淹死了。
在張國燾的嚴密封鎖下,中共中央並不知道曾中生已被秘密殺害。1936年2月,毛澤東、周恩來在陝北,特意請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林育英以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名義電示張國燾:“鄂豫皖肅反頗多‘左’的錯誤,擴大化,至一營一連的被捕,地方黨組織全部坍台。四方面軍先後破案中涉及兄處高級負責人為托派,是否屬實難判明。鑒於歷史教訓,盼兄負責檢查,使擴大、偏見與單憑口供刑訊等錯誤早告肅清。廖承志、曾鐘聖(即曾中生)即使有反動嫌疑,亦須保全其生命,並給以優待。此為代表團所切囑。”
劉伯承曾說過:“中生同志很聰明、機警,說話也很尖銳,智力過人,寫文章下筆如飛,又快又好”。
徐向前也說:“中生同志很能幹,軍事上比較行,同時比較全面。”
中共中央得知曾中生已被張國燾殘害後,即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為曾中生平反昭雪。
傑出貢獻
1930年4月,作為特派員派到
中共南京市委工作。同年11月,他以中共中央特派員身份赴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工作,領導根據地軍民以“集中兵力,避實就虛,乘敵不備,各個擊破”的
戰略方針,粉碎了國民黨軍隊對
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第一次“圍剿”,並活捉國民黨整編三十四師師長
岳維峻。民國20年3月,他主持召開鄂豫皖臨時特委擴大會議,正式成立鄂豫皖特委和軍事委員會,並擔任特委書記和軍委主席。隨後,創建
中國工農紅軍軍事政治學校第四分校,兼任校長。4月,國民黨軍隊對鄂豫皖根據地發動第二次“圍剿”,兵力增加到11個師。由於曾中生為首的特委和軍委的正確領導,不僅粉碎了敵人的“圍剿”,而且把紅軍隊伍發展到2萬多人,根據地擁有180萬人口。
1932年1月,在
第三次反“圍剿”中,他指揮獨立師奮起迎戰,殲敵千餘名。後又率領獨立師在永家河打垮數倍於我之敵,戰鬥中,他臂部中彈,被送總部醫院治療,沒等傷勢痊癒,就回部隊。由於張國燾在軍事指揮上的失誤,紅軍被迫放棄鄂豫皖根據地,從湖北經河南向陝西方向轉移,一路上,紅軍傷亡很大。12月9日,當部隊抵達陝西南部
城固縣小河口時,曾中生集中紅軍指戰員的意見,對張國燾的錯誤進行了批評。張被迫於第二天召開師以上幹部會議,會上成立前敵委員會。隨後,曾中生被任命為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即紅四方面軍)參謀長。接著,紅軍揮師
川北,開闢川陝根據地。
1933年6月下旬,在
中共川陝省第二次黨代會上,他代表省委作了《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中國共產黨川陝省委的任務》的報告,強調加強黨、紅軍和
地方武裝建設。接著,紅四方面軍擴編為4個軍。為培訓幹部,在這段時間裡,曾中生先後寫下《與川軍作戰要點》、《游擊戰爭要訣》等軍事著述。
1933年至1935年間曾中生完成了《與“剿赤軍”作戰要訣》這一著名的軍事著作。在這篇近3萬字的著作中,他詳細地分析了國民黨軍隊的10種“圍剿”戰法,總結了關於
人民戰爭、關於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以及持久戰、
速決戰和
運動戰等有關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10月初,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將這篇著作印成小冊子發給部隊。後來這本小冊子和《與川軍作戰要點》、《游擊戰爭要訣》一起,被人轉帶到延安,為毛澤東系統總結中國革命
戰爭和戰略問題,提供了豐富的依據,成為
毛澤東軍事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人物評價
曾中生同志是能文能武、智勇雙全的紅軍領導人,傑出的共產主義
戰士。他對黨忠誠、待人誠懇、才思敏捷,渾身充滿著革命者的戰鬥激情和力量。尤其難能可貴的是,身陷獄中,仍奮筆書就了《與“剿赤”軍作戰要訣》這篇重要軍事著作;成為紅四方面軍幹部提高軍事理論水平的基本教材。在軍史學界,有研究者甚至認為曾中生若不死,以他的傑出才能,必能被毛澤東重用,獨當一面,成為開國
元帥中的前幾位,甚至能進元帥前三名。
1945年
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中共中央為他平反昭雪,肯定他的一生是為中國人民解放、尋求真理、英勇戰鬥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