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佳曹佳、操佳，讀音作cáo jiā，滿語為Caogiya Hala，源於蒙古族，出自元朝時期蒙古曹佳部，屬於以部落名稱漢化為氏。世居大凌河（今遼寧錦縣）。後有滿族引為姓氏者。又說源於嬴姓，出自宋朝開國大將曹彬的後裔，屬於帝王賜姓為氏。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曹佳姓
- 源於：蒙古族
- 讀音：cáo jiā
- 注音：ㄘㄠˊ ㄐㄧㄚ
基本介紹,姓氏淵源,第一個淵源,第二個淵源,第三個淵源,遷徙分布,郡望堂號,郡望,堂號,歷史名人,姓氏相關,八旗滿洲氏族通譜,
基本介紹
曹佳[曹佳、操佳，讀音作cáo jiā(ㄘㄠˊ ㄐㄧㄚ)，滿語為“Caogiya”]
姓氏淵源
第一個淵源
源於蒙古族，出自元朝時期蒙古曹佳部，屬於以部落名稱漢化為氏。據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蒙古八旗姓》記載：蒙古族操佳氏，亦稱曹佳氏，是蒙古族朝魯圖德氏部落的一個分支，源出蒙古察哈爾部，漢義“永恆的岩石”，世居察哈爾(今河北張家口一帶，包括河北、內蒙烏蘭察布盟、錫林郭勒盟一部、山西部分地區)、阿爾達額爾蘇(今黑龍江勃力)、布爾噶蘇台(今河北承德)、科爾沁(今內蒙古東部通遼地區、吉林西部一帶)、薩喇穆魯(今河北圍場)等地，在明朝時期即已經多冠稱漢姓為曹氏、鼌(晁)氏、朝氏、隋氏、喬氏、石氏等。其中的蒙古族曹氏在歸附後金天命汗佟·努爾哈赤後，在統一整合女真族各姓氏時賜為滿姓曹佳氏，世居遼西(今遼寧朝陽)，後有鄂溫克族引為姓氏者。
清朝初期，蒙古族、鄂溫克族曹佳氏即已有冠漢姓為曹氏者，皆世代相傳至今。
第二個淵源
源於嬴姓，出自宋朝開國大將曹彬的後裔，屬於帝王賜姓為氏。著名文學巨著《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的先祖，是宋朝開國大將曹彬的後裔，明朝初年隨著軍隊到了遼東，從此就在遼陽住了下來，世代繼承軍職。
明朝天啟元年(公元1621年)，清太祖佟·努爾哈赤統率後金八旗兵攻占瀋陽、遼陽一帶，曹雪芹的太高祖曹世選、高祖曹振彥被俘投降，淪為滿洲貴族的包衣(家奴)。曹世選父子後來被分配到愛新覺羅·多爾袞屬下，充任愛新覺羅·多爾袞的儀仗親兵。曹振彥能武能文，受到主子愛新覺羅·多爾袞的賞識，將他提拔為旗鼓牛錄章京，也就是由漢人家奴編立的兵民合一基層組織的軍政長官，率領親兵保護多爾袞行軍征戰。
清朝順治元年(公元1646年)，清朝定都北京，曹家也跟隨著大軍入了關。此後，曹振彥考中貢士，歷任山西吉州知州，大同府知府、兩浙鹽運使，成為三品高級文官。
清順治八年(公元1651年)，攝政王愛新覺羅·多爾袞死後被認定犯了大罪，順治皇帝將多爾袞的正白旗收歸自己掌管，曹家也由王府包衣轉為內務府包衣，成為皇帝的家奴。這時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璽也由王府護衛升任內廷二等侍衛。“內廷”就是皇帝居住的地方，曹璽在這種地方當差，他就會有更多的機會和皇家的人接觸，取得他們的喜歡和信任。在三年以後，康熙皇帝出生。按清朝的制度，凡皇子、皇女出生後，一律在內務府三旗即鑲黃、正黃、正白三旗包衣婦人當中，挑選奶媽和保姆。曹璽的妻夫人孫氏，被選為康熙大帝的保姆，從此曹家與滿清皇帝的關係也就更加親密。
清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正擔任內務府營繕司郎中的曹璽被康熙大帝任命為江寧織造，負責織辦宮廷里和朝廷官用的綢緞布匹，以及皇帝臨時交給的差使，充任皇帝的耳目。由於曹璽忠實勤奮、辦事利索，康熙大帝對他更加寵信，又賞蟒袍，賜贈一品尚書銜，並親手寫“敬慎”的匾額賜給他。
清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正當清王朝開始比較安定的時候，曹璽“積勞成疾”死在任上。康熙大帝南巡至江寧時(今江蘇南京)，親自到織造署慰問曹璽的家屬，還特派了內大臣去祭奠他。曹璽的兒子，也就是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十七歲時就當上康熙大帝的侍衛，深得康熙大帝賞識。清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曹寅出任蘇州織造，兩年後又調任江寧織造。從此，曹寅和他的兒子曹顒、繼子曹頫連任江寧織造近四十年。曹寅喜好文藝，又愛好藏書，他精通詩詞、戲曲和書法，他的代表作有《楝亭詩鈔》、《楝亭詞鈔》等。曹寅深厚的文化教養和廣泛的文化活動，營造了曹家的文化藝術氛圍。此時的曹家，呈現出空前的繁榮。曹寅生有二女，長女曹佳，為曹寅繼室李氏所生。曹佳氏即曹雪芹的大姑，後嫁與鑲紅旗多羅平悼郡王愛新覺羅·納爾蘇。愛新覺羅·納爾蘇是清太祖佟·努爾哈赤的七世孫，生於清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其父愛新覺羅·納爾福原為親王，因獲罪而被責罰，愛新覺羅·納爾蘇因此被降為郡王。曹佳嫁給愛新覺羅·納爾蘇的時間為清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年)，這門親事由康熙大帝親自指婚，並賜其為滿姓曹佳氏。
曹佳氏後來為愛新覺羅·納爾蘇郡王生了四個兒子：第一子多羅平敏郡王愛新覺羅·福彭，生於清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農曆6月26日；第四子固山貝子品級愛新覺羅·福秀，生於清康熙四十九年(公元1710年)農曆閏7月26日；第六子三等侍衛奉國將軍愛新覺羅·福靖，生於清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農曆9月20日；第七子愛新覺羅·福端，生於清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農曆7月15日。愛新覺羅·納爾蘇只有七個兒子，曹佳氏一人就竟然給他生了四個，由此可以想見曹佳氏在愛新覺羅·納爾蘇心目的地位。
第三個淵源
源於滿族，屬於以氏族名稱夷化為氏。滿族曹佳氏，滿語為Caogiya Hala，有兩個主源：
⑴.祖先原為漢族，東漢末期被遼東鮮卑烏桓部虜脅後融入鮮卑族，後逐漸演化為遼東女真，世居大凌河(今遼寧錦州)。後有錫伯族、達斡爾族引為姓氏者。
⑵.宋朝開國大將曹彬的後裔曹世選，明朝初年隨著軍隊到了遼東，從此就在遼陽住了下來，世代繼承軍職。明天啟元年(公元1621年)，清太祖佟·努爾哈赤統率後金八旗兵攻占瀋陽、遼陽一帶，曹世選、曹振彥父子倆皆被俘投降，淪為滿洲貴族的包衣(家奴)。曹世選父子後來被分配到貝勒、正白旗旗主愛新覺羅·多爾袞屬下，充任愛新覺羅·多爾袞的儀仗親兵，從此在滿洲形成一支曹氏。曹世選，就是清末文學巨匠、《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太祖父，其家族曾被康熙大帝賜滿姓為曹佳氏。
清朝初葉以後，滿族、錫伯族、達斡爾族曹佳氏即已多冠漢姓為曹氏，皆世代相傳至今。
遷徙分布
曹佳氏是滿族、錫伯族、達斡爾族、蒙古族、鄂溫克族共有姓氏，歷史悠久，今仍在稱呼使用，亦多冠漢姓為曹氏，融入曹氏大家庭，多以遼西、大凌河為郡望，今族人在全國各地均有分布。
郡望堂號
郡望
錦縣(州)：即滿族同胞稱之為“大凌河”的地區。錦縣(州)之名始於遼國，起源於小凌河。據史籍《奉天通志》記載：“小凌河古名唐就水，又日參柳水，遼稱小靈河，金、元易靈為凌，明迄今仍之，源出熱河省凌源縣，逕錦縣城西北三里左受二郎泉河，又東南過北寧鐵路，繞城西南而東，以其迴旋如錦名日錦川，縣名亦取於此”。錦縣(州)在戰國時期是燕國遼西郡地。秦朝、西漢時期屬遼西郡。東漢時期為遼東屬國地。三國時期屬幽州昌黎郡。晉朝時期的前燕國、後燕國時期屬平州昌黎郡，仍屬徒河縣。北朝時期屬營州昌黎郡。隋朝時期為遼西郡之滬河縣。唐朝時期屬營州，在境內設汝羅守捉。遼國時期始建錦州，轄永樂、安昌兩縣，屬中京道。金國時期仍名為錦州，轄永樂、安昌、神水三縣，屬北京路。元朝時期沿稱錦州，屬大寧路。明朝時期為廣寧中左二屯衛。清朝時期為錦州府所轄的錦縣，清光緒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分錦縣西境設錦西廳(在家屯)。清宣統三年(公元1911年)裁縣歸府。民國二年(公元1913年)裁錦州府治，改府為縣隸遼瀋道。民國十八年(公元1929年)廢除道治，屬遼寧省。民國二十年(公元1931年)日寇入侵東北，於民國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仍屬錦縣。民國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實行錦省制，設錦州省，錦縣屬錦州省。民國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農曆12月1日置錦州市，縣、市分治同隸錦州省。錦縣公署仍駐錦州市內。民國三十四年(公元1945年)“九三”勝利後，錦縣曾為中國共產黨的游擊區。民國三十五～三十七年(公元1946～1948年)一度被國民革命軍領屬，當時仍稱錦縣。民國三十七年(民國1948年)10月錦州解放後，錦縣人民政府設在錦州城北流水堡屯。1949年初錦縣人民政府遷至大凌河村，隸屬遼西省。1954年撤銷遼西省，屬遼寧省。1956～1958年為錦州專員公署轄縣。現為錦州市轄縣。1993年6月撤消錦縣，設立凌海市。
南 京：南京是一個古老而文明的城市。早在三十五萬年以前，就有了“南京猿人”的足跡。六千年前，現代人已在這裡耕作生息。周元王四年(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踐滅吳後，在今中華門西南角長乾里築以“越城”，為南京建城之始。周顯王三十六年(公元前333年)，楚威王滅越，在石頭山置“金陵邑”，為南京行政建置之始，金陵之稱亦因此而得名。三國孫吳黃龍元年(公元229年)，孫權在武昌稱帝，於農曆9月遷都於此，稱作建業，為南京建都之始。東晉建武元年(公元317年)，晉朝琅琊王司馬睿以東吳舊都為中心，建立東晉政權，稱作建康。此後，宋、齊、梁、陳相繼定都建康，史稱南朝，南京由此而有“六朝古都”的美稱。後晉天福二年(公元937年)，南京成為南唐的首都，稱為江寧府。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在此稱帝，建都稱作南京，是南京建稱之始。這是南京第一次成為全國的首都。清鹹豐三年(公元1853年)，太平天國定都於此，改名天京。民國元年(公元1912年)元旦，中華民國成立，孫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至同年4月1日。民國十六年(公元1927年)，國民政府定南京為首都。至此，共有十個朝代在南京建都，故稱“十朝都城”。南京名稱之多，不僅在我國，而且在世界各國古都中也屬罕見。據史載，僅歷代縣以上建置的名稱就有金陵、秣陵、江乘、湖熟、建鄴、建康、江寧、白下、上元、集慶、應天、天京等四十多個。194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百萬雄獅過大江”，解放了南京，南京成為中央人民政府特別市。1953年1月1日，南京市與蘇南、蘇北行政區合併成立江蘇省，南京為省會。1990年開始，國務院決定南京在國家計畫中實行單列，並賦予相當於省一級的經濟管理許可權。1993年中央決定撤銷省會城市的計畫單列，南京計畫單列因此被取消。1994年2月，經中央、國務院同意，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明確南京的行政級別為副省級。
遼西郡：即以今遼寧省朝陽市為中心向西北延伸的一帶地區。戰國時期燕國初設遼西郡，秦朝時期將治所設在陽樂(今遼寧義縣)，其時轄域在今河北遷西、樂亭，遼寧松嶺山以東、長城以南、大凌河以西地區。西漢時期屬幽州遼西郡，後轄境漸小。東漢時期屬幽州遼西郡柳城縣。魏、晉兩朝屬昌黎郡。東晉十六國時期的前燕國、前秦國、後燕國時期屬昌黎郡，治所皆在龍城(今遼寧朝陽)，前燕國曾移治於令支(今河北遷安)；北燕國時期屬昌黎尹龍城，曾移治於肥如(今河北盧龍)，北齊時期廢入北平郡，其後治所逐漸北遷，最後仍以龍城為中心。北魏時期屬營州昌黎郡龍城(和龍城)。東魏、北齊時期屬營州。隋朝時期屬柳城郡柳城縣，即今遼寧朝陽、義縣一帶。朝陽地區古代文化源遠流長，其境內的“鴿子洞”古人類遺址，證明早在十多萬年前朝陽大地已有人類祖先繁衍生息，其境內的“牛河梁遺址”更是證明早在五千五百年以前就存在一個具有國家雛型的原始文明社會，這一重大歷史發現，把中華民族的文明史提前了一千三百餘年，從此中華文明史即稱“上下六千三百年”，不再稱“上下五千年”。
堂號
遼西堂：以望立堂，亦稱朝陽堂、柳城堂。
錦州堂：以望立堂，亦稱大凌河堂、凌海堂。
南京堂：以望立堂，亦稱越城堂、金陵堂、建業堂、建康堂。
歷史名人
清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曹寅出任蘇州織造，三年後移任江寧織造。清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起與李煦隔年輪管兩淮鹽務，凡四次。康熙大帝後四次南巡皆住曹寅家，曹寅病危時康熙大帝特賜治療瘧疾的特效藥奎寧，並派人星夜兼程由北京送到南京，可惜藥未到，曹寅已卒。曹寅為人風雅，喜交名士，通詩詞，曉音律，主編《全唐詩》，有《楝亭詩抄八卷》、《詩抄別集四卷》、《詞抄一卷》、《詞抄別集一卷》、《文抄一卷》傳世。一說戲曲《虎口餘生》與《續琵琶》為曹寅所著。原配顧氏，早卒，後娶李煦父李士禎族弟李月桂之女李氏。翻開著名的文學巨著《紅樓夢》，開卷第一回就告訴讀者，作者曹雪芹曾“經歷過一番夢幻”。在大起大落中，他飽嘗了人間冷暖，看透了社會上人與人的關係。正因為如此，他終於耗盡心血，寫出了封建社會末世的百科全書《紅樓夢》。所以，曹雪芹的成長、《紅樓夢》的創作，與曹家的興衰是緊密相連的。曹雪芹的先祖，原是宋朝開國大將曹彬的後裔，明朝初年隨著燕王朱棣軍隊到了遼東，從此就在遼陽駐紮了下來，世代繼承軍職。
明朝天啟元年(公元1621年)，清太祖佟·努爾哈赤統率後金八旗兵攻占瀋陽、遼陽一帶，曹雪芹的太高祖曹世選、高祖曹振彥被俘投降，淪為滿洲貴族的包衣，也就是家奴。曹世選父子後來被分配到愛新覺羅·多爾袞屬下，充任愛新覺羅·多爾袞的儀仗親兵。曹振彥能武能文，受到主子愛新覺羅·多爾袞的賞識，將他提拔為旗鼓牛錄章京，也就是由漢人家奴編立的兵民合一基層組織的軍政長官，率領親兵保護愛新覺羅·多爾袞行軍征戰。
清朝順治元年(公元1646年)，清朝定都北京，曹家也跟隨著大軍入了關。此後，曹振彥考中貢士，歷任山西吉州知州，大同府知府、兩浙鹽運使，成為三品高級文官。
清順治八年(公元1651年)，攝政王愛新覺羅·多爾袞在死後被認定有忤逆大罪，順治皇帝將愛新覺羅·多爾袞的正白旗收歸自己掌管，曹家也由王府包衣轉為內務府包衣，成為滿清皇帝的近身家奴。這時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璽也由王府護衛升任內廷二等侍衛。“內廷”就是皇帝居住的地方，曹璽在這種地方當差，他就會有更多的機會和皇家的人接觸，取得他們的喜歡和信任。在三年以後，康熙大帝出生。按清朝的制度，凡皇子、皇女出生後，一律在內務府三旗即鑲黃、正黃、正白三旗包衣婦人當中，挑選奶媽和保姆。曹璽的妻夫人孫氏被選為康熙大帝的保姆，從此曹家與滿清皇帝的關係也就更加親密。
清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正擔任內務府營繕司郎中的曹璽被康熙大帝任命為江寧織造，負責織辦宮廷里和朝廷官用的綢緞布匹，以及皇帝臨時交給的差使，充任皇帝的耳目。由於曹璽忠實勤奮、辦事利索，康熙大帝對他更加寵信，又賞蟒袍，又贈一品尚書銜，並親手寫“敬慎”的匾額賜給他。康熙二十三年，曹璽“積勞成疾”，死在工作崗位上。康熙南巡至江寧時(今天的南京)，親自到織造署慰問曹璽的家屬，還特派了內大臣去祭奠他。曹璽的兒子，也就是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十七歲時就當上康熙大帝的侍衛，深得康熙大帝賞識。清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曹寅出任蘇州織造，兩年後又調任江寧織造。從此，曹寅和他的兒子曹顒、繼子曹頫連任江寧織造近四十年。曹寅喜好文藝，又愛好藏書，他精通詩詞、戲曲和書法，他的代表作有《楝亭詩鈔》、《楝亭詞鈔》等 。曹寅深厚的文化教養和廣泛的文化活動，營造了曹家的文化藝術氛圍。此時的曹家，呈現出空前的繁榮。然而，就在這繁華的背後，已是潛伏著危機，由於曹寅的日用排場，應酬送禮，特別是康熙四次南巡的接駕等等，在經濟上給曹寅造成了巨額的虧空，甚至可以說，曹寅已經給曹家種下了衰敗的禍根。
清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農曆12月6日，兩江總督噶禮參奏曹寅，密報康熙說，曹寅和李煦虧欠兩淮鹽課銀三百萬兩，請求公開彈劾他。康熙把曹寅看成是“家人”，噶禮要求公開彈劾曹寅，康熙當然不會批准。但事關重大，康熙不得不私下諄諄告誡曹寅和他的大舅子李煦，必需設法補上虧空。曹寅面對茫茫債海，已經無法彌補，也沒有能力挽回局面。清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農曆7月，一病不起，死在揚州。李煦奏摺上說：彌留之際，核算出虧空庫銀二十三萬兩，而且曹寅已經沒有資產可以補上。
清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農曆2月，曹寅進京述職，將還不滿百日的曹雪芹，帶到他任職的南京去撫養。曹雪芹便在江南度過了錦衣玉食的少年時期。曹寅生有二女，長女曹佳氏，為曹寅繼室李氏所生。曹佳氏即曹雪芹的大姑，後嫁與鑲紅旗多羅平悼郡王愛新覺羅·納爾蘇。愛新覺羅·納爾蘇是清太祖佟·努爾哈赤的七世孫，生於清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曹佳氏嫁愛新覺羅·納爾蘇為清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年)。這門親事由康熙大帝指婚。曹佳氏為愛新覺羅·納爾蘇生了四個兒子：第一子多羅平敏郡王福彭，生於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農曆6月26日；第四子固山貝子品級福秀，生於康熙四十九年(公元1710年)農曆閏7月26日；第六子三等侍衛奉國將軍福靖，生於清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農曆9月20日；第七子福端，生於清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農曆7月15日。愛新覺羅·納爾蘇只有七個兒子，曹佳竟然給他生了四個，由此可以想見曹佳在納爾蘇心目的地位。曹寅病逝後，康熙大帝為保全曹家的江南家產，免遭搬遷損毀，特命曹寅之子曹顒繼任江寧織造；兩年後曹顒病故，康熙大帝又親自主持將曹寅的四侄曹頫過繼過來，接任了江寧織造的職務。同時康熙大帝又讓曹寅的大舅子蘇州織造李煦代管兩淮鹽差一年，用所得的銀子補齊曹寅生前的虧空。
清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又查出曹寅生前虧空織造庫銀三十七萬三千兩。康熙大帝只好再次做安排。讓兩淮鹽政李陳常和李煦代為補還。一直到了清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才總算把這筆賬補上。康熙大帝照顧曹家，是看在曹璽和曹寅的情分，到了曹頫這一輩，就疏遠、淡漠了許多。康熙大帝曾經明確地對曹頫說：“念爾父出力年久，故特恩至此。”
清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因李煦、曹頫拖欠了賣人參的銀兩，內務府奏請康熙大帝，嚴令李煦、曹頫將拖欠的銀兩必須在年底之前交清，否則就嚴加懲處，康熙當即就批准了。顯然，這與康熙以前對曹寅的態度，已是決然不同了。清雍正皇帝上台以後，接連頒布諭旨，開始在全國上下大張旗鼓地清查錢糧，追補虧空。他堅決地表示：“我不能再像父皇那樣寬容了，凡虧空錢糧官員一經揭發，立刻革職！”僅在清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被革職抄家的各級官吏就達數十人，與曹家既是親戚又患難與共的蘇州織造李煦，也因虧空獲罪，被革職抄家。但一開始，雍正皇帝並沒有把曹家與李煦一起治罪，而是允許他將虧空分三年還完。曹頫自身的虧空尚未補完，又增加了曹寅遺留的虧空，只好多方求人托人。當時雍正皇帝為防止有人嚇唬和敲詐曹頫，還特地在曹頫的請安折上寫了嚴詞批語：“亂跑門路，交吉他人，只能拖累自己，瞎費心思力氣買禍受；主意要拿定，安分守己，不要亂來，否則壞朕名聲，就要重重處分，怡親王也救不了你！”雍正皇帝的這個朱批特諭，說明他對曹頫“亂跑門路”是十分不滿的，但是從總體上來看，雍正皇帝還是出於好意的。
清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曹頫負責操辦的緞匹衣料質量“粗糙輕薄”，受到重新補償並罰掉一年俸祿的處分。不久，雍正皇帝穿的石青緞褂褪色，經查又是江寧織造的產品，結果又罰掉曹頫一年的俸祿。曹頫一次又一次地失職，導致了雍正皇帝對他越來越不滿和失望。但雍正皇帝並沒有就此將曹頫問罪，決定將他招回北京當面考察和訓誡，於是在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農曆5月傳旨，命蘇州織造高斌不必回京，他所督運的緞匹由曹頫送來。不料曹頫在督運織造緞匹的途中，又在山東長清縣等處勒索費用，騷擾驛站，終於招致雍正皇帝“龍顏大怒”。農曆12月4日，雍正皇帝下令將曹頫等交由內務府和吏部嚴審。在曹頫被撤職受審的時候，雍正皇帝又得知曹頫轉移財物、企圖隱蔽，於是新罪舊賬一齊算。據清雍正五年《內務府滿文上傳檔》記載：農曆12月24日傳旨查封曹頫家產。他命令江南總督范時繹，將曹頫家中財物封存看守，並將重要家人立即捉拿。范時繹接到諭旨，立即將曹頫的管家數人拿下，關押審訊，所有房產財物一併查清、造冊封存。第二年(公元1728年)農曆2月，新上任的江寧織造隋赫德將曹頫江南家產人口查明接收，曹頫在京城的家產人口也由內務府全部查封。農曆6月，騷擾山東驛站案審結，判曹頫賠銀四百四十三兩二錢，由內務府負責催討，並將曹頫戴上木枷示眾。
清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初夏，曹雪芹隨同祖母、母親等全家老少，由南京回到北京，住在崇文門外蒜市口的曹家舊宅，開始了窮困潦倒的悲涼生活。這一年，曹雪芹剛十八歲。
曹雪芹從赫赫揚揚的官宦世家，墜入“繩床瓦灶”的地步，特別是由於他親身經歷了整個家族的衰敗破產，這一急劇的轉折，對曹雪芹來說甚為刻骨銘心。但如果曹家不是這樣的結局，曹雪芹沒有這樣從榮至衰的坎坷經歷，那么，也就沒有了世界名著《紅樓夢》。
姓氏相關
姓氏轉變為漢姓的過程
滿族的姓氏在滿語裡面是HALA(哈拉)，意思就是姓氏，而且表示是有血緣的集團；另外一個是MOKUN(莫昆)，意思是家族，表示的是姓氏的分支。民族姓氏的來源與沿革，是民族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然而現在幾乎沒有滿族人使用滿族姓氏了，因為絕大多數的人已經不再知道自己的身份和家族的姓氏了，這對民族學的研究會起到阻礙作用，對滿族人自己來說也是極大的遺憾。同一個哈拉的人都是父輩直系下來的有血緣關係的人，同一個莫昆的人是有親緣關係但不是父輩直系下來的人。今天，或許我們不再需要用哈拉和莫昆來進行區別了；但實際上我們一直沒有改變過區分親緣關係的判斷依據。最為可惜的是，我們不再使用能夠代表我們自己民族、自己身份以及自己家庭關係的姓氏名稱來稱呼自己了。我們需要判斷自己的歷史的時候，總要翻閱厚厚的家譜。 滿族姓氏為什麼變成漢姓了呢？清雍正年間，國家勵精圖治，滿族人民和漢族人民已經能夠更加和睦的相處了。這時候，漢族名字風行的程度超呼想像，朝廷內員的滿族大臣也有風靡漢姓的潮流。因為漢姓的簡短和單一性更利於各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於是滿族人從八旗貴胄開始最先流行改漢姓。雍正皇帝在位期間曾多次意欲阻撓滿洲大臣以及貴族改滿姓為漢姓，但是屢禁不止，後來就暫停了對滿洲人改漢姓的限制，成了默許的行為。 當時改漢姓只是一個苗頭，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雍正年間雖然還是奉行國語(滿語)騎射，但是問鼎中原之後，清朝統治階級以及八旗貴胄對漢文化的大量吸收，以及用儒家文化來弱化思想的統治轉變，證明了清朝初期加速封建化的作為對滿族遺失民族特點的確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滿族在清朝時期養尊處優的政治地位以及文化從龍思想都更加推波助瀾地銳化了這一矛盾。
那么滿族姓氏是如何按照習慣變成漢姓的呢？這個學問很深，有的是按照字面的讀音而直接變換，也就是俗稱的音譯，有的是按照哈拉和莫昆的政治地位來決定的，有的是依據滿族以地為氏(姓氏)的習慣來變更，有的則完全就是根據八旗滿洲的氏族通譜或者家族被賜姓來擇定的。 滿族姓氏變成漢姓的確是滿族的一大遺憾，不過遺憾也可以彌補。在我們的下一代或者下下一代，一定又會出現保留著民族特色，使用滿族姓氏的後裔。這一批人如果能夠使用民族姓氏，那么民族意識會比我們更高更強。滿族的民族姓氏又會被重新挖掘和研究。
滿族的信仰
古代滿族信仰薩滿教，神職人員分為管祭祀的家薩滿和跳神的薩滿。以後，受佛教、道教和儒家思想影響，崇拜對象變得多元化。一般滿族家中供有觀世音、關公、楚霸王神位，還喜歡供一個“鎖頭媽媽”，用麻線栓一支箭在門頭，一年祭三、四次，祭時一般在晚上把箭頭拿下來，摸黑磕頭，祈求“鎖頭媽媽”保祜一家平安。 早期滿族人信奉薩滿教。薩滿是“巫”的意思，是多神論。薩滿教信奉世界為三層，上層為“天堂”，諸神所居：中層為人類所居；下層為“地獄”，鬼神所居。人類的禍福是諸神賜給的。 獵人離家外出捕獵，要禱告諸神。禱告獵神，求得能多捕獲一些獵物；禱告路神，求得在密山中不迷路；禱告福神，求得在山裡少受痛苦。 早期滿族人敬的神多達一百多種，大多是女神，只有幾個是男神。經常出現的男神是獵神。各種神都有偶像，有的是泥塑的，有的是木製的，也有用布縫的。獵神身材魁梧，佩帶弓箭，嘴邊還有兩縷小胡，形象逼真。 獵人祭神的時候，要選擇一個合適的地方，先豎起一個桿子，再用土堆起一個高兩米的土台子，獵人排到台前，推選一位有威望的長者，在土台上釘牲祭祀，禱告諸神，然後奔向山區。
薩滿教是一種原始多神教。我國北方各民族原來都信仰過薩滿教。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承受著社會與經濟的變遷，這種教在許多民族中已被佛教(喇嘛教)和伊斯蘭教所取代。惟有滿族、鄂倫春族、達斡爾族等，直到解放時還信仰它。薩滿教有自然崇拜、圖騰崇拜和祖先崇拜等內容和祭祀活動儀式。 滿族先人對自然的崇拜是同狩獵生活和採集生活聯繫在一起的。在這種條件下，衣食都取之於野獸，人們把狩獵所獲取的野獸，視為主宰野獸的“神靈”的恩賜，因而加以崇拜。 滿族的先人當時還不理解人類的起源，認為某種動物與他們的氏族有著血緣聯繫，於是視作自己的祖先，因而對它加以崇拜，這叫作圖騰崇拜。 滿族的先人，隨著靈魂觀念的發展，逐漸形成對死者及周年的悼念活動。於是有了自己的祖先的“神”。人們既然創造了這些被崇拜的神，必然把自己的安危與福禍寄托在這些神的身上。於是逐漸形成祈求“神靈”的各種祭祀活動。這便產生了交往於人和神之間的使者——薩滿。 薩滿教信仰的“神”有幾十種，其中屬於自然崇拜的“神”有天神、地神、風神、雨神、雷神、火神。還有來源於眾多動物名目的神。所有這些“神”，都有自己的偶體和偶像。比如“熊神”是以一張熊皮為其偶體。有的削木為偶，有的以石為偶，有的把被崇拜的“神”繪製在紙上或布上。 這些偶像還不是真正的“神”，只能做為象徵而存在，要通過這些偶像與真正的“神”打交道，需要能通“神”的薩滿。可見薩滿是古代社會中作為現實世界和超自然的世界之間的交往者。
薩滿非世襲，上一代薩滿死後相隔數年後，產生出下一代薩滿。新薩滿被認為是上一代薩滿的“神靈”選擇的。因而嬰兒出生時未脫胞者、神經錯亂者、久病不愈者，被認為是當薩滿的徵兆。學習當薩滿者，要學會祭神的禱詞，熟悉薩滿宗教活動的內容。最後考試時，跳得神智不清，才被認定這是薩滿“神靈”已附體，這才取得進行宗教活動的資格。 薩滿必須有“神帽”、“神衣”、“神鼓”等一套用具。“神帽”以銅條或鐵條為帽架，帽頂前側有一隻銅製的鷹，後側是兩根銅製鹿角，角叉的多少表明薩滿的品級。“神衣”是緊身對襟長袍，一般用鹿皮製作，周身上下綴有銅鏡、小鏡、腰鈴等。下身後側是飄帶。“神鼓”以板條做鼓邊，用山羊皮、小牛皮或狍皮做鼓面。此外還有神刀、神杖等用具。薩滿跳起”神來，有節奏地敲“神鼓”，大小銅鏡和腰鈴相擊作響，飄帶四飛，儼然如沙場上的勇士，用以顯示“神靈”的威嚴。
薩滿的宗教活動職能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聲稱“消除災禍，保佑人的安全”，為祭家消除災禍。第二，聲稱“為病人祭神驅鬼”，這是薩滿經常性的宗教活動。根據患者的症狀，如果認為是“外來的鬼”致病時，在大門外或村邊上生起篝火，薩滿在篝火邊“跳神”，並做象徵性的射擊，表示“驅鬼”。如果認為是觸犯某一種神致病時，便殺豬、殺牛或殺羊進行祭禮，由薩滿主持獻祭，“請求神的寬恕”。遇到病危的患者，認為其“靈魂”已經離開肉體，到了“陰間世界”，便在夜間祭祀，薩滿的“神”到“陰間”把病人的“魂”帶回來附還於肉體。據說不管你患了何種病，病情多么嚴重，薩滿都可以用不同的辦法給你治好。第三，聲稱能“祈求生產豐收”。不同地區的生產活動方式不同，祈求生產豐收的宗教活動的形式也不同。狩獵的人長期捕獲不著野獸時便供祭薩滿的“神”。祭祀時先用柳條做成鹿、豬等模型，薩滿披掛上陣，做拉弓射箭的模樣，於是鹿、豬模型紛紛射倒，這時獵人便可以上山，據說馬上便能獲得大批獵物。如果遇到旱災、蟲災或水災。薩滿當然也有辦法，他們又披掛起來，去祭祀“河神”、“蟲神”，於是便風調雨順，害蟲絕跡，牲畜興旺，五穀豐登。
薩滿向每一種“神”祈禱，都有不同的禱詞。禱詞中有各種“神”出身歷史、豐功偉績以及這位神仙的性情愛好等，從而使每一種神都有了各自不同的“高大形象”。祭祀不同的“神”都有不同的祭祀方式。有的“神”在白天供祭，有的“神”必須在夜間供祭，有的“神”需在室內供祭，有的“神”必須在野外供祭，有的“神”喜歡豬、羊、牛等家畜，有的“神”則喜歡飛禽或魚類。供品一定要適合“神”的不同口味，供錯了不但不靈，還會引起“神”的憤怒，帶來災難。薩滿的宗教活動不僅使薩滿教的內容更加複雜化。而且使各種“神”的形象也定型化了。
八旗滿洲氏族通譜
《八旗滿洲氏族通譜》八十卷，清代弘晝、鄂爾泰、福敏、徐元夢等奉清高宗弘曆之赦編纂，始於雍正十三年（1735），竣於乾隆九年（1744），書中輯錄了除清代皇室愛新覺羅氏以外的滿洲姓氏，記其歸順愛新覺羅氏的時間、原籍何地、官階及勳績情況，全書共錄姓氏1114個，每姓氏中勳業最著者立傳；事跡不顯者亦簡記之，稱為“附載”。立傳著2240人，附載者4938人，共7178人。無論是立傳者還是附載者，其子孫有業績者亦附記於後，加上這些子孫，全書記錄清乾隆以前的八旗人物超過二萬人。因此，該書不僅是一部了解滿洲姓氏及八旗的書，也是一部了解清初任務的書，是研究明末清初東北民族分布、民族關係、滿族族源，以及研究清史，查找清代任務的重要資料。是各圖書館及教學科研人員所必備的工具書。此書自修成以來，只乾隆時宮內武英殿刻印過一次。具有珍貴的史料價格，現在由遼海出版社（原遼寧古籍出版社）出版，定價3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