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照縣誌》簡介,目錄,關於《日照縣誌》的考證,光緒《日照縣誌》的特點,第一, 編纂體例講究。,第二, 編纂內容詳贍。,第三、保存豐富多彩的地方文獻,第四,史實考據嚴謹,修成“信史”。,《日照縣誌(校注)》編竣出版,
《日照縣誌》簡介
光緒《日照縣誌》,又題《續修日照縣誌》。該志比較全面地記述了日照歷史沿革、山川古蹟、物產風俗、建置祀典、賦役制度、職官選舉、人物藝文等各種情況,是記錄日照傳統社會最為詳實的一部志書。
2008—2011年,日照市檔案局與蘇州大學歷史系專家合作,對日照檔案館藏清光緒《日照縣誌》進行了校注工作,並於2011年9月正式刊印。
目錄
校注凡例
《日照縣誌》序文
《日照縣誌》目錄
《日照縣誌》卷首
修志凡例
圖考
舊序
《日照縣誌》卷一 疆域志
縣境
古蹟附古墓古碑
時序風俗
《日照縣誌》卷二 營建志
壇祠附寺觀
橋樑墩鋪
《日照縣誌》卷三 食貨志
物產附市集海運
《日照縣誌》卷四禮樂志
《日照縣誌》卷五 秩官志
《日照縣誌》卷六 選舉志
《日照縣誌》卷七 考鑒志
兵事
《日照縣誌》卷九列女志
《日照縣誌》卷十 藝文志
《日照縣誌》卷十一 藝文志
《日照縣誌》卷十二掇余志
後記
關於《日照縣誌》的考證
據考證,日照歷史上可查的縣誌可追溯到明萬曆十八年(1590年),官修的《日照縣誌》從編修成書到刊刻,有康熙志、光緒志二種。據光緒十一年(1885年)七月,時任日照知縣陳懋所撰之序:“日照志,創始於明萬曆間杜君一岸,國朝康熙初楊君士雄重監修,皆官督其事,而採擇於邑之紳耆。”“厥後成君永健蒞照,取舊志,增藝文,又入己作。”距成永健之後又近170年,陳懋赴任日照,在光緒九年啟動修纂,經過二年,到十一年修竣,十二年刊行。
這期間,可分為三個階段:
首先,明代後期萬曆十八年(1590年),在政府倡導下,知縣杜一岸初創,形成草稿本。杜志“斟酌群采,訂以郡志;削其不經,錄其可備;起於某卷,終於某卷,共若干篇。人物、風俗、土地、山川,淑慝勸懲,案往警來,展卷在目;是非久而不判者,度其備於斯”。由於初創,“立大綱凡八”,史實缺乏,收采艱巨,體例難周,有重複,有疏漏,有凌雜,有失當,卷帙不繁,略顯粗糙,“其文多不雅馴”。儘管如此,正如康熙志主纂丁旹所論:“創起者難為功,踵事者易為力。照邑千百年人文事跡,猶得留什一於滄桑,而不至與劫灰俱燼,同杞宋之無征者,幸余區區蠹簡耳。《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此之謂也。”這評價十分中肯,凡事屬草創,當即以創作為首重,任何有關粗糙的苛求,都應在其下而論。
其次,清代前期的康熙志,前後有二個版本。一是由知縣楊士雄在康熙十一年重修、十二年(1673年)刊刻。它在不沒杜志基礎之上,採取“其朴者宜存焉。其存也,因也,非襲也。其朴而近於俚者,宜刪焉。其刪也,救也,非廢也”。 “飾舊采新,訂訛增式。”結果嚴格執行,“採用杜志,必系以舊,存古也”。“相公啟運有志草,未成,採用一二,不沒其長也。”極大地繼承,並且修改、增進了杜志以及相志草。二是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知縣成永健修訂文苑一卷、增刻藝文數篇的增刻本。“其從前文字,概未動手,蓋難之也,慎之也。嗟乎!不難不慎,不可為乘。”而他“盡刪前序,竟似己書”,增刻行世,雖使志書編纂傳承沿革的情況不詳,卻直接刻用了從杜志到楊志的內容,並增添一些文獻,為弘揚日照文化做了承前啟後的重大貢獻,以致於今日所存可見的康熙志,楊志寥寥甚少,成志反而為多。這兩種康熙志都使日照志綱目體系越趨正規嚴整,雖然還有分類太細,人事單薄,議論頗多,加上時間稍短(從楊志到成志相距間隔短;清代初建,為時尚短),地域稍小(安東衛還未併入日照)等不足,卻是杜志、相志草等官私草創日照邑志以來最大的守承與拓展,公開鐫刻行世,傳播至今的。
最後,清後期由知縣陳懋主持續修並於光緒十二年刊刻的光緒志。
光緒《日照縣誌》的特點
光緒《日照縣誌》,又題《續修日照縣誌》,十二卷,首一卷,清陳懋主修,張庭詩、李堉主纂,光緒十二年(1886年)刻本。校讀之後,我們覺得它的價值至少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 編纂體例講究。
光緒志“修志凡例”共十五條,這是經過幾次日照修志,反覆斟酌,根據當地域情,最後形成“大綱十一,分十二卷,其中小目附於大綱,易於披覽”,具備操作性與實際特色的全志總綱,改變了“舊志條目似近繁碎”的缺陷。“體別舊志,而詳略具舉。”這裡未見說明引證其他方誌為參照,應該是當地學者自我探索修志的產物。
“舊志分系以論,寓激勸之義,深得古史遺法。今聯綴成篇,案而不斷,非敢妄戾前人,特欲揭其要領,使歸畫一,揆之紹述之心,仍無異也。”此點大約就是沂州知府趙國華在序中揭示的“其書詳而不斷,視舊志之分系以論,體有互異”,也是光緒志對日照前志所做的再一次創新之處。當然,即使康熙舊志那樣的書寫體例,具有明顯的特色與價值,部分議論依然被後志繼承下來。光緒志中摘錄的部分康熙志的“分系以論”,屬於作者的評判,不僅出見識,且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反映一個時代的文化精英對於地方利弊的權衡。
第二, 編纂內容詳贍。
光緒志於全面繼承康熙志的基礎上,在時間、地域上都拓展了範圍,在資料方面不僅“廣為搜輯”,“其大者存前志之舊,而時會之變遷,人事之後出,推研考證,厘而系之”,補充諸多文獻史實,像沿革、賦稅、秩官、人物等,而且增入了實地訪查的檔冊、碑刻、遺址等新的文獻類別,使內容頓為豐富,甚至像張莘卿碑文,還補充了《山左金石志》之闕文。這樣,光緒陳志的正文卷數數量未比康熙志增加(都是十二卷),而篇幅迅速增厚,內容廣泛詳實,系統全面記述了日照地方自上古截至晚清的各種情況,成為傳統時代官修日照方誌的集大成者,了解民國以前日照區域發展最為周詳的百科全書,規劃與指導現實日照發展的重要參考文獻。
政治上,詳細記載日照建縣前後的行政編制,安東衛建置的變化,官職設定與官員瓜代、政績情況,可知歷代日照的地方行政利弊。經濟上,有土地、賦役、鹽政、衛屯變化,是日照的家底所在,而市集,能見商業流通與交換的實況。社會文化上,學校、坊表、古蹟、選舉、人物傳記、藝文,都直接反映了人文興衰;壇祠、禮樂、時序風俗、節孝貞烈、彌年、姓氏家族人物、災異、疾疫等,可以了解宗教信仰、社會生活、秩序、風尚、心態;縣誌、衛志編纂過程,折射地方文化的系統形成。地理上,有山水、海口、潮汐、風信、縣城與衛城城池、衙署、橋樑墩鋪設定,記載山海之利的物產,天災人禍的災荒、兵燹,海防等等,它們不僅有助於全面了解日照的綺麗自然風光、交通防海關隘,而且其本身事關國計民生,就是日照人民充分利用與改造自然資源,經驗積累,賦予其人文色彩的文化記錄,有的符合科學原理,至今仍在生產與日常生活中呈現著套用價值。
總之,光緒日照志涵蓋政治、軍事、人口、經濟、社會、民族、外交、風俗、物產、人文、科技等方方面面,堪稱日照地方的百科全書,傳贈給後人的文化寶典。
第三、保存豐富多彩的地方文獻
光緒日照志匯集了明清時期經久積累的各種資料,特別是藝文志中體裁多樣的地方文獻,或出於本籍,或出於外籍人士的手筆,經過精心甄別,按時序排列入選,翔實反映了歷代日照社會發展的蹤跡,所遇的坎坷波折,所遺的成敗優劣,而且再現了日照自然與人文的瑰麗風貌,很多是值得開發的寶貴資源,鄉土教育的優秀題材。
隨手翻檢光緒日照志,常常讀到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人與事,印象深刻。古蹟中姜太公的遺址,梁鴻的蹤影,《文心雕龍》作者劉勰故里劉三公莊。人物,劉勰有傳,有軼事;焦竑有傳,一家有名。焦竑久遷江寧二百多年,依然牽掛故里,交往不斷。劉勰、焦竑入鄉賢祠,蘇軾入名宦祠。興學重教,屢修文廟縣學,遂使人才漸漸而起,到清同治時,“照邑,山左邊徼,文風甲沂郡”。狀元金有張行簡,明有焦竑。科舉中,清代不少日照舉人應順天鄉試而中。還有甚為少見的偽齊科舉事項。藝文中,焦竑、王世貞、王鐸、施閏章、宋琬、趙執信等,大家手筆,煌煌有存。一些碑文、奏疏,像金《張莘卿墓碑》,明後期杜一岸《易農器申稿》,明末丁允元《緩徵條鞭疏》,清楊士雄《請賑申文》,丁泰《緩徵疏》,《開海禁疏》等,均事關重大,是珍稀檔案,足以補充正史。“淞江小白稻”在日照可以種植。知縣杜一岸引進關中農具,改進日照與山東農具,傳播與指導農業生產,是我國農史上區域之間生產工具直接交流、促動生產力發展的珍貴文獻。像焦竑《澹園集》輯錄軼文,光緒《日照縣誌》有其《日照縣誌序》、《新修火神廟記》、《修尊經閣記》、《花岩寺》,為他處所無。一些人物傳記記載的事件,縱然是在人名之下加的小注,片言隻語,也稱珍奇。如清雍正五年知縣劉翰書,“愛民重士,鎮靜不擾。當田總督丈量之際,及各縣查拿教匪時,照民隱受其賜”。這是士紳作者鮮明地表達對於知縣惠民的愛戴,對於寵臣田文鏡等行政舉措的怨尤。人傳中,晚清時,許瀚國小成就卓著,丁守存執著追求科技創新,都是一流的文化人物。金、元時,日照世代科舉仕宦的張氏、相氏家族,十分顯赫,甚至在元朝,相家相思忠子也先不花、麻剌,都已主動改了漢姓漢名,漢名蒙化了,這是民族交往、互相影響的實證。李寶石臼島抗金海戰大捷,在宋金關係與中國海戰史上都是濃墨重彩的一筆。明初胡惟庸通倭,安東衛設防,明中期杜一岸修城抗倭、蘇田兄弟隨戚繼光福建抗倭死難等事跡,清徐德懋兄弟泛海漂至日本,反映了明清海防與對外關係。西漢末呂母首義,抗擊王莽,明中期劉六、劉七起義,日照礦工鹽民反抗,清代榆園軍、台灣朱一貴、湖北白蓮教起義、捻軍、太平軍等人民反抗,以及與嚴嵩、閹黨鬥爭的義士,反映社會矛盾、社會問題的重大事件,都能在日照志的人物傳記、藝文志文獻中找到線索,彰顯著日照其地其人其事在社會變遷中的重要地位。
第四,史實考據嚴謹,修成“信史”。
一是善於考辯。光緒志在康熙志基礎上,既大力補充史事,“以歷代史志與《左傳注》、《水經注》、《通典》、《元和郡縣誌》、《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域志》,《路史》、《齊乘》,參考府志、縣舊志,是者從之,闕者補之,悉心訂正,不復置辨,以諸書核之自見”。這就是考辨的取向與方法,讓資料事實說話,無需贅言,只要“嚴以核其實”。《日照縣誌》考辯史實之處甚多,從人物名字、事跡,到制度、事件、遺址等,不可考者存疑存闕,不加妄斷,一方面見出作者的學識功力,同時也是清代及日照學者樸學端謹,重客觀,講證據,在方誌編纂實踐中的學術體現。
二是纂修者編修“信史”的謹嚴態度,決定了日照志的高質量。明清時期官修的日照志一共經過了四次修纂,留下三部縣誌。明代萬曆年間,知縣杜一岸草創日照志,經營之苦,謀始之難,想而易知,撰“數百年未舉之書,僅僅成帙,豈曰不刊之典?或亦少有補於治道也耶?後有作者,更色之、詳之,裨為信書,若典經,可矣”。終於修成原志二冊,焦竑稱譽它頗具特色,是“核而不浮,質而不俚,如農談耕,如婦談織”,屬於內容上務實精當,寧缺勿濫,文字上質樸可讀,熟能生巧的高手之作。
楊士雄,在清政府修志檄詔之下,與地方紳士商榷修志事宜,得到丁氏故家珍藏杜志;多方構求,獲得劉潮《錄草》一冊、相啟運《錄草》三冊等地方文獻;更采核《禹貢》、《水經》、《山海經》、《通志》、郡志諸書,纂成刊行的日照史上第一部縣誌。隨後的成永健,其難其慎,不修新志,不改舊志,轉而採取發揮自身詩文特長,以駕輕就熟的辦法,只修訂藝文志,添刻少數有份量的文獻,就形成新版的康熙志增刻本。
陳懋在地方耆老丁守存、庭陔叔侄的直接參與之下,克服重重困難,先是在庭陔父子費心形成的輯稿十二卷志書的基礎上,“刪繁撮要”;再查閱縣衙官方檔案卷宗,“又搜各著姓譜牒、前輩筆記、父老傳聞;更親歷延訪親友,並安東衛抄本舊志,參互考證”,面對康熙楊志續修之後“歷二百餘年,事跡湮沒,紀載散佚,多矣”,尤其是要克服鹹豐同治戰爭之後文獻遺失,故老不存,產生社會文化斷裂,對修志形成的巨大障礙。後來又經日照縣教諭張庭詩“發凡起例,重為釐訂,徵文考獻,稿凡數易”,最終修刻成光緒志,希望成一“信史”,結果像“乾隆庚辰以後,遍查各署案卷,霉爛無考者三十餘年,不得不闕以待補,是則區區慎而又慎之意也”。
此外,光緒志在敘述方式上也有特色。譬如,把康熙“舊志山、水散敘平列,體裁似表”,改成“仿古人意,尋其脈絡,聯貫成文,庶不至散而無紀”。在語言辭藻上,用詞精煉,深沉典雅,體現了作者良好的文化素質,而傳統文化在光緒志上也得到良好的體現。
日照志的修成與丁氏文化世家的襄助密切相關。日照丁家從東海遷入之後,漸漸發家,明清累世書香門第,科舉人才輩出,仕宦顯赫,成為地方名門望族,具有深厚的文化積累,在修志中當仁不讓,做出了重要貢獻。不僅有丁愷曾總纂乾隆《沂州府志》,而且有直接保存的萬曆杜志,由丁峕主撰康熙日照志,康熙志有丁泰、丁旹、丁昱的序。光緒志由丁庭陔形成主體部分,而丁庭陔之父出謀劃策,反覆叮嚀,也起了重要作用。致仕家居的丁守存更是以責任自負,以大義自重,向知縣陳懋建議續修縣誌,並且身體力行,將餘生精力全部奉獻給了日照志,雖齎志而歿,卻奠定了大部分光緒志成書的紮實基礎。
同日照志一樣,作為日照的一部分,安東衛志的修成,離不開從泰州入居安東而發達的蘇氏文化世家,包括其文化積澱與人才的鼎力支持。
正是由丁氏、蘇氏,以及其他日照、安東士人紳士的熱心參與,以高素質的姿態與文化修養為保證,才修成了存世的康熙志、光緒志。“質直核實,有謹嚴規戒之意。”作為日照志的優良編修傳統,誠非虛言。在林林總總的我國方誌中,光緒《日照縣誌》能夠光耀閃爍,基本成為一方的信史,是一部較為重要的歷史文獻,在方誌學與文獻學上應擁有一定的地位,值得方誌學與文化學術界的重視與利用。(節選自《日照縣誌(校注)》前言)
《日照縣誌(校注)》編竣出版
日前,日照市檔案局(館)與蘇州大學歷史系歷時三年,合作開展的清光緒十二年(1886年)《日照縣誌》校注工作全部完成,正式編印出版。 作為我國歷史文化寶庫中的珍貴文獻,方誌承載著一個地方文明的記憶,歷來受到政界、學界以及社會的關注。光緒版《日照縣誌》(影印本)是日照市檔案館館藏中一部反映日照歷史的最具代表性的一部志書。為忠實還原該《日照縣誌》的內容,客觀反映百餘年前日照地域的建置沿革、地理風貌、鄉土人文,以利於今天的人們方便閱讀,更好地了解日照歷史,挖掘鄉土文化,繼承優秀傳統,2008年底,日照市檔案局啟動了該志的整理校注、重新出版工作。在整理過程中,日照市檔案局與蘇州大學歷史系合作充分開展,進一步提高了該書校注工作的準確性和科學性。《日照縣誌(校注)》共40萬字,它的出版,對於普及社會閱讀,幫助今人了解日照歷史,汲取傳統營養,傳承和延續日照歷史文化根脈都具有積極的作用。
日照市各級檔案管理部門大力開展檔案資源的收集整理和開發利用,檔案數量不斷增加,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力不斷增強。校注整理清光緒十二年(1886年)版《日照縣誌》,也是日照市檔案局(館)積極挖掘館藏、主動服務發展的一個具體嘗試。
日照歷史上可查的縣誌可追溯到明萬曆十八年(1590年),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五十四年(1715年)兩次重修,清光緒十二年《日照縣誌》共十三卷,在繼承以往的基礎上,其時限、地域、內容上都有了很大拓展,比較全面的記述了日照歷史沿革、山川古蹟、物產風俗、建置祀典、賦役制度、職官選舉、人物藝文等各種情況,集日照歷史記載之大成,是記錄日照傳統社會最為詳實的一部志書。雖然受時代所限,瑕瑜互現,但仍不失為研究日照歷史和文化的一份寶貴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