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照縣誌:書籍簡介,書籍目錄,歷史考證,書籍特點,出版,

據考證，日照歷史上可查的縣誌可追溯到明萬曆十八年（1590年），官修的《日照縣誌》從編修成書到刊刻，有康熙志、光緒志二種。據光緒十一年（1885年）七月，時任日照知縣陳懋所撰之序：“日照志，創始於明萬曆間杜君一岸，國朝康熙初楊君士雄重監修，皆官督其事，而採擇於邑之紳耆。”“厥後成君永健蒞照，取舊志，增藝文，又入己作。”距成永健之後又近170年，陳懋赴任日照，在光緒九年啟動修纂，經過二年，到十一年修竣，十二年刊行。

這期間，可分為三個階段：

首先，明代後期萬曆十八年（1590年），在政府倡導下，知縣杜一岸初創，形成草稿本。杜志“斟酌群采，訂以郡志；削其不經，錄其可備；起於某卷，終於某卷，共若干篇。人物、風俗、土地、山川，淑慝勸懲，案往警來，展卷在目；是非久而不判者，度其備於斯”。由於初創，“立大綱凡八”，史實缺乏，收采艱巨，體例難周，有重複，有疏漏，有凌雜，有失當，卷帙不繁，略顯粗糙，“其文多不雅馴”。儘管如此，正如康熙志主纂丁旹所論：“創起者難為功，踵事者易為力。照邑千百年人文事跡，猶得留什一於滄桑，而不至與劫灰俱燼，同杞宋之無征者，幸余區區蠹簡耳。《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此之謂也。”這評價十分中肯，凡事屬草創，當即以創作為首重，任何有關粗糙的苛求，都應在其下而論。

其次，清代前期的康熙志，前後有二個版本。一是由知縣楊士雄在康熙十一年重修、十二年（1673年）刊刻。它在不沒杜志基礎之上，採取“其朴者宜存焉。其存也，因也，非襲也。其朴而近於俚者，宜刪焉。其刪也，救也，非廢也”。 “飾舊采新，訂訛增式。”結果嚴格執行，“採用杜志，必系以舊，存古也”。“相公啟運有志草，未成，採用一二，不沒其長也。”極大地繼承，並且修改、增進了杜志以及相志草。二是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知縣成永健修訂文苑一卷、增刻藝文數篇的增刻本。“其從前文字，概未動手，蓋難之也，慎之也。嗟乎！不難不慎，不可為乘。”而他“盡刪前序，竟似己書”，增刻行世，雖使志書編纂傳承沿革的情況不詳，卻直接刻用了從杜志到楊志的內容，並增添一些文獻，為弘揚日照文化做了承前啟後的重大貢獻，以致於今日所存可見的康熙志，楊志寥寥甚少，成志反而為多。這兩種康熙志都使日照志綱目體系越趨正規嚴整，雖然還有分類太細，人事單薄，議論頗多，加上時間稍短（從楊志到成志相距間隔短；清代初建，為時尚短），地域稍小（安東衛還未併入日照）等不足，卻是杜志、相志草等官私草創日照邑志以來最大的守承與拓展，公開鐫刻行世，傳播至今的。

最後，清後期由知縣陳懋主持續修並於光緒十二年刊刻的光緒志。

書籍特點

光緒《日照縣誌》，又題《續修日照縣誌》，十二卷，首一卷，清陳懋主修，張庭詩、李堉主纂，光緒十二年（1886年）刻本。校讀之後，我們覺得它的價值至少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編纂體例講究。

光緒志“修志凡例”共十五條，這是經過幾次日照修志，反覆斟酌，根據當地域情，最後形成“大綱十一，分十二卷，其中小目附於大綱，易於披覽”，具備操作性與實際特色的全志總綱，改變了“舊志條目似近繁碎”的缺陷。“體別舊志，而詳略具舉。”這裡未見說明引證其他方誌為參照，應該是當地學者自我探索修志的產物。

“舊志分系以論，寓激勸之義，深得古史遺法。今聯綴成篇，案而不斷，非敢妄戾前人，特欲揭其要領，使歸畫一，揆之紹述之心，仍無異也。”此點大約就是沂州知府趙國華在序中揭示的“其書詳而不斷，視舊志之分系以論，體有互異”，也是光緒志對日照前志所做的再一次創新之處。當然，即使康熙舊志那樣的書寫體例，具有明顯的特色與價值，部分議論依然被後志繼承下來。光緒志中摘錄的部分康熙志的“分系以論”，屬於作者的評判，不僅出見識，且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反映一個時代的文化精英對於地方利弊的權衡。

第二，編纂內容詳贍。

光緒志於全面繼承康熙志的基礎上，在時間、地域上都拓展了範圍，在資料方面不僅“廣為搜輯”，“其大者存前志之舊，而時會之變遷，人事之後出，推研考證，厘而系之”，補充諸多文獻史實，像沿革、賦稅、秩官、人物等，而且增入了實地訪查的檔冊、碑刻、遺址等新的文獻類別，使內容頓為豐富，甚至像張莘卿碑文，還補充了《山左金石志》之闕文。這樣，光緒陳志的正文卷數數量未比康熙志增加（都是十二卷），而篇幅迅速增厚，內容廣泛詳實，系統全面記述了日照地方自上古截至晚清的各種情況，成為傳統時代官修日照方誌的集大成者，了解民國以前日照區域發展最為周詳的百科全書，規劃與指導現實日照發展的重要參考文獻。

政治上，詳細記載日照建縣前後的行政編制，安東衛建置的變化，官職設定與官員瓜代、政績情況，可知歷代日照的地方行政利弊。經濟上，有土地、賦役、鹽政、衛屯變化，是日照的家底所在，而市集，能見商業流通與交換的實況。社會文化上，學校、坊表、古蹟、選舉、人物傳記、藝文，都直接反映了人文興衰；壇祠、禮樂、時序風俗、節孝貞烈、彌年、姓氏家族人物、災異、疾疫等，可以了解宗教信仰、社會生活、秩序、風尚、心態；縣誌、衛志編纂過程，折射地方文化的系統形成。地理上，有山水、海口、潮汐、風信、縣城與衛城城池、衙署、橋樑墩鋪設定，記載山海之利的物產，天災人禍的災荒、兵燹，海防等等，它們不僅有助於全面了解日照的綺麗自然風光、交通防海關隘，而且其本身事關國計民生，就是日照人民充分利用與改造自然資源，經驗積累，賦予其人文色彩的文化記錄，有的符合科學原理，至今仍在生產與日常生活中呈現著套用價值。

總之，光緒日照志涵蓋政治、軍事、人口、經濟、社會、民族、外交、風俗、物產、人文、科技等方方面面，堪稱日照地方的百科全書，傳贈給後人的文化寶典。

第三、保存豐富多彩的地方文獻

光緒日照志匯集了明清時期經久積累的各種資料，特別是藝文志中體裁多樣的地方文獻，或出於本籍，或出於外籍人士的手筆，經過精心甄別，按時序排列入選，翔實反映了歷代日照社會發展的蹤跡，所遇的坎坷波折，所遺的成敗優劣，而且再現了日照自然與人文的瑰麗風貌，很多是值得開發的寶貴資源，鄉土教育的優秀題材。

隨手翻檢光緒日照志，常常讀到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人與事，印象深刻。古蹟中姜太公的遺址，梁鴻的蹤影，《文心雕龍》作者劉勰故里劉三公莊。人物，劉勰有傳，有軼事；焦竑有傳，一家有名。焦竑久遷江寧二百多年，依然牽掛故里，交往不斷。劉勰、焦竑入鄉賢祠，蘇軾入名宦祠。興學重教，屢修文廟縣學，遂使人才漸漸而起，到清同治時，“照邑，山左邊徼，文風甲沂郡”。狀元金有張行簡，明有焦竑。科舉中，清代不少日照舉人應順天鄉試而中。還有甚為少見的偽齊科舉事項。藝文中，焦竑、王世貞、王鐸、施閏章、宋琬、趙執信等，大家手筆，煌煌有存。一些碑文、奏疏，像金《張莘卿墓碑》，明後期杜一岸《易農器申稿》，明末丁允元《緩徵條鞭疏》，清楊士雄《請賑申文》，丁泰《緩徵疏》，《開海禁疏》等，均事關重大，是珍稀檔案，足以補充正史。“淞江小白稻”在日照可以種植。知縣杜一岸引進關中農具，改進日照與山東農具，傳播與指導農業生產，是我國農史上區域之間生產工具直接交流、促動生產力發展的珍貴文獻。像焦竑《澹園集》輯錄軼文，光緒《日照縣誌》有其《日照縣誌序》、《新修火神廟記》、《修尊經閣記》、《花岩寺》，為他處所無。一些人物傳記記載的事件，縱然是在人名之下加的小注，片言隻語，也稱珍奇。如清雍正五年知縣劉翰書，“愛民重士，鎮靜不擾。當田總督丈量之際，及各縣查拿教匪時，照民隱受其賜”。這是士紳作者鮮明地表達對於知縣惠民的愛戴，對於寵臣田文鏡等行政舉措的怨尤。人傳中，晚清時，許瀚國小成就卓著，丁守存執著追求科技創新，都是一流的文化人物。金、元時，日照世代科舉仕宦的張氏、相氏家族，十分顯赫，甚至在元朝，相家相思忠子也先不花、麻剌，都已主動改了漢姓漢名，漢名蒙化了，這是民族交往、互相影響的實證。李寶石臼島抗金海戰大捷，在宋金關係與中國海戰史上都是濃墨重彩的一筆。明初胡惟庸通倭，安東衛設防，明中期杜一岸修城抗倭、蘇田兄弟隨戚繼光福建抗倭死難等事跡，清徐德懋兄弟泛海漂至日本，反映了明清海防與對外關係。西漢末呂母首義，抗擊王莽，明中期劉六、劉七起義，日照礦工鹽民反抗，清代榆園軍、台灣朱一貴、湖北白蓮教起義、捻軍、太平軍等人民反抗，以及與嚴嵩、閹黨鬥爭的義士，反映社會矛盾、社會問題的重大事件，都能在日照志的人物傳記、藝文志文獻中找到線索，彰顯著日照其地其人其事在社會變遷中的重要地位。

第四，史實考據嚴謹，修成“信史”。

一是善於考辯。光緒志在康熙志基礎上，既大力補充史事，“以歷代史志與《左傳注》、《水經注》、《通典》、《元和郡縣誌》、《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域志》，《路史》、《齊乘》，參考府志、縣舊志，是者從之，闕者補之，悉心訂正，不復置辨，以諸書核之自見”。這就是考辨的取向與方法，讓資料事實說話，無需贅言，只要“嚴以核其實”。《日照縣誌》考辯史實之處甚多，從人物名字、事跡，到制度、事件、遺址等，不可考者存疑存闕，不加妄斷，一方面見出作者的學識功力，同時也是清代及日照學者樸學端謹，重客觀，講證據，在方誌編纂實踐中的學術體現。

二是纂修者編修“信史”的謹嚴態度，決定了日照志的高質量。明清時期官修的日照志一共經過了四次修纂，留下三部縣誌。明代萬曆年間，知縣杜一岸草創日照志，經營之苦，謀始之難，想而易知，撰“數百年未舉之書，僅僅成帙，豈曰不刊之典？或亦少有補於治道也耶？後有作者，更色之、詳之，裨為信書，若典經，可矣”。終於修成原志二冊，焦竑稱譽它頗具特色，是“核而不浮，質而不俚，如農談耕，如婦談織”，屬於內容上務實精當，寧缺勿濫，文字上質樸可讀，熟能生巧的高手之作。

楊士雄，在清政府修志檄詔之下，與地方紳士商榷修志事宜，得到丁氏故家珍藏杜志；多方構求，獲得劉潮《錄草》一冊、相啟運《錄草》三冊等地方文獻；更采核《禹貢》、《水經》、《山海經》、《通志》、郡志諸書，纂成刊行的日照史上第一部縣誌。隨後的成永健，其難其慎，不修新志，不改舊志，轉而採取發揮自身詩文特長，以駕輕就熟的辦法，只修訂藝文志，添刻少數有份量的文獻，就形成新版的康熙志增刻本。

陳懋在地方耆老丁守存、庭陔叔侄的直接參與之下，克服重重困難，先是在庭陔父子費心形成的輯稿十二卷志書的基礎上，“刪繁撮要”；再查閱縣衙官方檔案卷宗，“又搜各著姓譜牒、前輩筆記、父老傳聞；更親歷延訪親友，並安東衛抄本舊志，參互考證”，面對康熙楊志續修之後“歷二百餘年，事跡湮沒，紀載散佚，多矣”，尤其是要克服鹹豐同治戰爭之後文獻遺失，故老不存，產生社會文化斷裂，對修志形成的巨大障礙。後來又經日照縣教諭張庭詩“發凡起例，重為釐訂，徵文考獻，稿凡數易”，最終修刻成光緒志，希望成一“信史”，結果像“乾隆庚辰以後，遍查各署案卷，霉爛無考者三十餘年，不得不闕以待補，是則區區慎而又慎之意也”。

此外，光緒志在敘述方式上也有特色。譬如，把康熙“舊志山、水散敘平列，體裁似表”，改成“仿古人意，尋其脈絡，聯貫成文，庶不至散而無紀”。在語言辭藻上，用詞精煉，深沉典雅，體現了作者良好的文化素質，而傳統文化在光緒志上也得到良好的體現。

日照志的修成與丁氏文化世家的襄助密切相關。日照丁家從東海遷入之後，漸漸發家，明清累世書香門第，科舉人才輩出，仕宦顯赫，成為地方名門望族，具有深厚的文化積累，在修志中當仁不讓，做出了重要貢獻。不僅有丁愷曾總纂乾隆《沂州府志》，而且有直接保存的萬曆杜志，由丁峕主撰康熙日照志，康熙志有丁泰、丁旹、丁昱的序。光緒志由丁庭陔形成主體部分，而丁庭陔之父出謀劃策，反覆叮嚀，也起了重要作用。致仕家居的丁守存更是以責任自負，以大義自重，向知縣陳懋建議續修縣誌，並且身體力行，將餘生精力全部奉獻給了日照志，雖齎志而歿，卻奠定了大部分光緒志成書的紮實基礎。

同日照志一樣，作為日照的一部分，安東衛志的修成，離不開從泰州入居安東而發達的蘇氏文化世家，包括其文化積澱與人才的鼎力支持。

正是由丁氏、蘇氏，以及其他日照、安東士人紳士的熱心參與，以高素質的姿態與文化修養為保證，才修成了存世的康熙志、光緒志。“質直核實，有謹嚴規戒之意。”作為日照志的優良編修傳統，誠非虛言。在林林總總的我國方誌中，光緒《日照縣誌》能夠光耀閃爍，基本成為一方的信史，是一部較為重要的歷史文獻，在方誌學與文獻學上應擁有一定的地位，值得方誌學與文化學術界的重視與利用。（節選自《日照縣誌（校注）》前言）

出版

日前，日照市檔案局（館）與蘇州大學歷史系歷時三年，合作開展的清光緒十二年（1886年）《日照縣誌》校注工作全部完成，正式編印出版。作為我國歷史文化寶庫中的珍貴文獻，方誌承載著一個地方文明的記憶，歷來受到政界、學界以及社會的關注。光緒版《日照縣誌》（影印本）是日照市檔案館館藏中一部反映日照歷史的最具代表性的一部志書。為忠實還原該《日照縣誌》的內容，客觀反映百餘年前日照地域的建置沿革、地理風貌、鄉土人文，以利於今天的人們方便閱讀，更好地了解日照歷史，挖掘鄉土文化，繼承優秀傳統，2008年底，日照市檔案局啟動了該志的整理校注、重新出版工作。在整理過程中，日照市檔案局與蘇州大學歷史系合作充分開展，進一步提高了該書校注工作的準確性和科學性。《日照縣誌（校注）》共40萬字，它的出版，對於普及社會閱讀，幫助今人了解日照歷史，汲取傳統營養，傳承和延續日照歷史文化根脈都具有積極的作用。

日照市各級檔案管理部門大力開展檔案資源的收集整理和開發利用，檔案數量不斷增加，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力不斷增強。校注整理清光緒十二年（1886年）版《日照縣誌》，也是日照市檔案局（館）積極挖掘館藏、主動服務發展的一個具體嘗試。

日照歷史上可查的縣誌可追溯到明萬曆十八年（1590年），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五十四年（1715年）兩次重修，清光緒十二年《日照縣誌》共十三卷，在繼承以往的基礎上，其時限、地域、內容上都有了很大拓展，比較全面的記述了日照歷史沿革、山川古蹟、物產風俗、建置祀典、賦役制度、職官選舉、人物藝文等各種情況，集日照歷史記載之大成，是記錄日照傳統社會最為詳實的一部志書。雖然受時代所限，瑕瑜互現，但仍不失為研究日照歷史和文化的一份寶貴遺產。

日照縣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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