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經過
1932年9月27日中午時分,一架由西向東飛行的日本飛機,搖搖擺擺地飛入了甘南縣
中興鄉原李世厚屯附近上空。在發出幾聲轟響之後,一頭栽到北
尖山子處(
中興鄉綠化村)。這架叫“板倉號”的飛機隔日一次來往於
齊齊哈爾和海拉爾之間,表面是載人送客,明來明去,可暗裡地卻滿藏殺機,傳遞情報。
當時的齊齊哈爾是黑龍江省的省城。1931年,馬占山率領愛國軍民進行了震驚中外的“江橋抗戰”。抗日愛國將領蘇炳文、張殿久的部隊都參加過這場使日寇聞風喪膽的戰役。他們的部隊訓練有素,在戰場上英勇殺敵,頑強戰鬥,曾受到去前線視察的馬占山的獎勵。到了1932年2月,馬占山一度與日寇妥協,黑龍江省掛上了“滿洲國”的旗,嫩江以東的大片土地陷入日寇的鐵蹄之下。可是當時以蘇炳文、張殿久為首的軍隊有相當的實力,他們駐防於以海拉爾、
滿洲里為中心的嫩西一帶。所以日軍未敢貿然進犯海、滿。
日本侵略者視蘇、張二旅為眼中之釘、喉中之刺,意必除之而後快。但一時又沒有興兵圍殲的條件,只好變換手法,軟硬兼施,企圖把蘇、張二旅拉入到自己的樊籬之中。可是,蘇、張二人對日寇的伎倆已有洞察,對日寇的重金收買、封官許願不卑不亢,使日寇無可奈何。這就更增加了日寇的疑懼,他們一計不成,又生一計。日寇以警戒蘇聯為名,要求派入“國際警察隊”進駐海、滿。為了整個抗日時局的需要,蘇、張同意了日寇提出的由中、日、朝三方120人組成的“國際警察隊”進入海拉爾和
滿洲里。
這支“國際警察隊”名義上是警戒建立不久的蘇維埃政權,實際上是打入蘇、張二旅腹地的具有合法身份掩護的特務機構。他們的真實目的就是在海滿一帶四處蒐集情報送回齊齊哈爾大本營和日本關東軍司令部。而擔任遞送情報的“信使”便是這架隔日一次往返于海滿至齊齊哈爾之間的“板倉號”日機。“國際警察隊”按著“板倉號”的往返規律,準時到機場迎接齊齊哈爾來的飛機,以便密送情報。為以防萬一,每次都是全副武裝、警備森嚴。
在此期間,蘇、張二旅除嚴密監視這支“國際警察隊”的行動外,還積極進行抗日的各項準備工作。經過精心的準備之後,1932年9月27日晨,蘇、張二旅正式舉行起義。從海拉爾到富拉爾基鐵路沿線各站的護路軍都佩帶上“鐵血救國軍”的臂章。他們迅速占領了各個車站,禁止列車行駛,切斷了通往齊齊哈爾和哈爾濱方向的電線,斷絕了與外界的一切聯繫。當日上午,將駐滿洲里的
日本領事館、特務機關、“國際警察隊”的大小頭目全部逮捕,並迅速摧毀了他們的營房。
起義這天正是“板倉號”飛往海拉爾、
滿洲里收取情報的日子。上午10點,一無所知的駐紮在海拉爾的“國際警察隊”,照例全副武裝到機場恭候“板倉號”的到來。這時,一個連的起義軍在蘇炳文的部下陳副官率領下趕往機場準備逮捕“警察隊”,由於起義的士兵情緒激昂、行動不慎,被日寇覺察,日軍妄圖進行頑抗,被起義軍當場擊斃十餘人,其餘日軍、日僑全部成了俘虜。
由於電線、電纜被起義軍部隊割斷,在齊齊哈爾大本營的日軍頭目對蘇、張二旅起義一無所知,照例派陸軍炮兵少佐渡邊秀人、駕駛員板倉郎等8人乘飛機去海拉爾和
滿洲里收集情報。當日本飛機進入
呼倫貝爾大草原上空準備于海拉爾機場降落時,早已義憤填膺、急不可待的起義軍便對準低空盤旋的“板倉號”進行射擊。坐在飛機里的敵人這時才知道情況有變,急忙拉起操縱桿飛向高空。但是,時至此刻渡邊秀人等日本鬼子還認為只有海拉爾一個地方發生兵變,便命令飛機繼續往
滿洲里飛去。哪知道在
滿洲里上空,等待他們的仍然是憤怒的火蛇和仇恨的子彈。這時,飛機中的渡邊秀人等日本鬼子方知大事不妙,急忙掉轉機頭準備逃回齊齊哈爾。當日本“板倉號”飛到碾子山上空時,汽油已所剩無己。飛機無奈降落在
甘南縣西南端中興區北郊現
中興鄉綠化村南山坡上。飛機中的日本人深知自己罪孽深重,處境十分危險,隨時都有喪命的可能,便慌慌張張跳下飛機,砍了一些柞樹棵子、蒿桿和荒草枝子把飛機遮蓋起來,然後帶上檔案、地圖及大量現金,分散埋伏於深草之中隱藏起來。他們晝伏夜出,準備伺機逃跑。
由於對地理環境不熟,加之心慌意亂,這8個日本鬼子在荒野中走了兩夜,仍沒有走出中興。當他們走到黃子陽屯西溝時(現中興鄉繁勝村),因飢餓難耐爬出草叢準備尋找食物。黃子陽、何萬海、宋耀祥家放馬的小馬倌發現有幾個穿黃衣服的人在幾處草碼附近活動,感到這些人可疑,這時又有岳青新、於浩河家的馬倌也趕來了。這5個小馬倌悄悄的向草碼子接近,當走到離草碼子只有二、三十米遠的時候,幾個飢腸轆轆的日本鬼子顧不上危險了,連忙向來人招手,飛機駕駛員會講中國語,他用大把大把的金錢往幾個小馬倌手裡塞,並用生硬的中國話說:“弄點吃的,金條大大的給。”出於對日本人的仇恨,幾個小馬倌假意收下了日本鬼子的錢後,謊說給幾個鬼子弄吃的,跑回屯中,把這件事一五一十的告訴了東家。黃子陽是當地的“保總”,當天因事不在家,他的二弟黃永久聽到這個訊息後,召來屯中百姓,凡是有槍有馬的都去打日本鬼子。鄉親們聽說後滿腔怒火,人人義憤填膺,不一會就聚集了50多人。他們帶10多隻土槍向草碼子奔去。這時西屯岳家窩堡的岳清新也知道了這件事。便帶領民眾趕來。幾個等著送飯的日本鬼子發現了來了這么多人感到情況不妙,便來個先下手為強,朝人群中胡亂放了一陣槍,企圖將民眾嚇跑。但對日本鬼子恨之入骨的我中國民眾沒有被槍聲嚇倒,而是呼喊著迎著子彈往上沖。幾個日本鬼子匆匆忙忙把手中的地圖和機密檔案草草燒掉。岳清新一馬當先,開槍打死了2個日本鬼子,其餘6個頓時嚇得面如土色,全身發抖,乖乖舉手投降。當即,在岳清新的主持下,將其中5個鬼子就地槍決,只留下會講幾句漢語的“板倉號”飛機駕駛員,當場對他進行審問。經過審問,才知道被他們打死的三十八郎(即少佐渡邊秀人)是日本天皇裕仁的舅父。審完之後,在場的民眾異口同聲的說:“一個不留。”便將駕駛員也送上了西天。看到幾個萬惡的日本鬼子被當場打死,鄉親們興奮異常,人人拍手稱快。連忙派人給起義軍送信,並主動協助起義部隊的戰士把飛機拆卸開,作為戰利品運往海拉爾。從此以後,當地民眾把這條埋葬8個日本鬼子的無名山溝稱為“日本溝”。
事後,日本鬼子對這一帶的老百姓進行了瘋狂的報復。12月6日這天,100多名偽軍在兩個鬼子的帶領下氣勢洶洶的從
齊齊哈爾趕來圍剿黃子陽屯一帶。當日偽軍走到龍江縣七棵樹附近時,黃子陽屯一帶的老百姓得到了敵人掃蕩的訊息後便攜兒帶女隱藏起來,只留下了7個年老體弱的老頭看家。當敵人走到黃子陽屯時,這裡已是一個空城。敵人逼迫這幾個老人去找那8個日本鬼子的屍體,並於第二天搶走了20多匹馬,將那8個日本鬼子的屍體拉回齊市。
敵人這次沒有達到目的並不死心,又於此後不久對
中興鄉金山堡和大岳家屯的民眾進行了瘋狂的報復。黃永久感到事態嚴重,連夜逃往河北省昌梨縣。1943年被偽甘南縣警署警尉董遇春這條日本鬼子的忠實走狗抓回甘南並在岳家屯將其殺害。沒有來得及躲藏的岳清新被日偽軍抓走並押送至齊齊哈爾關押起來。以後又被押解到日本憲兵隊對其進行嚴刑拷打,日本鬼子將他打的死去活來,皮開肉綻,慘死在牢中。小馬倌李紅軍、高廣泉等6人也相繼慘死在敵人的屠刀之下。
印尼西加日本溝
965的9月30日,當時印尼總統蘇加諾的衛隊長翁東,秘密逮捕和殺掉了印尼6名意欲製造軍事政變的陸軍將領。
當時任陸軍後備戰略部司令的蘇哈托,為了打擊親近共產黨並與中國領導人關係友好的總統蘇加諾,謀取蘇加諾的政權,在美國、英國以及澳大利亞的幫助下,控制軍方及一部分右派勢力,在印尼對共產黨及共產黨的追隨者、同情者甚至無辜者進行了近百萬人的血腥大屠殺。
(1966年,蘇哈托終於奪取蘇加諾的權力,坐上了印尼總統的寶座,這一坐就是三十二年,直到1998年。)
在自1965年10月8日開始的不到兩年的大屠殺中,大量華僑遭到了野蠻的殺戮和驅趕。其實他們與印尼共產黨並無瓜葛,大約只是因為他們來自共產黨執政的國家。蘇哈托在印尼掀起了第一次大規模的排華反華浪潮。
卑鄙無恥的蘇哈托領導的軍方及右翼勢力,利用各地印尼土著對相對富裕的華人的嫉妒和覷覦,操縱土著對華人進行了傷心病狂的迫害,那些土著們拿著三倍於西瓜刀大的巴郎刀,將一個個無辜的華人攔腰斬斷或砍去頭顱(他們拿著這些肢體和頭顱可以從蘇哈托政府拿到賞金),並驅趕這些華人離開他們從16世紀開始就由自己祖祖輩輩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富庶家園。
短短一年多的時間,僅加里曼丹島的西部地區(相當於現在的
西加里曼丹省,簡稱西加省),就有3萬多華人被趕進叢林和淪為城市難民。
加里曼丹島有個叫
坤甸的城市,去過印尼旅遊的中國人可能知道這個地方,許多與東南亞做木材貿易的生意人對這個城市肯定也不陌生。但沒有多少人知道,就在這個城市附近,有著一個叫著日本溝的小地方。在日本溝,直到現在還住著一群當年被驅趕到這裡的華人。
日本溝,因二戰時期日本人曾在這裡修建過集中營而得名。其實這不過是一片不足兩公頃的沼澤地。如果下雨,日本溝就是一片汪汪澤國,即使不下雨,腳下的土地也是浮動的。整個地區因植物腐敗和人類生活充斥著噁心的熏天臭氣。沼澤里僅有的那么幾間簡陋破敗的茅屋,搖搖欲墜。
那些當年被驅趕,空手而來的華人就住在集中營里。剛來的時候他們有數百戶,但數百成千的人住在這窄小的地方,沒有救命的糧食和藥品,沒有禦寒的衣物,於是每天都有上百華人餓死和病死。後來,隨著排華反華事件的淡化,一些人離開了日本溝。而那些在印尼的其他地方不再有親人或聯繫不上親人的,那些走出日本溝再也沒有生活能力的,那些家中只剩下孤兒寡母、老人小孩的,他們只能留在了日本溝里,在這裡度日如年,自生自滅。直到今天!
在這條件惡劣的,方圓不足兩公頃的沼澤之地,現在還蝸居著33戶華人。
他們吃的是政府救濟的每天一杯米(就是我們常見的那種方便紙杯大小的一杯米)。除了這一杯米,他們只能用木薯或木薯葉子充飢(生活在南方的人可能知道木薯這種東西。其實它完全不同於紅薯或地瓜,它生長在地上的部分是木本的,地下的部分與紅薯、白薯可能差不多,但不經過特殊的處理是無法食用的)。他們穿的是印尼別處華人捐來的衣物,住的是集中營垮塌後自建的破敗的草棚,草棚破敗到到處漏水,若遇下雨,他們根本沒有地方睡覺,只能全家蜷縮在一起,找個不漏水的地方整天整宿的蹲著。
日本溝唯一入口也是出口,住著的是那些當年殺害和驅趕過華人的馬都拉人。儘管幾十年過去了,大多數印尼人未必記得近四十年前蘇哈托之流製造的排華事件,但這些土著,他們當年的貪婪、殘暴卻一點也沒有改變。對生活在日本溝的這群病痛和絕望之中的華人,他們日夜窺視著,覷覦著。如果他們發現有外人進出日本溝,會以為溝里的人得到了接濟和資助,於是他們就會進入日本溝進行搶劫,甚至殺人。
這裡沒有醫院,沒有學校。年長的一些人他們過去是識字的,但他們幾十年來沒有看過報紙,沒有聽過廣播,沒有看過電視,更不會有網際網路。
當年進溝的青壯年和孩子,如今尚存者寥寥無幾,而且大多被病痛折磨著。經過血雨腥風的刺激,經過突然失去家園和眾多親人的打擊,經過幾十年的遙遙無期的等待和失望,經過艱辛生活的嚴峻考驗,他們大多腰背佝僂,表情麻木。
再看那些孩子,他們沒有受過任何學校教育,像一群散放著的鴨子。他們不懂文化,不懂印尼社會的主流語言,沒有任何走出日本溝的生活技能。他們不僅生活在貧困和苦難之中,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們沒有任何將來!
生活在日本溝的人,不知道幾十年來溝外發生了怎樣的變化,不知道現在的中國是什麼樣子。但他們記得他們的祖籍在廣東的梅州,他們還一直保留著自己祖輩的語言(客家話),甚至還有不少老人可以講國語。他們刻意地、堅定地對自己語言的保留,是那一份總有一天,自己或兒子或孫子有機會回到故土,回到祖國的虛無飄渺的甚至是完全不切實際的等待和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