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新世界信息秩序
- 時間：20世紀70年
- 提出：廣受第三世界歡迎
- 總數：76%以上
定義,經典解讀,發展歷程,第一階段,第二階段,第三階段,重要文獻,金融全球化與信息秩序,關鍵人物,數位化與信息秩序,
定義
“建立世界信息新秩序”是20世紀70年代末提出來的廣受第三世界歡迎的一個關於全球傳播體系改革的目標。這種改革試圖反抗由美國與西方已開發國家及其全球媒介集團支配的全球傳播秩序，建立一種更加民主的、公平的、均衡的與其它國家傳播系統相互交流文化與信息的新的全球傳播體系。這既是第三世界國家對現存的或傳統的全球傳播秩序造成的信息不平衡、文化侵略、文化帝國主義等現象的不滿和對本國文化生存、信息生態可能造成傷害的擔憂，也是對世界信息傳播新秩序的呼籲和期盼，對世界信息傳播舊秩序的回應與挑戰。
自從世界進入大眾傳播時代，西方已開發國家就憑藉其雄厚的經濟實力和先進的傳播科技主導著全球傳播的話語權，控制著世界傳播的權力和“閥門”，它們發布的信息占到全球信息總數的76%以上，它們的文化支配了開發中國家的文化。結果，第三世界國家就越來越高度依賴西方的傳播科技和文化產品，依賴它們提供的各種圖書、雜誌和新聞、電影、電視娛樂節目，而不能自拔。“就許多情況而言，人們都認為這些文化形式是作為散播消費主義與其它西方價值觀的工具而行事，這些價值觀系統地剝奪開發中國家對其自身文化傳統與視角的控制，同時也阻止他們按照自己意願享用這一國際競技場。”
對此，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20世紀80年代召開了一系列會議進行研討，提出了一套旨在打破現存的世界信息傳播不平等格局的改革方案。試圖通過為開發中國家提供物質手段和信息產品來保護與促進其自身文化傳統、文化產業與文化認同，扭轉信息與娛樂傳播中的不平等狀態，縮小信息富裕國家與信息匱乏國家之間的差距。
經典解讀
卡拉·諾頓斯登：世界信息與傳播新秩序
自上個世紀中期以來，國際傳播研究的主導範式經歷了從發展傳播研究、文化帝國主義到全球化批判的轉變；傳播批判學派經歷了興起、發展、受挫以及再次成長的過程。從國際傳播實踐來說，則主要經歷了世界信息與傳播新秩序（70～80年代）與信息社會世界高峰會議（21世紀初）兩場最主要的國際傳播改革運動。如果要從傳播學者當中挑選出一位全面見證這些活動的人是話，那么，芬蘭學者諾頓斯登（Kaarle Nordenstreng）無疑是最合適的人選。從1963年第一次參加國際傳播會議開始，諾頓斯登活躍在國際傳播學界已經40多年。
諾頓斯登編著的30多本書以及寫作的300多篇文章詳細記錄了他的理論與實踐探索。《電視交通——單行道？》（1973年）與《國家主權與國際傳播》（1979年）是建構世界信息與傳播新秩序的理論作品。《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眾媒介宣言》（1984年）與《往事回顧》（1986年）是他總結經驗教訓的作品。新秩序運動失敗以及蘇東巨變之後，《超越國家主權》（1993年）、《全球媒介辯論》（1993年）體現了他對過去的反思與對未來的預見。
學界、業界，甚至政界對諾頓斯登的活動都褒貶不一。在芬蘭或北歐，諾頓斯登既因其學術取向而被貶稱作“紅色學者”，也因其學術貢獻而被稱為“北歐民間大使”。在世界上，既有人將他稱為過氣的新左派的代言人，[i]也有人將他評為世界上最著名的五位傳播批判學者之一
全球化傳播
全球化傳播可從兩個視角來觀察：現代性和後現代性。前者主要表現於阿芒·馬特拉的“傳播世界”，後者反映在米歇爾?哈特與安東尼奧? 內格里合著的《帝國》中。在帝國中民族國家不再被看作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它對經濟的調節能力越來越弱。它的權威新的全球權威來代替，這就是“帝國”。 在全球化的展開，民族邊界在逐漸消失，世界市場從民族國家施加的內外區分中解放出來，“在這種新的自由空間中出現了許多差別。這些差別當然不是自由地在國際空間中發生作用，而是被整合進包含高度分化的、動態的全球權力結構網路之中。” 在帝國中，任何國家“不能形成帝國主義的中心。帝國主義已結束。” “民族身份被移動性、靈活性和大眾的永久性分化所代替” 。該書的作者雖然採用了政治經濟學分析方法，但是全球化過程中對宏大或微觀主體做的卻是非歷史性的分析。被剝奪了具體的社會、政治、經濟地位的開發中國家和已開發國家被抽象地安置在帝國之中，抹煞了圍繞市場建立起來的世界秩序的構成地形圖。因此“帝國”是在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語境中，在歷史終結和意識形態終結 的背景下，以後現代的視角來分析所謂新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傳播方式。法國傳播學家阿芒?馬特拉反對這種傳播的非歷史性分析，強調具體歷史環境中的主體對傳播流（flux）的挪用，並且把世界傳播的邏輯框架和概念工具結構在布羅代爾和沃勒斯坦的“經濟世界”思想之中。
在布羅代爾看來，經濟世界中的秩序是由地理原因造成的。 沃勒斯坦的秩序是在國際勞動分工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馬特拉把自己的理論工具建立在由布羅代爾的“經濟世界”引申而來的“傳播世界”之中，其理論方法受啟發於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的“經濟世界”概念以及沃勒斯坦(Immanuelle Wallerstein)發展的世界體系理論。
信息和文化
馬特拉認為，“傳播”概念的意義和套用只有在文化的語境中才能得到思考。他在《跨國公司和第三世界》中分析跨國公司的社會文化影響時，提到了兩個文化定義參照。一個是法國政治科學家莫里?斯迪威熱（Maurice Duverger）的定義：文化是表現既定社會特徵的一套技術、制度、行為、生活方式、習慣、集體表達、信仰和價值觀。另一個來自哈貝馬斯，他從三個社會學維度來分析：語言、工作和權力 ，並認為跨國公司就是新的制度模型的生產者 。在數位化時代，國際傳播的能力遠遠超越了跨國公司所施加的文化影響，大量的文化訊息通過數字網路工具自由地流動於“傳播世界”之中。這對一個民族國家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福柯在講權力關係時，認為權力的行使是對他人行為的影響。在訊息交換因不同國家的技術基礎設施不充分而產生不平等流動的情況下，我們是否應該思考這種賭注所造成的後果？“世界化開始於基層，” 因此民族身份的維護，日常生活的制度化建構是否需要認真思考？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是否是思考這種問題的另一個視角？
阿爾伯特?戈爾（Albert Gore）這位“信息高速公路”概念的提出者，為了向“人類大家庭”展示其“網路之網”
――全球資訊基礎建設（Glob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的世界計畫，重新起用自18世紀以來預言家先輩們的調子。在1994年3月在對參加布宜諾斯艾利斯（Buenos Aires）國際通信聯盟大會的代表講話中，他宣布：“目標在於保證一項使我們社會所有成員都可享受的普遍服務，並因此使願者暢其言的全球對話成為可能……全球資訊基礎建設（GII）將不僅是實現民主的隱喻，實際上它通過加廣大公民參與決策來支持民主制的運作。其有助於國家合作能力的發展。我於此看到將在全球資訊基礎建設創造的論壇中鑄造出來一個新的雅典民主時代”。 但到現在13年過去了，我們看到的卻是9?11事件的策劃者和譴責者利用網路在進行著話語論戰。網路成為構建的地緣政治博弈的場所，負載的訊息成了構建權力關係的槓桿。“重塑我們文明的權力鬥爭不只是在民族國家真實的地域內發生作用：它們也表現在虛擬之中。” 所以在國際信息傳播中，對信息和文化的混淆是市場經濟邏輯的產物，訊息傳輸網路也是建構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權力的場所。
集體記憶
集體記憶往往是和文化相關聯的。諾拉-蒙克（Nora-Minc）的《社會的信息化》報告（1978年）由於對電腦技術網路對社會影響的分析成了名著。在他看來，一個社會的文化模式是以它的記憶為基礎。西蒙?諾拉和阿蘭?孟克認為，隨著全球網路的展開，通過知識的數位化來進行意義建構的系統意味著一種有可能把某種獨特的思維感覺方式規定為普遍標準的地緣文化模式。單個國家對信息庫的壟斷，有可能導致從中抽取信息國家民族身份嬗變。他認為，“讓美國的資料庫來組織這種‘集體記憶’而自我滿足於從中獲得數據，這就等於一種文化異化。 ”在文化工業語境中，“文化的普及是通過文化工業來進行的。” 文化產品作為商品在全球化語境下藉助現代傳播網路的數位化工具進行著無邊界的流動，這就是哲學家貝爾納?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所說的“記憶外化的全球化過程”。 “文化產品中的服務最終是真理（Verité）的提供（生產和流通）……個體一旦接受了其中的訊息和真理，就要 ‘皈依’。 ” 因為“傳播的強力之一是對信息接收個體的內化作用，同時，聚合現代人在不同自然環境和社會情境中所扮演的角色，從而體現出傳播的社會化力量。” 因此，集體記憶外化的過程，是兩方面的過程：一方面占主導地位的集體記憶的強勢擴散過程，另一方面弱勢群體自己記憶的異化過程。
文化在資訊時代中被信息化，在信息自由流動教義下傳播開來，作為“身份、意義、尊嚴和社會革新根源”的文化（獨特性）被逐漸邊緣化.法國學者多米尼克?沃爾東（Domique Wolton）認為，“文化常常有兩個維度：與保持自己根源的文化遺產相聯繫的身份；為思考同代世界的與歷史相聯繫的開放……現在，開放維度在現代性的意識形態中到了如此程度，注重當下，對歷史漠不關心，以至於人們預感到身份問題的出現……” 。人類是通過相互傳播來實現社會化的過程，即通過傳播變成社會成員。當作為集體記憶基礎的文化不斷受到外來訊息而發生嬗變時，民族身份就成了對信息傳播網路開放的賭注。
這樣，在數字網路時代，集體記憶嬗變為信息庫，文化和信息間的差別消失了。現實的不平等的世界傳播關係，在一定程度強化了這種不平等。訊息輸出成了新時期政治、經濟和文化博弈的途徑， 網路空間也成了地緣政治空間。“對非已開發國家的社會客群而言，傳播全球化的結果有可能是主體自身的活動邊界被‘他人的欲望’所支配和模糊，亦不排除從反向角度或多或少產生非理性或者反理性的價值取向， 如民族虛無主義、極端民族主義或者有人指出的網路民族主義。”
發展歷程
第一階段
1973年坦佩雷研討會
1973年坦佩雷研討會召開的原因可以追溯到1970年漢科會議。在漢科會議上，與會者決定對國際電視節目的流向進行調查。諾頓斯登與瓦瑞斯（Tapio Varis）承擔了這個調查項目，並在1972年獲得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贊助。贊助還包括召開一次對調查結果進行討論的國際會議，這就是1973年5月的坦佩雷研討會。
在這次研究之前，研究媒介信息流通的課題主要集中於報紙，在研究方法上多使用內容分析技術。諾頓斯登的研究則以多個國家電視節目的流通情況為研究對象，並且使用問卷調查分析的研究方法。雖然在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上有很大的突破，但是如果沒有坦佩雷研討會的推動，那么諾頓斯登等人的調查結果很可能跟以前很多信息流通研究一樣，被埋沒在學術故紙堆中。坦佩雷研討會匯聚了政界、業界、學界的聲音，是個思想交鋒的地方。參加會議的，不僅僅有傳播政治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斯麥茲、席勒、諾頓斯登、戈爾丁（Peter Golding）、以及古柏克（Thomas Guback），還有傳統行政學派取向的研究者卡茨（Elihu Katz）。
諾頓斯登調查報告的題目是《電視交通——單行道？》，他與瓦瑞斯在調查中證實，報告標題中的問號可以變為嘆號，也就是說，“單行道”的現象不僅確實存在，而且觸目驚心。在對世界上近50個國家進行調查之後，他們在總結中認為，電視節目的交通是個單行道，主要是從美國、英國、法國、西德流向東歐以及亞非拉國家的。調查報告提供了國際信息流通不平衡的關鍵論據，導致後來一系列的“流通”與“通道”研究。
政治上左傾的芬蘭總統蓋古寧（Urho Kekkonen）出席了坦佩雷研討會，他的演講極大地增添了這次會議的分量。蓋古寧首先在演講中引述了人權宣言第19條，重申每個人都有言論自由，然後轉向對西方言論自由概念的批判。蓋古寧通過這次演講為即將召開的傳播政策會議造勢，支持公共報業與公共廣播電視的政策。
正是在坦佩雷會議上，世界信息與傳播新秩序運動開始醞釀。會議最後的總結提出建議：“應該提倡信息在各國之間更加平衡地流通，在這種流通中，每個國家都有權利與責任決定本國的文化前途”。這實際上向美國提倡的“信息自由流通原則”提出了挑戰。對不結盟國家後來提出新秩序口號最有啟發意義的，恐怕是這次會議提出的另一條建議——“應該採取措施，改變當前信息流通在資源與方向方面存在的不平衡現象……”。[vi]後來在不結盟國家發動世界信息與傳播新秩序運動的會議上，使用了幾乎同樣的措辭。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出版了這些研究與討論的成果。後來，《電視交通——單行道？》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有研究報告中成為最暢銷的一本。本來席勒曾預言沒有人敢將這些內容印發出來，當報告最終出版時，他告訴諾頓斯登：“這可以當作你一生的最高成就了，即使你以後什麼事情都不做！”[vii]事實上，這確實是諾頓斯登影響最大的學術貢獻。
1976年不結盟組織突尼西亞信息研討會
1976年3月，不結盟運動國家在突尼西亞召開信息研討會。在這次會議上，來自西方的傳播批判學者與不結盟運動國家建立了聯繫。不結盟運動國家最初的形成可以追溯到1955年在印度尼西亞萬隆召開的亞非會議。1973年9月，不結盟運動國家第四次峰會在阿爾及爾召開，這次會議認為“帝國主義的活動不僅僅局限在政治與經濟領域，而且還體現在文化與社會領域”，因此號召成員國“在大眾傳播領域開展一致行動”。
學術力量與政治力量在突尼西亞信息研討會上結合起來。在會議召開之前，諾頓斯登將坦佩雷研討會相關檔案（庫克寧的演講與席勒的論文等）遞交突尼西亞信息研討會的東道國，用於主題演講稿的起草。國際信息新秩序的提法（後來統一稱為世界信息與傳播新秩序）便誕生於這次會議。這次會議啟動了保護國家文化、克服世界信息流通不平衡的項目，要求“擺脫信息殖民化，建立國際信息新秩序”。[ix]幾個月後，從1976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19次全體會議開始，這個議題正式進入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這個更加多邊的論壇。
在經歷了意識形態、政治、冷戰、媒體報導等各種因素的擠壓過濾之後，世界信息與傳播新秩序最終留給後人四個方面的具體成果：
（1）197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眾媒介宣言》[x]
（2）1980年麥克布萊德委員會遞交的報告《多種聲音，一個世界》
（3）1980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建立並延續至今的傳播發展國際項目
（4）1989年至今為總結新秩序失敗教訓而舉行的十幾次麥克布萊德圓桌會談
第二階段
1978年《大眾媒介宣言》
《大眾媒介宣言》的完整名稱叫做“有關大眾媒介為加強和平與國際共識、為促進人權、以及為反對種族主義、種族隔離與戰爭煽動而作貢獻的基本原則宣言”。從1970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16次全體會議提議，到1978年第20次全體會議通過《大眾媒介宣言》，一共經歷了八年的時間，並經歷了激烈的論爭。
1976年10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19次全體會議在奈洛比召開。不結盟運動國家涉及信息流通、媒介自由的新秩序運動成為主要議題。諾頓斯登以三種身份參加了這次會議：芬蘭代表團成員、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專家、國際記者協會主席與發言人。爭論主要在於媒介的自由與責任，焦點是擬發宣言的第一條與第五條。第一條認為“政府應該鼓勵大眾媒介為促進信息自由與平衡流通作貢獻”；第五條認為，“對於戰爭、暴力、種族隔離與其它形式煽動國家、種族、宗教仇恨的罪惡行為，大眾媒介有責任避免提供任何形式的辯護與支持”。[xi]歐美一些國家認為，涉及媒介責任的詞句為政府干涉媒介自由提供了藉口。由於意見無法統一，會議最後決定教科文組織重新修訂宣言內容，兩年之後再在下一屆全體會議上進行表決。這次會議還決定成立專門的委員會，對國際信息流通問題進行研究，這就是後來的《麥克布萊德委員會報告》，即《多種聲音，一個世界》。
在回顧1976年這次會議時，諾頓斯登認為，由於不結盟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在這次會議上形成了默契的聯盟，才導致西方國家在會議召開時處於被動地位。西方國家推遲表決，實際上是一種拖延時間的戰術。利用這段時間，西方國家主要做了兩件事情。首先，歪曲各國關於新秩序的爭議：將其定義為媒介自由與政府審查之間的矛盾，由此在西方製造反對新秩序運動的民意基礎。其次，推銷“信息領域的馬歇爾計畫”，力圖通過支援不結盟國家建設信息基礎設施來收買這些國家的選票。
麥克布萊德圓桌會談
1980年，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21次全體會議上，麥克布萊德委員會提交了《多種聲音，一個世界》。這項報告再次提及建立世界信息與傳播新秩序的重要性，但是並沒有被拿來表決。這在某種程度上成全了這份報告的完整性，使之成為國際傳播史上的重要文本。此後，儘管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低調處理有關世界信息與傳播新秩序的問題，但是美國仍然表示不滿，並於1984年年底宣布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英國柴契爾政府也隨之退出。美國和英國的退出使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減少了三分之一的經費。
第三階段
美英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是新秩序運動失敗的標誌之一。1987年，西班牙人梅耶（Federico Mayor）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總幹事，並重新宣揚信息自由流通，這是新秩序失敗的另一個標誌。從新秩序運動的失敗當中，諾頓斯登等批判學者得出的主要教訓是需要發動草根力量。麥克布萊德圓桌會談就是延續火種與積蓄力量的媒介民主化運動。從1989年在辛巴威首都哈拉雷召開的第一次會談，到1998年在約旦首都安曼召開的第十次會談，麥克布萊德圓桌會談逐漸演化為促進傳播權利的國際公民社會組織。
2003年，信息社會世界高峰會議第一期會議在日內瓦召開，公民社會力量在此次會議上獲得了突破性的勝利，發表了《信息社會世界高峰會議公民社會宣言》。諾頓斯登代表學界在這次峰會上做了總結歷史教訓的主題發言。在2005年第二屆突尼西亞會議上，他主持了學界關於新聞傳播教育的討論。
重要文獻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多種聲音，一個世界》
1980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表了一份當代國際傳播領域最重要的學術文獻：《多種聲音，一個世界》，又稱《麥克布萊德報告》，這份報告是隸屬教科文組織的國際傳播研究委員會對世界信息基礎組織結構和傳播資源進行三年調查研究而得出的成果。該報告倡導建立世界信息傳播新秩序，主張通過放鬆著作權法規，促進信息傳播技術自由交流，鼓勵第三世界國家出版業發展，及更多的傳播資源共享等措施來改善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信息傳播資源不平等的狀況。
“新世界信息秩序”(NWICO)的論爭源起於20世紀70年代。NWICO的倡導者們普遍認為，作為舊時代殖民主義的孑遺和延續，現存的國際傳播秩序維持並強化了國與國之間業已存在的不平等。因為這種傳播結構當中暗含的邏輯還構建了南方對北方的依賴模式，該模式給開發中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等諸多方面帶來了巨大的負面影響。因此，一個公平、合理的“新世界信息與傳播秩序”必須建立起來以取代現有的舊秩序。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報告就是在這個時代背景下出現的。
報告共分為七個部分。在簡介部分，報告表達了傳播作為基本個人人權同時也是所有國家團體集體權利的基本信念。從第二部分開始，報告分五個方面詳細闡述了委員會對世界信息傳播結構的調查結果和建議。最後部分則概述了一些調查未能涉及或有待未來進一步探討的問題。如強化相互依存性，加強各領域的合作，採用國際的傳播標準和手段，新聞的收集和分發方面需重視的問題，注意被忽視的信息盲區，更廣泛的資金來源等。
《麥克布萊德報告》
作為全面反映新世界信息秩序之爭的檔案，在學術方面是與傳播學的批判學派尤其是政治經濟學派的觀點緊密聯繫在一起的。該學派在承襲馬克思關於支配著物質生產資料的階級同時也支配著精神生產資料的觀點的同時，還密切關注現代跨國媒介高度集中和壟斷的趨勢及其帶來的社會後果。他們認為，這種高度的獨占和集中最終是為了維護壟斷資本的利益、意識形態和統治權力。在信息的單向流動過程中，受益者無疑是代表壟斷資本的少數已開發國家，而大多數開發中國家則難以避免在文化、經濟和政治等諸多方面受到嚴重的損害。
在跨國傳播時代，信息和國家主權的關係已經密不可分，以至於“信息主權”這一概念也逐漸在全球信息化背景下浮出，成為國家主權的重要組成部分。傳播弱國在其信息主權得不到保障的情況下，不僅在政治方面受到壓制，在經濟領域處於不利地位，甚至維持一個國家和民族生存和發展的前提條件———文化的整體性和統合性也面臨著嚴重的威脅和挑戰。對於信息主權問題的關注，又可以引出對文化帝國主義的研究。
該研究將“個別傳播大國對世界信息流通系統的支配看做是推行文化擴張主義的過程，而把開發中國家的牽制和反抗看做是抵制文化侵略的過程”，簡而言之，已開發國家的文化擴張主要是通過以經濟、資本實力為後盾的信息產品的傳播而得到實現的。文化帝國主義對人類文化多元性和豐富性的抹殺和威脅甚至引起了部分已開發國家的警惕。
國家間信息鴻溝的加寬亦是閱讀或研究《麥克布萊德報告》者需要關注的現實問題。時至今日，《麥克布萊德報告》並沒有喪失其重要意義：全球範圍的信息結構不平衡如故，而愈加猛烈的媒體融合兼併浪潮以及強大的新媒體技術則不可避免地加深著南北雙方的信息鴻溝。至今仍在定期召開的麥克布萊德圓桌會議宣布《麥克布萊德報告》的原則與主要提議仍如10年前那樣意義重大，其關注的主要對象也已超越開發中國家的範圍，而擴展到了更加廣義的全球層面上。
金融全球化與信息秩序
目前在全球金融信息服務方面，還存在著國家和地區之間信息生產和流通的不平衡現象，制約著金融全球化的進一步發展。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關鍵人物
諾頓斯登
於1941年降生於赫爾辛基的一個軍官家庭。二戰時，赫爾辛基是蘇聯與德國、紅軍與白軍等各種力量角逐的戰場，冷戰時期又成為美蘇意識形態戰爭的前線。從這種紛亂和衝突的環境中，諾頓斯登從小就懂得：對話與交流永遠勝過戰爭。
諾頓斯登生性積極，而人口不多的芬蘭也為他提供了這樣的活躍舞台。17歲在中學時，他已經為芬蘭廣播電台製作了25篇廣播報導；大學新生時，他獨自赴瑞士採訪心理學大師榮格，這是榮格最後一次接受採訪。大學期間，諾頓斯登就開始主管芬蘭廣播公司的青年節目。1963年，諾頓斯登獲得學士學位，並在這一年代表芬蘭廣播公司第一次參加了傳播學國際會議，這是他接觸傳播學的開端。
正導致他轉向左翼思想的是美國的留學生活。1966年，諾頓斯登赴美國伊利諾大學留學。伊利諾大學向來是美國左翼傳播學者的大本營。政治經濟學派代表人物斯麥茲（Dallas W. Smythe）、席勒（Herbert I. Schiller）都曾在那裡教學。正是在60～70年代，隨著反越戰、校園動盪、黑人民權和女權運動的開展，傳播學批判學派思想開始在美國確立。諾頓斯登在美國參與了一系列社會運動。赴美之前還是個自由主義者的諾頓斯登，1967年回國之後卻被芬蘭極右派稱作“共產分子”。
從美國回來之後，諾頓斯登在芬蘭廣播公司擔任政策規劃部門主管。當時在芬蘭廣播公司傾向左派的總裁周圍聚集了許多年輕的激進記者，他們提出的一個鮮明觀點就是“信息節目政策”。這個政策在本質上是促進民主、反對商業化與意識形態控制的。此時，芬蘭的傳播學研究尚未起步。留學北美時，諾頓斯登採訪過拉斯韋爾、貝雷爾森、麥克盧漢等傳播學名宿。1968年，諾頓斯登發表“美國傳播研究批判”一文，他在文章中認為，美國傳播學研究只有數量上的繁榮，並沒有質量上的高水平。他還認為，產生這種情況的原因就在於批判聲音的缺失。[iv]從世界範圍來看，諾頓斯登的這篇文章跟席勒、斯麥茲在這個時期的文章一道，屬於批判學派最早的聲音；而從芬蘭本國來看，這屬於芬蘭傳播學的開篇之作。從一開始，批判學派就在芬蘭傳播學界占據了主導地位。
1970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芬蘭國家委員會與芬蘭廣播公司召開漢科圓桌會談（Hanko Round Table），商討芬蘭媒介政策的走向。會談認為，當時各國媒介要么服從政治權勢，要么服從經濟利益，而這兩種體制均是實現民主的障礙。因此，這次圓桌會談要求將媒介從意識形態與消費主義的控制中解放出來。這跟前述芬蘭廣播工作者提出的“信息節目政策”息息相通。諾頓斯登說：“席勒、斯麥茲以及大部分其他批判學者都是在學術象牙塔中進行觀察，而我與我的芬蘭同事卻能夠跟決策者共同規劃媒介政策，我們本人甚至可以成為決策者。”[v]芬蘭有一種學界、業界、政界密切互動的獨特傳統，這種互動使學術思想更容易落實到政策當中，結果產生了芬蘭早期媒介政策上理論與實踐平衡的特點。
數位化與信息秩序
隨著數位化技術的出現，人類的信息傳播進入了數字網路時代。數字網路傳播的實時性、無邊界性、互動性、匯聚性（或整合性）等特性促使人們思維和生活的方式發生改變，也為傳播全球化進程的深入發展提供了可能。全球化趨勢在新自由主義教義的協助下似乎變得強勢，更加促進了產品和服務的無邊界流動，形成了數位化空間中的自由交換景觀。網路傳播時代的傳輸終端的延伸就象弗蘭克?諾里斯（Frank Norris） 的《章魚》（The Octopus）一樣環抱著世界。 “現代化”的發展思維成為一種意識形態，“發展就是硬道理”。但世界傳播秩序的不平等，構成“集體記憶”的信息成了民族國家參與全球化的賭注。作為民族身份參照的“集體記憶”已不再由傳統的民族國家來生產，在信息傳播體系中占優勢地位的傳播機構由此具有了支配他人想像的能力。因此，在數位化時代的傳播景觀中，“集體記憶”面臨著比以往更加嚴峻的挑戰，由此所激發的新想像及其矛盾，成為21世紀人類傳播的新景觀。
一、數位化時代的傳播特徵
數位化意味著用數字0和1兩個符碼對不同版式的訊息（音、視、文本等）進行編碼，然後藉助傳輸工具輸送到接受終端。數位化實現了從模擬信息向數字信息的轉化，並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等發生著密切的聯繫，數位化傳播日益成為一種救世主式的角色。
訊息數位化的運用不僅引起了傳播領域的根本性變化，而且對人類社會的整體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數位化傳播使以往相對分離的傳播和信息這兩個技術領域極大地融合起來，從而使長期以來在民族的、單一技術的、壟斷性質的基礎上被隔離的數據內容或誕生其中的服務在各種數位化工具（有線網路、電纜、衛星、等等）的支持下在全球範圍內自由流動，對人們的思維、生產和生活方式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數位化傳播產生的衝擊是巨大的，以至於尼古拉?居彥（Nicolas Curien）和皮埃爾-阿蘭?米埃（Pierre-Alain Muet）在2004年提交給法國經濟分析委員會（CAE)的報告《信息社會》（La société de l’information）中，把數字革命看成繼鐵路和電力之後的“第三次工業革命”，他們認為， “數字革命的後果實際上遠遠超出了經濟範疇。因為它改變了人類最根本的特徵之一，即傳播。數字革命出現在人類活動的所有領域之中：經濟、教育、文化實踐、社會關係、衛生等。在15世紀中葉，印刷術的發明敲響了中世紀體制的喪鐘，開啟了現代紀元。5個世紀以後，信息傳播技術（ICT)產生了無可比擬的作用：使大眾對大眾的傳播隨時隨地都可進行。”
數位化傳播具有實時性、無邊界性、互動性、累積性、匯聚性（或整合性）等特性，其中，主要的是其整合性。所謂“整合”（convergence），就是把電腦技術、通信技術和媒介信息領域結合在一起。這體現在三個層面上：首先是功能整合，就是通過電腦基信息技術系統把信息進行加工，然後通過寬頻通信系統輸送給使用終端；其次是工業整合，它通過收買、兼併和戰略結盟，來加強電腦、IT工業、通信公司和媒介領域的聯繫；最後，產品和服務整合，整合的產品和服務使媒體信息內容利用寬頻網路基礎設施後的形式，它們利用了數位化的投送能力以及互動的個人化服務。 這些整合導致的結果是，大量的信息資料庫集中在操控傳播技術平台和推廣能量的集團手中，處於技術弱勢的群體嬗變成為信息的消費者。除此之外，應當還有信息和文化的整合，因為在數位化傳播的背景下，文化產品被數位化，數位化作為現代傳輸信息的方法，文化越來越多地根據它的數位化來界定 。文化嬗變為信息，失去了歷史性，從而使處於新的世界傳播秩序下一些群體失去了文化創新和再生的根源。因此，“網際網路使人產生一種自己被剝奪的感覺，數位化技術並因此產生的網際網路及傳播技術又被融合進西方文化帝國主義之中” 。
信息技術和網路誕生於美國的軍事試驗室，藉助公共投資發展起來。數位化網路作為一種新技術，像以往的新的重要發明一樣被賦予救世的力量，似乎自身產生社會、文化和政治規範的能力。數位化網路是人類科技進步的成果，應當為人類所共享，從而對人類社會實施有效的治理。但這些技術更加把社會性、知識、文化、安全以及因此而產生的身份、權力等當成利益集團間和國家間博弈的賭注，全球不平等的經濟和傳播秩序又把數位技術推上了和文化帝國主義合謀的被告席。
二、全球傳播秩序
1、全球傳播秩序
全球化傳播可從兩個視角來觀察：現代性和後現代性。前者主要表現於阿芒?馬特拉的“傳播世界”，後者反映在米歇爾?哈特與安東尼奧? 內格里合著的《帝國》中。在帝國中民族國家不再被看作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它對經濟的調節能力越來越弱。它的權威新的全球權威來代替，這就是“帝國”。 在全球化的展開，民族邊界在逐漸消失，世界市場從民族國家施加的內外區分中解放出來，“在這種新的自由空間中出現了許多差別。這些差別當然不是自由地在國際空間中發生作用，而是被整合進包含高度分化的、動態的全球權力結構網路之中。” 在帝國中，任何國家“不能形成帝國主義的中心。帝國主義已結束。” “民族身份被移動性、靈活性和大眾的永久性分化所代替” 。該書的作者雖然採用了政治經濟學分析方法，但是全球化過程中對宏大或微觀主體做的卻是非歷史性的分析。被剝奪了具體的社會、政治、經濟地位的開發中國家和已開發國家被抽象地安置在帝國之中，抹煞了圍繞市場建立起來的世界秩序的構成地形圖。因此“帝國”是在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語境中，在歷史終結和意識形態終結 的背景下，以後現代的視角來分析所謂新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傳播方式。法國傳播學家阿芒?馬特拉反對這種傳播的非歷史性分析，強調具體歷史環境中的主體對傳播流（flux）的挪用，並且把世界傳播的邏輯框架和概念工具結構在布羅代爾和沃勒斯坦的“經濟世界”思想之中。
在布羅代爾看來，經濟世界中的秩序是由地理原因造成的。 沃勒斯坦的秩序是在國際勞動分工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馬特拉把自己的理論工具建立在由布羅代爾的“經濟世界”引申而來的“傳播世界”之中，其理論方法受啟發於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的“經濟世界”概念以及沃勒斯坦(Immanuelle Wallerstein)發展的世界體系理論。布羅代爾認為：
一個經濟世界可界定為由三部分組成的事實：1）它有一個給定的地理空間；因此有用來解釋它的和變化的範圍；2）經濟世界常常有一個支配城市代表的極（p?le）或中心……此外，它可以在一個經濟世界中存在兩個中心……3）整個經濟世界在連續的區域進行分配。心臟區（coeur）指圍繞中心的地區……隨後是中間過渡區，圍繞心臟區。最後是大量的邊緣區，它們在作為經濟世界特點的勞動分工中處於依賴和從屬的地位，不只是參與者。在這些邊緣地區，人們的生活如同煉獄。充分的原因就是他們的地理位置。
沃勒斯坦在布羅代爾、馬克思和依附理論的影響下構建了自己的“經濟世界”(économie-monde)，在這一世界中，邊緣地區要服從中心地區的需要。在布羅代爾、啟蒙共和思想等影響下，馬特拉建構了自己“傳播世界”（communication-monde）體系，馬特拉主張應該所有參與傳播者共同享有傳播權（jus communicationis），實現傳播的民主化。
馬特拉對世界傳播秩序的分析在20世紀70年代對文化帝國主義的分析中已被採用，來表達已開發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間的不平等交換。在數位化時代，這種傳播秩序仍不過時，反而在全球化語境中藉助先進的傳播技術進一步強化訊息的不平衡流動。如世貿總幹事帕斯卡爾?拉米（Pascal Lamy）2007年8月17日在科倫坡（Kuala Lumpur）所說，“的確可以認為，在某些情況下，全球化使強者愈強，弱者愈弱。” 馬特拉傳播秩序的關鍵是從政治經濟角度出發找出傳播的等級邏輯，即中心-過渡-邊緣。多米尼克?馬丹（Dominique Martin）等在《全球的嬗變：全球化社會學》中則認為，由阿爾弗雷德?索維（Alfred Sauvy）在1952年提出的“第三世界”概念仍然沒有過時，“這些國家雖然有自己的不同特徵，但仍舊存在著共同的、依賴已開發國家的事實，從而（重新）導致了不發達狀態。” 因此，從後現代觀點來審視全球化傳播，在實踐上會產生與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沆瀣一氣的負面效果。
2.數字鴻溝、傳播秩序與權力
數字鴻溝是數位化信息傳播技術的“富有者”和“貧窮者”之間的差距。隨著網際網路的發展，這一問題日益引起重視。在某些人看來，數位化網路似乎成了傳播秩序上游集團的特權領域。對數字鴻溝的分析基本從兩個角度來進行：首先是對信息傳播技術，主要是現實的數位化連線，對分隔“富者”和“窮者”間因素的量化分析；其次，擱置技術連線性，從與信息傳播技術相關的文化和能力方面進行分析 。這些基本上是社會技術層面的經驗性分析，如果把這種分析提高到世界傳播的框架中，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把數字鴻溝與不平衡的傳播秩序結合起來將更具有建設性意義。這是因為，一方面世界經濟秩序和信息傳播秩序不平衡造成的人類無法共同享有科技進步成果，另一方面數字鴻溝又強化了全球化下的不平等交換關係。訊息的不平等流動是對人類民主烏托邦夢想的譏諷，數位化全球傳播秩序在時間上實際上降低了世界權力關係重構的可能性。
在福柯看來處，“權力不是一個機構，一種結構或一種某些人被賦予的力量；它是在給定社會中複雜戰略關係的總稱。” 全球化背景下的傳播信息流動的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體現著傳統權力觀向福柯權力概念的過渡。以往一個群體通過宏大的具有壓制功能的否定機構向另一個群體施加的影響的做法（如武力侵占的帝國主義形式）逐漸過渡到現在的靠不可見的交換關係來繼續對他者施加這影響（如文化帝國主義）。數字鴻溝的出現更加強化了這種影響的可能性，因為一方面數字鴻溝導致信息流動失衡的加劇，另一方面“權力的行使不僅受可能性條件來支配， 而且通過這些條件來進行。”
在馬特拉的“傳播世界”的傳播秩序中，存在傳播的等級性交換關係，在這裡，傳播工具既是生產力要素，也是社會生產關係的組成部分；傳播是對社會關係的整合。 在福柯看來，“事實上，權力意味著關係，一種或多或少有組織的、等級化的、協調的一組關係。” 在這種等級關係中，已開發國家處於信息傳播的上游，掌握著龐大的信息資料庫，當我們說百分之六七十的信息來自於美國時，至少這體現出了某種事態的嚴重性。然而，在“現代化”的意識形態下，開發中國家努力尋找著自己發展的可能性，而不是像席勒所說的封閉自居。福柯在分析企業老闆與工人的關係認為，工人規訓不是老闆強加的，“這是因為對自由勞動力的緊急需求。” 同樣，開發中國家雖然面對發展和被異化的困境，還是參與了全球化的過程，這在一定程度上是世界歷史傳統統治秩序的產物。例如，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貢德?弗蘭克(Gunder Frank)在從經濟分析的角度探討依附理論時提出，拉丁美洲的欠發達是16世紀以來資本主義及其矛盾發展的產物；他把依賴看作是理性邏輯造成的，這裡霸權中心起著重要的作用，其他衛星地區則服從於來自中心的刺激。托馬斯?瓦斯科尼(Thomas Vasconi)則從意識形態的觀點探討了拉丁美洲的“歐化”和地區的“異化”，指出拉美依附是意識形態的產物 。
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反對全球信息不平衡傳播的運動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成了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的論戰平台，但美、英等國藉口該組織討論的信息傳播新秩序過於“政治化”而退出教科文組織，以及後來蘇聯等原因導致了爭取全息傳播信息新秩序運動的式微。這反映了已開發國家對國際權力運作的利用。因為“權力是一套對可能行為產生影響的行為……權力能刺激、誘使、轉向、擴大或限制、增加和減小可能性、改變難易程度，總之，它能完全迫使或阻止。” 開發中國家始終在已開發國家主宰的經濟或傳播秩序中，處於不利的地位。自第二次世界大戰末，美國針對前蘇聯提出來了信息自由流動教義，並且在聯合國組織內合法化自己的信息自由流動教義，現在這種教義逐漸被吸收進自由交換的思想之中。
在新自由主義商業邏輯的主導下，民族國家似乎表現為自由參與市場經濟與信息傳播的全球化過程。但這卻是已開發國家對開發中國家施加影響的圈套。因為，根據福柯對權力的分析，當權力的行使被定義為對他人行為施加影響的行為方式時，這裡包含一個重要的因素：自由（liberté）。權力只有對‘自由主體’(sujet libres)施加，而且因為他們自由了，才能被施加權力。在決定性飽和的地方，就不存在權力關係。 但在全球市場經濟條件下，微觀與巨觀主體參與全球化的意願似乎是自由的。他們是全球商業共和國和信息自由流動中具有自由表達權利的“公民”。已開發國家通過自己的策略來影響著開發中國家，並不斷鞏固著自己的優勢地位。而這常常是已開發國家的目的，儘管馬特拉不認為不平等交流不屬於任何陰謀論 ，但席勒卻不這么認為 。信息的傳播也是已開發國家取得優勢地位的策略。福柯認為，“一個階級要成為統治階級，保證自己的統治地位，並且生產這種支配，這當然是一套預謀的戰術在保證統治的重要戰略中的作用發揮。但是在規定、再生產、增長和鞏固現存權力關係的戰略和占統治地位的階級之間，存在著一種相互生產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