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是2010年新華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美國著名學者薩繆爾·亨廷頓。該書講述了冷戰後世界衝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識形態，而是文化方面的差異，主宰全球的將是“文明的衝突”。
基本介紹
作品目錄,作者簡介,主要觀點,中文序言,
作品目錄
中文版序言
前言
第一部分 一個多文明的世界
第一章 世界政治的新時代
引論：旗幟與文化認同
一個多極和多文化的世界
其他世界？
不同世界的比較：現實 主義、簡化和預測
第二章 歷史上的文明和今天的文明
文明的性質
文明之間的關係
第三章 普世文明？現代化與西方化
普世文明：含義
普世文明：來源
西方與現代化
對西方和現代化的回應
第二部分 變動中的各文明力量對比
第四章 西方的衰落：權力、文化和本土化
本土化：非西方文化的復興
上帝的報復
第五章 經濟、人口和挑戰者文明
亞洲的自我肯定
伊斯蘭教的復興
挑戰的變化
第三部分 正在形成的文明秩序
第六章 全球政治的文化重構
尋求結盟：認同的政治
文化與經濟合作
文明的結構
無所適從的國家：文明轉變的失敗
第七章 核心國家、同心圓和文明秩序
文明和秩序
西方邊界的形成
俄羅斯與其近鄰
大中華及其共榮圈
伊斯蘭：沒有凝聚力的意識
第四部分 文明的衝突
第八章 西方和非西方：文明間的問題
西方的普世主義
武器擴散
人權和民主
移民
第九章 多文明的全球政治
核心國家與斷層線衝突
伊斯蘭與西方
亞洲：中國和美國
文明與核心國家：正在形成的聯盟
第十章 從過渡戰爭到斷層線戰爭
過渡戰爭：阿富汗戰爭和海灣戰爭
斷層線戰爭的特性
發生頻率：血腥的伊斯蘭邊界
原因：歷史、人口和政治
第十一章 斷層線戰爭的動力
認同：文明意識的增強
文明的集結：親緣國家和在外散居者
終止斷層線戰爭
第五部分 文明的未來
第十二章 西方、各種文明和全球文明
西方的復興？
世界之中的西方
文明間戰爭與秩序
文明的共性
附錄
注釋
《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導讀
數量優勢下的恐懼
編後記
作者簡介
塞繆爾·亨廷頓主要觀點
作者認為，冷戰後，世界格局的決定因素表現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西方文明、東正教文明、拉美文明，還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戰後的世界，衝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識形態，而是文化方面的差異，主宰全球的將是“文明的衝突”。
本書所持觀點公允與否，在學術界大有爭論。但書中對現今世界各種文明的深入研究和剖析對讀者會有重大參考價值。
中文序言
中國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中國人對其文明的獨特性和成就亦有非常清楚的意識。中國學者因此十分自然地從文明的角度來思考問題，並且把世界看作是一個具有各種不同文明的、而且有時是相互競爭的文明的世界。因此，據我所知，中國學者對我1993年的文章《文明的衝突？》所作的評論總的來說精深而富有洞見，雖然他們有時也誤解了我論證中的政策含義，並對之持相當批評的態度。為此，我的完整著作現在尤其應與中國讀者見面，這樣他們便可以了解我對世界政治所作的分析的更全面、更精確和更詳盡的版本，而不僅僅是從一篇30頁的文章中可能了解的東西。
為什麼我的文章在世界上引起了這么大的興趣並刺激了這么多的討論，為什麼我的著作至今已被翻譯成22種不同的文字，並具有相應的影響？我認為，答案是，人們正在尋求並迫切地需要一個關於世界政治的思維框架。冷戰期間，人們很容易把全球政治理解為包含了美國及其盟國、蘇聯及其盟國，以及在其中發生了大量冷戰鬥爭的不結盟國家組成的第三世界。這些集團之間的差別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據政治意識形態和經濟意識形態來界定的。隨著冷戰的結束，意識形態不再重要，各國開始發展新的對抗和協調模式。為此，人們需要一個新的框架來理解世界政治，而“文明的衝突”模式似乎滿足了這一需要。這一模式強調文化在塑造全球政治中的主要作用，它喚起了人們對文化因素的注意，而它長期以來曾一直為西方的國際關係學者所忽視；同時在全世界，人們正在根據文化來重新界定自己的認同。文明的分析框架因此提供了一個對正在呈現的現實的洞見。它也提出了一個全世界許多人們認為似乎可能和合意的論點，即：在未來的歲月里，世界上將不會出現一個單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將有許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並存。那些最大的文明也擁有世界上的主要權力。它們的領導國家或是核心國家——美國、歐洲聯盟、中國、俄羅斯、日本和印度，將來可能還有巴西和南非，或許再加上某個伊斯蘭國家，將是世界舞台的主要活動者。在人類歷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極的和多文化的。
在這樣一個多元化的世界上，任何國家之間的關係都沒有中國和美國之間的關係那樣至關重要。如果中國經濟在未來的10年或20年中仍以現在的速度發展，那么中國將有能力重建其1842年以前在東亞的霸權地位。另一方面，美國一貫反對由另一個強國來主宰歐洲或東亞，為了防止這樣的情況發生，美國在本世紀參加了兩次世界大戰和一次冷戰。因此，未來的世界和平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依賴於中國和美國的領導人協調兩國各自的利益的能力，及避免緊張狀態和對抗升級為更為激烈的衝突甚至暴力衝突的能力，而這些緊張狀態和對抗將不可避免地存在。
我於1993年發表的文章在中國和其他地方被批評為可能提出了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即文明的衝突由於我預測其可能發生而增加了發生的可能性。然而，任何預測都不是自我實現的或非自我實現的。預測能否實現依賴於人們如何作出反應。50年代和60年代，許多嚴肅的和信息靈通的人士認為蘇美之間的核戰爭實際上不可避免。但是這場核戰爭並未發生，因為人們意識到了它的可能性，並推動了武器控制和其他安排來確保它不發生。我所期望的是，我喚起人們對文明衝突的危險性的注意，將有助於促進整個世界上“文明的對話”。歐洲和亞洲國家最主要的政治家已經在談論需要抑制文明的衝突和參與這樣的對話。我所主持的哈佛國際和亞洲研究會正在積極地提倡這一努力。我相信，我的著作在中國的出版將鼓勵中國領導人和學者做同樣的事情。
塞繆爾·亨廷頓
1997年12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