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繆爾·菲利普·亨廷頓（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美國人，1927年4月18日出生於美國紐約，2008年12月24日逝世於美國馬賽諸塞州，享年81歲。美國當代著名的國際政治理論家。早年就讀於耶魯大學、芝加哥大學和哈佛大學，1951年23歲時即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並留校任教長達58年，並先後在美國政府許多部門擔任過公職或充當顧問。曾任哈佛大學阿爾伯特·魏斯赫德三世學院教授，哈佛國際和地區問題研究所所長，約翰·奧林戰略研究所主任。曾任卡特政府國家安全計畫顧問，《外交政策》雜誌發言人與主編之一，是《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的作者。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塞繆爾·菲利普·亨廷頓
- 外文名：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
- 國籍：美國
- 民族：盎格魯-撒克遜人
- 出生地：美國，紐約
- 出生日期：1927年4月18日
- 逝世日期：2008年12月24日
- 職業：學者
- 畢業院校：耶魯大學，芝加哥大學，哈佛大學
人物簡介,生平,學術著作,主要著作,進入政界,低調學者,其他相關,
人物簡介
塞繆爾·亨廷頓出生於紐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父親是一位旅館業雜誌的出版商，母親是一位短篇小說作家。亨廷頓很早便顯示其在學術方面的才華，他16歲進入耶魯大學，兩年半後就提前畢業。服完兵役後，他又在芝加哥大學獲得政治學碩士學位。1950年，年僅23歲的亨廷頓獲得了哈佛大學博士學位，畢業之後留校任教直到2007年退休。亨廷頓在哈佛的那班同學精英薈萃，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著名政治學家布熱津斯基均是其同班同學。而他最知名的學生包括創造了“歷史的終結”這一日常辭彙的著名學者福山，現為《新聞周刊》著名評論家的扎卡里亞等。
生平
美國當代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國際政治理論家。十六歲考入耶魯大學兩年半後旋即因“成績特優”畢業，後赴芝加哥大學攻讀碩士；1951年年僅二十三歲的亨廷頓在哈佛大學獲博士學位後留校任教，並先後在美國政府許多部門擔任過公職或充當顧問；生前任哈佛大學阿爾伯特·魏斯赫德三世學院教授；哈佛國際和地區問題研究所所長；約翰·奧林戰略研究所主任；曾任卡特政府國家安全計畫顧問；《外交政策》雜誌發言人與主編之一；美國政治學會會長。
2008年12月24日，亨廷頓在麻薩諸塞州逝世，享年81歲。美國哈佛大學2008年12月26日發布亨廷頓逝世的公告。隨著《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的流行和之後9·11的發生，亨廷頓幾乎和“文明的衝突”一詞畫等號。政治學家並不是政治家，他們通常很少有機會出現在公眾的視野內。但塞繆爾·亨廷頓卻是個例外，他創造出的辭彙例如“第三波”和“文明的衝突”，早已為人們所熟知，他對世界局勢的看法也總是令人無法忽視。他已經不僅僅被視為一位政治學家了，而是一位政治思想家，影響之大，使得他的辭世也變成了一個公眾事件。
亨廷頓在2004年世界經濟論壇的照片
亨廷頓在2004年世界經濟論壇的照片學術著作
主要著作
亨廷頓在國際政治方面著述頗豐，一般被認為是持保守觀點的現實主義政治理論家。《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是其理論的奠基之作，該書從第三世界各國存在的實際情況出發，提出了第三世界國家走向現代化的“強政府理論”，其要義是，第三世界國家在進行現代化變革的過程中，要根除國內政治的動盪和衰朽，就必須建立起強大的政府，舍此無他路可走。所謂強大政府也就是有能力制衡政府參與和政府制度化的政府。亨廷頓在這本書中卓越的理論貢獻使得該書成為研究現代化理論的經典之作。
亨廷頓生前參與編寫了17本書，大部分是關於美國政府、民主進程、軍事政治和政治發展。此外，他還撰寫了90多篇學術論文。在亨廷頓的著作中，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最為著名，已經被翻譯成39種文字出版。在這本書中，亨廷頓認為在冷戰後的世界，文化和宗教的差異而非意識形態的分歧將導致世界幾大文明之間的競爭和衝突。這一觀點在學術界引起廣泛辯論和爭議，特別是在“9·11”恐怖攻擊發生後。1991年，亨廷頓出版了《第三波：20世紀末民主化浪潮》，探討了在他看來是20世紀後期的一項重要的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全球性的政治發展的狀況，即發生在1974—1990年期間的全球民主化浪潮。亨廷頓指出，從1974年葡萄牙走上民主化的道路開始，大約30個國家由非民主政治體制過渡到民主政治體制，相繼走上了民主道路。民主制度在如此短的時間內急速成長，成為人類歷史上最壯觀也是最重要的政治變遷。他認為，在第三波之後20年的今天，民主化的條件遠比以前有利得多，西方自由民族國家的各國政府在促進全球民主化方面都可以有更大的作為。共產國際已經壽終正寢，如今該是建立民主國際的時候了。1996年，亨廷頓出版了《文明衝突和世界秩序重建》一書，系統地提出了他的“文明衝突論”。認為冷戰後，世界格局的決定因素表現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西方文明、東正教文明、拉美文明，還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戰後的世界，衝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識形態，而文化方面的差異，主宰全球的將是“文明的衝突”。除上述著作外，亨廷頓的主要著作還有《難以抉擇》、《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美國政治》、《現代社會中的權威政治》、《民主的危機》等。
新書《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他在書中提出，墨西哥移民等大量湧入美國，威脅著美國的傳統認同感和民族團結，再度引發爭議。此外，亨廷頓的《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和《第三波——20世紀後期民主化浪潮》等著作也有較大影響。
進入政界
1967年後，年輕的亨廷頓進入政界，在詹森政府內任職。他撰寫了一篇長達百頁的關於越南戰爭的報告。在這篇報告中，亨廷頓一方面支持政府擊敗北越的總目標，另一方面又認為美國為了實現這一目標而採取的手段是完全錯誤的。報告之後發表在1968年7月的《外交》季刊上，當時激進的哈佛學生占領並焚燒了他辦公的國際事務中心，有人還在他的寓所門口塗上了這樣的標語：“戰爭罪犯居住於此。” 作為官員的亨廷頓對越南戰爭的看法背後，其實隱藏著他逐步形成的對當時整個世界政治大潮的一個總體看法。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國際形勢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有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獲得獨立，因此政治現代化的問題也就成了社會科學界的一個重大問題。亨廷頓在1968年出版的《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中詳細闡釋了自己對這一問題的看法。該書的一個中心觀點是，美國的歷史經驗並不適合用來理解當今開發中國家政治民主化過程中遇到的挑戰。美國的經驗在於如何限制政府權威，而亞非拉新獨立國家的問題在於如何建立起政府權威。
“問題不在於舉行選舉，而在於建立組織。”他說。因此，亨廷頓反對美國在第三世界國家不切實際地推行民主改革。他認為美國如果要在國際上推行自己的價值觀的話，那么首要的事情應該是讓自己站在道義的上風，從而削弱對手，而不應當承擔從內部改造不發達社會的義務。
之後，在卡特總統任期內，卡特政府的人權外交政策就出自亨廷頓的謀劃。此外，他還和布熱津斯基一起對美蘇關係作了總體性地評估，雖然當時蘇聯擴張的態勢咄咄逼人，但是他倆大膽預言，蘇聯的優勢是暫時的，西方必定贏得冷戰。他們強烈建議美國發展軍事力量，並且在波斯灣地區部署一支快速反應部隊。在卡特政府的最後兩年以及整個裡根政府的八年期間，這些建議都變成了現實。
卡特下台之後，亨廷頓重回哈佛，在《美國政治：不和諧的希望》一書中，亨廷頓問道，為什麼歷史上許多年代的人們都循規蹈矩，而某一代人卻會變得如此叛逆?亨廷頓認為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經歷了一個“信念激情期”，而且每隔幾代人就要發作一回。亨廷頓把這種觀念稱為“美國信念”。這種信念構成了美國國民性的重要方面。正是這種強調民主、平等、個人主義的“美國信念”，才是美國與舊大陸、與它先前的母國英國的根本不同之處。亨廷頓寫道：“批評者們說美國是一個謊言，因為它的現實與它的理想相差如此懸殊。他們錯了，美國不是一個謊言，而是一個失望。但之所以是一個失望，正因為它同時也是一個希望。”
低調學者
儘管他的理論一直是學術界、政界和媒體爭論的焦點，但亨廷頓本人卻是一個非常低調的學者，他的學術聲譽是靠著17本著作和一系列論文建立起來的。此外，他還曾出任美國政治科學學會主席、又是著名的《外交政策》雜誌的創辦人之一。亨廷頓曾經說過：“如果一個學者沒有什麼新東西的話，他就應該保持沉默，對真理的探求與學術爭論是一回事”。“靦腆”、“學究氣”、“不善言辭”，這是朋友眼中的亨廷頓，這幾個詞與理論著作中的塞繆爾·亨廷頓大相逕庭，無論是《文明的衝突》、《我們是誰》還是《第三波》、《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等，他書中顯露出的思想犀利、咄咄逼人，總是試圖挑戰我們對這個時代社會政治的常識，或者說他總是偏離學術“政治正確”的長隊。 亨廷頓是矛盾的複合體。在政治思想上，他有一顆自由主義的心，卻用保守主義的大腦思考；他被稱為“美國右翼思想家”，其本人卻是民主黨的終身黨員。1957年，亨廷頓在《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保守主義》中說：“美國的政治智慧不是從我們的觀念，而是從我們的制度中體現出來的。最需要的不是創造更多的自由制度，而是成功地保護那些已經存在的制度。”在他看來，自由主義是宣揚個人主義、自由市場、法治的意識形態，而古典保守主義是一種維護自由制度生存的理性。真正的保守主義在於維護已經存在的東西，而不應到國外四處討伐或在國內引起激變。亨廷頓與美國那些真正右翼思想家其實相去甚遠。
亨廷頓最為震撼世界的著作無疑是《文明的衝突》。在《文明的衝突》一書中，他又引用科學哲學家庫恩的話：“一種理論要想被接受為一個範式，必須看上去強於其競爭對手，但它不必要解釋，也從來沒有解釋所有它可能遇到的事實。”亨廷頓本人也承認國家仍然是冷戰後國際政治最重要的行為體，但他指出，以國家為中心的國際政治範式“在整個歷史上一直是有效的，但它因此無助於我們理解冷戰後的全球政治如何不同於冷戰期間和冷戰之前的全球政治”。至於文明衝突的範式不能解釋兩次世界大戰及兩伊戰爭這類重大事件的指責其實根本不能成立，因為“文明的衝突”這個範式並不是用來解釋古往今來一切國際問題的總體性理論。亨廷頓提出的只是一種解釋冷戰後國際政治現象的新範式。
有人說《文明的衝突》預言了此後的“9·11”，這樣的讚譽對亨廷頓本人來說是一個尷尬的話題。“9·11”後，亨廷頓罕見地多次接受媒體採訪，指出當今的反恐戰爭並非文明的衝突。但他在書中也曾說道，“鑒於穆斯林和西方相互的普遍看法，以及伊斯蘭極端主義的興起，伊斯蘭和西方在1979年伊朗革命之後展開文明間的準戰爭便不足為怪了。……在這場準戰爭中，雙方都在利用自己的實力和對方的弱點。從軍事角度看，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場恐怖主義對空軍的戰爭。”這可能是當時他處於“政治正確”壓力而做出的無奈之舉。“我依然堅持我的論點。”2007年，亨廷頓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文化的衝突與聯繫，在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上，不僅是一個簡單角色而是一個重要角色。”
其他相關
“矛盾”的亨廷頓
很不幸地，他身後的名聲主要與“文明衝突論”聯繫在一起——在被談及時，他已被簡化為“提出文明衝突論的那個亨廷頓”。政治思想家的名字往往會與他提出的最為人所知的概念聯繫在一起，例如約瑟夫·奈的“軟實力”、福山的“歷史的終結”，這種簡化的努力在便於記憶上也許是必要的，但卻掩蓋了他們更為複雜深刻的思想。而“文明衝突論”自1993年提出後，給他帶來的與其說是學術聲譽，倒不如說更多的是爭議甚至責難。
塞繆爾·亨廷頓
塞繆爾·亨廷頓亨廷頓經常是一個政治立場受爭議的人物。在美國這個政治重心偏右的國度里，他是一個具有濃重保守傾向的自由主義者：雖然是相對靠左的民主黨終身黨員，但他卻常被視為一個右翼思想家。他既推崇自由主義，矢志研究戰後第三世界國家的民主化浪潮，同時卻又反對美國主動干預和加快這些民主進程，在其1968年發表的名著《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中，他警告說“國家之間政治上最重要的區別，不在於政府的形式，而在於政府的水平”——在此他甚至坦率地承認：對處於現代化過渡階段的第三世界國家來說，重要的不是民主與否，要緊的倒是建立能保證社會穩定的政治組織；換言之，關鍵不在限制權威，倒是建立權威。當然在他本人看來，這兩者並不矛盾，因為它們都統一於一顆固守現實政治的大腦之中。
“不祥的預言”——“9·11”事件與文明衝突論
亨廷頓本人非常低調，甚至以“靦腆”、“學究氣”著稱，但在論戰中他總是言辭犀利，鋒芒直指，雖然觀點經常刺激大眾的神經，他的立場卻從不退縮。1993年提出“文明衝突論”時他的觀點已頗受爭議，三年後他非但不後撤，反而以洋洋灑灑四百頁的篇幅更系統地闡述自己的觀點，即著名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此書的問世可說是一顆重磅炸彈，很快譯成39種文字，引發一種“榴槤效應”——喜歡者很讚賞，而厭惡者對其抨擊反對之多，幾乎可以用“圍剿”來形容。在冷戰後洋洋得意的太平氣氛中，他發出了一個不受歡迎的預言：今後國際間的衝突將主要在各大文明之間展開，這種異質文明的集團之間的社會暴力衝突（他稱之為“斷層線戰爭”）不但持久而且難以調和。2001年“9·11”事件發生後，立刻就有人將之與文明衝突論聯繫起來，並將之視為一個不祥的預言。
塞繆爾·亨廷頓
塞繆爾·亨廷頓既然他如此看重文化及認同的特殊性，因此也就不難理解他為何要寫《我們是誰》了——這本2004年出版的新著再次挑戰美國上世紀60年代以來的文化多元主義，稱這實際上是“一種反西方的意識形態”，憂慮美國這個熔爐將難以把新移民“合眾為一”，這個“大拼盤”也許最終將葬送美國立國的根本精神。
在這些觀點中，無不可以看到一個基於現實政治原則的保守思維的身影。亨廷頓在哈佛大學讀博士時的同班同學基辛格、布熱津斯基也都是這一類絕對冷靜的現實主義政治家。在他們看來，歷史上理想主義帶來的問題比解決的問題多得多，而現實主義者之所以犯錯誤只不過是因為偏離了現實政治的原則。雖然很多人批評亨廷頓作出了一個危險的預言，但他聲明自己僅僅是想喚起人們對文明衝突危險性的警惕，進而促進文明之間的對話——他寧可要一個建築在悲觀之上的樂觀，也不要一個在他看來忽視潛在差異和危險的盲目樂觀。
“未來十年全球政治焦點是文化”
2006年10月，亨廷頓接受了《伊斯蘭》雜誌專訪。
《伊斯蘭》雜誌：您提出文明衝突理論，認為“現代全球的政治，應當基於全世界不同宗教與文明間的深刻衝突來理解”。這一理論在“9·11”之後被人們一再提起。如今，對抗恐怖主義的戰爭往往被看成是“西方與伊斯蘭的對抗”，您認為用您的理論來說明西方與伊斯蘭之間的對抗恰當嗎？
亨廷頓：有觀點認為，未來十年國家間關係將更傾向於反省文化責任，他們的文化聯結以及與其他國家間的對抗。我書中對文化衝突的論證是對這種觀點的回應。很明顯，權力還會一如既往地在全球政治中扮演中心角色。但在權力之外，還有其他的東西存在。18世紀，歐洲的君主政體對抗著首先在美國後來在法國出現的共和政體。19世紀，不少民族與人民開始嘗試定義自身的民族主義，以及創立體現他們民族性的國家。20世紀，意識形態占據主要地位，法西斯主義、自由民主主義等等，自由民主主義至少在理論上已經被接受。那么未來十年全球政治關係的焦點會是什麼呢？我認為文化身份差異、文化對抗性和文化關聯性會扮演主要的角色。國家間會加強合作，尤其是當他們分享共同的文化時，這在歐洲會表現最突出。我認為，政治很大程度上會被文化相似性與對抗性所引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