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daniyatlar Tokunuxi（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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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我的文章在世界上引起了這么大的興趣並刺激了這么多的討論，為什麼我的著作至今已被翻譯成22種不同的文字，並具有相應的影響？我認為，答案是，人們正在尋求並迫切地需要一個關於世界政治的思維框架。冷戰期間，人們很容易把全球政治理解為包含了美國及其盟國、蘇聯及其盟國，以及在其中發生了大量冷戰鬥爭的不結盟國家組成的第三世界。這些集團之間的差別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據政治意識形態和經濟意識形態來界定的。隨著冷戰的結束，意識形態不再重要，各國開始發展新的對抗和協調模式。為此，人們需要一個新的框架來理解世界政治，而“文明的衝突”模式似乎滿足了這一需要。這一模式強調文化在塑造全球政治中的主要作用，它喚起了人們對文化因素的注意，而它長期以來曾一直為西方的國際關係學者所忽視；同時在全世界，人們正在根據文化來重新界定自己的認同。文明的分析框架因此提供了一個對正在呈現的現實的洞見。它也提出了一個全世界許多人們認為似乎可能和合意的論點，即：在未來的歲月里，世界上將不會出現一個單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將有許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並存。那些最大的文明也擁有世界上的主要權力。它們的領導國家或是核心國家——美國、歐洲聯盟、中國、俄羅斯、日本和印度，將來可能還有巴西和南非，或許再加上某個伊斯蘭國家，將是世界舞台的主要活動者。在人類歷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極的和多文化的。

在這樣一個多元化的世界上，任何國家之間的關係都沒有中國和美國之間的關係那樣至關重要。如果中國經濟在未來的10年或20年中仍以現在的速度發展，那么中國將有能力重建其1842年以前在東亞的霸權地位。另一方面，美國一貫反對由另一個強國來主宰歐洲或東亞，為了防止這樣的情況發生，美國在本世紀參加了兩次世界大戰和一次冷戰。因此，未來的世界和平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依賴於中國和美國的領導人協調兩國各自的利益的能力，及避免緊張狀態和對抗升級為更為激烈的衝突甚至暴力衝突的能力，而這些緊張狀態和對抗將不可避免地存在。

我於1993年發表的文章在中國和其他地方被批評為可能提出了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即文明的衝突由於我預測其可能發生而增加了發生的可能性。然而，任何預測都不是自我實現的或非自我實現的。預測能否實現依賴於人們如何作出反應。50年代和60年代，許多嚴肅的和信息靈通的人士認為蘇美之間的核戰爭實際上不可避免。但是這場核戰爭並未發生，因為人們意識到了它的可能性，並推動了武器控制和其他安排來確保它不發生。我所期望的是，我喚起人們對文明衝突的危險性的注意，將有助於促進整個世界上“文明的對話”。歐洲和亞洲國家最主要的政治家已經在談論需要抑制文明的衝突和參與這樣的對話。我所主持的哈佛國際和亞洲研究會正在積極地提倡這一努力。我相信，我的著作在中國的出版將鼓勵中國領導人和學者做同樣的事情。

塞繆爾·亨廷頓

1997年12月6日

作者介紹

薩繆爾·亨廷頓（Huntington·Samuel·P，1927-4-18～2008-12-24）美國政治學家。早年就讀於耶魯大學，後在芝加哥大學與哈佛大學獲碩士與博士學位。歷任哈佛大學政府學講座教授、國際事務中心主任、政府學系主任，曾參與創辦《外交政策》雜誌，擔任過美國國防部等部門的顧問，1977～1978年任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安全計畫小組的負責人。1987年因在比較政治學領域中的貢獻當選為美國政治學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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