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叫文化震盪症。指在非本民族文化環境中生活或學習的人，由於文化的衝突和不適應而產生的深度焦慮的精神症狀
而不是指臨床上那種由於疾病引起的喪失意識的病理性休克，屬於醫學專屬名詞。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文化休克
- 外文名：culture shock
- 地點：美國
- 創作者：奧博格
- 時間：1958年
簡介,漫談,與恐外症,特點,經歷階段,原因,應對策略,案例分析,
簡介
“文化休克”(Cultural Shock)是1958年美國人類學家奧博格(Kalvero Oberg)提出來的一個概念，是指一個人進入到不熟悉的文化環境時，因失去自己熟悉的所有社會交流的符號與手段而產生的一種迷失、疑惑、排斥甚至恐懼的感覺。“休克”本來是指人體重要功能的喪失，如身體失血過多，呼吸循環功能衰竭等。但是，當一個長期生活於自己母國文化的人突然來到另一種完全相異的新的文化環境中時，其在一段時間內常常會出現這種文化休克的現象。
漫談
文化休克這種現象的產生常常是由於突然處於異已文化生活環境或者是在長期脫離原有的文化生活環境，後來又回到自己原有文化生活環境；也可以是由於同時分別忠誠於兩種或多種文化心理時產生的。文化休克常見於移民當中或者是在一個社會內，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因文化生活環境發生根本性改變的時候。
關於跨文化和社會文化變遷與心理狀態及精神衛生的研究日益被各國各民族所關注。因此，世界各地均有報導，比如：丹麥學者Mirdal曾對女性土耳其移民進行調查，發現這些女性移民多數有心理和軀體反應，最多的是緊張感。其原因除疾病，職業，居住擁擠因素外，與她們長期夫妻分居，文化水平及宗教信仰、價值觀念、生活方式與當地文化生活環境衝突，語言障礙等因素有關。同時這些移民在心理方面存在著嚴重的焦慮，無助和壓抑感。
Graves在紐西蘭調查結果：並非所有移民都伴有心理問題，如移居紐西蘭的Ploynesian人，他們文化水平低，城市生活經驗少，需供養的人多，但是他們的心理問題卻少。通過人格測查發現這些移民多具有攻擊性小，較溫和等特徵，這一因素起到了緩衝社會環境應激的作用。
Gorney從巨觀角度曾對美國民族自身發展中的心理衛生問題進行研究，結果發現：人的成就，攻擊性和心理苦惱部分，取決於競爭性和人際關係；當有高水平的社會協同性時，人的攻擊和心理苦惱就降低，然而成就水平卻不受影響。這就是說，人們不必以降低向成就的進取為代價，來換取減低社會壓力。在現代化的進程中，逃避攻擊性和心理苦惱被視為是不可避免的副作用。但是，通過促進社會的協同性行為，例如：使個體和社會同時都受益的行為模式，可以減弱，甚至消除這種副作用。
我國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多民族的國家，國內地區，民族文化，經濟發展不同也不均衡，文化民俗也有很大差異。同時，隨著現代化經濟建設和對外開放的深入，與外來文化的互動影響日漸突出，這方面的研究也逐漸增多。
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侵略軍投降後，在中國東北地區日本人遺留下約三千個孩子。這些“日本孤兒”在民間的幫助下不少人回日本尋親，據估計，迄今已有近千名日本孤兒和他們的中國家屬已遷往日本，也有不少日本孤兒和家屬仍留居中國。這些日本孤兒是在中國的文化生活環境中成長並度過了三、四十年，雖說是“回歸”日本，但是他們面對的卻是一個新異的社會生活環境，自然存在適應問題，在語言、生活方式、經濟等各方面會有更大的適應難度。日本學者江田敬介，對日裔86人，中國配偶77人和他的子女203人，在日本生活三個月後的心理適應問題進行調查，結果表明：日裔組焦慮、強迫、敵意、恐怖明顯增高；配偶組焦慮、敵意顯著增高，這種增高與移居動機強烈程度有關，愈強者，增高愈明顯。說明當初歸住動機越高的人，越顯示出更多的心理問題。其次學習掌握新語言的能力及對新異文化環境的適應，也是重要因素。
文化休克，是當一個人突然處於一種新異的文化生活環境而產生的，一種暫時的社會性隔離，焦慮，抑鬱的心理狀態。人的焦慮，抑鬱情緒體驗的變化都有明顯的時間性與條件性。另外，這些情緒與人格、自身價值觀也有關係，特別是過分追求完美，害怕失敗或好尋求讚許，把自己的愉快認為來自外界等特點的人，最容易引起心理衝突。因此，文化休克的預防，除增加對新異文化生活環境的適應能力外，還需要提高自身的心理素質。
與恐外症
筆者到美國後不久便強烈地體驗到了這種“文化休克”的存在。
儘管是筆者學社會學的，在去美國之前已經有了充分的思想準備，尤其在社會文化與生活方式方面，閱讀了大量有關美國歷史文化與社會習俗的書籍，自以為已經對美國社會有了相當程度的了解，但到美國以後還是有一種強烈的不適應感。原因不僅是因為中國與美國之間存在著巨大的文化差異，而且整個社會環境都有著較大的反差。比如，對於習慣於在中國大都市生活的我，每天見到的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街面上的商店無論春夏秋冬、白天黑夜都是敞開大門迎接顧客（尤其是在上海），而我所在的美國密西根州，由於冬天氣溫很低，偌大一個城市，即使是最繁華的中心城區，也幾乎見不到一個人，所有商店都緊閉著大門，讓人感覺好像都停止營業了。對於初來乍到的人來說，要到商店買些日用品確實不容易，大一點的商店、超市都位於市郊，沒有車子根本不可能去採購，而小一點的商店，如果單從店名上來看，也許您永遠無法知道它究竟是賣什麼的。不是說美國的市場經濟是全世界的典範么？怎么要買些小東西卻感到非常困難，即使我住在市中心區都是如此，而在上海，就在我居住的樓下就可以買到任何日常用品。
其實，像我這樣初來美國就遭遇文化休克的人非常普遍，經與當地許多華人朋友的交流，我了解到幾乎每一個中國人剛來到美國時都曾有過這種文化休克的感受，有的來美國10多年甚至很長時間了，仍然難以克服文化休克及其後遺症。中國文化與美國文化的確在許多方面存在著巨大的差異，中國文化的精髓是強調協調、平和，以不變應萬變，而美國文化是以基督教為立國之本的，強調科學的進取及民主法治的遊戲規則，重視發展、變化；中國文化強調群體與家庭的利益，是一種社群主義取向的文化，而美國文化則注重個人的權力與隱私，是一種個體主義取向的文化。如果單從文化學的角度來看，我們常說文化休克產生的根源主要在於原有文化模式的根深蒂固，當一個人面對新的文化形態時，如果他還以原有文化作為認識和評判現有一切現象與行為的標準，就必定會產生出文化休克現象。但是，如果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我覺得這只是一種文化表象而已，更為深刻的原因還是在於社會環境的巨大差異。狹義地理解，文化只不過是一種標識性的符號罷了，一種表達思想與實物的形式，它需要一種載體來創造與承傳，而社會環境就是一個最為深刻和廣博的載體。如果不是因為社會環境的巨大差異，這種文化休克的感覺可能就會輕許多。因為文化可以習得（就像我通過書本來學習美國文化一樣），而社會環境卻是無法複製的。比如，在中國您四處看到的首先是人，而在美國您首先看到的是車。習慣於在中國大都市生活的人，到美國以後首先就會存在著一種視角反差，尤其在美國的中小城市，那裡很少有高樓大廈與聚集在一起的人群，很難看到穿梭運行的公車與計程車，除了見到來來往往的小汽車，街面上幾乎沒有人在走動，連找個問路的人都很難。這對於那些習慣在熱鬧場景與濃濃人際關係中生活的中國人來說，的確有點難為了。
這種文化休克帶來的一個嚴重後果就是直接導致恐外症的出現。恐外症（xenophobia），亦翻譯成“仇外症”，簡單地說就是指對外國人的恐懼與仇恨。當一個人身處異國或異文化區域，語言不通，文化生活習俗不同，周圍的人在外表、衣著、行為習慣、生活方式，甚至膚色和種族等各方面均與自己不同時，會導致身處異國或異文化的人為人處事不知所措，從而在心理產生一種說不出的極度恐懼感，甚至過度敏感，憂心忡忡，處處設防，並最終由恐懼而產生一種對外國人的仇恨心態。恐外症主要發生在外來文化的個體或群體身上，其主要表現為對客家文化的恐懼與仇恨，但也可能發生在已身處主文化的個體或群體身上，其主要表現為對外國人或外來文化入侵的恐懼與仇恨。
中國由於其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特徵，數千年來除了幾次短暫地接觸非中華文化之外（如佛教的傳入、成吉思汗蒙古帝國帶來的西域文化以及近代歐美強勢文化的入侵），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一直被喜馬拉雅山脈、西伯利亞及太平洋這三大天然屏障相對隔絕。在這種相對封閉的環境下，造就的文化及其社會經濟發展後果要么是非常發達（如中國古代的唐朝前後），要么是非常落後（如中國近代滿清晚期以後），究其原因主要是缺乏與世界其他文化與社會的比較與交流，以致自己的發展程度是快還是慢全然不知。而且在社會心態上還帶來一個更為嚴重的後果就是對待異文化或外國人不是瞧不起、惟我獨尊，就是極度恐懼、阿諛奉承、俯首稱臣。這兩種看似矛盾的社會現象，其實說到底都是恐外症的一種表現形式而已，在本質上他們並沒有什麼根本差別。
從歷史上來看，中國人的恐外症似乎一度很嚴重。遠的不說，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中國人就表現出了極度的恐外症，看到“洋人”就害怕，結果只好割地賠錢、俯首稱臣。後來，這種恐外症又開始演變成了一種崇洋症（本質上還是一種恐外症），只是崇拜的對象不同罷了。一部分人崇拜美國山姆大叔，另一部分人則崇拜蘇聯老大哥，而且都是崇拜的五體投地，其最終結果自然少不了吃大虧。這之後，我們又高喊要獨立自主，增強民族自豪感，話雖如此，但實際上“恐外“與“崇洋”之間的變換更為頻繁了，即崇又恐，忽崇忽恐，崇恐交加，真是害苦了不少中國人。即使是在國門已打開了20多年的今天，許多中國人的崇洋與恐外症仍然沒有消退。
在美國，許多中國人面對日新月異、變化無窮的當代美國社會，覺得很陌生而難以適應。尤其對大多數到達美國的大陸新移民來說，3P（Ph.D., P.R., Property；即博士學位、永久性居住權和房產）是他們實現花旗夢的重要標準和目標。此外，與洋人結婚，也是新移民實現同化和歸化的一條捷徑。但在這一過程中，恐外症無疑成了實現他們花旗夢的最大障礙。我曾詢問過在美國的許多華人朋友，他們都承認自己不同程度地存在著這種恐外症，尤其是在到美國的初期。有一位華人，已經在美國生活了近40年，能夠說一口流利的英語，也有極好的職業與社會地位，但他的社交圈卻一直只在華人內部發展，很少在工作之餘與當地美國人有交往。這位朋友告訴我，在美國的中國人大致有三種，分別稱之為“CBC”（Chinese-Born Chinese）、“CBA”（Chinese-Born American）和“ABC”（American-Born Chinese）。前面兩類人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能夠流利地說中英文，後一類更多的是受美國文化的影響，大多已不會講中文了，但華人無論出現在哪裡，他們的族群關係與文化傳統的影響卻是無法改變的，也許，對於許多“ABC”來說，崇洋與恐外症的程度要輕很多。
其實，許多時候，這種恐外症的產生是沒有絲毫理由的，完全是個人的一種主觀感覺，而這種感覺猶如文化休克一樣又多半來源於自己的文化中心主義觀念，即以自己的社會文化為標準去衡量其他的社會文化，劣則嗤之，優則崇之，久而久之就會患上恐外症，美國人也是如此。前幾年有一名美國白人在匹茲堡槍殺了五名少數族裔、血洗雅飛中國餐館的案件曾引起世界媒體的廣泛關注，美國第二大報業集團奈特利德新聞社曾發表評論，呼籲治療美國人的恐外症，甚至還有美國學者指出，其實多數美國人都已患上恐外症，你可以在政治家關於加強邊界和驅趕移民的講話中看到這種症狀。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個在匹茲堡槍殺少數族裔的人就是一名移民事務所的律師。他一方面為許多外國人辦理移民事務，另一方面又極度恐懼和仇恨這些外國人，這種雙重性格恰恰也體現了美國的移民政策：它需要外國勞動力，但不需要他們的人口；需要外國技術，卻對他們的食品味道或面孔嗤之以鼻。因此，與文化休克一樣，恐外症也不是天生的，而是社會文化環境造成的，是從自我的文化標準出發來評判異類文化時的一種文化偏見與心理偏差。當您用一種平視的眼光來看待異文化與他國時，您會很自然地看到不同文化的優劣，即使認識到了自我文化的劣根性，您也會清楚地意識到這只不過是大海中的一朵不很美麗的浪花而已，因為一種文化既然能夠千百年地承傳下去，就一定有其存在與承傳的理由。
今天的美國社會，正在致力於培養“膚色色盲症”和“種族麻木症”的一代，也許是經過了無數次的種族衝突與爭論，文化多樣性已越來越被美國年輕的一代所認同。當我穿梭於藍眼睛、黃頭髮的大學校園時，似乎很少能夠發現有異樣的眼光投向我，因為他們早已經習慣於周邊不同種族、膚色、語言的人群了。今天的美國人，來自於世界160多個國家，誰都沒有理由要求別人來接受自己的文化。這或許正是開放與自由帶來的一種未預期的後果吧。相比之下，中國文化天生所具有的一種“隱退”慣習卻造成了許多對異域文化的不適應，文化休克與恐外症就是其中的一例（有學者研究指出，中國人與西方人相比，無論是文化休克現象，還是恐外症心理都是比較嚴重的）。
當然，文化休克與恐外症並不是一種什麼疾病，而是一個學習的過程，一種複雜的個人體驗，雖然期間自己可能會產生某種不舒服甚至痛苦的感覺，但它不會以同樣的方式影響所有的人，甚至對同一個人在同樣環境的不同時期也有著不一樣的影響。因此，對於那些將要或已經處在異文化區域中的人來說，既然社會環境是個體無法一時改變的，那么，就應該學會自我的文化調適。當一個人遭遇文化休克，並可能因此而產生恐外症的時候雖然我們不能阻止文化休克的再度發生，也無法一時擺脫恐外症的出現，但至少可以減輕進入新的客家文化的適應壓力。從某種意義上說，即使是再嚴重的文化休克現象和恐外症心理，也稱得上是一種新的文化體驗和心理感受吧。
特點
當一個人到一個新的環境中工作時，開始會有一段時間的興奮期。在這段時間，人們感到新鮮、刺激、有激情。但是，這段興奮期過後，人們又會進入文化休克期。
經歷階段
文化休克大體經歷4個階段：蜜月階段、沮喪（或敵意）階段、恢復調整階段和適應階段。人是有文化差異的，明智的、成功的國際經理人應妥善地駕馭這些差異，使其成為自己的核心能力。在“走出去”的過程中，如果不能正確認識和跨越“文化休克”，不僅將對公司造成巨大經濟損失和時間浪費，同時還給失敗的外派經理心理和家庭造成難以醫治的創傷。
原因
1.在異國文化中喪失了自己在本國文化環繞中原有的社會角色，造成情緒不穩定。
2.價值觀的矛盾和衝突。長時期形成的母文化價值觀與異國文化中的一些價值觀不和諧或相牴觸，造成行為上無所適從。
3.異國文化中，生活方式，生活習慣等方面的不同使得身處異鄉的人難以適應。
應對策略
針對第一種原因，即本國文化環境中原有角色的喪失，我們應當意識到，既然社會環境是個體無法一時改變的，那么就應該學會自我的文化調適。而這首先需要認識到任何一次重大的文化轉換都可能產生巨大的壓力與焦慮，但這種壓力與焦慮卻是一種正常的社會適應性後果。當一個人遭遇“文化休克”，並可能因此而產生“恐外症”的時候，其不僅需要具有個人的自尊、真誠與信心，而且還需要保持健康的自我意象和重塑個人文化需求的良好願望。雖然我們不能阻止“文化休克”的再度發生，也無法一時擺脫“恐外症”的出現，但至少可以減輕進入客家文化的適應壓力。從某種意義上說，即使是再嚴重的“文化休克”現象和“恐外症”心理，也稱得上是一種新的文化體驗和心理感受吧。
針對第二種原因，即價值觀的矛盾與衝突，我們應當意識到，價值觀方面的分歧往往是潛在的，不容易察覺的，同時又是難以逾越的障礙。有些華人在美國生活幾十年，在許多方面與美國白人幾乎沒有差別，但是，在價值觀方面依然與美國自人存在很大分歧。所以，跨文化交際研究者一般都不主張異國人徹底本土化或完全按照本地人的風俗習慣行事。一方面，我們很難真正做到這一點，如果做的不地道，往往會鬧出不少笑話：另一方面，跨文化交際並不要求某一方放棄自己的風俗習慣和價值觀．只是要求在交際中儘量理解對方，在問題的認識和處理方面儘可能一致．以求得與對方更好的合作。
針對引發文化休克的第三種原因，即生活方式與生活習慣的不適，則是相對容易解決得多了。俗話說入鄉隨俗，飲食等問題的不適，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會逐步適應。而且，隨著經濟的全球化與交通的愈加便利，人們越來越發現，幾乎在世界的任何一個角落，我們都可以按照自己喜歡的方式去吃、穿、住、行了。
文化休克不是天生的，而是社會文化環境造成的。它是從自我標準出發來批判異類文化時的一種文化偏見與心理偏差造成的。只要我們用一種平視的眼光來看待異文化．便會清楚地意識到，這不過是大海中水波蕩漾時激出的浪花而已。一種文化既然能夠千百年承傳下去，就一定有其存在與承傳的理由。我們只有通過不斷審視自我，認識他人，真正做到對異國文化的“奇”而不“驚”，這才是找到了文化休克的真正對策。
案例分析
一、表現
留學生對新環境的適應表現在其學習和生活的各個方面，是一個逐漸發展的心理過程。通過對學生的觀察，大致可人為地分為蜜月期、休克期、恢復期和適應期4期。
在剛到學校的時候，學生會表現出很強烈的新鮮感，不管看到什麼都覺得很新奇、興奮，話很多，非常願意結交新朋友，在一起談學習、聊生活。在這個階段里，學生的情緒是積極的，稱之為蜜月期。
在此階段，學生最大的特點是變得不安、孤單，稍微出現一點挫折就開始抱怨，對周圍的老師和同學或對某門課程產生厭煩甚至憎恨感。此時，他們往往會特別懷念自己的家鄉和親人，這種懷念使得與現實的差異進一步加深，厭倦感更加強烈，學生會變得敏感、孤僻，對學習沒興趣甚至厭學，喜歡一個人或來自同一邦的幾個人組成一個小團體，把自己和外界孤立開。在這個時期，學生情緒波動比較大，容易產生矛盾，處理問題方法簡單，是產生問題的多發期。
再經過更長一段時間的學習生活後，就會進入一個相對平穩的時期，即恢復期。在恢復期，隨著對新環境地不斷適應，留學生的思想、認識也不斷改變，逐漸熟悉了這裡的語言、食物、風俗習慣，特別是與中國同學問交流增加後，發現自己能夠解決一些問題了，心裡上的孤獨、失落感逐漸減少，自信心逐漸增加，於是重新振作起來，對學習和生活又充滿了熱情。
再後來，通過反覆不斷地磨合，調整心態，進一步適應新環境，並接受了學習生活狀態後，就能很融洽地與周圍的人和平相處。這時，學生的性格也變得更加開朗，學習的積極性也明顯提高，學生間出現問題的頻率明顯減少，這個時期就是適應期了。
當學生進入適應期之後，自己的交際能力、問題的處理能力和自我調節能力都有明顯提高，學習和生活也就步人了正軌。
二、教學和管理對策
1.文化背景
在尊重留學生不同的宗教信仰、價值觀念和文化習俗等方面的同時，我校對留學生實行單獨、統一的管理，配有專門的留學生公寓、留學生食堂，儘可能地提供舒適的生活服務設施，為他們營造良好的學習和生活環境。由於宗教在這幾個國家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對於留學生不同的宗教信仰，教師要有一定的了解，並予以重視。對學生在正常範圍內進行宗教活動應給予尊重。當學生需要外出進行禮拜等集體活動時，要向學生說明注意自身安全，外出和歸來應向有關負責人報告。此外，在日常管理中向學生介紹中國的文化，並在此基礎上規範學生的行為，使其既得到了重視又不違反學校的相關規定。
2.轉變管理觀念，探索管理方式
剛性管理注重硬性命令約束，管理思維是非此即彼，制度是其核心。其優點是利於執行，便於考核，對保障和維持學校的正常教學秩序有重要作用。但由於制度的硬性規定容易導致管理者與學生間產生矛盾和衝突，將學生置於被動的管理狀態，而限制了其積極性與創造性。柔性管理是在研究人們心理和行為規律的基礎上採取非強制方式，在人們心目中產生一種潛在的說服力，從而把組織意志變為人們自覺的行動。其核心是以人為本，即讓留學生自己進行對留學生的管理。它的優點在於能激發留學生自我管理的積極性，在留學生內部形成集體意識和協作意識，但其缺乏像剛性管理那樣的約束力，會使留學生與學校管理者之間產生代溝。我校根據留學生的特點和教育規律，制定了留學生管理的相關檔案，這些管理措施和管理本國學生相比既講靈活性，同時更強調規範性。實踐證明，通過留學生自己管理自己的方法，能夠減少留學生的排斥心理，尤其在解決留學生間的摩擦和衝突方面作用明顯。但是，在實際工作中如何避免產生對留學生管理的特殊性，如何把握好管理的尺度，剛柔並濟，值得進一步的摸索。
程式管理要求管理者對被管理者明確行動的目標，且交代每一個行動的操作步驟，而目標管理僅需對被管理者明確目標及其工作要求，具體步驟由被管理者、操作層次的人個人自行解決[31。我校對留學生實行校級留學生管理部門與二級學院留學生管理部門相結合的管理方式。二級學院管理部門在留學生管理中更具自主性和靈活性。其管理成員由二級學院相關領導、留學生專職輔導員、留學生的年級長、班主任和班委組成。其中，班委由學生民主選舉產生，充分發揮留學生的積極性，體現自我管理的意識。管理成員根據分工的不同，有不同層次的管理目標和任務，各盡其責。班委和班主任具體管理本班學生學習、生活及思想情況，深入了解班級中的每個同學。年級長和輔導員在協助班主任工作的同時，將留學生管理中的問題及時向學院留學生管理的相關部門匯報，並將結果及時反饋給班主任，做到信息的雙向動態流動，快速、高效地解決好留學生中的問題。
在留學生出現文化休克的初期階段，該方法能及時有效地了解學生的思想動態，幫助其在遇到問題時能妥善解決。
(3)創造跨文化管理條件
跨文化管理是指管理者在不同的文化里，有效地協同不同文化對組織行為的影響，有效地與來自不同國家和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進行良好的溝通圄。對於剛到中國的留學生，我們盡力為留學生創造交流和學習的條件。通過組織中國文化專題講座和涉外人員安全講座等方式，向留學生介紹我國的基本國情和文化、相關法律法規及在中國學習生活應注意的安全問題。利用我校的地理位置優勢，帶領學生到博物館和風景區參觀，讓留學生進一步了解當地的風土人情、文化和飲食生活，幫助他們儘快適應新的生活環境。此外，藉助校慶、國際日及文化節的時機，舉辦以留學生為主題的專場文藝演出，學生們精彩的演出和獨特的表現方式贏得了觀眾的好評。他們不僅向中國學生展示了其獨具特色的異域風情，也促進了與中國學生的交流和學習，增進了彼此的認同感。隨著與中國學生聯誼活動的不斷開展，豐富了留學生的業餘生活，擴大了學習和生活的圈子，增進了學生間的友誼，幫助留學生樹立了自信心，這亦能緩解文化休克帶來的不適感，減輕了對學習和生活的影響。
3.科學教學模式
(1)樹立新的培養觀念
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國的醫學教育沿用的是英國的醫學教育模式，這與我國的醫學教育模式相差很大。我國留學生本科教育培養目標：
①達到我國醫學本科生培養的標準；
②達到他國醫學生能考取醫師執照的標準昀。
這些差異要求我們要結合自身的文化特點和教育優勢，與國際高等醫學教育接軌，進一步探索留學生培養模式。
(2)教學計畫和成績評價
在研究了印度醫學教育的課程設定和學時安排後，結合我校自身的教學特點，整合了課程結構和考核制度，增加了解剖學、生理學、病理學等基礎醫學中核心課程嗍。第一學年還要求全體學生學習漢語，並應通過漢語水平考試(HSK)，但取消了政治類課程。教材的選擇方面，引入了全英文原版教材，同時結合各學科自身的優勢組織編寫了理論和實驗的輔助教材，幫助學生更好地掌握所學的知識，並在教學過程中不斷改進，基本能滿足學生的學習需求。
成績的評價採取理論考試成績和實驗成績按照一定比例綜合評定，理論考試主要考察學生基本知識、基本原理的掌握情況，實驗成績則通過考察學生的實際操作能力和知識的運用能力來評定，並強調出勤率在考核中的比例，這樣做更能客觀反映學生的實際水平，對學生做出客觀評價。
(3)改革教學方法
留學生思維活躍、踴躍發言及提問、課堂氣氛較好，在課程教授中教師採用了PBL互動式的教學方式，並結合多媒體輔助教學手段，在教學中提出問題、探討問題，儘可能地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讓學生積極參與到教學活動的整個過程中來。這樣不僅可以增加學生的學習興趣，增強他們交流的自信心，而且根據學生的反映，可以幫助教師及時探索和調整教學方法，進一步提高教學效果。為增進與學生間的交流中，除了語言和文字外，還加入了其它一些表達方式，比如身體語言、面部表隋等非語言方式，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正如語言學家DavidAbercrombie所說，“我們用發音器官說話，但我們用整個身體交談”。
(4)雙語教學
英語是留學生普遍使用的一門語言，為了提高教師的英語水平，學校開展了不同類型的英語提高班，並聘請具有醫學教育背景的外籍教師授課。針對教學中對教師英語聽、說能力要求較高，而教師本身在聽、說能力間存在著較大差異的特點，外教主要在日常交流、醫學英語的規範使用等薄弱環節重點培訓，具有較強的實用性。通過學習，教師的聽、說能力有明顯提高。另外，在教研室，通過邀請外教參與教學討論、教學觀摩等方式，在實踐中相互交流、切磋教學心得，為英語水平的提高創造良好氛圍。雙語教學在我校已開展多年，其在促進教育教學水平的提高、營造校內良好的語言環境等方面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因此，在對中國學生的教學中進一步開展雙語教學，並逐步向全英語教學過渡，是提高教師英語運用能力和教學與國際接軌的必然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