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敘事學
- 性質：科學學科
- 成名原因：形式主義批判
- 誕生：20世紀的法國
定義,起源發展,國外,國內,相關人物,先驅人物,倡導者,再造觀念,符號帝國,
定義
20世紀的敘事學誕生於法國。敘事學（法文中的“敘述學”）是由拉丁文詞根narrato（敘述、敘事）加上希臘文詞尾logie（科學）構成的。顧名思義，敘事學應當是研究敘事作品的科學。然而這種定義經不起深究。因為敘事學研究對象——“敘事作品”的界定並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新版《羅伯特法語詞典》對“敘事學”所下的定義是：“關於敘事作品、敘述、敘述結構以及敘述性的理論。”而七卷本的《大拉魯斯法語詞典》對“敘事學”的解釋是“人們有時用它來指稱關於文學作品結構的科學研究”，顯然，這裡的“文學作品”並不只包括敘事作品一種。兩種定義頗有出入，但有一點卻是共同的，即：它們都重視對文本的敘述結構的研究。簡單說來，敘述學就是關於敘述本文的理論，它著重對敘事文本作技術分析。
羅蘭·巴特認為任何材料都適宜於敘事，除了文學作品以外，還包括繪畫、電影、連環畫、社會雜聞、會話，敘事承載物可以是口頭或書面的有聲語言、固定或活動的畫面、手勢，以及所有這些材料的有機混合。而實際上，敘事學的發展並沒有完全遵循這種構想，它的研究對象局限於神話、民間故事、尤其是小說這些以書面語言為載體的敘事作品中。即使是進入到非語言材料構成的敘事領域中，也是以用語言作載體的敘事作品的研究為參照進行的。連巴特撰寫的《時裝體系》一書，也是在研究報刊雜誌上關於時裝的文字元號。單就神話，民間故事，小說而言，敘事學早期關注的是前二者，主要研究的是“故事”；敘事學發達以後主要研究後者，關心的是“敘事話語”。所以它們是不能同日而語的。這樣，從實際發展情情況來看，敘事學是對主要以神話、民間故事、小說為主的書面敘事材料的研究，並以此為參照研究其它敘事領域。
“敘事學”一詞最早是由托多羅夫提出的。他在1969年發表的《〈十日談〉語法》中寫道：“……這部著作屬於一門尚未存在的科學，我們暫且將這門科學取名為敘事學，即關於敘事作品的科學。”實際在此之前，敘事學的研究構想和理論輪廓已經相當完整。敘事學的產生是結構主義和俄國形式主義雙重影響的結果。結構主義強調要從構成事物整體的內在各要素的關聯上去考察事物和把握事物，特別是索緒爾的結構主義語言學從共時性角度，即語言的內在結構上，而不是歷時性角度、歷史的演變中去考察語言，這種研究思路對敘事學的產生起了重大影響。
起源發展
國外
儘管“敘事學”一詞在1969年才由托多羅夫（T.Todorov）正式提出，但人們對敘事的討論卻早就開始了。柏拉圖對敘事進行的模仿（mimesis）/敘事（diegesis）的著名二分說可以被看成是這些討論的發端。18世紀小說正式登入文學殿堂後，對敘事（尤其是小說）的討論更加充分全面：從小說的內容到小說的形式，再到小說的功能和讀者的地位等。今天人們熱衷討論的一些敘事學範疇，如敘述視點、聲音、距離等，也早有人討論過。如李斯特（Thomas Lister）於1832年就利用“敘述視點”來分析小說作品，同時期的另一位學者洛克哈特（John Gibson Lockhart）更是使用這一術語來探討如何使作者與自己的作品保持恰當的“距離”。後來經過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全面討論，福斯特（E.M.Forster）和馬克·肖爾（M.Schorer）等的深入發揮，敘述視點成為小說批評（自然也包括敘事學）中最為重要的術語之一。
然而，作為一門學科，敘事學是20世紀60年代，在結構主義大背景下，同時受俄國形式主義影響才得以正式確立。它“研究所有形式敘事中的共同敘事特徵和個體差異特徵，旨在描述控制敘事（及敘事過程）中與敘事相關的規則系統”。
從思想淵源看，敘事學理論起源於20世紀20年代的俄國形式主義及弗拉基米爾·普洛普（Vladimir Propp）所開創的結構主義敘事先河。俄國形式主義者什克洛夫斯基、艾享鮑姆等人發現了“故事”和“情節”之間的差異，“故事”指的是作品敘述的按實際時間順序的所有事件，“情節”側重指事件在作品中出現的實際情況，這些直接影響了敘事學對敘事作品結構層次的劃分。他們提出“故事”和“情節”的概念來指代敘事作品的素材內容和表達形式，大致勾勒出其後經典敘事學研究所聚焦的故事與話語兩個層面，以此來突出研究敘事作品中的技巧。最直接的影響還是來自於普洛普的《民間故事形態學》，這本書被認為是敘事學的發軔之作。普洛普打破了傳統按人物和主題對童話進行分類的方法，認為故事中的基本單位不是人物而是人物在故事中的“功能”，由此從眾多的俄國民間故事中分析出31個“功能”。他的觀點被列維—史特勞斯接受並傳到法國。這個觀點不同於傳統的敘事理論對作品內容及社會意義的重視，而立足於現代語言學結構主義文化理論，更注重作品本文及其結構分析：注重作品的共性而不是具體的藝術成就；主要研究作者與敘述人，敘述人與作品的人物，作者與讀者等相互關係，以及敘述話語，敘述動作等。列維—史特勞斯主要研究神話之中內在不變的因素結構形式，並試圖用語言學模式發現人類思維的基本結構。
到了60年代，大量關於敘事作品結構分析的作品開始出現。格雷馬斯和托多羅夫都開始譯介俄國形式主義的論述。1966年，《交流》雜誌第8期以“符號學研究——敘事作品結構分析”為標題發表的專號宣告了敘事學的正式誕生。羅蘭·巴特正是在這一專號上發表了著名的《敘事作品結構分析導論》，為以後的敘事學研究提出了綱領性的理論構想。這篇論文中，巴特總結前人成果，並闡發了自己獨特的觀點。他建議將敘事作品分為三個描寫層次：功能層、行為層、敘述層，任何語言單位可能結合到各個層次之中產生意義。也是在1966年，格雷馬斯的《結構語義學》問世，他主要研究意義在話語裡的組織，還編制出符號學方陣作為意義的基本構成模式，並進一步深入研究了敘述結構和話語結構。
熱奈特吸收了托多羅夫的敘述話語的研究成果。在1972年發表的收在《辭格三集》中的《敘事話語》是他對敘事學研究的重大貢獻。該文以普魯斯特的小說《追憶似水年華》為研究對象，總結文學敘事的規律。他從時間、語式、語態等語法範疇出發分析敘事作品，這些範疇實質上表示的是故事、敘事和敘述之間的關係——他在引論中首先對故事、敘事和敘述作了界定。他的分析以敘事話語為重點，同時注重敘述話語層次與所敘故事層次之間的關係。1983年他又撰寫了《新敘事話語》，回答了范·雷斯、朵麗特·高安、米克·巴爾等學者對《敘事話語》的批評，對自己的某些論點作了修正或進一步的闡釋。
敘事學理論從法國傳遍歐洲大陸並發展到英美時，發生了一些變化。布斯的《小說修辭學》、馬丁的《當代敘事學》、瓦特的《小說的興起》等是英美敘事學研究的重要成果。英美學者更多地從修辭技巧入手，研究比較直觀，比較經驗化。比如布斯在《小說修辭學》中對“隱含的作者”和“聲音”的探討，便不是從敘述語法的角度入手，而是以一種修辭學的觀點進行了敘事學的分析，同樣對敘事學業理論的發展產生了重大意義。
國內
80年代中期，敘事學理論開始被逐步介紹到中國，特別是傑姆遜在北大的演講，帶來了中國敘事學的繁榮。1986—1992年是對敘事學譯介的最活躍的年頭，西方最有代表性的敘事理論作品基本上都是這期間翻譯過來的。中國本土化的敘事研究也有了顯著成果，具有代表性的有陳平原的《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1988）、羅鋼的《敘事學導論》（1994）、楊義的《中國敘事學》（1997）等。他們在借鑑西方敘事理論的同時，也以中國所特有的文學資源和話語形式，展開了自《詩經》以來的包括《山海經》、話本小說、《紅樓夢》等古典文學以及現當代小說的敘事研究，豐富了敘事學理論，為西方敘事學理論的中國化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敘事學的發展也給當代小說創作實踐帶來了重大影響。新時期小說特別是先鋒小說，無疑是一場聲勢浩大的敘事革命。在他們的小說里，故事真實這一傳統觀念被打破，作者在敘述中對虛構的故事進行自我顛覆，甚至敘述者直接出麵點破故事的虛構過程。馬原是這種由故事轉向敘事的肇始者，敘事時間突破了故事時間的自然程式而獲得自由。80年代以來小說在敘事上另一大顯著變化表現在敘事視角上，傳統現實主義全知全能式的視角轉移到敘事者所處的內視角，以“我”的所見、所聞、所感引導敘事，或者採取內外視角交叉、多元敘事視角達到對全知視角的判離和超越。
敘事學是在結構主義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對敘事文本進行研究的理論。最早提出敘事學這個概念，並認為這是一門待建立的科學的人，一般認為是法國當代著名結構主義符號學家、文藝理論家茨維坦·托多羅夫。他在1969年出版的《〈十日談〉語法》中首次提出：“……這門科學屬於一門尚未存在的科學，我們暫且將這門科學取名為敘事學，即關於敘事作品的科學。”在此之前，1966年巴爾特發表的《敘事作品結構分析導論》、克洛德·布雷蒙發表的《敘事可能之邏輯》兩篇論文和同年格雷馬斯出版的《結構主義語義學》一書，都可以視為當代敘事學的奠基之作。敘事學經過30多年的發展，已經自成體系，足以對許多敘事文本或文體進行行之有效的分析。下面，我們對幾位結構主義和敘事學大師的理論進行疏理，對敘事學理論進行一次管中窺豹式的理論漫遊。
相關人物
先驅人物
符拉季米爾·普羅普
俄國民俗學家普羅普不是一位結構主義者，但他是結構主義敘事學的先驅。他的《民間故事形態學》（1928年）一書是整個敘事學領域裡的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他的思想和理論對後來的結構主義學者們，如格雷馬斯、托多羅夫、布雷蒙等人的研究產生了直接而深遠的影響。
普羅普是俄國形式主義的同代人。俄國形式主義文學批評是本世紀20年代的產物，也是結構主義的源頭之一。它各學派以重視作品的形式為特點，分為兩個重要中心：莫斯科語言學派（成立於1915年）和彼得格勒詩歌語言研究會（成立於1916年）。前者的成員主要是語言學家，後者的成員主要是文學史家。這一學派為結構主義開闢了兩個主要方向：一是源於什克洛夫斯基提出的敘述文兩個方面的區分，這兩個方面的區分相當於語言中的“能指”和“所指”，後來又被布雷蒙稱為“敘述成分”和“被敘述成分”。另一個方向來自普羅普的《民間故事形態學》。
在普羅普的著作里，他以俄羅斯民間故事為原版，總結出一些常見的“行為群”，歸納出三十一個“功能”，並以為這些功能是這一體裁敘述文的基本組成部分。他還依據語言學理論來解剖敘述結構：敘述文結構由兩個軸體組成：即替換軸（縱向聚合或同一功能之多種表現形式的等值與交替）和接續軸（橫向組合或功能之間的前後連線）。
儘管普羅普探討的是敘事體的一種特殊形式－－童話，但是他採用的分析故事構成單位及相互關係的方法，對其他敘事文體的分析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它的重大突破在於他確立了故事中十分重要的基本因素－－功能，提供了按照人物功能和它們聯結關係研究敘事體的可能性。由此，為敘事體結構和要素分析開掘了一條新路。同時，他將故事中出現的動作簡化為一種順序組合，超出了表層的經驗描述，使敘事體的研究更趨科學化。其貢獻是巨大的，他所走出的雖然是第一步，但卻是開天闢地的第一步。
倡導者
人物簡介
A·J·格雷馬斯 在法國敘述符號學方面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的主要成就在敘事體的語義方面。他試圖按照公認的語言範例來描述敘述的結構，這種範例一方面來自索緒爾關於“語言”和“言語”的理論，另一方面也來自於索緒爾和雅各布森的二元對立的基本指示作用的概念。其最重要的兩部著作是：《結構語義學》（1966年）和《論意義》（1970年）等。
主要成就
格雷馬斯的成就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一．格雷馬斯的《結構語義學》發展和完善了普羅普的“功能”說，並衝破了民間故事的範圍，就小說人物及敘述句法等一系列問題進行了更具普遍意義的理論闡述。
二．格雷馬斯從語言學理論出發，對符號學的研究對象加以更明確的定義，文學作品作為研究對象是用一種特定的自然語言講述出來的故事，因此是一個意義的整體。也就是說，敘述文是由一個能指和一個所指組成的整體。他認為敘述符號學的主要任務是研究敘述內容（即所指）的結構。而敘述內容又分為兩個部分：語義和語法。語法構成敘述內容的組合，語義則給組合中的各單位以特定的含義。另外，格雷馬斯還強調層次在結構分析中的重要性。
三．格雷馬斯的一個引人注目的成果是“行動素模式”。他把人物按其表現分為六個功能，即相輔相成的三組成分：主體/客體、送信者/受信者、助手/敵手。這一模式有助於對小說人物以及敘述結構進行分類。
四．格雷馬斯發明了關於深層概念模式的“符號方陣”：四個方位分別代表結構發展的四個不同階段，它們之間的主義關係可按照形式邏輯的對立、矛盾、包涵等關係來解釋。
格雷馬斯的理論可以看作是對普羅普最初構想的一種發展和改進，他的主要目的是通過情節結構模式的建立揭示出敘事體深層結構所顯示的意義。與普羅普不同的是他把故事視為類似句子的語義結構，注重的是功能之間的關係而不是單個功能。
再造觀念
茨維坦·托多羅夫
茨維坦·托多羅夫，保裔法國人，其理論不僅受普羅普和列維－史特勞斯的影響，也受俄國形式主義的影響，在敘事學、詩學和修辭學等方面的研究成就卓著。他在文學觀念、文學敘述、文學體裁等結構批評理論方面獨樹一幟的建樹使他成為一位具有世界影響的結構主義文學理論家。
托多羅夫曾任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藝術與言語研究中心主任，並曾師從於羅蘭·巴爾特學習文學理論，還不遺餘力地介紹俄國形式主義文學理論。托多羅夫的主要著作有《文學理論》（1965年）、《〈十日談〉的語法》（1969年）、《詩學》（1968年）、《散文的詩學》（1971年）、《象徵理論》（1977年）、《象徵與闡釋》（1978年）、《話語的體裁》（1978年）、《米哈依爾·巴赫金－－對話原則》（1981年）、《批評的批評》（1984年）等等。
托多羅夫的的理論對敘事學的形成起很大作用，他擴大了普羅普、格雷馬斯以來的敘事學研究的範圍，使敘事學從神話、民間故事的研究轉向敘事體的主要形式－－小說，同時，他用語法模式分析故事，把文學中語言的性質擺到了更突出的位置。
符號帝國
人物簡介
羅蘭·巴爾特1915年出生於法國瑟堡，在比昂和巴黎長大成人。1939年畢業於索邦大學古典文學系。二戰後執教於布加勒斯特大學和亞歷山大大學；自1960年起，開始在巴黎高等研究實驗學院任教。1976年，榮任法蘭西學院文學符號學教授。其主要作品有《作品的零度》（1953年）、《論萊辛》（1963年）、《批評文集》（1964年）、《符號學原理》（1964年）、《方法體系》（1966年）、《S/Z》（1970年）、《本文的歡悅》（1975年）等等。
批評悖反
羅蘭·巴爾特的寫作充滿了叛逆色彩，他的信念就是要反駁一切關於同一性的正統信仰，或許正因為此，他才對充滿正統觀念的文學批評感到深切的不滿，並毫不留情地對那些正統觀念和流行看法進行抨擊和拆解。總的說來，他對正統文學批評的悖反表現在四個方面：
一．巴爾特明確反對無歷史的文學批評，認為這些文學批評的前提是所研究的文本具有一成不變的道德價值和規範價值，與文本最初寫作、出版和閱讀的社會性質毫無關係。
二．巴爾特對職業文學批評所充斥的心理學幼稚病和心理學決定論傾向深感不滿。
三．巴爾特對職業批評家所表現出來的“去符號”（a－symbolia）趨勢非常反感。
四．巴爾特認為傳統的文學批評從來不公開說明他們的意識形態是什麼，甚至否認自己所從事的批評具有意識形態的特徵是非常虛偽的，是一種徹底把歷史和文化現象裝扮成自然現象的“神秘化過程”，是具有極其邪惡企圖的。
1970年，巴爾特出版了《S/Z》，“用了一種類似小小的地震方式”，把法國現實主義大師巴爾扎克的短篇小說《薩拉辛》分解成561個辭彙單位（lexies），即“讀解單位”。其中，有些只有幾個詞，有些是幾個句子，長短不一，每個單位都是一個分析主題。然後，他又創造性地提出了五個符碼：解釋符碼、行為符碼、語義符碼、象徵符碼、指示符碼，從而在對巴爾扎克的作品進行了幾乎是殘酷的分解之後又進行了摧枯拉朽式的分析。
巴爾特的對傳統文學觀念的批判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這也是他對法國文學及至世界文學所做的非常傑出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