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桑國，現多指日本。在古代文獻中一說是指墨西哥，一說是指西域某古國，還有一說是指山東曲阜。總體泛指中國東部沿海一帶的小島國。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扶桑國
- 外文名：Fuso
- 意指：墨西哥/西域某古國/山東曲阜
多種說法,墨西哥說,西域古國說,山東曲阜說,說法爭論,走訪調查,資料調查,
多種說法
扶桑國，現多指日本。在古代文獻中所指地區存在多種說法。
晚唐韋莊所著詩《送日本國僧敬龍歸》
扶桑已在渺茫中， 家在扶桑東更東。
此去與師誰共到？ 一船明月一帆風。
《梁書·扶桑國傳》：“文身國（日本古國之一的陸奧國），在倭國（九州、關西的大和國）東北七千餘里……大漢國，在文身國東五千里……扶桑國者，齊永元元年，其國有沙門慧深來至荊州，說云：‘扶桑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指的是北海道的蝦夷國），地在中國之東，其土多扶桑木，故以為名。’”這裡引用了南北朝時期慧深的說法，雖然僅僅為一家之言，但是也有相當的參考價值。
墨西哥說
指墨西哥。最早的“扶桑”出現在有中國“百科全書”之稱的《山海經》中，“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說的是中國東方有一個為太陽洗浴的聖地叫湯谷，在湯谷之上就是棲息太陽鳥的扶桑樹，太陽鳥每天從扶桑樹上起飛，巡天一周，照耀四方。當代歷史學家和民俗學家普遍認為，《山海經》記載的扶桑神話就發源於古代日照天台山，所以在傳說中，天台山也叫扶桑山。還有一個說法，扶桑是遠古時期東海里的一棵神樹，太陽從那裡升起。但此說記載不多。
《山海經》也有對日本的記載，如《山海經·海內北經》這樣寫：“倭國在帶方東大海內。”這說明古人對“扶桑“、“倭國”的概念是涇渭分明的。即使在後來的《後漢書》中出現了“扶桑國”的稱謂，"倭國"和"扶桑國"都分開立傳，從未混淆。
唐代著名政治家、史學家姚思廉在《梁書》中第一次比較詳細地記載了這個神秘的“扶桑國”的位置：“文身國在倭國東北七千餘里”、“大漢國在文身國東五千里”、“扶桑國在大漢東二萬里，地在中國之東，其土多扶桑木，故以為名。”這段記載，既說明倭國（日本）不是扶桑，也說明扶桑在更加遙遠的東方。
那么，這個“扶桑國”到底在哪？十八世紀中葉以來，法國人金勒等西方學者提出扶桑國在今天北美洲墨西哥的觀點。在中國學者中較早回響此說的是章太炎，他在所著《文始》中也認為扶桑即墨西哥。始倡此說的是法國人金捏（De.Guignes），他於1761年提交的一個研究報告中說：根據中國史書，在公元5世紀時，中國已有僧人到達扶桑，而扶桑，他認為就是墨西哥。在中國學者中較早回響此說的是章太炎，他在所著《文始》中也認為扶桑即墨西哥。金捏所說的中國史書，指《梁書》“扶桑傳”。”如此看來，扶桑國應遠在西半球的美洲。原產於墨西哥的棉花，即具備扶桑木的全部特徵。墨西哥瑪雅人的首領稱“Dui--Lu，”其發音正是《梁書》中所說的扶桑國貴人：大小“對盧”。扶桑國有南北二監，南監押輕犯，北監押重犯，重犯子女，男孩8歲為奴，女孩9歲為奴，這也是墨西哥瑪雅人的制度。在中國學者中，除章太炎外，影響較大的尚有朱謙之（《扶桑國考證》）、鄧拓（《誰最早發現美洲》）等。與之相對比，贊同“扶桑就是古日本”這一觀點的，卻不多見。
西域古國說
指西域古國。持此說的人認為，《梁書》中說了扶桑國與中國的距離關係，卻並未提到它與大海有何聯繫。《梁書》中說，扶桑國多蒲桃，蒲桃即盛產於西域的葡萄。因此，扶桑國可能只是西域一帶的某個古國，而非墨西哥或日本。
山東曲阜說
指山東曲阜。“扶桑”一詞在我國最早見之於屈原詩句“飲余馬於鹹池兮 總余轡乎扶桑。”漢朝王逸為楚辭作註：“扶桑，日所扶木也。”《淮南子》中十日居於扶桑的說法，恰與此不謀而合。《說文解字》亦云：“扶桑神木，日所出。”扶桑既是日出其間的東方神木，那么它在何處呢？持此說的人認為，所謂的扶桑國，事實上並不存在，而是有人把孔子的出生地－－窮桑，誤傳為“扶桑”了。
扶桑來歷，布努瑤的“射日傳說”中有一段，后羿到東方太陽升起的地方，取得扶桑神木製作神弓。其族譜古歌，說祖上居山東，“扶桑”古時可能指的山東某個地方。
（中國佛學院學員 弘法 妙真 向佛）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對內心佛性的長期修持，會因佛祖的一個暗示而上升到全新境界。對未知課題的不斷探索，會因黑暗中的一縷陽光而豁然開朗。網上發表一篇關於日照市濤雒鎮“石鳯寺重建碑記”的碑文，使我們對佛教史上一個著名人物的研究出現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重大突破。
“石鳯寺重建碑”碑文的內容如下：
佛有三世，世世光明。寺有三劫，劫後復興。
先是，沙門慧深者，山下視餓殍而不見。殍曰：憫者，佛也。深大驚，知為佛祖點化。遂堆碎石為冢掩殍屍，化善緣建寺於冢側，曰天台憫寺。後殍冢每顯佛光，憫寺大興。北魏肇始，佛門不幸，殃及憫寺，深憤而出海，此一劫也。北周武帝禁佛，毀寺塔，逐沙門，憫寺敗落，此二劫也。唐初，有新羅僧智隱重建寺院，曰新羅寺，佛門再興。然建文年間山火驟起，經書寺院毀於一旦，此三劫也。
念我秦氏，自皈依佛門，世代相傳。及至東海而海曲，回歸贏氏故里，重續先祖香火，乃至子孫滿堂，家業興旺，實乃佛祖之佑也。今合族上下，募善款，置田產，重建寺院，再請高僧，弘揚佛法，普度眾生。是役始於仲春，畢於孟夏，因山形而名，曰石鳳寺。又值我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成道聖日，立碑為證，乃記。
嘉靖乙丑孟夏望日
該碑文記載的“化善緣”建“天台憫寺”的沙門慧深，作者認為與文獻《梁書》中記載的沙門慧深有諸多相似之處。現介紹如下。
慧深的事跡最早見於唐代姚思廉編著的《梁書·諸夷列傳》：扶桑國者，齊永元元年（499年），其國有沙門慧深來至荊州，說云：“扶桑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地在中國之東，其土多扶桑木，故以為名”。扶桑葉似桐，而初生如筍，國人食之，實如梨而赤，績其皮為布以為衣，亦以為綿。作板屋，無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為紙。無兵甲，不攻戰。其國法，有南北獄。若犯輕者入南獄，重罪者入北獄。有赦則赦南獄，不赦北獄。在北獄者，男女相配，生男八歲為奴，生女九歲為婢。犯罪之身，至死不出。貴人有罪，國乃大會，坐罪人於坑，對之宴飲，分訣若死別焉。以灰繞之，其一重則一身屏退，二重則及子孫，三重則及七世。名國王為乙祁；貴人第一者為大對盧，第二者為小對盧，第三者為納咄沙。國王行有鼓角導從。其衣色隨年改易，甲乙年青，丙丁年赤，戊己年黃，庚辛年白，壬癸年黑。有牛角甚長，以角載物，至勝二十斛。車有馬車、牛車、鹿車。國人養鹿，如中國畜牛，以乳為酪。有桑梨，經年不壞。多蒲桃。其地無鐵有銅，不貴金銀。市無租估。其婚姻，婿往女家門外作屋，晨夕灑掃，經年而女不悅，即驅之，相悅乃成婚。婚禮大抵與中國同。親喪，七日不食；祖父母喪，五日不食；兄弟伯叔姑姊妹，三日不食。設靈為神像，朝夕拜奠，不制縗絰。嗣王立，三年不視國事。其俗舊無佛法，宋大明二年（458年），罽賓國嘗有比丘五人遊行至其國，流通佛法、經像，教令出家，風俗遂改。
慧深又云：“扶桑東千餘里有女國，容貌端正，色甚潔白，身體有毛，髮長委地。至二、三月，競入水則任娠，六七月產子。女人胸前無乳，項後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以乳子，一百日能行，三四年則成人矣。見人驚避，偏畏丈夫。食鹹草如禽獸。鹹草葉似邪蒿，而氣香味鹹”。天監六年（507年），有晉安人渡海，為風所飄至一島，登岸，有人居止。女則如中國，而言語不可曉；男則人身而狗頭，其聲如吠。其食有小豆，其衣如布。築土為牆，其形圓，其戶如竇雲。
去過“扶桑國”的僧人
可見，慧深之後《梁書》中還有從罽賓國去過“扶桑國”的僧人：“宋大明二年（458年），罽賓國嘗有比丘五人遊行至其國，流通佛法、經像，教令出家，風俗遂改”。罽賓國為古代西域國名，其具體地理位置史學界尚無定論，大約位於克什米爾一帶。罽賓國之名見於佛教故事：“佛嘗記曰：‘我涅盤之後，有末田底迦阿羅漢，於罽賓國安人弘揚佛法’。如來寂滅後五十年，阿難弟子有末田底迦，聞佛記大喜，便來此國，宴坐大山嶺，現大神變。龍見而深信問所須，阿羅漢曰：願於地內得容膝地。龍王縮水奉施，羅漢以神通廣身，龍王縱縮水，池空水盡。龍翻請地於阿羅漢，於此西北留一池。龍王曰：五百羅漢常受我供，欲至法盡，若法盡後，還以此國為居地。末田底迦許之。見阿育王經七，毘奈耶雜事四十，善見律六，西域記三”。
去過“扶桑國”的道人
後來，《梁書》中也有從中國去“扶桑國”的道人：“扶桑國，在昔未聞也。普通中（520-527年），有道人稱自彼而至，其言元本尤悉，故並錄焉”。也有民間人士有可能到達過扶桑國：“天監六年（507年），有晉安人渡海，為風所飄至一島，登岸，有人居止”。
說法爭論
走訪調查
據石鳯寺碑文的記載，天台憫寺位於山東省日照市天台山。天台山地處日照南部海濱，山雖不高，卻有拔地而起之感，背後三面環山，一面向海，是一個古人祭祀太陽神的地方。據新華社報導，考古專家認為《山海經》中記載的古人祭祀太陽神的湯谷（也叫暘谷）就在日照地區。而這個湯谷就是天台山太陽神祭壇和太陽神石之下的山谷，坐西朝東，面向大海，正是古人祭祀太陽神的地方。當地老百姓也將這條山谷稱做望仙澗，據說是當年秦始皇到天台山求仙訪道時所賜。日照一帶在春秋戰國時期是方仙道的誕生地，天台山史稱“人間仙境”，有道家河上公和安期生修仙悟道的遺蹟。晉皇甫謐《高士傳》記載：“安期生者，琅琊人也，受學河上丈人，賣藥海邊，老而不仕，時人謂之千歲公。秦始皇東遊，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直數千萬”。秦始皇離去後，安期生委棄金寶不顧，留書始皇：“後數年求我於蓬萊山”。始皇得信，“即遣使者徐巿（音福）、盧生等數百人入海。未至蓬萊山，輒遇風波而還。立祠阜鄉亭並海邊十數處”。天台山尚留有安期祠遺址一處。
石鳯寺遺址現僅存兩個土丘，寒風蕭瑟，荒草萋萋。其中一個較大的土丘下部有裸露的用石塊砌成的牆基、散落的基石和大量殘磚碎瓦，村民說這就是石鳯寺遺址。一側另一個土丘較小，很少見到瓦片，估計這應該就是碑文中“每顯佛光”的“殍冢”了。石鳯寺遺址周圍因為開採山石而變得滿目蒼夷。村民告訴我們說有一個叫鞠志國的留美博士從2008年自費到這裡做了大量的工作，保護山上的歷史文化遺蹟，使得開採山石的活動停止了。
天台山下有好幾個村莊，均以秦姓為主，明洪武年間自東海（現連雲港）遷徙而來。天台山在解放前一直是秦家大戶的山場，他們在這裡重建石鳯寺應該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在石鳯寺遺址找到的石刻菩薩造像，從佛像造型和雕刻手法來看，與唐代石刻造像極為相似。村莊裡的村民能講述清朝初年石鳯寺廟會上戲班子因“木刀殺人”而引起石鳯寺敗落的故事，但對於新羅寺、天台憫寺和慧深和尚所知甚少。
資料調查
一篇是由韓國人寫的“我的遠祖與圃隱先生”，寫明天台山下的確有個新羅寺，並且與新羅人有關，這與石鳯寺重建碑記所描述的一致。
另一篇是居住在台灣的老家為天台山附近上元村人寫的“日照教案與秦氏國寶”。文中新羅寺和石鳯寺與前面的“石鳯寺重建碑記”是一致的。因此，天台憫寺、新羅寺、石鳯寺確有其事，沙門慧深確有其人，史料和遺蹟俱在。
第一，從年代上講，《梁書》中的慧深與天台憫寺之慧深的年譜一致。《梁書》中的慧深在齊永元元年（499年）來至荊州。此前的行蹤有《高僧傳》可提供一些信息（《高僧傳》為梁朝僧人慧皎編撰，他與慧深幾乎是同代人，因此記載比較可信）。書中載宋文帝時，有一位高僧，法名慧基。他有好幾個有名的弟子，如僧行、慧旭、道恢等人，其中特別提到：“沙門慧深，亦基之弟子。深與同學法洪並以戒素見重”。《高僧傳》還記載，慧基“以齊建武三年冬十一月卒於城傍寺，春秋八十有五”。齊建武三年是496年，上溯八十五年，慧基的生年為公元411年，則是東晉安帝義熙七年。他“年滿二十，度蔡州受戒”，這時應該是公元431年，即宋文帝元嘉八年。後來他“遍歷三吳，講宣經教，學徒至者千有餘人”，這都是宋文帝在位期間，即公元431-452之間的事情。慧深無疑也是在這個期間在三吳之地成為慧基的弟子。
根據“石鳯寺重建碑記”，沙門慧深在日照市天台山下見到餓殍，受點化而建天台憫寺的時間應該在北魏（386-557年）之間，更確切地說應該是在北魏太武帝的禁佛行動（444年）之前。而慧深“憤而出海”的時間為444年之後。
如此說來，在年代上看，《高士傳》之慧深有可能就是《梁書》之慧深也就是天台憫寺之慧深。如果屬實，慧深的行蹤應該是這樣：431年之後444年之前這段時間內在江南三吳之地成為慧基的學生，444年之前到日照天台山建天台憫寺，444年之後“憤而出海”。考慮到北魏太武帝的滅佛行動不會立即殃及到比較偏遠的日照地區（當時叫海曲縣），慧深的出海時間很有可能在450年之前，直至499年來到荊州，期間有近五十年的光陰，可能正是慧深遠遊海外之時。而罽賓國的比丘遊行至扶桑國的時間是458年，比慧深稍晚。可見德·歧尼提出“慧深比哥倫布早1000多年發現美洲”的觀點不虛。
但是僅憑這一條尚不能說上述三慧深是一人，因為中國僧人眾多，重名的情況比比皆是，歷史上巧合的事情也有。
對《梁書》“扶桑國者，齊永元元年（499年），其國有沙門慧深來至荊州，說雲”的解釋有兩種，一種認為“其國”為扶桑國，文法上講得通。這樣慧深就成為扶桑國人，非中國人。但這一說法與大量的事實相左。另一種解釋是“其國”為“齊國”的諧音，暗指慧深為齊國人。深層的意思可能是梁以北魏為外族偽朝而不加以承認，所以《梁書》也不好提及北魏，只能含糊地以“其國”代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