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思廉（557～637），字簡之，一說名簡，字思廉，吳興（今浙江湖州）人。其父姚察於陳朝滅亡後到隋朝做官，遷至北方，故兩《唐書》中《姚思廉傳》稱其為京兆萬年（今陝西長安縣）人。唐朝初期史學家。
其父姚察，在陳時任吏部尚書，著陳梁二史，未成。他自幼習史，後曾任隋朝代王楊侑侍讀。唐李淵稱帝後，為李世民秦王府文學館學士。自玄武門之變，進任太子洗馬。貞觀初年，又任著作郎，為唐初“十八學士”之一。官至散騎常侍，受命與魏徵同修梁陳二史。貞觀十年（636年），成《梁書》（50卷）、《陳書》（30卷），為二十四史之一。又著有《文思博要》，已失傳。貞觀十一年（637年），卒。
姚思廉在撰史工作中，充分利用了其父已完成的史著舊稿。自貞觀三年至貞觀十年，歷時七年最終完成了《梁書》與《陳書》的撰寫工作。姚察及姚思廉父子雖為史學家，但都有較深厚的文字素養，於史文撰著方面，文字簡潔樸素，力戒追求辭藻的華麗與浮泛，繼承了司馬遷及班固的文風與筆法，在南朝諸史中是難能可貴的。
基本介紹
人物生平,家學深厚,三朝仕宦,人物成就,撰史之風,注重史料價值,文風樸實,敘事簡嚴,史學思想,
人物生平
家學深厚
姚思廉祖父姚僧垣“少好文史”，還“醫術高妙，為當世所推”。曾多次治癒皇帝和王公大臣的疑難病症，得到賞賜頗多。名聲也越來越大，以至於邊地和外域都前來求醫。僧垣“每得供賜，皆回給察兄弟”。姚察、姚最兄弟就是靠這種較充裕的收入，遊歷求學，購聚圖書，見聞日益廣博。
姚察十三歲時就顯露出才華，“於宣猷堂聽講論難，為儒者所稱”。姚察這種勤奮好學的精神保持終生，即使在當了陳朝吏部尚書以後，仍大力尋求天下圖書，遇到沒見過的書即馬上抄錄下來。他聚書多達萬餘卷，並都閱讀過，為梁、陳、隋之際公認的著名學者。隋平陳以後，隋文帝楊堅也以能得到姚察而高興，他對臣下說：“聞姚察學行當今無比，我平陳唯得此一人。”姚察的著作很豐富，有《漢書訓纂》30卷，《說林》10卷，《西聘》、《玉璽》、《建康三鍾》等記各1卷，還有《文集》20卷，並行於世。此外，還有未撰成的梁、陳二史。
這樣的家學傳統，對姚思廉有良好影響，少年時就喜好史學，不僅聰穎，而且勤奮學習，除了讀書，再沒有其他嗜好，甚至從不過問家人的生計狀況。
三朝仕宦
姚思廉所處的時代，正值中國由南北朝分裂走向隋唐大一統之際，一生經歷了三個朝代。陳時，為衡陽王府法曹參軍，轉會稽王主簿。入隋後，補漢王府行參軍，掌記室，尋除河間郡司法。入唐後，授秦王府文學，貞觀初遷著作郎、弘文館學士。貞觀九年（635年）拜散騎常侍，賜爵豐城縣男。在仕途上還較順利。 隋煬帝大業十三年（617年），李淵乘農民大起義浪潮，在太原起兵直取長安。這時鎮守長安的是隋煬帝孫子代王楊侑，姚思廉正任職於隋朝，為代王侍讀。李淵率兵占領長安後，代王府僚屬都驚駭走散，唯獨姚思廉依然服侍代王，不離左右。唐兵湧入王府，思廉大聲呵斥道：“唐公舉義本匡王室，卿等不得無禮於王。”正往裡沖的眾兵將聞聽此言十分驚愕，見思廉獨自一人伴隨代王而面無懼色，心中也覺欽佩，於是紛紛停立在大堂台階之下。李淵聞知，於是準許思廉扶代王下堂。直到代王被安置到順陽閣後，思廉才哭泣著拜辭而去。目睹此事者都很感慨，稱他為“忠烈之士”。李淵、李世民父子由此便賞識和重用姚思廉。李淵稱帝後，即授思廉為秦王文學。秦王李世民開文學府，招攬一些有文武韜略、兼通文史的博學之士，如杜如晦、房玄齡、于志寧、褚亮、陸德明、孔穎達、許敬宗等十八人，受到延聘親重，姚思廉就是“十八學士”之一。
姚思廉
姚思廉武德年間，李世民曾率軍赴魯南征討徐圓朗，戰爭間隙，他與人議論起隋朝事，談到姚思廉挺身而出保護代王之舉，感慨嘆道：“姚思廉面對利刃而顯示大節，即使古人也很罕見。”當時思廉遠在洛陽，於是李世民專派使者帶帛三百段賞賜思廉，並附信說：“想節義之風，故有斯贈。”這是很不尋常的優禮之舉。李世民命著名畫家閻立本畫“秦府十八學士圖”，並命文學褚亮各為贊語，對思廉的評價是“志苦精勤，紀言實錄。臨危殉義，餘風勵俗”。從史學才能和政治節操兩方面對思廉作出褒獎。“玄武門事變”之後，李世民當上太子，思廉也隨即升遷為太子洗馬。
姚思廉對於政事“直言無隱”，督促太宗勤於國事。太宗因思廉是秦府舊人，許可他隨時就政事的得失直接秘密上奏，思廉也利用這個有利條件，充分發表自己對政事的見解，“展盡無所諱”。有一年夏天，唐太宗準備往九成宮避暑，思廉勸諫說：“離宮游幸，秦皇、漢武之事，固非堯、舜、禹、湯之所為也。”言辭懇切尖銳。唐太宗只好下諭解釋說：“朕有氣疾，熱便頓劇，固非情好游賞也。”為獎賞姚思廉的直諫，賜帛五十匹。姚思廉去世後，唐太宗深為哀悼，為之廢朝一日，贈太常卿，諡號“康”，特準許葬於昭陵。
人物成就
姚思廉的一生，除了政治上有所作為，主要建樹是在史學方面。
隋大業五年（609年），姚思廉奉煬帝之命，與起居舍人崔祖濬修《區宇圖志》，這是一部歷史地理著作，共250卷。
唐代史家劉知幾在敘述唐修國史情況時指出：“貞觀初，姚思廉始撰紀傳，粗成三十卷”。這是武德、貞觀二朝唯一的一次修成紀傳體國史。由於思廉修這部國史是在貞觀初，因此推知其內容應是“武德朝”史。這部國史的本來面目已無法窺見。唐高宗顯慶元年（656年），長孫無忌與令狐德棻綴集武德、貞觀二朝史為80卷，顯然，思廉所撰的國史為其奠定了基礎。
十八學士圖
十八學士圖姚思廉費時數十年撰寫的重要史著，當推繼承父業而成的《梁書》、《陳書》。其父姚察不僅以文知名，而且潛心於修梁、陳二史，他在梁、陳、隋朝都任過史職，參與過國史的修撰。並且在陳宣帝時開始修前代史——梁史。陳亡入隋後，開皇九年（589年），隋文帝詔授姚察秘書丞，命其撰梁、陳二代史。這樣，在官方的支持下，姚察開始了全面系統的編纂工作。大業二年（606年）姚察去世，二史尚未修成。在臨終時他將修撰體例交給兒子，囑他繼續寫完。思廉哭泣著接受了父親的囑託，從此，就開始了續撰工作。經內史侍郎虞世基奏聞隋煬帝，從而得到了官方的支持。
唐初，曾兩次詔修前代史，姚思廉均參予撰修工作。第一次是武德五年（622年），唐高祖詔修前代六史，對梁、陳史的分工是：大理卿崔善為、中書舍人孔紹安、太子洗馬蕭德言修梁史，秘書監竇璡、給事中歐陽詢、秦王府文學姚思廉修陳史。但這次修史沒有成功就作罷了。第二次是貞觀三年唐太宗詔修前代五史，思廉受詔與秘書監魏徵同撰梁、陳二史。貞觀十年（636年）正月，《梁書》、《陳書》與同時所修《北周書》、《北齊書》、《隋書》一起修成上進。
梁、陳二史是姚氏父子接續而作。魏徵也在貞觀初參與了修撰。那么，姚思廉對梁、陳二史做了多少工作呢？從書中史論的署名上大體可見端倪。《梁書》有三卷無史論，署“陳吏部尚書姚察曰”二十五篇，另有署“史臣陳吏部尚書姚察曰”一篇（“史臣”二字當為衍文）；署“史臣曰”二十七篇；署“史臣侍中鄭國公魏徵曰”一篇。《陳書》有一卷無史論，署“陳吏部尚書姚察曰”二篇；署“史臣侍中鄭國公魏徵曰”一篇；署“史臣侍中鄭國公魏徵考覽記書，參詳故老，雲”一篇（兼補充史實）；署“史臣曰”三十三篇。由以上數字可大體看出，就《梁書》而言，姚察與姚思廉所撰基本相當，而《陳書》，則多為思廉所撰。魏徵是以監修身份加以指導，共寫了三篇論。雖然姚察有開創之功，但思廉對梁、陳二書的貢獻是最大的。從撰述數量上看，思廉明顯多於姚察，而且，思廉在貞觀初奉詔修史，又要根據唐皇朝的政治需要，對姚察所撰部分作必要改動。思廉對梁、陳二書是有續撰、整理、定稿之功的。沒有思廉的竭盡全力，這兩部史書就很難問世。因此梁、陳二書題姚思廉撰，世人從無異議。這兩部書也基本上反映了姚思廉的史學思想和文風特點。
撰史之風
從梁、陳二書中，可以看到姚思廉治史的優點和不足。
注重史料價值
《梁書》56卷，記載了梁天監元年（502）至陳永定元年（557）共五十六年的歷史。《陳書》36卷，記載了陳永定元年至禎明三年（589）共三十三年的歷史。這兩部書是關於梁、陳二代史的最早的較完備記載。思廉注重史書的史料價值，注意對史料博採善擇。二史對比，關於梁史可資參考的著述很多。梁人所著就有：沈約《武帝本紀》14卷，周興嗣《梁皇帝實錄》5卷，鮑行卿《乘輿飛龍記》2卷，蕭子顯《普通北伐記》5卷，謝吳（或作謝昊、謝炅）《梁書》49卷，蕭韶《梁太清紀》10卷，蕭世怡《淮海亂離志》4卷等。梁亡後，著梁史的有：許亨《梁史》53卷，姚察《梁書帝紀》7卷，劉璠、何之元各撰《梁典》30卷，陰僧仁《梁撮要》30卷，姚最《梁後略》10卷等。關於陳史可資參考的著述略少，有陸瓊《陳書》42卷，趙齊旦《陳王業歷》1卷，顧野王、傅縡各撰《陳書》3卷。《隋書·經籍志》中“史部”的雜史、起居注、舊事、職官、儀注等類，還有不少有關梁、陳史的著述。另外，姚察曾為梁、陳史官，可以接觸到梁、陳二代國史，因此，梁、陳國史也是修梁、陳二書的重要依據，在書中有多處顯出國史的痕跡。
梁、陳二書較多地保存了有關農民起義的珍貴史料，如發生在齊的唐■之起義，趙續伯起義，樂寶稱、李難當起義，帛養起義，雍道晞起義，程延期起義。發生在梁的焦僧護起義、始興起義、吳承伯起義、徐道角起義、姚景和起義、會稽起義、鮮于琛起義、李賁起義、劉敬躬起義、王勤宗起義、胡通起義等。
梁、陳二書另一個突出特點是多收錄詔冊、奏表、書札、文賦，保存了大量有價值的歷史資料。如《梁書·武帝紀》載大同七年（541）十一月、十二月兩詔，透露了梁代社會黑暗、階級壓迫嚴重的事實。《陳書·章華傳》載章華上書，反映陳末嚴重的社會危機。
《梁書·諸夷傳》關於邊疆少數民族和一些外國歷史的記載較詳，有其有利的客觀條件。由於梁、陳時代佛教興盛，中外僧人往來增多，加之對外經濟文化交流的發展，使人們對外部世界了解加深，思廉所能參據的史料也就相應豐富。
姚氏父子並有文名，為時人所重，思廉對文化亦有特殊的興趣，梁、陳二書卷數不多，文化史料卻頗多。思廉多為學者立傳。《梁書》的《儒林》、《文學》兩傳就為四十二名學者立傳，另外《處士》傳中也多記學者。《陳書》的《儒林》、《文學》傳，也為三十一名學者立傳，還有些學者另外立傳。著名學者如范縝、鍾嶸、劉勰、阮孝緒、裴子野、顧野王、沈約、徐陵等人，都有內容較詳的傳，他們的事跡及學術成就得以保存。思廉較多地記載了史學史方面的寶貴資料。梁、陳二代較知名的史家都有傳，並錄其著述，有時略加評論，或註明其著作是否行世。
佛教自漢代傳入中國後，在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得到了較快發展。梁、陳二代，佛教極為興盛，對社會生活影響很大。姚思廉注意到了這一社會現象。他如實記載涉及佛教的史事及重要信佛事例，如《梁書·武帝紀》記述梁武帝數次捨身寺院而又由群臣重金贖回。《陳書·傅縡傳》記傅縡篤信佛教，收錄其關於佛教的論辯文章《明道論》，長達二千五百餘字。《梁書·范縝傳》敘范縝“卓越不群而勤學”，“盛稱無佛”。與竟陵王蕭子良辯論，“子良不能屈，深怪之。縝退論其理，著《神滅論》”。傳中收錄了《神滅論》這一篇幅較長的哲學史、思想史的珍貴文獻。這篇論文對佛教泛濫而造成的蠹俗害政的惡果給予了深刻揭露。“此論出，朝野喧譁，子良集僧難之而不能屈”。較形象地刻畫了范縝大無畏的戰鬥者形象。
文風樸實
梁、陳二書全用散文寫成，其語言通曉簡練，在唐初“八史”中首屈一指。六朝盛行駢文，唐初行文仍多用駢文。但這時的駢文已失去了它在勃興時對文化產生的積極作用，表現為專意注重辭藻用典，過分強調音韻對偶。這種形式主義文風往往影響思想內容的表達，顛倒了思想內容與表現形式的主從關係。就史書而言，唐以前的《宋書》、《南齊書》，敘事及論贊時用駢文。貞觀年間所修《晉書》，其論贊仍喜用駢文。唐太宗親撰的四篇史論即用駢文寫成。可見唐初仍有崇尚駢文的風氣。但姚思廉堅決拋棄以駢文寫史的做法，代之以樸實、準確的散文。清人趙翼對《梁書》的散文大加稱讚：“行文則自出爐錘，直欲遠追班馬。……世但知六朝之後，古文自唐韓昌黎始，而豈知姚察父子已振於陳末唐初也哉”①。這一見解是非常正確的，一般學者都認為韓愈是唐宋古文運動發起者，但韓愈（768—824）為中唐人，而姚氏父子在梁至初唐之際，就以實際行動開拓古文運動了。
姚思廉仿司馬遷筆法，常常引用當時口語，既能反映時代特點，又能使文字活潑通俗。如《梁書·侯景傳》記僧通與侯景對話：“僧通取肉搵鹽以進景。問曰：‘好不？’景答：‘所恨太鹹。’僧通曰：‘不鹹則爛臭。’”思廉運用語言的成功之處，還在於使人物語言個性化。符合人物特定的身份、經歷、環境，表現出人物的性格特點。如《梁書·曹景宗傳》中曹景宗的一段自白就很自然、生動。思廉還在梁、陳二書中經常直接或間接地表達對文風的見解，如在《梁書·簡文帝紀》、《梁書·裴子野傳》、《陳書·蔡景歷傳》、《陳書·江總傳》等，都推崇古文，批評浮艷文風。
敘事簡嚴
思廉敘事不好鋪張，行文簡潔。他不輕信奇聞異事，不好采瑣事入史。李延壽和姚思廉同在史局，思廉地位又高於延壽，一般說來延壽所見之修史資料，思廉也能夠見到。但延壽作史多采入瑣言碎事和神鬼怪異事，而思廉不採或極少採，可見二人識見之差別導致史筆之異趣。趙翼在《廿二史札記》卷一一連舉二十餘例說明《南史》增《梁書》瑣言碎事。
但是，這兩部書在編纂上也有一些缺陷和不足。其一是隱諱，如《梁書·敬帝紀》和《陳書·劉師知傳》都不載陳武帝指使劉師知害敬帝事。其二是文飾，在敘及梁代齊、陳代梁史事時，在帝紀中長篇累牘地照錄加九錫文、禪位詔、策、璽書等虛偽的文字，也有作人情佳傳現象。另外，《梁書》不為蕭詧立傳，使後梁事失載，是一大缺陷。思廉還不重視科技，甚至在為父姚察作傳時隱諱其祖父姚僧垣以醫術知名。梁、陳二代科技方面史實記載甚少。
史學思想
姚思廉的史學思想是有一定進步意義的。
一、是以史為鑑的著述宗旨。
唐初統治者極其重視修前代史，甚至唐太宗和一些主要大臣都親自參與修史，這是急需總結歷史經驗為當時政治服務。思廉承旨而撰梁、陳二史，也就突出了以史為鑑的宗旨。姚察先撰的部分已有這個思想，而思廉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給以繼承和發揚。
《陳書·何之元傳》中記述何之元修史事較詳，並錄其《梁典序》，稱何“屏絕人事，銳精著述，以為梁氏肇自武皇，終於敬帝，其興亡之運，盛衰之跡，足以垂鑑戒，定褒貶”。“垂鑑戒”，主要著眼於總結前人的得失成敗經驗；“定褒貶”，主要著眼於對前代人物作出是非功過的評價，力圖“敦勵風俗”。
姚思廉寫人物很注意褒揚或貶斥，以期用著史來影響世風。他為良吏立傳，注意突出各人的特點。如《庾蓽傳》敘其生活儉樸，為官廉潔；《沈瑀傳》敘其執法嚴明；《孫謙傳》敘其體恤民情，重視生產；《何遠傳》敘其抑富扶貧。為“悖逆”之人立傳，均置於全書末尾，以示貶斥。
二、是注重人事的進步史觀。
姚思廉多次總結梁代太清之亂和陳代禎明淪覆的歷史經驗，著重強調國家的治亂安危取決於人事情況如何，決定歷史的是人事而不是天命。
他認為，歷史是發展的，政權的興亡更替是必然現象，“夫道不恆夷，運無常泰，斯則窮通有數，盛衰相襲”，認為歷史取決於人事。他在《梁書》的第一篇史論中，就鮮明指出，梁之亡國，“雖歷數斯窮，蓋亦人事然也”。
他評述梁武帝從奪取帝位到餓死宮城這幾十年經歷，是始終以人事來說明歷史的。他指出齊末政治昏亂，把蕭衍推上歷史舞台，頗有時勢造英雄之意，接著又指出蕭衍成功的原因和措施，又總結蕭衍晚年之失。陳太建九年（577），陳派將軍吳明徹率軍北伐，被周軍打敗，“眾軍皆潰”，明徹被俘，病死於長安。
姚思廉認為，“金陵虛弱，禎明淪覆，蓋由其漸焉”。他把吳明徹呂梁之敗與禎明年間陳亡於隋聯繫起來考察，這種原察始終的方法是有一定識見的。陳亡的起因雖然不能僅僅歸結為呂梁之敗，但思廉能夠認識到，陳亡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陳亡的萌芽顯現較早，屬於人事問題，這就是對天命的否定。
思廉還進一步分析呂梁覆師的原因。他指出，陳宣帝初即位時，命將出師，開拓土宇，取得很大成功。但以後則失之於驕傲，“享國十餘年，志大意逸，呂梁覆軍，大喪師徒矣。江左削弱，抑此之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