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紹傳
成公興(姓成公,名興)的歷史資料,見於《魏書·藝術傳·殷紹傳》和《魏書·釋老志》。《魏書》是二十四史之一,北齊初年
魏收撰。
《殷紹傳》稱:殷紹,長樂人也。好陰陽術數,達九章、七曜。
世祖時為算生博士,給事東宮西曹,以藝術為恭宗所知。太安四年夏,上《四序堪輿》,表曰:“臣以姚氏之世,行學伊川,時遇游遁大儒成公興,從求《九章要術》。興字
廣明,自雲膠東人也。興將臣南到陽翟九崖岩沙門釋曇影間。興即北還,臣獨留住,依止影所,求請《九章》。影復將臣向長廣東山見道人法穆。法穆時共影為臣開述《九章》數家雜要,披釋章次意況大旨……。練精銳思,蘊習四年,從穆所聞,粗皆仿佛。……以甲寅之年,奉辭影等。自爾至今,四十五載。歷觀時俗堪輿八會,經世已久,傳寫謬誤。……今依先撰錄奏,謹以上聞。”其《四序堪輿》,遂大行於世①。
按:此《藝術傳》的“藝術”,泛指術數、方伎和各種技藝,如唐章懷太子
李賢注《後漢書》所說:“藝謂書、數、射、御,術謂醫、法、卜、筮。”殷紹是北魏初年的方術大家,受到北魏太武帝(世祖)
拓跋燾及其太子
拓跋晃(未即帝位先死,追尊為恭宗景穆帝)的重用。文成帝拓跋浚太安四年(公元458年),他在進呈《四序堪輿》的表章中 ,鄭重地述說其師承關係,第一位恩師就是膠東人“游遁大儒”成公興。此“
膠東”,指自東漢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年)改郁秩縣為膠東侯國,歷魏晉十六國,直到北魏獻文帝皇興四年(470年),存在了近四百年之久的“
膠東縣”,其轄境是以今平度城為中心的地區,面積約為今平度市的三分之一。魏晉十六國和北魏前期著名的“膠東城”也一直設在今平度城②。清道光二十六年重修《平度州志》,就是據上引《魏書·殷紹傳》中文字而將成公興定為平度的歷史名人的。
道光《平度州志》的編纂者李圖先生(字少伯,掖縣人),以學識淵博著稱,他還考證成公興生當十六國時期,從而糾正《萊州府志》“北魏人”之誤。可是《平度州志》對於《魏書·釋老志》里記載成公興事跡更多更詳的文字卻未採用。
釋老志
《釋老志》稱:(
寇謙之)服食餌藥,歷年無效。幽誠上達,有仙人成公興,不知
何許人,至謙之從母家傭賃。謙之常覲其姨,見興形貌甚強,力作不倦。請回賃興代己使役。……謙之樹下坐算,興懇發致勤,時來看算。謙之謂曰:“汝但力作,何為看此?”二三日後,復來看之,如此不已。後謙之算“七曜”,有所不了,惘然自失。興謂謙之曰:“先生何為不懌?”謙之曰:“我學算累年,而近算《周髀》不合,以此自愧。且非汝所知,何勞問也!” 興曰:“先生試隨興語布之”。俄然便決。謙之嘆伏,不測興之淺深,請師事之。興固辭不肯,但求為謙之弟子。未幾,謂謙之曰:“先生有意學道,豈能與興隱遁?”謙之欣然從之。興乃令謙之潔齋三日,共入華山。令謙之居一石室,自出採藥,還與謙之食藥,不復飢。乃將謙之入
嵩山。有三重石室,令謙之住第二室。歷年,興謂謙之曰:“興出後,當有人將藥來,得但食之,莫為疑怪。”尋有人將藥而至,皆是毒蟲臭惡之物,謙之大懼出走。興還問狀,謙之俱對,興嘆息曰:“先生未便得仙,政可為帝王師耳。”興事謙之七年,而謂之曰:“興不得久留,明日中應去。興亡後,先生幸為沐浴,自當有人見迎”興乃入第三重室而卒。謙之躬自沐浴。明日中,有叩石室者,謙之出視,見兩童子,一持法服,一持缽及錫杖。謙之引入,至興屍所,興欻然而起,著衣持缽,執杖而去③。
看來,道光《平度州志》不取此《釋老志》之文,當因修志者尊奉儒家正統觀念,排斥釋老之學,尤其此類神仙故事多涉虛幻,文中又說成公興“不知
何許人”,於是便被棄而不用了。其實,魏晉人的神仙鬼怪觀念,是和後世有別的,誠如魯迅先生論《六朝之鬼神志怪書》所言:“中國本信巫,秦漢以來,神仙之說盛行,漢末又大暢巫風,而鬼道愈熾;會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漸見流傳。凡此,皆張皇鬼神,稱道靈異,故自晉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書。其書有出於文人者,有出於教徒者。文人之作,雖非如釋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為小說,蓋當時以為幽明雖殊途,而人鬼乃皆實有,故其敘述異事,與記載人間常事,自視固無誠妄之別矣。”④有些史學家是很重視《魏書·釋老志》的,對所記神仙故事,並不簡單地視為荒誕,而是透過虛幻的表面,看到具有重要意義的實質。
清代乾嘉時期的史學巨匠
錢大昕在其名著《二十二史考異》中,對《魏書·釋老志》《仙人成公興》條,就曾以《殷紹傳》釋成公興的籍貫。而進一步地將上引《魏書》中的兩段文字聯繫起來考證並闡發其重要價值的,則是二十世紀的史學大師陳寅恪先生。
1950年,陳先生髮表了名文《崔浩與
寇謙之》。文章的前半即以論述
寇謙之為主。
寇謙之是中國道教發展史上的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成公興則對寇謙之有過至關重要的影響。陳寅恪先生先論證了
寇謙之的家世:寇氏原是漢中
張魯治下的大族,曹操平漢中,徙張魯徒眾於長安及三輔地區。“寇氏為豪宗大族,故有被徙之資格,以其為米賊餘黨,故其家世守天師道之信仰。然則
寇謙之之所以早修張魯之術,固非偶然也。”⑤
對於《釋老志》中關於
寇謙之與成公興的一段記載,陳寅恪先生認為:“此節為吾國接受外來學說及技術之一重公案”。“吾國道教雖起初原為本土之產物,而其後逐漸接受模襲外來輸入之學說技術,變易演進,遂成為一龐大複雜之混合體。綜觀二千年來道教之發展史,每一次之改革,必受一種外來學說之激刺,而所受外來之學說,要以佛教為主。” “
寇謙之少修
張魯之術,即其家世所傳之舊道教。而服食餌藥歷年無效,是其所傳之舊醫藥生理學有待於新學之改進也。其學算累年而算《七曜》、《周髀》有所不合,是其舊傳之天文算學亦有待於新學之改進也。”
陳寅恪先生稱“天算之學於道教至為重要”。通過旁征博考,他認為魏晉以前的《周髀》蓋天之術為舊術(按:《周髀》是中國古代的天文歷算著作,主要內容是對古代宇宙天體論《蓋天說》進行數學計算 ),聯繫《殷紹傳》所述,陳先生認為成公興與當時的佛教徒有密切關係,他介紹的向殷紹傳授醫學、算學的名師曇影、法穆以及“
和公”,都是佛教徒,“
寇謙之、殷紹從成公興、曇影、法穆等受《周髀》算術,是從佛教受
天竺輸入之‘新蓋天說’”。
寇謙之用其世代所傳舊法累年算《七曜》、《周髀》不合 ,可是按照成公興的算法,卻“俄然便決”,竟使寇謙之大為嘆服 ,願立即拜師。雖成公興堅辭不肯,此後
寇謙之卻隨成公興入
嵩山修練,七年之後,成公興仙去,寇謙之則運用他從成公興那裡學到的佛教受
天竺輸入之“新蓋天說”(另外還有佛教的“律學”),成功地對道教進行了改革。
據《魏書·釋老志》:
寇謙之於
北魏明元帝神瑞二年(公元415年)十月,自稱太上老君親臨
嵩山,授給他真經,令他“清整道教,除去三張(指張陵、
張衡、
張魯)偽法、租米錢稅及男女合氣之術。太常八年(423年),又稱有“牧土上師李譜文來臨嵩岳”教道眾“修身煉藥,學長生之術”。
寇謙之成功地改造了舊的道教 ,得到了北方士族領袖當時還深受北魏太武帝崇信的
崔浩的支持,進而得到太武帝的賞識,太武帝“崇奉天師,顯揚新法”,“建道壇,親受符錄”。以後的北魏皇帝皆例行不輟。總之,
寇謙之是把原始的道教改革成為具有完整的教義、教規,從而使道教成為與勢力興盛的佛教並列的一位關鍵人物⑥,而膠東(今平度)人成公興作為寇謙之實際上的老師則長達七年之久,對於寇謙之以後的作為和事業,影響至為重大和深遠。
陳寅恪先生認為《魏書》中有關成公興的兩段文字“其時間與空間二者俱相適合,自不待言”。現試作具體推算:殷紹上《四序堪輿》為公元458年(太安四年),他“以甲寅之年奉辭(曇)影等。自爾至今,四十五載”。則此甲寅當為
北魏明元帝神瑞元年,即公元414年。殷紹師從曇影等四年,開始為410年,則他向成公興學《九章要術》和成公興“北還”,可假定為408年。再看
寇謙之:他於415年(明元帝
神瑞二年)自稱遇太上老君,而此前成公興“仙去”,“興事謙之七年”,則寇謙之初遇成公興,約在408年。於是,似可認為,成公興離開伊川,不久便西去關中,遇到了
寇謙之 。他真正“稀在人間”是在七年之後,從
嵩山“著衣持缽,執杖而去”的。
假定公元408年時已被殷紹稱為“游遁大儒”而且被
寇謙之認為“力作甚強”的成公興,時為45歲(至多不應超過50歲),其生年則約為363年。其時膠東處於
前燕治下,370年,前秦滅前燕,383年
淝水之戰,前秦解體時,成公興約為20歲。氐族苻氏的前秦是十六國時期最強盛的王朝,其版圖“
東極滄海,西並龜茲,南苞襄陽,北盡沙漠”,一度出現了“兵強國富,垂及昇平”的局面。成公興的青年時代是在前秦治下度過的,得以打下了堅實的學問基礎。
淝水之戰後,青州先為
後燕(384——398)、繼為
南燕(399——410)所有,今膠東半島地區,並未遭受大的社會變亂。而自
劉裕滅
南燕,青州歸屬江南後,青州則陷入了嚴重的戰亂之中。
淝水之戰後,羌族姚氏在關中建立的
後秦,經濟和文化都較周邊政權為好,成公興中年時期離開戰亂不已的家鄉,到了後秦治下的嵩洛和三輔一帶,避世而不忘授業。他的學問既有深厚的儒家根基,又有豐富的釋老內容,尤其在天文歷算和醫藥方面,他掌握了外來佛教在這些學科中的先進知識和技術,並通過他的弟子殷紹和
寇謙之,用於實踐,得以發揚而光大之。
今天,撇開釋老神仙之說不論,我們對於成公興的真實面目已經有了具體的了解,歷史文化名人之稱,他應該是當之無愧的。 註: ①《魏書》卷九十一。 ②參見《魏書·地形志》和譚其驤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 ③《魏書》卷一一四。 ④魯迅:《中國小說史略》。 ⑤本文以下所引陳寅恪先生文,皆出自《金明鈸叢稿初編·崔浩與
寇謙之》。 ⑥參見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一卷第三編第三節《清整道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