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歷史背景,批鄧風潮,四五運動,事件過程,計畫提出,葉華商談,實施計畫,事件結果,歷史評價,事件影響,
歷史背景
批鄧風潮
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已經是第十個年頭。為針對文化大革命帶來的損失，黨內的一群有識之士對黨內事務和國民經濟進行整頓。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重申在二十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把全國人民的注意力再次引到發展經濟、振興國家的事業上來。這是飽受“文化大革命”內亂之苦的中華民族最強烈的願望。四屆全國人大確定了以周恩來、鄧小平為核心的國務院領導人員，為鄧小平隨後主持國務院工作奠定了基礎。但這次大會通過的報告、決議和憲法，未能擺脫“左”傾錯誤的影響。
四屆人大閉幕後，已患重病的周恩來病情更加嚴重。鄧小平在毛澤東支持下，相繼主持國務院和黨中央的日常工作。受命於危難之際的鄧小平，大刀闊斧地開始了整頓。他強調四個現代化建設是大局，提出要全面整頓。 但1975年11月下旬，發動了“反擊右傾翻案風”（翌年初改稱“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這個運動再度造成社會混亂。越來越多的幹部民眾對長期持續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感到困惑，對“四人幫”的倒行逆施更加不滿，要求社會安定和發展經濟的願望愈加強烈。
四五運動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全國各族人民無限悲痛。但是，“四人幫”壓制廣大人民民眾悼念周恩來，誣陷鄧小平，加緊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激起人民民眾的強烈義憤。1月21日、28日，毛澤東先後提議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清明節前後，北京市上百萬人民民眾，自發地聚集於天安門廣場，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獻花籃、送花圈、貼傳單、作詩詞，悼念周恩來，擁護鄧小平，聲討“四人幫”。9月9日，毛澤東去世。
事件過程
計畫提出
1976年9月10日，即毛澤東逝世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未經中央授權指示秘書米士奇以中辦名義通知各省、市、自治區發生的重大問題，要及時報告；重要問題不好解決的，要及時請示；凡報告和請示，均與米士奇直接聯繫。中共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接到電話通知後立即報告了華國鋒。華國鋒獲悉後與葉劍英商議，繼而以中共中央名義正式向全國通告立即關閉未經中央同意開設的中辦值班室；各地發生重大問題，一律直接向華國鋒報告。
華國鋒
華國鋒9月11日，在事前電話約定後，華國鋒以到醫院檢查身體為由，到西皇城根9號李先念臨時住處。在不到十分鐘的談話里,他向李先念表示解決“四人幫”的時候到了，並請求葉劍英的協助。當天華國鋒又請求汪東興給予協助，汪東興同意了。
9月13日，李先念借去香山植物園的名義外出，轉往西山葉劍英住處傳達華國鋒的委託，葉基本同意。當天李先念即向華國鋒匯報談話內容和葉的態度。
9月17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在人民大會堂新疆廳召開，主要議題為毛澤東手稿如何處理，以及毛遠新是否需要回到遼寧。四人幫與華國鋒、葉劍英發生爭執。之後華國鋒又獲得了陳錫聯、蘇振華二人的支持。
葉華商談
9月21日，葉劍英來到華國鋒住處商討初步方案。
葉劍英
葉劍英9月26日晚，國務院小禮堂電影放完後，華國鋒留下李先念和吳德商量方案。吳德提出逮捕和投票否決的形式，經商議確定採用逮捕。華國鋒再次委託李先念將密商結果通報葉劍英。
9月29日夜11時，華國鋒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召開，主要討論國慶節的各項活動安排。期間江青要求散會，留下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華國鋒、汪東興六人。江青要求毛澤東的檔案、檔案應交毛遠新清理、保管；中央辦公廳辦理的民眾來信來訪工作和材料，交由他們在“北大”組織的人去處理，但華國鋒沒有回應。
9月30日晚，中共中央在天安門城樓上舉行首都各界人士國慶座談會。會後，華國鋒、李先念、吳德等人到國務院小禮堂看了一場電影，看完電影，三人又在小禮堂旁邊的小會議室再次商談了解決“四人幫”的時間和可能發生的問題。
10月4日下午，華國鋒等三人最終敲定了方案。
實施計畫
10月6日下午，汪東興對行動人員召開短會，下午5時中南海東八所小會議室也有小型會議分配任務。汪東興、葉劍英和華國鋒分別於18點半、19時20分和19時40分到達懷仁堂。
10月6日下午3時，中央辦公廳通知中央政治局常委到懷仁堂開會，內容如下：一是研究《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出版問題；二是研究毛主席紀念堂的選址問題。張春橋先到場，順利被抓捕；王洪文企圖反抗被控制；姚文元只說了聲“走吧”，就跟著士兵離開。江青則在中南海春藕齋西側201號樓被宣布“隔離審查”，江青在宣讀後對人說：“能不能再念一遍？”然後寫了一封信，密封好後交工作人員。後江青由紅旗防彈轎車運送至秘密地點軟禁近8個月，再轉至秦城監獄。同時遲群、謝靜宜、毛遠新等也被捕。22時，耿飆到達廣播局把華國鋒的手令交給了鄧崗，然後派人迅速控制了電台和電視台。同時，對行動總結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在玉泉山9號樓召開。
10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事件的通知》，列舉“四人幫”的罪狀以及對他們實行“隔離審查”的原因。
事件結果
“四人幫”被“隔離審查”後，一直拘押在由八三四一部隊管轄的地下工程內。
受審判的四人幫
受審判的四人幫1976年10月6日，最初將“四人幫”隔離起來的時候，他們的順序是按照其所擔任的職務排列的。即王洪文是黨中央的副主席，排第一號；張春橋是政治局常委，排第二號；下面是江青、姚文元。也有人推測毛遠新可能是集團的頭面人物。但是根據當時國內、國際上絕大多數人的看法，江青以她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和特殊身份使得“四人幫”的核心是江青。中央“兩案”審理領導小組在審理工作展開時，專門就此進行了研究。後經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按實際情況，讓江青掛了頭號；張春橋作為“智囊”和“軍師”，掛二號；姚文遠製造篡黨篡權的奪權輿論，算三號；王洪文放在了第四位。
1977年4月10日奉中央之命，“四人幫”被移交給公安部秦城監獄關押。
1980年11月10日，特別法庭派書記員到秦城監獄將起訴書副本，分別送達被告人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江騰蛟。
歷史評價
1977年7月21日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對粉碎“四人幫”作出評價：“一舉粉碎了‘四人幫’，消除了黨內一大禍害，使我國避免了一次大分裂、大倒退，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以天安門事件為代表的四五運動和十月粉碎“四人幫”的偉大勝利的性質和歷史意義作出了評價：
粉碎“四人幫”的勝利“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從危難中挽救了黨，挽救了革命，使我們的國家進入了新的歷史發展時期”。這就肯定了這一勝利所具有的劃時代的意義。《歷史決議》的論斷，如實地說明，粉碎“四人幫”，宣告了一個歷史時期即“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結束；同時，宣告了一個歷史時期即“新的歷史發展時期”的開始。根據《歷史決議》切合實際的結論，應該如實地肯定粉碎“四人幫”的界碑作用。也就是說，粉碎“四人幫”這一事件，是“文化大革命”和“歷史新時期”的分界線。粉碎“四人幫”取得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和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進入了新的歷史發展時期”。
事件影響
1976年10月6日晚，華國鋒、葉劍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對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幫派骨幹實行隔離審查，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挽救了黨，挽救了國家，改變了當代中國歷史的進程，成為中國歷史上屈指可數的具有不可估量影響的重大歷史性事件之一。黨中央還採取有力措施控制了上海局勢，使江青集團骨幹分子妄圖武裝叛亂的陰謀未能得逞。 粉碎“四人幫”的勝利，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從危難中挽救了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為黨和國家進入新的歷史時期創造了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