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校史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慈禧太后允許地方辦女子學堂，滿族人惠興女士不顧家人反對，決意為婦女做一點事。她請來在杭州的一些滿族商人商議開辦女學之事，募得資金300多銀圓；為取得建校土地，四處奔走，苦口婆心遊說浙江巡撫、鎮守將軍等，終於得到允諾，在旗營內的一座梅青書院舊址上創辦女子學堂（即今天的惠興路旁）。惠興高興地把學堂取名為“貞文”。校址雖然有了，但錢還遠遠不夠。於是，惠興就再到旗營中一些富有的女眷中募款，女眷都答應校舍落成後給錢。
歷經辛苦，貞文女子學堂終於建成。在開學典禮上，惠興割破手臂說：“倘這女學校半途停廢，我必要把這身子，來殉這學校的。”
當時惠興講這番話是有原因的。學校造好後，惠興一直處在兩難境況中，一邊造學校的工匠不斷上門討錢，一邊曾經答應給錢的那些豪門女眷卻翻臉不認賬，甚至有人還譏諷惠興喜歡折騰。
無奈之下，惠興決心“以身殉學”。她寫了兩封絕命書，一封給鎮守將軍，一封給全校學生。光緒三十年十一月廿五日清晨，惠興服下大量鴉片，於午後氣絕身亡，臨終時讓人把絕命書交上去，說那樣學校就會有多年經費了。
惠興之舉震動省城，鎮守將軍會同浙江巡撫聯名上書朝廷，慈禧下旨給惠興建牌坊，遺體安葬於孤山放鶴亭後。當時北京一些梨園名角還為惠興的學校義演籌款，浙江地方官府也把貞文女子學堂收為官立，改名惠興女學堂。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惠興女學堂
- 創校人：惠興
- 類型：女子學堂
- 創辦時間：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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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興女學堂 - 創校人
惠興（1870——1905.12），女，姓瓜爾佳氏，滿族，白山人（今吉林省）。貞文女學（後改名惠興女學堂）創辦人。有一定的中國文學基礎，留心國家大事，以提倡女學為己任。
惠興自幼隨長輩遷居杭州，19歲結婚不久，丈夫亡故，一直獨身孀居。雖然生活中充滿了不幸，但惠興心中一直有個信念——女人不能從屬於男人，必須通過學習知識求得謀生本領。
1905年12月21日，為貞文女學辦學經費多方奔走無效的惠興，憤而吞服鴉片自盡，以身殉學。為紀念惠興女士捨身辦學的精神，後人改貞文女學校名為惠興女學堂。學校門前的街道和弄堂也改名為惠興路和惠興里。
惠興女學堂 - 歷史影響
惠興女士以身殉學一事在當時的北方，尤其是北京激起了極大反響。《北京女報》主筆張展雲聯絡著名戲曲演員田際雲，在京城發起成立了“婦女匡學會”，義務演戲，為貞文女學校籌款。田氏編排的《惠興女士傳》新戲，從1906到1907年不僅多次在京、津地區演出，並曾奉召入宮演出。在此之後，清廷也加速制訂了女學章程。
惠興之死，南北報界反應不同。上海《申報》雖在9天后作了報導，接下來卻是一片沉默，3個月後又出現了另一則來自北京的短訊，記述北京對惠興事件的反響，竟將惠興錯寫成“蕙馨”。《申報》雄踞江南新聞界榜首，偏偏在惠興寥若晨星的文稿中出此罕見的錯誤，可見南方士紳和教育界的冷漠程度。實際上，原因只有1個，惠興是滿族人，貞文女校自然即為滿人所設，漢人皆不願為其出資出力。
總之，惠興之死在調和滿漢關係問題上雖未激發神奇功效，但從女子教育發展看，仍具有重要意義。杭州貞文女學起死回生，更名為“惠興女學堂”。北京出現的女子教育萌芽，也經大張旗鼓的惠興演說和募捐，贏得各界理解，1906年推衍成興辦女校的高潮。
惠興女學堂 - 歷史背景
自1644年清兵入關，建立全國性政權，滿漢矛盾便成為糾纏清朝三百年歷史的解不開的死結。
1905年歲暮，中國有兩位志士相繼在國內外自殺，事件震動全國，餘波經久不息。先是陳天華為抗議日本文部省發布《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以喚醒國人的救亡意識，憤而在東京蹈海；隨後惠興因辦女學款絀，於杭州家中服毒，遺書當道請撥常年經費。
表面看來，二人均係為教育問題殉身，實則民族矛盾的深化是其背後的深層原因。
晚清深受民族主義思潮感染的不只是漢族革命家，也包括滿族讀書人，雙方都以勢不兩立的姿態對待民族矛盾。
應該說，在晚清報界，“民族調和論”還是占據主導地位的，排除政治派別鮮明的報章不計，以《申報》、《大公報》等中性報刊為代表的“公共空間”，應該說是體現（或曰引導形成）了這樣一種社會輿論與主流意識。《大公報》主人英華（斂之）雖為滿人，但信奉天主教，而存一視同仁之心，且崇信變法改良，思想開明，因此也以融合滿漢畛域為救國良策。如1906年3月7日發表在《大公報》的〈論建設學堂宜除滿漢之名目〉，雖為“來稿”，卻刊登在相當於社論的“言論”欄，這起碼錶明其得到了報社主持者的贊同。論者秉著“調和滿漢之方針”，批評滿人“辦理學堂者仍狃於滿漢之成見”。其深憂大患正在，“以同為一國之人，而先自分支別派，不能融合而同流，遂令排滿革命種種狂悖之謠傳莫殺其勢而息其波”。以融合滿漢為防止革命的手段雖未必現實，但其平息矛盾的用心可謂良苦。
不過，如英斂之一般主張的滿族知識者畢竟為數不多，留學日本的滿洲貴族少壯派且由於直接感受到革命派無所顧忌的排拒，而生髮出更為強烈的敵意。辛亥革命後組建“宗社黨”的良弼，1904年留學日本時，即“以滿漢界限，故與漢人留學者大相水火，即漢學生亦莫不反對之”，於是上書執政者，“請將漢人中有志之士盡中以法，為一網打盡之計”，並“請政府限制漢人入仕，階級毋得過三品以上”顯而易見，此舉不僅無助於滿洲政權的自救，反會加速漢族官僚集團的離心。
假如在上述背景下閱讀有關惠興辦學的資料，便可以有新發現：
惠興1905年12月21日自殺後，《申報》於12月30日即刊出題為〈惠興女士為女學犧牲〉的訊息，詳述惠興女士辦學的不屈不撓，直至奉獻生命。《申報》之以“為女學犧牲”、《東方雜誌》之以“殉學記”6表彰其事，著眼點均在惠興創辦女子教育的熱忱血誠。於是，將其作為晚清民間女校辦學艱難之例證來引述，或推崇其人為女子教育的志士、先驅，均屬題中應有之義。
不過，如此談論惠興自殺的意義仍不完全。被上海報界有意無意忽略的惠興的身世，其實與惠氏以決絕的“不成功便成仁”的態度辦學大有關係。《東方雜誌》雖正確地報導了惠興所辦學校的名稱──貞文女學校，卻將其出身滿人的社會關係剔除得乾乾淨淨，言其家世，也只有“早孀居“一句，反不及《申報》據傳聞之詞，徑書為”杭州旗城女學校”更得精髓。女學既為旗人所設，出資捐助者盡為八旗中人，也就毫不足怪了。
令人感覺奇怪的，倒是該校的誕生似乎默默無聞，並未引起新聞界的關注。連專門設立“各省教育匯志”欄目、熱心報導各地女學訊息的《東方雜誌》，也竟然遺漏了近在鄰省的貞文女學校的動態。倒是將“本報十大特色”之第一條標榜為“為民族主義之倡導者”的《警鐘日報》，戲劇性地留下了些許蛛絲馬跡。
《警鐘日報》因大力鼓吹“排滿革命”，以之為第一義，故雖熱心提倡女子教育，終究將其從屬於“民族大義”。即如1904年，已故布政使銜、貴州候補道羅應旒之妻皮氏專程從四川來京，兩次向學務處遞稟，呈請代奏振興女學及請派遊學摺稿。《警鐘日報》儘管全文登載了兩篇奏稿，卻又以其出身滿族，而在文前的“本社案”中，特意為讀者準備了一副“民族主義”的有色眼鏡：“東胡賤種，寥寥五百萬人，蟠踞上國，踐其土而食其毛，固已？吁飽死，無男女而皆不知何者謂學也。乃豁然光明，發見高岡一鳳。如此摺稿，使我漢人讀之，當若何驚心動魄者。急登之，以為二萬萬女同胞勸。”
持此立場，其報導滿人興辦女學堂，自然亦納入民族主義的敘述框架中。
該報1904年秋冬間，有兩則短訊值得注意。10月22日的〈女學激成〉所述相當簡單：“有旗營某某之女，前在杭州女學堂報名。校中見系旗人，命其約集女子籌款自辦。其屋宇器具聞已備齊，定於本月內開課。惟教員及常年經費無從著落，將來恐成畫餅。”半個月後，11月8日，又有〈旗女亦為彼族興學乎〉一條，事實與前述無大出入，而更加詳細：
旗籍某女士前赴東平巷女學報名，該堂全體以非我族類，屏之不納。該女歸而發憤，極力運動同旗，籌得千金之款，現已賃屋某處，即日開辦。章程規則亦頗有次序。屏聞有某旗員之夫人允助常年經費，俾不至半途輟學雲。
通訊雖未揭示旗女及所辦學校之名，但依據前引《申報》文字，惠興創立的學校繫於“九月十六日開校”，換算為西曆，即是10月24日，正與《警鐘日報》所載情事相合。
〈女學激成〉見報時，該校尚在籌備中，故有“定於本月內開課 ”之說。後一則訊息雖發布於已開學後，卻因滬、杭兩地間隔，而有“即日開辦”的滯後語。此外，揆情度理，1904年，清廷尚未頒行女學堂章程，各地民辦女校本就稀缺。以人口並不算多的杭州駐防旗人，擁有一所女子學校已足夠先進，本不可能出現雙峰並峙的局面。因此，兩條簡訊的主人公只可能是惠興，發憤而激成的女校，也只可能是貞文女學校。
明了此一段前因隱情，方可理解惠興辦學為何抱定勢在必成、以死力爭的決心，那種剛烈義俠氣概原是受漢人排滿的刺激而發生。再來細讀惠興留與學生的遺書，對其間含蓄的話外音便可心領神會。
眾學生鑒：愚為首創之人，並非容易。自知力薄無能，初意在鼓動能事之人，如三太太，鳳老太太，柏、哲二位少奶奶，以熱心創此義務。誰知這幾位，都厭我好事。唉！我並非好事，實現在時勢，正是變法改良的時候。你們看漢人創興學務，再過幾年，就與此時不同了。你們不相信，自己想想，五六年前是怎樣，這兩年是怎樣啊！我今以死，替你們求領常年經費，使你們常常在一處上學。……你們不必哭我，只要聽我一言，以後好好事奉先生，聽先生教訓，總有益於身的。與外人爭氣，不要與同部人爭意氣，被外人笑話。話長心苦，不盡所言。
其絕命書中所表達的憂慮，正與遼陽曾某相同。惠興也領悟到“變法改良”為時代潮流，滿族如不思變革，絕無前途。這一民族焦慮在與“漢人創興學務”，知識日開、民氣日漲的對比中，更加強化。“再過幾年，就與此時不同了”的隱語，如果借曾氏“以今日我種族之精神無事卜之，吾敢斷言，三十年後，必為他族之奴隸”的警告發明，並無不適。
因而，惠興所謂“外人”也與曾氏的“他族”同義，指向“漢人”而非洋人，這在與“同部人”（而非同國人）的對舉中，內涵界劃得尤為明確。就遺書而言，即使指稱惠興之死乃是憤慨於滿人的自私、內爭而無合群意識，也不算過甚其辭。
何況，從惠興逝後接辦女校的貴林口中，此說也可得到證實。1907年，貴林應邀在北京演說時，即如此述說惠興之死：“惠氏之死其原因有三：（一）已捐之款收不齊；（二）同志同事之規避；（三）內部譏笑，外界謗毀。“並稱，此乃“兄弟以前所不忍言者”。
而除了“外界謗毀”或許關涉漢人的排詆，所有三條死因都與旗人群體的冷漠有關。貴林之所以“不忍言”，也正是由於來自同種族人的打擊是置惠興於死地的主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