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性文明

孫中山一生獻身革命，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為改造中國而耗費了畢生的精力。他還給後人留下了許多十分寶貴的精神遺產，而尤以“心性文明”說特別值得珍視。

在孫中山的著述中，使用“文明”一詞之處頗多，而且套用相當廣泛。而“心性文明”的正式提出則甚晚。事實上，孫中山的“心性文明”說，從開始醞釀到最後提出，差不多經歷了30年的時間，有一個長期豐富和發展的過程。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心性文明
• 外文名：Spiritual civilization
• 提出者：孫中山
• 目的：構建大同社會
• 意義：指導中國民主革命

概要

孫中山在聯繫中國實際,闡發自己的倫理觀時,非常重視“心性文明”的建設。他指出:“在物質文明方面,所以使人類安適繁華,而文字之用,則以助人類心性文明之發達。實際則物質文明與心性文明相待,而後能進步。中國近代物質文明不進步,因之心性文明之進步亦為之稽遲。”他堅信物質文明程度越高,科學技術越發達,人類的“道德文明”(心性文明)的水平也越高,一個國家的長治久安,要靠“文化的發揚”和有“很好的道德”。因此,他號召國民要“彼此身體力行”,“造成頂好的人格”,推翻“不良的政府”,趕走“軍閥官僚”,創造和諧的、有秩序的美好社會,實現“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

固有道德

孫中山倫理觀的基礎就是中國的傳統道德。他指出:“中國人之心性理想無非古人所模鑄,欲圖進步改良,亦須從遠祖之心性理想,就其源流,考其利病,是指補偏救弊之方”。他認為,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古國,“人民受四千餘年道德教育,道德文明,比外國人高若干倍”,近幾百年間,中國之所以衰落,是因為丟掉了中華民族固有的道德,要恢復民族的地位,“就要把固有的舊道德先恢復起來。”
孫中山認為,中國“固有的舊道德”,“首是忠孝,次是仁愛,其次是信義,其次是和平”。在新的歷史時代賦有新的內涵。另外,他還提倡過“智仁勇”精神。

孫中山指出的中國“固有的舊道德”

忠孝

對於“忠”,孫中山這樣認為,“現在一般人民的思想,以為到了民國,便可以不講忠字,以為從前講忠字都是對於君的,所謂忠君,現在民國沒有君主,忠字便可以不用,……這種理論,實在是誤解。因為在國家之內,君主可以不要,忠字是不能不要的,如果說忠字可以不要,試問我們有沒有國呢?我們的忠字可不可以用之於國呢?我們到現在說忠於君,固然是不可以,說忠於國是可不可呢?忠於事又是可不可呢?我們做一件事,總要始終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犧牲,亦所不惜,這便是忠”。“為四萬萬人效忠,比為一人效忠,自然是高尚得多。”可見,孫中山對封建主義的忠君之忠是斷然否定的,他主張的忠是忠於國家、忠於人民、忠於事業、忠於職守的新道德。
對於“孝”,孫中山則認為,“我們中國尤為特長,尤其比各國進步的多。”“《孝經》所講的孝字,幾乎是無所不包、無所不至。現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國家,講到孝字還沒有像中國講到這么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他的這一說法並不是肯定封建孝道,封建人倫的“孝”是封建人倫的“忠”的基礎,而孫中山所講的“孝”,卻是以民國之國民為道德行為的主體,是與他講的“忠”相輔相成的。正如孫中山所說:“國民在民國之內,要能夠把忠孝二字講到極點,國家便自然可以強盛。”

仁愛

孫中山對“仁愛”一詞的解釋與儒家的傳統詮釋也有區別。他沒有引證儒家的傳統說法,而是採用了被儒家視為異端的墨子的“兼愛說”。他說:中國“古時最講愛字的莫過於墨子。墨子所講的‘兼愛’,與耶穌所講的‘博愛’是一樣的。”他還指出“中國古來學者,言仁者不一而足”,唯獨韓愈所說的“博愛之謂仁”最為“適當”,並說:“博愛雲者,為公愛而非私愛”,從而把中國古代傳統的仁愛解釋為西方資產階級的博愛。他批評了“中國人所講的仁愛不及外國人”的論調,認為要“把仁愛恢復起來,再去發揚光大,便是中國固有的精神”。最後,他為仁愛賦予以愛國、救國、實行三民主義的新內容,說革命黨人、革命軍人的仁,應表現為愛國、救國,三民主義“即為軍人之仁所由表現。”

信義

孫中山對於信義也有自己的理解。他曾說:“中國古時對於鄰國和對於朋友,都是講信的。依我看來,就信字一方面的道德,中國人實在比外國人好得多。”“至於講到義字,中國在很強盛的時代也沒有完全去滅人國家”。他用傳統的“信義”觀念來規範近代世界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的關係,並以中國和日本對待自己的鄰國朝鮮的不同態度為例,譴責世界資本主義列強對落後弱小國家的欺詐掠奪,認為這既不守“信”,也不守“義”。

和平

孫中山在談到“義”的時候,又提出了新的和平概念。他說:“中國有一種極好的道德,是愛和平。”“中國人幾千年酷愛和平,都是出於天性。”“這種特別好的道德,便是我們民族的精神。我們以後對於這種精神不但是要保存,並且要發揚光大”,要“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礎,去統一世界,成一個大同之治”。可見,孫中山提倡的是民族之間、國家之間守信尚義、和睦共存的民族倫理道德,是以中華民族為主體的、以仁義道德為內容的東方文化。

互助原則

孫中山認為達爾文的“物競天擇之理”使“世界思想為之一變”,但他堅決反對把“物競天擇”的原則用於人類社會。他把進化分為“物質進化”、“物種進化”、“人類進化”三個時期。他說:“人類初出之時,亦與禽獸無異,再經幾許萬年之進化,而始長成人性,而人類之進化,於是乎起源。此期之進化原則,則與物種之進化原則不同。物種以競爭為原則,人類則以互助為原則。社會國家者,互助之體也;道德仁義者,互助之用也。人類順此原則則昌,不順此原則則亡。”人類與其他生物的區別即在於,生物以競爭為原則,人類以互助為原則,社會國家是人類因互助的需要而結成的整體。“道德仁義”是互助原則的具體表現,人類只有互助才能解決“求生存”的問題,才能使社會國家得以維持,社會國家的進步在於培養高尚道德,故互助也是道德思想進化的根源。
基於此,孫中山提出:人類有兩種思想,“一種就是利己,一種就是利人。重於利己者,每每出於害人亦有所不惜。此種思想發達,則聰明才力之人專用彼之才能,去奪取人家之利益”,“重於利人者,每每直到犧牲自己亦樂而為之。此種思想發達,則聰明才力之人專用彼之才能,以謀他人的幸福。”因此,“人人當以服務為目的,而不宜奪取為目的。聰明才力愈大者,當盡其能力而服千萬人之務,造千萬人之福。聰明才力略小者,當盡其能力以服十百人之務,造十百人之福”。如果人人都能貢獻自己的聰明才智為他人服務,就可促進人類社會的文明進步,“這種替眾人來服務的新道德,就是世界上道德的新潮流”。發揚利他主義,也就是克服利己主義。孫中山針對當時社會中做官總是和牟取私利相聯繫的現象,多次告誡革命黨人:“要存心做大事,不可存心做大官”。
孫中山的“互助”思想既源於中國的傳統思想,如墨子的“兼愛說”,也有會黨的“義氣團結”的影響,但主要的還是受了克魯泡特金無政府主義理論的“互助論”的影響。孫中山利用這一學說,反對社會達爾文主義者用弱肉強食、優勝劣敗的進化論原理來解釋社會現象,認為生存競爭原則只能適用於無知的物種進化,而不是用於有道德意識的人類進化。“人類進化之主動力,在於互助,不在於競爭。”孫中山還認為,“互助”包括“社會互助”和“國際互助”,“社會互助”即“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就是為大多數人謀利益。”而要調和社會上大多數人的經濟利益,就有賴於人際間的互助合作,這是一個民族或國家是否能生存發達、繁榮昌盛的基本條件。“國際互助”即“相資為用,互相以成”。清政府的閉關政策是“荒島孤人之思想”,要使國家強盛,必須進行國際之間的“互助”。

孫中山書法“耀德”

博愛原則

孫中山認為,西方學者所說的“博愛”與中國古代思想家所說的“兼愛”、“仁愛”是相通的。他還對以“博愛”為內容的“仁”作了不同內容的解釋:“救世之仁”即“捨身以救世”的“宗教家之仁”;“救人之仁”即“以樂善好施為事”的“慈善家之仁”;“志士愛國之仁”即“救國之仁”。孫中山把博愛看成是一種心理,他的“博愛之心理”就是孟子的“惻隱之心”,是“良知”。他說:“中國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諸君享這樣的安樂幸福,想到國民同胞的痛苦,應該有一種惻隱憐愛之心。孟子所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這是諸君所固有的良知。”

孫中山認同中國古代的“仁愛”、“兼愛”

特點與評價

孫中山之提出“心性文明”說，是有一定的哲學認識論為基礎的。不過，長期以來，論者對此認識不一，迄今爭論不休。比較多的意見是，認為孫中山過份誇大了精神的作用，而且他的知行關係學說犯了片面化的毛病，滑向了形上學。這說明對於這個問題還有進一步探討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