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僑(1160—1237),字崇甫。南宋政治家、理學家。義烏清德里龍陂(今浙江義烏佛堂鎮徐塘下村)人。中年辭官歸里,在孝馮祠旁創辦“東岩書舍”,傳講學17年,以博學、剛直、顯達而煊赫於世。朱元龍、康植、王世傑、葉由庚、朱中、龔應之皆其門人。
後人謂之徐井巷。其孫以祖瑩在野墅之西山,近置田園,為看護墳瑩,有徙居野墅之徐湖塘,前臨龍溪,後枕青龍山。南宋紹興庚辰(1160)徐僑出生於野墅徐湖塘龍陂里。(繡川徐氏宗譜,龍陂徐氏譜)
基本介紹
- 本名:徐僑
- 字號:字崇甫
- 所處時代:南宋
- 民族族群:漢族
- 出生地:婺州義烏(今浙江義烏)
- 出生時間:1160年
- 去世時間:1237年
- 主要作品:《讀易記》3卷、《讀詩記》和《雜說》各1卷、《文集》若干卷。
- 主要成就:理學、詩歌、散文
- 祖籍:浙江諸暨
- 諡號:文清公
個人簡介
人物生平
科舉入仕
當時南宋疆域,北邊與金國劃淮河而治。高宗時秦檜掌朝政,力主和議,向金國輸幣納絹,但求苟安。孝宗時力謀中興,有所振作。寧宗開禧二年(1206),權臣平章軍國事(位略高於丞相)韓侂胄,在準備不足的情況下發動“北伐”,結果失敗,金軍占據淮南,迫近長江。南宋朝廷在禮部侍郎史彌遠策劃下,並與楊皇后合謀,假傳聖旨殺死韓韓侂胄,割下首級盛於木匣中送金朝以乞和。徐僑此時丁憂服滿,晉京候選,知道此事後,即謁見簽書樞密院事林大中(永康人),說:“韓侂胄死有餘罪,但函首求和,屈辱過甚,懼非所以立國。”大中贊同徐僑見解,曾於朝會中轉達這個意見,但當時朝議已定,無可更改。時人稱道徐僑為維護國家尊嚴而敢於盡言。大中欲留徐僑在京師臨安府任教官,而徐僑願循例接受吏部銓選,出任嚴州掌理刑獄訴訟的推官。
在嚴州,徐僑遇重要公事必反覆論證,不貶人炫己,因此,雖然有同他意見不合的,隨著時間的推移也對他敬重欽佩。朝臣余嶸認為徐僑“學洞聖原,行表鄉曲,不當使之陸沉州縣。”意思是說徐僑熟悉儒家經典,行為足以為人表率,不應屈居在州縣任職。余嶸以刑部詳行使者巡視州府,至嚴州,召見徐僑,接待熱烈隆重。臨別時,破格請徐僑在庭中上車。徐僑說:“此浙西提刑廳事也,非屬吏所當逾越。”揖謝,退出門外才上車回衙。
寧宗嘉定七年(1214),徐僑到朝中任刑、工部架閣文字,即掌理刑部、工部文犢檔案,整理文字工作,又改宣教郎。召試館職(宋洪邁記:“國朝館閣之選,皆天下英俊,然必試而後命。一經此職,遂為名流。”),試題為《鞏固邊防策論》。徐僑在文中說:“自古為國,不憂天下之多事,而憂大體之不舉,大勢之不振。比如身體,邊陲之虞,特一股之患,元氣苟充,於一股乎何有?正人天下之元氣也,公論國家之藥石也;元氣充盛則病無由生,藥隨所患而攻則何疾不除?而近來正直的言論受沮,公論窒而正道屈。今君子在朝麗君子之道不行,未免緘默。當務之急從正君心始,而欲正君心,朝中大臣須先自正其心。”館職試通過,徐僑任秘書省正字、校書郎,即在朝廷掌經籍圖書、國史實錄官署的秘書省,擔任校對典籍、刊正文字工作,同時兼任宗室吳王、益王府教授。後又授直寶謨閣,江東提點刑獄公事。
任職川郡
遭貶講學
時史彌遠擅專朝政,閱表大怒,指使掌監察的諫官捏詞彈劾。徐僑聽到這個訊息,即解印辭職,軍民嗟惜,設香案於道旁拜送。過六年,宋理宗趙昀即位,崇尚儒學,禮待耆老,表彰恬退。禮部侍郎真德秀人朝奏薦,說直諫敢言如徐僑,願置之言論之地,實為國家轉弱圖強之本。贊同此議的人相繼,俱為當時奸相史彌遠所阻。
徐僑辭官回義烏,先借住五雲寺(今東河鄉何斯路村南面,寺早廢)僧舍,悠遊山林,寂居閒處。後徙南鄉赤岸清德里,在東岩下築室數間,名東岩書舍,供慕名前來求教的門人肄習住宿。
徐僑家在農村,向來耕讀傳家,父親人傑重視教育,長子侃,次子悼,成人後皆從學金華呂祖謙。呂是南宋金華學派(婺學)的創立者,世稱東萊先生,學業寬容涵蓄,博綜諸家。徐僑少時從胞兄處得知要學大體奧旨,長大時,因呂祖謙在朝廷任官,不久病故,因此從學呂祖謙門人葉邽,為呂再傳弟子。入大學後更勵志刻苦求學。任上饒主簿時,集理學大成且對後世影響甚深的朱熹,路過上饒,徐僑以師禮接待,當面請教,暢談數日。朱熹對人說:“崇甫明白剛直士也,講學已有意趣。”次日,趙戶曹謁朱問學,朱熹說:“上饒主簿析理殊精,可從之游。”此後書信往還,講繹辨質反覆不置,並給徐僑的書齋命名“毅”,自此“毅齋”成為徐僑別名。徐僑平日不問外事,獨於接引問學的人,至老不倦。他教從學者以“命、性、心、中、誠、仁”
六字為窮理之要,“九思”(《論語·季氏》:“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意即反覆地多方面地思考;“九容”(數學名詞,引申為言論行動必須合乎規矩),為主敬之本。他不但教學生對儒學經典即字即語,辨析名義,融會貫通,更強調省察實踐。又以“理義之悅我心,名利之害乎道”兩語勸警學生。門人朱元龍、康植、王世傑、龔應之、葉由庚、朱中等皆各有所成就。南宋時理學開始流行,義烏理學之士不少,學問淵博,躬踐實履及傳播此學,以徐僑最為著名,元朝、明朝著名儒士文人,多與徐僑有師承關係。《義烏縣誌》開始在立傳人物中別標《理學》,徐僑傳列首篇。
晚年復出
理宗紹定六年(1233),史彌遠死。皇帝開始親攬國政,謀取用老成宿望的人以懲貪風,新大化。當時朝野仰首盼望真德秀、魏了翁、徐僑等諸人入朝主政,皇帝下旨,委徐僑秘書少監,徐僑推辭。次年改元端平,又委徐僑為太常少卿,再次婉言謝辭。帝詔婺州知州以禮津遣,徐僑猶力辭未上路。帝對講官葉味道(曾任太學博士兼崇政殿說書)說:“徐僑屢召未至,可諭朕意促其來。”葉轉達上意,徐僑才於端平元年(1234)九月到臨安入見皇帝,奏說:“帝王之為天下,其要道有四:正心,齊家,知人,安民。學以正心為本,治以知人為急。君心正則朝廷正.以至百官萬民莫敢不正。”委兼侍講,職掌為皇帝進讀書史,講釋經義,備顧問應對。同年十一月,又兼國子祭酒,總治皇朝最高學府國子監之事。過十日,又命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任命公布,國子監太學生莫不斂肅風動,皆稱得師。後遷侍講。在講解中,徐僑,敷陳友愛大義,遂復皇子竑濟工爵位(趙竑原是皇位繼承人,寶慶元年八月被史彌遠陰謀害死,改由趙昀繼寧宗趙擴為帝)。
蒙古遺使臣至京,徐僑以他無國書,不應按正式使節接待,不宜留住國賓館。此建議與原為史彌遠黨羽、時任丞相的鄭清之意見不合,未被採納。徐僑力求辭職,帝慰留甚勤,御筆授工部侍郎,兼職依舊。徐僑決意求去,因辭不受。帝親諭知樞密院事(即丞相)喬行簡說:“聯更新政化之初,特召老成有德望之人,以重朝廷,以輔朕不逮。徐僑乃堅欲退去,朕屢留之不可。卿可以朕意諭之。”兩日後宣召,帝撫勞再三,命坐賜茶,徐僑力懇免新命,帝面諭不要堅辭。六月,升集英殿修撰、提舉佑神觀兼侍讀,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賜紫金魚袋。徐僑以“領祠勸讀乃體貌重臣之殊禮,尤非資淺者所當。”再四懇辭,帝允仍任侍講。
南宋孝宗後期由宗室趙汝愚任丞相,得到朱熹等大批理學家的擁護,外戚韓?胄則受冷落。寧宗即位,韓受重用,言聽計從。慶元元年(1195),趙汝愚被貶永州,朱熹的道學(理學)亦視為“偽學”,禁止傳播。慶元三年(1197) 十二月,又定以趙汝愚、朱熹為首的朝野文武59人為“偽學”黨籍,重要成員遭貶斥,史稱“慶元黨禁”,至嘉泰二年(1202)才解除。徐僑時任州縣佐吏,職位不高,又兩次丁憂在家守孝,故未因理學信徒而受迫害,但理學的流傳則遭大挫折。徐僑任侍講,主要為皇上講解儒家經典兼及理學。他與侍讀真德秀等人,合力請準理學家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從祠孔廟。“五經”尤其是“四書”及朱熹的解釋重新成為士子必讀書,曆元、明、清朝代各級科舉考試皆據此命題。理學得以復興且長時期成為占統治地位的學術、倫理思想體系。他不贊成只將理學作為獵取功名的工具,強調真履實踐,修身齊家,利國惠民,始終言行?致,因而受人敬重。
徐僑九次上奏章,請求辭官歸故里。嘉熙元年(1237)四月,詔“徐僑辭榮避寵,雅志莫回,有道之朝當遂其高風而勵其靖節”,以集英殿修撰、提舉佑神觀兼侍讀,徐僑力辭不敢當,以寶漠閣待制致仕,告老還鄉。十一月病逝於家,享年78歲。訃聞於朝,諡文清。墓葬五雲山南麓。夫人胡氏,先僑15年病故。長子?,從事郎、監潭州南嶽廟。次子鈞,迪功郎、新紹興府上虞縣主簿。幼子?,承奉郎、寧國縣丞。
守官居家
《宋史·徐僑傳》記:“若其守官居家,清貧刻厲之操,人所難能也。”他安貧樂道的操守,也成為同時代正直士大夫的榜樣。真德秀自箴:“居貧未若義烏之安”,就是指徐僑講的。
徐僑一生儉樸,“置物惡偏邪,衣雖素敝不棄,食雖蔬淡必潔”,也就是說不買貴重物品,穿衣素淡破舊不嫌棄,食唯求潔淨而喜蔬厭肥。居官非規定的俸祿不受,別人饋送皆謝而拒收。徐僑於嘉定十一年解印歸里後,朝中參知政事葛洪、丞相喬行簡,代為請求祠祿,徐僑堅辭不受,還鄉閒居,甘於清貧。晚年以病辭官歸里,又一再堅辭祠祿。
他常言:“無所欲則剛,無所私則明;剛以達此心之仁,明以斷天下之疑。”又說:“己以廉而不能戢吏之貪、猶己貪也;心乎惠民而不能推奸以達惠,猶無惠也。”意思是說,當官必須不貪而無私,自己廉潔還須制止下屬貪污,想給民以實惠必先肅清奸貪才能做到。因此,他每到一地,“以實心行實政,吏畏民懷,久而不忘。”提點江東刑獄的任命公布,不少贓官貪吏深知徐僑一向認為當時“貪風為天下大患”,他若主持刑獄,懲治貪污決不會枉法寬縱,因懼怕究罪而聞風納印去職,先行迴避。
據古《義烏縣誌·徐僑傳》記載,徐僑著有《讀易記》三卷,《讀詩紀詠》一卷,《雜談》一卷,《文集》若干卷,但世無傳本。所能讀到的只有《毅齋詩集別錄》一卷,為徐僑十一世孫徐興於明朝正德元年(1506)刊行。徐興在此書序言中說:“文清公著作,‘以之格君心,淑後學,羽翼吾道,有補於世教也尚矣。故黃文獻為作公傳,必重稱其著作,以其文之足以載道也。奈何世久人微,家無全冊,僅有雜說數卷。’成化十四年(1478),‘復得先正忠文公所藏毅齋文集一十卷,幾欲鋟梓,區區屢困場屋,夜雨燈窗之累,莫之暇及。弘治壬戌(1502)□意遭回祿煨燼,可勝惜哉!尚幸是錄存於別館’而保存下來。”
徐僑以“詩言志”,表露心聲,言行一致。徐僑寫詩態度嚴正:“嗟嗟我輩人,志不在名利;所趨必踏正,所論必根義。”(五古《送施持正解官》中句)五律《即事》,則清晰明確地表達了他的生活態度:
在家貧亦好,居官貧更宜;
布被不妨溫,菜根有餘滋。
賓至草具杯,事閒遣興詩;
外此了無撓,澹然心地夷。
五律《送真景元直院將漕江東》之二:
憂國誠如此,憂民事可知;
政苛紛蠹螫,官墨厭膏脂。
誰謂長城在,不扶元氣衰;
天顏還咫尺,時聽遠猷馳。
徐僑任官多年,除應得俸祿之外不妄取一文。晚年職位高,皇帝屢賜金帛,皆力辭不受。終其一生,既無崇高府第,亦無廣廈廳堂,僅有隻庇風雨的竹籬茅舍,但他植竹栽菊,恰然自樂。古風《竹門》中句:“清幽能共適,淡薄能相因。與夫學問徒,講說敢辭勤。義理滋我悅,詩書陶我真。俱不役餚酌,且無昏精神。然當時省己,勿或浪尤人。古人重晚節,氣衰當志新。古人貴老成,齒頹資德尊。初心苟無負,斯不愧斯門。”足以想見他的志趣與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