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工業經濟(Post Industrial economy)是以第三產業為主導的經濟形態。首都經濟經歷了多年的產業結構大調整，產業從“二、三、一”結構轉到了“三、二、一”結構，增長方式的轉型，產業結構的升級，使北京產業結構的變化現已具有“後工業社會”的經濟特徵，初步呈現出科技主導型和服務主導型的經濟特徵。
已開發國家經濟大約在上個世紀70年代從工業經濟轉變為後工業經濟，即由以工業為主體轉變為以服務業為主體的經濟。我國一些經濟學家稱之為產業結構的“升級”。本文以“後現代主義”眼光重新觀察，認為“後工業經濟”與其說是產業結構“升級”，倒不如說是某種“經濟解構”。與以往的“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不同，“後工業經濟”結構不見得是一種“更高級”的產業結構，而是某種越來越依存於其他國家經濟發展的“不完整的結構體系”。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後工業經濟
- 外文名：post industrial economy
- 解釋：以第三產業為主導的經濟形態
- 本質：經濟形態
解構與升級,相互關係,相關信息,
解構與升級
“解構”是對後工業經濟結構的一種完全不同的判斷；這種判斷與“升級”的解釋存在著很大的分歧或差別。
首先，所謂“升級論”是以“演化論”的邏輯把後工業產業結構看作某種“進步”；而“解構論”則以“後現代主義”的思維看到經濟中各部門比重變化背後的某種超常規的變化或斷裂。
其次，“升級”通常被看作需求結構變化的結果。根據這種解釋，當人均收入提高到一定高度後，人們對基本消費品的需求比重相對減少，而對奢侈品和服務的需求大大增加，所以工業部門的比重下降。然而已開發國家大量的消費品進口表明，工業部門的比重下降不能完全歸因於需求的減少，而是生產基地被部分地轉移到了國外。
“經濟解構”過程的推手實際上是跨國公司，它的基本動因是資本的國際流動。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跨國公司之間競爭戰略的轉變主導了這一進程。
“解構”是法國後現代主義者雅克·德希達(Jacques Derrida，1930)提倡的一種思維方法，即以某種顛覆性的、超常規的思路看待某種現象或變化。解構的方法與結構主義相對立，具有“後結構主義”特徵。它反對機械地將萬物簡化為特定的模式和公式；不是把理性、邏輯看成是至高無上的，而是主張超越理性的定式。
判斷產業結構質量的另一個重要方面——部門之間的關聯程度被很多人忽視了。產業關聯是產業結構存在的基礎。假如部門之間毫無關聯，產業結構就無從談起，無論各個部門之間的比重是什麼樣。產業部門之間關聯的基礎是經濟活動的“社會分工”：每一個部門的生存和發展都離不開其他部門的經濟活動；各個部門的共同發展形成了一個經濟體系內的產業結構。部門之間的依存越緊密，產業關聯度越高。反之，當一些部門不再依賴於另一些部門而能夠生存和發展時，各個部門之間的比重不再構成彼此依存的整體，就出現了經濟“解構”。
產業部門之間的緊密關聯在“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時代都十分明顯：例如“男耕女織”的結構體系，或者“農、輕、重、服務業之間的互為條件”。但是當“後工業經濟”形成以後，我們看到部門之間的關聯程度下降了。它變得越來越與經濟體以外的經濟活動，特別是與開發中國家的經濟活動聯繫緊密了；國內的產業結構在本質上已經不再是獨立的經濟體系，而是變成國際分工，或經濟全球化的一個部分。
相互關係
已開發國家經濟“解構”與經濟全球化
發達經濟的“解構”是經濟全球化的結果。早在資本主義初期，經濟全球化就出現了，但在“後工業經濟”時期“經濟解構”才變得十分明顯。我們要理解這個過程，至少要理清兩個問題：一是資本流動的規律；二是1973年以後工業資本生存空間的變化。
資本流動
所謂資本流動，就是資本在不同部門之間、不同地區和不同國家之間的流動。馬克思曾在《資本論》中分析了資本流動的規律。因為同樣數量的資本，投在不同的部門，利潤率卻不同，資本總是傾向於向利潤率更高的部門轉移。為了尋求更有利可圖的生存空間，只要條件允許，資本就會越出國界在更大範圍發展它的勢力。經濟全球化就是資本的國際流動的結果。
在資本主義早期，經濟的全球化表現為殖民主義。歐美一些較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以掠奪的方式在世界範圍內配置資源和進行不平等的貿易。在強行的“國際分工”下，已開發國家生產工業品，而殖民地提供原材料和初級產品和廣闊的市場，以滿足已開發國家工業發展的需要。由於低廉的資源和勞動力成本、強制占領的市場，工業資本在已開發國家迅速積累，圍繞製造業產品的生產逐漸形成了農、輕、重、服務業全套完整的工業體系。當時，已開發國家之間的競爭的焦點是對殖民地的爭奪，最終導致兩次世界大戰。
二戰以後，“共產主義陣營”的出現和開發中國家的民族獨立，使得“國際分工”主要限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因此具有“地方全球化”的特點。這個時期雖然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之間也有貿易和投資，但開發中國家對已開發國家來說只是通過貿易和政治力量，提供原料、能源和初級產品。作為原料產地和工業品市場，資本在開發中國家贏利受到很多限制。相反，已開發國家之間，由於戰後的經濟建設和政治上的相互支持，為資本的“國際化”提供了有利可圖的機會，所以更大量的工業商品貿易和FDI實際上發生在已開發國家之間。已開發國家範圍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意味著“經濟解構”已經開始。但由於戰後經濟實力差別，已開發國家之間競爭的焦點是“追趕”。經過經濟重建和大約25年的“黃金增長期”，主要已開發國家之間在經濟實力上從“合作夥伴”變成了競爭對手。
1973年以來，世界政治和經濟格局發生了重要變化，促使資本向更大範圍流動，“經濟解構”進一步深化；這時，在已開發國家範圍內，工業經濟發展到了“頂點”；而在發達世界範圍外，資本流動的某些“政治障礙”消除。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經濟改革和開放政策，吸引發達國家將工業資本轉移，FDI向更廣闊的開發中國家擴展。
已開發國家的“後工業經濟”過程
當時已開發國家發生了幾個重大變化，說明“經濟解構”過程不可避免：
第二，工業發展造成的全世界資源的耗竭和環境的污染已經非常嚴重，以至已開發國家共同面臨著“經濟成長的極限”。接連的“石油危機”引發了難以克服的經濟“滯脹”。
第三，經濟的富裕和凱恩斯主義政策等因素的影響，已開發國家的勞動成本普遍居高不下。
第五，亞洲新興工業國的崛起、中國的經濟改革和開放、“冷戰”的結束，使資本向更大範圍流動消除了政治障礙。
以上一系列新變化帶來的壓力與機會都為已開發國家的工業資本向新的空間轉移準備好了條件。這一次的經濟全球化的主角是已開發國家戰後成長起來的跨國公司。他們制定新的戰略，藉助上述變化帶來的一切便利條件，在全球範圍內實現“跨國資本一體化”經營，從而使已開發國家經濟迅速“解構”。
(1)70年代末開始，已開發國家之間跨國公司的爭奪演變為幾次大的兼併浪潮。據聯合國《世界投資報告》統計，1987-1995年，對外直接投資流動總額中平均50%以上通過跨國公司的併購實現的。這表明，已開發國家內部的經濟已納入更有勢力的跨國公司的控制之下。
表1的數據顯示，在開發中國家的外國資本在戰後的增長加速。1950年剛剛獲得政治上獨立的開發中國家，外國資本僅占國內生產總值的4.4%；到1998年已經達到21.%。1973年以後，已開發國家取消了對國際資本流動的控制，很多在國內發展遇到“瓶頸”的“傳統產業”部門隨之轉移到開發中國家。他們利用開發中國家廉價的勞動和物質資源的優勢，生產大量的製造業產品，轉銷到本國和其他國家。
相關信息
《北京經濟發展報告（2007～2008）》
日前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藍皮書指出，北京已經率先與全國其它地區進入了以服務型經濟為主的後工業經濟時代。
2006年以來，北京市積極轉變發展方式，產業結構調整成效明顯。隨著北京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突破70%，第三產業就業人口占總就業人口的比重達到70%，北京已經率先於全國其他地區進入了以服務性經濟為主的後工業經濟時代。
藍皮書還指出，北京率先於全國進入後工業經濟時代並不是偶然的，這種跨越式的發展背後的深刻背景和原因。
1、北京進入後工業經濟時代是經濟結構轉型和產業結構提升的必然結果。
從1998年北京市第三產業比重超過60%以來，直到2002年接近70%達到69.2%，服務業所占比重一直逐年上升，然而2003～2005年，第三產業比重有所回落，一直在70%以下徘徊，直到2006年，一舉突破70%，達到71.3%。2007年前三季度，第三產業比重進一步提高，達到71.7%。
2、北京進入後工業經濟時代是經濟全球化進程中服務業國際轉移的客觀結果。
近年來，大規模的服務業跨國轉移已經成為新一輪國際產業結構調整的新趨勢之一。一方面，世界服務業的迅速發展及服務業態與經營模式的不斷創新，促使服務業國際競爭日益激烈，跨國公司不得不通過將一些低端的服務業轉移到開發中國家來實現生產要素的最佳化配置，來降低其服務成本。另一方面，由於全球化進程中跨國公司將製造業轉移到開發中國家，與這些製造業相關的生產性服務業也需要向開發中國家進行轉移。
北京作為世界上最大的開發中國家的首都，在承接國際服務業跨國轉移方面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北京從1995年開始，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就已經突破了50%，另外，北京作為中國的政治文化和教育中心，在高端人才和科技知識方面的儲備非常豐富，具有承接大規模國際服務業轉移的巨大潛力。
據統計，北京承接服務外包的產值大約占到全國1/3的比重。不同行業不同領域的眾多“接包”企業，正在北京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如以華道數據、愛諾新泰等為代表的金融服務外包企業，以九五太維為代表的呼叫中心，以康龍化成為代表的生物醫藥研發外包服務企業，以和聲創景為代表的創意設計外包企業等。
《後工業社會的來臨》
丹尼爾·貝爾堪稱20世紀西方的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其學術影響力已經遠遠超出了社會學的領域。他對巨觀社會走向的把握有獨到之處，其最有影響力的研究領域是巨觀社會或稱整個人類世界的層面。《後工業社會的來臨》雖然在1973年看來還是一本預測未來的著作，但是事實上從今天看來，他的預測已經基本成為現實。該書開啟了一種看待人類社會的全新視角。
該書最突出的特點之一是其方法論，即“中軸原理”。該原理認為在某一歷史時期內，特定的中軸原理成為其他大多數社會關係的決定性因素。中軸原理和中軸結構的分析，成為一種把繁雜多變的巨觀歷史的可能前景進行條理化的方法。該方法在實踐上把社會結構變化的實質特點認定為來自經濟的變化性質，以及理論知識確定社會革新的變化方向的決定性作用，是對未來的探索。社會結構是一種概念圖式，而概念圖式的基礎就是中軸原理，並具有一個中軸結構。中軸原理和中軸結構的思想力圖說明的不是因果關係，而是趨中性。在尋找社會如何結合在一起這個問題的答案時，它設法在概念性圖式的範圍內說明其他結構環繞在周圍的那種組織結構，或者是在一切邏輯中作為首要邏輯的動能原理。概念性圖式和中軸原理之所以有價值，是它允許人們用多方面的立足點來設法了解社會變化，但它並不擯棄在特定計畫內理解關鍵結構或中軸原理的“首要邏輯”的價值，以中軸原理為基礎可以突出相同點和不同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