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張效彬
- 國籍：中國
- 出生地：河南固始
- 出生日期：1882年
- 逝世日期：1968年
- 畢業院校：英國劍橋大學
- 主要成就：私人博物館、文物收藏、鑑賞大家
- 名：瑋
- 字：效彬
- 號：敔園
文物收藏、鑑賞大家張效彬
供職於北洋政府
張效彬，號敔園，1882年6月出生在河南固始一個書香門第。父張仁黼，字劭予，“光緒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入直上書房，出督湖北學政····補侍講····典試四川····遷兵部侍郎，典試江西，歷學部、法部。光緒三十三年，補大理院正卿····三十四年丁母憂。未幾卒。”(《清史稿·列傳》)張先生常說：“先嚴秉性剛直，服膺孔孟，為官多年，廉潔自持，所得薪俸，除購置南小街方家園一所兩進大院外，並未在家鄉廣置田產，大部分收入都用在購置書畫、碑帖、古玩上。”他說，他現在所有的書畫、碑帖、古玩，有一半是繼承他父親的。關於他受教育的情況，除經常受到他父親的教育外，從3歲起就受到他知書識理的母親馮韻若的教誨。《三字經》、《百家姓》、《論語》，就是他的啟蒙讀物，他在入私塾前，已把《論語》背得滾瓜爛熟了。
張效彬20歲中秀才，22歲考取了河南公費留英，先在北京補習英文、數學一年，後到英國劍橋大學學習政治經濟學六年，得到了學士學位。宣統三年春夏他回到北京，經過考試，清廷授予政法進士，任教於京師法政專門學堂。辛亥革命後，他仍在原校教書。後任職於北洋政府外交部，在陸征祥、顏惠慶、顧維鈞等總長手下，連續任職十年之久．最後職位是某司機要科科長，月薪400銀元。
張效彬夫婦（張夫人為俄國人）
張效彬夫婦（張夫人為俄國人）在任職外交部時，他經歷了兩件事情，對我談過幾次，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一件是苦，除為僑民利益多方奔走外，還賠墊了數千銀元，因為北洋政府收入的絕大部分浪費在禍國殃民的軍閥軍隊上，所以公教人員，駐外使領館人員長期欠薪乃是常事，為了撐持領館門面，張不得不多方設法典當北京家業，籌措款項，維持國家的外交門面。1928年夏，國民革命軍打到京津，驅走了奉系軍隊。國民政府外交部下令所有外交使節繼續供職，張效彬由於在蘇聯五年傷透了心，所以決心辭職回國。是年冬，他即攜張瑪麗回到北平。外交部令他到南京部里供職。張先生常說，由於他不願和那些鄙視中國傳統文化而主張全盤西化、趾高氣揚的國民黨新貴們為伍，所以他婉言謝絕，只是要求外交部歸還他代墊的數千銀元而已。要求再三，不過得到墊款的三分之一。
張先生還說，他在回國以前曾經給他的幾個年長的子女寫信，徵求他們對他打算和張瑪麗一同回國的意見。馮太太對我說：“當時我們幾個姐弟都已成家立業，只有五妹8歲，先母癱瘓臥床已有數年，恐不久於人世，而先父年近半百，回國後不能沒人照顧，所以我們姐弟們就同意了先父的意見。先父與張瑪麗回京不久，先母就病故了。張瑪麗一生沒有生育，視 8歲的五妹如同己生，撫養成人，並教會她英語。我們姐弟感到非常滿意。”張先生告訴我，他和張瑪麗的結合，又相偕回國的手續，都是加拉罕鼎力相助的結果。
教書與著述
張效彬從1929年起，就在中國、輔仁、朝陽等私立大學擔任政治經濟學、中國財政史等課程的教學工作。1932年起，我的母校清華大學經濟系主任陳岱孫教授聘請他為兼任教授，講授中國財政史。張先生這門課最得意的門生，就是印尼歸國華僑黃開祿。黃畢業後，考取清華公費留美，獲威斯康辛大學博士學位，他對儒家學術發生興趣並有所建樹，就是深受張先生課內外諄諄教導的結果。後來他和同班同學李家斌結婚，證婚人就是張先生。
關於張先生講授中國財政史的情況，李家斌在《清華校友通訊》第10期上有詳細回憶：“張師身材矮小，貌不驚人，恆著長袍馬褂，····張師博學鴻儒，對於中國自商以來三千餘年之財政史，如數家珍，而配合教材、常以其家藏之古物，如商鼎周銅之類相示。中國財政史本屬選課，然每次上課，座無虛席，聽者動容。課餘，張師常邀學生至其家茶敘，其家藏中國文物、古玩玉器，自商朝以至明清，琳琅滿目，猶如一小博物館。師母俄籍，精通英法俄各種語文，獨不懂華語，招待茶點，穿梭其間，談笑風生，構成一幅中西合璧之畫面····”
張效彬曾在劍橋大學鑽研英國正統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等人的政治經濟學多年，但是他回國後，還是把鑽研精力集中在自幼服膺的孔孟學術上，所以他在三四十年代陸續撰寫了八部儒學著述，稱為《敔園叢書》。每寫好一種，便油印出來，分贈親友。他送過我五種，只記得有《大學淺學》、《青年必讀》、《孔子真諦之一孔觀》與《誰是真正的中國人》(即《華夏傳統思想習慣考略》)。張先生認為孔子是我國古代大教育家、大思想家、大政治家，他的思想體系是兩千多年來凝聚中國各族人民與海外兩千多萬炎黃子孫的強大力量。他在《孔子真諦之一孔觀》中，表明自己是針對西方文化而寫的。他講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在個人修養方面重視的是：“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過則勿憚改”，言行一致。孔子的教育宗旨是貫徹三代聖人的教育傳統，其教育方法則是：“有教無類”，“因材施教”，言傳身教，獎勵自奮。孔子的這些學說，對於今天弘揚中國優良傳統文化，振奮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愛國心。仍然是有相當現實意義的。
關於《華夏文化傳統思想習慣考略》的寫作原因，張先生在該書的序言中說，是針對當時那些崇洋媚外、主張全盤西化的人而寫的。他說：“中國最重要的傳統思想是堯傳舜、舜傳禹的‘允執厥中’，孟子述湯的為人，也說湯執中····孔孟以後二千多年思想都不出這個思想系統之外。”張先生在總結此書時說：“中西文化合為一系統，東西歷史合為一過程，西方學說根據西方歷史造成，中國學說根據中國歷史造成····論文化應知‘大道並行不悖’為和平相處的大道理，中國文化為世界文化主流之一····”。
在日本人占領華北八年期間，偽華北政務委員會頭子、大漢奸王揖唐與張家是世交，多次請張擔任重要偽職，張始終拒絕，而寧願過著吃混合面的清貧的教書生活，表現了我國優秀知識分子高尚的愛國主義節操。
收藏珍貴文物
張先生在解放前的數十年期間，除任公職教職與從事著述外，最大的嗜好就是千方百計地搜購名畫、名帖、名硯、玉器、青銅器，據他說，連同他父親傳下來的文物，共有270餘件，其中明畫最多，如黃子久、王蒙、倪瓚、王紱、董其昌、文徵明、仇英、沈周、唐寅等人的名畫，應有盡有。他講他收藏的明畫，北京任何收藏家都不及他的多，也不及他的好，這些明畫都收藏在他家後院一高大房間內。元畫中，我只記得有一幅李享畫的幾串紫葡萄，是常掛在他的客廳的，至於他家的青銅器、玉器、古硯等古物，與《四書》、《五經》，則擺放在客廳內的楠木書架與楠木條案上。
在此值得大書特書的一事，就是張先生在日偽時期從琉璃廠某古玩鋪購到一件安陽新出土的、尺五高的、外形奇異、花紋精美的三角青銅酒器－－提梁卣，器底鑄有四字，表明是紂王四年。張先生說；“這是迄今出土的第二件鑄有年號的殷商銅器，第一件原存故宮博物院，現在可能已運到台灣去了。”古玩鋪原來索價1萬銀元，幾經磋商，張終於用5000銀元買到手。馮太太說：“這5000塊大洋是先父忍痛賣掉南小街方家園祖父傳下來的那所兩進大院得來的。買主就是先父的三妹－－李鴻章的孫兒媳，共賣了1萬塊大洋。餘下一半，先父準備另買一所四合院。先父賣院後，便在棉花胡同我二姑朱老太太家外院借了九間平房暫時棲身。所有數千冊古書則存放在鴉兒胡同廣化寺偏院一大間房內。”張先生後來在鴉兒胡同買了一個帶有八九間房子的大花園，又在前後院添蓋了六間房子，廣植花木果樹，添置家具，便將餘下的5000大洋全部用盡，日常用費則靠張瑪麗的工資。
上述那件提梁卣的訊息，記不清是通過什麼渠道，竟傳到了抗戰時期的陪都重慶市，立即轟動了山城的文化界。日軍投降後，從大後方陸續來了郭沫若、竺可楨、陳叔通，以及蘇聯大使館文化參贊齊赫文斯基等許多中外名流光臨張家，欣賞他的青銅器、各畫、名帖、古玩等珍貴文物。張效彬說，郭、竺、齊都來過數次。陳叔通是張效彬父親的得意門生，所以常來他家敘談。張先生還說，當時有許多中外名商巨賈想以大量黃金美鈔購買他的提梁卣。由於他認為這是價值連城的國寶，必須留在國內，所以他始終不願為了大量黃金美鈔而做一個民族敗類、千古罪人。這種崇高愛國精神的表現，可與他的河南同鄉、文物收藏鑑賞家張伯駒的愛國表現前後媲美。張伯駒為了不使那幅價值連城的隋代展之虔的《遊春圖》流落國外，不惜出售了自己的大宅(據說是西太后大太監李蓮英的故居)和家中一切貴重物品，湊成黃金20條(當時合銀幣2萬元)，終於買到了《遊春圖》，後來連同其他名畫一齊捐獻給國家。這兩位道德高尚、愛國心強的河南文物收藏鑑賞家，是值得後人好好學習的。
解放後，故宮博物院請張老擔任一個不上班的月薪80元的名義職務，幫助該院鑑定文物。他表示不要任何名義和待遇，只願盡義務，從旁幫忙。他說，自己已是古稀之人，不願擔任任何公職，只願過一種以書畫、碑帖、古玩自娛的逍遙自在的平民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