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個人作品,人物生平,
個人作品
張常人編、著、譯、寫的範圍較廣，除了寫新聞報導、影評、雜文、文史資料等以外，在建國五十年間先後出版了傳記小說《東瀛義士》，翻譯小說《烏克蘭地下軍》、《地下省委在行動》、《兩個世界的農民生活》(以上前蘇聯)；《生與死的搏鬥》（羅馬尼亞）；《青銅紡車》（前蘇聯，因中蘇關係變動未印），科技專著《核子彈秘史》（美，合譯）等7種著譯作品。從1964年起，他就投入《漢英古今常用語詞典》的編譯（按漢語拼音、中、英文三軌序列）工作，前後達30餘年。全書計詞頭5000個，辭彙45000條，《索引》100萬字，共約300餘萬字，現正在外文出版社排印中。
張常人大半生寫作當在1000萬字以上。他一直遵循母親的教誨：“一生應靠一枝筆”。七十年來，他用辛勤的汗水默默地為人民作出奉獻。2003年2月21日在北京逝世。
人物生平
由於在多家報刊上經常發表文章，30年代初，他參與了由左翼人士蔡叔聲（夏衍）、張鳳吾（錢杏邨）、陽翰笙等領導的，利用C.C.系《晨報》副刊《每日電影》為基地的影評論壇，他與洪深、柯靈、唐納、陳鯉庭、姚蘇鳳等，掀起了新興影評熱潮，推動了中國電影的改革和發展。他在正式參加《晨報》工作後，又主編《婦女與家庭》副刊，接著又為《新夜報》主編《都市風光》副刊。與此同時，他還在明星、聯華等影業公司工作過，一度與混跡於電影界的藍苹（江青）同事，常常見面。
在這一階段，他利用中央社記者的身份做了幾件有益於民族工業家和銀行家的事，如：民族工業家榮宗敬（榮毅仁的叔父）興辦的申新第九紗廠，因對日商3000萬兩白銀借款無力償還，由魯意思摩洋行舉行拍賣，以3000萬兩白銀的起價，被債權人獨家一拍而定，只待到期接收。榮氏向張常人告急。張在中央社電台頻頻發表榮氏呼籲談話，並多方聯絡各報編輯發表有同情傾向的報導，最後迫使南京政府安排中國銀行及時向榮氏如數貸款解圍。
另一次是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因貸款河南農業，遭遇天災，引起謠言，發生擠兌，本來很穩健的該行也感到情勢緊張。經張在中央社連日發表行方談話，安定人心，並陸續發表該行逐日存款收支數字，終於使該行由逆勢逐漸轉為平衡，渡過了難關。
1936年，魯迅先生逝世，舉國哀悼，他當即寫了詳盡的報導，但他的報導發往南京總社後，候至午夜，尚未播發，路透社等外國通訊社則早已作了報導。為此，他通過長途電話爭取播發，最後總社雖然廣播了，但已被刪改得面目全非。為此他還引起當局的不滿，不久就被中央社辭退了。
由於受到進步思想影響，他曾與著名左翼劇作家洪深在上海現代書局創辦《一周間》大型雜誌。由於立場明朗，這本雜誌出版後就被禁郵，只出版了7期，便被國民黨當局查封了。
“八·一三”事變後，上海《申報》請他作為戰地記者，趕赴滬西前線採訪。他在彈雨下進出前線，發表了署名文章《梵皇渡頭》，第二天就被《士林西報》和英文《大美晚報》分別譯載，隨後又譯成中文發表。
這時上海已成孤島，他同馬彥祥一起，乘英輪溯江西上，經蘇北越過江陰封鎖線，於1937年11月21日到達漢口，發現當地只有一張10開的《救國晚報》，遠不能滿足讀者的需要，他決心籌辦一張較大的《抗戰晚報》，經洽商利用《武漢日報》的設備排印鑄版，又利用印數有限的地方報紙《漢口新聞報》的十多台平版機印刷，使《抗晚》搶在1938年元旦出版。為了鞏固抗日統一戰線，《抗晚》每天在報頭下刊出“國民本位，抗戰第一”的口號。這張晚報銷量達10萬份，最高印過25萬份。
1938年夏，長江下游戰局不利，日寇水陸兩路溯江西犯，迫近武穴封鎖線，武漢開始疏散，準備撤退。《抗晚》於9月初停刊。武漢日報社社長王亞明很欣賞張的工作能力，邀他參加報社前線慰問團。他與馮玉祥夫人李德全、著名記者范長江等人，先後訪問了湖北陽新地區陳誠指揮下的第9戰區，河南宋埠地區李宗仁指揮下的第5戰區。
後來，他乘航空委員會的車輛經漢宜公路撤退至長沙。但沒過多久，好端端的長沙市不聞槍炮之聲，卻意外地在人為的安排下，化為一片焦土，大火三日不熄。張常人痛心地寫了一篇《武漢瓦全，長沙焦土》的報導，引起大後方很大反響。
長沙大火之後，湘鄂邊界上的日寇試圖南犯，他與蘇聯炮兵顧問阿留欣、原塔斯社記者顧問事務處上校譯員裘維英經常同行，從湘江右岸的新牆河、汨羅江東到幕阜山麓、長壽地區視察採訪，先後在關麟征、張耀明、覃異之、湯恩伯、張發奎、楊森等軍師以上司令部逗留，與他們建立了友誼，獲得了許多方便(如利用部隊電台、軍郵向後方傳送通訊稿件，參閱軍方地圖，獲知敵方動向、我方部署的最新態勢，利用軍車進出前後方等)。在此期間，他寫了長篇戰地通訊，綜述戰役始末，並畫了一張敵我進退態勢圖。香港《國民日報》用一個半版的篇幅發表了這篇文章。
1939年春夏之交，他到湖南南嶽採訪軍委南嶽游擊幹部訓練班。主任是湯恩伯，副主任是葉劍英。教官是從八路軍和新四軍調來的，學員是從各地中央軍中調來的校、尉級軍官。訓練班裡表面上是“國共一家”，暗中仍是壁壘森嚴，戒慎恐懼。張常人過去與湯恩伯有過交往，但從來未見過葉劍英。葉將軍應張之請，與他談話。那時葉將軍30多歲，身材魁梧強壯，紅光滿面。他知道了張是六家報紙的戰地特派員，而且所提的問題與一般官方報紙的記者大不相同，因此侃侃而談，從陣地談到游擊戰，從全面形勢談到訓練班內一些不正常情況。張一一記錄，他們一直談到深夜，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隨即發表了題為《葉劍英將軍一夕談》的報導。
1940年春，他經贛、皖前線到第三戰區的浙江寧波。在上饒顧祝同長官部，與時任長官顧問的宦鄉(解放後在外交部任職)徹夜長談，深感所談與中央軍一般高級幕僚大不一樣，談得也比較深入。此後，他還同新四軍的幹部有過接觸。
回到作為西南行營所在地的桂林後，他積極籌辦中國工商新聞社，發行純經濟性的日刊《工商新聞》，報導前後方的市場情況和不斷變動的物價，受到經濟界的歡迎和好評。支持這個事業的，一個是華東遷桂工廠聯合會的主席陳炳勛；一個是馮玉祥的“三戶書店”及其印刷廠的經理汪先生。當時，他利用中國工商新聞社經常以編輯身份掩護黨的地下工作人員。
抗戰勝利後，張常人親眼目睹“接收大員”們的醜惡嘴臉，對國民黨政權的黑暗統治有了更深入的認識，憤然參加了反內戰、反飢餓、反失業的活動，並毅然在一項反政府的宣言上籤名。1947年，他在南京去梅園新村訪晤范長江，巧遇了周恩來，在周恩來“不要呆在南京，有能力可在上海辦個雜誌”的示意下，他理解了和平無望，放棄準備復刊《工商新聞》的計畫，離開南京，到上海定居，從事寫作，後在大東書局出版了《好事多磨》一書。
“文革”初期，他以與李宗仁的一段私誼，被紅衛兵作為罪名，遭到抄家洗劫後，自動遷出兩個單元的住房，躲進一間聊蔽風雨的農家屋，一住就是13年。
粉碎“四人幫”以後，市法院的法官到他新居尋訪，說是專門為他平反來的。張說:“我沒有什麼事要平反。”法官說:“江青關了你96天，並要判你3年，我們覺得沒法判，現在得為你平反。”張看了檔案，說:“這樣的平反，不如不平反。”沒有簽字。下次再來，張看了檔案，簽了字。這使他倍受感動。
1986年張常人被聘為北京市文史研究館館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