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歷史沿革
陝西延安古土,地靈人傑,美德留芳,英雄輩出。宋代,有劉光世等一代名將;明代,有楊兆等名臣顯宦,更有名垂青史的明末農民起義領袖高迎祥等;在中國革命史上,有永載史冊的劉志丹、謝子長兩位革命將領,還有在革命戰爭中成長起來的大批革命前輩。
1936~1948年,陝西延安和中華民國陝甘寧邊區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是中國人民解放鬥爭的總後方。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到達陝西省吳起鎮(今陝西省吳旗縣城),進入了由劉志丹、謝子長率部創建的西北革命根據地。中央紅軍在取得“切尾巴”戰鬥勝利之後,揮師南下,和紅十五軍團勝利會師,取得陝西直羅戰役勝利,為中共中央把全國革命的大本營放在西北的任務,舉行了一個奠基禮。中共中央政治局陝西瓦窯堡會議制定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使中國共產黨掌握了政治主動權。1936年,中共中央領導紅軍,先後進行東征和西征戰役,鞏固和擴大了西北蘇區。10月,紅軍一、二、四方面軍勝利會師,長征勝利結束。12月,中共中央從民族利益出發,正確分析西安事變的性質和前途,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促成國共兩黨在共御外侮的基礎上實現第二次合作。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由陝西保全(今陝西省志丹縣)進駐陝西延安。3月23~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陝西延安召開“三月會議”,糾正並肅清張國燾錯誤思想的毒害,提高廣大紅軍指戰員的思想覺悟,加強全黨和全體紅軍的團結。5月2日~6月10日,中國共產黨召開全國代表會議,批准遵義會議以來中共政治路線,統一思想,增強團結,為進行全民族抗日戰爭在政治上、組織上作了重要準備。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日戰爭爆發。在這一重要關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陝西洛川馮家村召開擴大會議,提出中共在抗日民族革命戰爭中的綱領和政策,規定中共全面抗戰路線,確定在敵後進行持久抗戰的戰略任務和作戰方針。會議還決定組成新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會後,由紅軍主力部隊改編的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相繼挺進華北前線,對抗侵華日軍作戰。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國共產黨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在陝西延安橋兒溝召開,會議正確分析抗日戰爭的形勢,全面闡明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時期的基本政策,克服王明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為實現中共對抗日戰爭的領導奠定基礎。1941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陝西楊家嶺召開,著重討論中共歷史上,特別是土地革命時期的路線問題,標誌中共高級幹部整風的開始。1942年2月,陝西省延安整風運動由準備階段轉入普遍整風階段。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至此,陝西延安整風運動勝利結束。全黨空前團結,並進一步成熟。在進行整風的同時,中共中央還領導解放區軍民開展大生產運動,戰勝日、偽、頑對解放區的進攻和封鎖,支持敵後的艱苦抗戰,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奠定物質基礎。中共中央領導解放區軍民開展減租減息,建立三三制政權,精兵簡政,開展擁軍優屬,擁政愛民活動。中華民國陝甘寧邊區成為模範的抗日民主根據地。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陝西延安隆重舉行。會議總結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經驗,制定正確綱領和策略,使全黨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達到空前的統一和團結。會議選舉產生新的中央委員會。中共七大,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成功奠定了基礎。
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共產黨代表全國人民的意願,努力爭取和平民主,但中國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拒絕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關於和平民主的正義要求,1946年6月,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悍然向中原解放區發動進攻。中國共產黨領導解放區軍民,以自衛戰爭粉碎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的全面進攻。1947年3月,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在全面進攻受挫的情況下,對中華民國陝甘寧邊區和山東解放區發動重點進攻。3月18日,中共中央主動撤離陝西延安,轉戰陝西省陝北,繼續領導和指揮解放區軍民進行自衛戰爭,直接指揮中華民國陝甘寧邊區軍民取得青化砭、羊馬河、蟠龍、沙家店、宜(川)瓦(子街)等戰役的勝利,粉碎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對中華民國陝甘寧邊區的重點進攻。
1948年3月23日,中共中央領導機關由陝西省吳堡縣川口東渡黃河,離開陝西陝北,前往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4月22日,人民解放軍光復陝西延安。陝西省延安人民在“一切為著戰爭”的口號下,努力生產,參軍參戰,抬擔架,做軍鞋,救護傷員,運送糧食、彈藥,全力支援前線,為全國解放做出了巨大貢獻。陝西延安成為舉世聞名的革命聖地。
建國後,陝西延安人民在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政府的領導下,發揚革命傳統,爭取更大光榮。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陝西延安人民高舉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弘揚陝西延安精神,加快改革步伐,推進資源優勢向經濟優勢轉變。陝西延安的經濟、文化和各項社會事業出現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1953~1978年,全區基本建設累計投資50255萬元,陝西延安經濟和社會發展取得了一定的基礎。但是,由於“左”的,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國民經濟和各項社會事業受到影響。1949~1978年,工農業總產值由3776萬元增至34385萬元,平均每年僅增長4.1%;糧食總產由15534.5萬公斤增長到39582萬公斤,人均產糧僅有308公斤,農民人均年收入53元。1978~1996年,國內生產總值由34394萬元增至606698萬元,平均每年增長9.9%;工農業總產值由34385萬元增至883593萬元,年平均增長10.5%。1996年,全區基本建設投資4.8億元,比1978年增長12.1倍。城鄉人民收入成倍增加,生活水平顯著提高。1996年,農民人均純收入1120元,職工年平均工資4360元。全區人民溫飽問題基本解決。
陝西延安歷史悠久,文物古蹟遍布全區,至1996年共發現文物點5808處,其中,近現代史跡407處,近現代代表建築42處。全區文物點數量居陝西省之首。近現代史跡和石窟寺,為全區文物的兩大優勢。全區共有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5處,陝西省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6處。陝西省子長縣境內發掘的古鱈類魚化石距今1.5億年,安定貝萊魚化石距今1.3億年,“黃龍人”頭骨化石距今3~5萬年。境內有戰國時期秦長城和秦直道遺址,有陝西省黃陵縣北橋山上的黃帝陵,陝西省宜川縣龍王埽的黃河壺口瀑布,陝西省黃陵縣與陝西富縣交界處的石泓寺,陝西省延安市清涼山的萬佛寺,陝西省子長縣鐘山石窟,陝西省甘泉縣美水泉,陝西延安寶塔,杜甫涉足賦詩的少陵川、杜公祠及萬花山等。國家和陝西省重點保護的名勝古蹟有24處。
中共中央、中華民國陝甘寧邊區政府和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本區的革命舊址有150餘處。國家重點保護的舊址有鳳凰山、楊家嶺、棗園、王家坪及南泥灣等16處。陝西省延安革命紀念館陳列數以千計的寶貴革命文物,其中,國家一級文物66件,還有陝西省吳旗縣革命舊址、陝西省志丹縣革命舊址、陝西省延長縣革命舊址、陝西志丹陵園、陝西省瓦窯堡革命舊址、陝西子長陵園、陝西省洛川會議舊址、“陝西四八”烈士陵園等。
地理環境
位置境域
地形地貌
水文
氣候
自然資源
植物資源
礦藏資源
延安小米
經濟交通
陝西省延安地區土地面積廣闊,種樹種草條件優越。1996年,全區土地面積5507萬畝,人均28.93畝,其中,耕地464.83萬畝,占8.4%;有林地1184.25萬畝,占21.4%;天然草地3375萬畝,占61.3%。中共中央、國務院對陝西省延安地區的種樹種草工作十分重視,1956年和1978年兩次在陝西省延安召開全國青年造林大會。陝西省延安地區把種樹種草作為改變陝西延安面貌的根本大計,把“建設綠色寶庫”、“再造秀美山川”定為再塑陝西延安形象的指導方針。1996年,全區累計造林面積121.94萬畝,草場保存面積200多萬畝,森林覆蓋率42.9%。
陝西延安是發展畜牧業的好地方。歷史上,今吳旗、志丹、安塞、延川、延長、宜川、延安、甘泉等縣(市)的大部分地域就是“水草豐美、土宜產牧、牛馬銜尾、群羊塞道”的天然牧場。建國後,特別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本區的畜牧業有了很大發展。大牲畜增長較快,生豬穩定發展,羊子優良品種逐年增多,是陝西省肉食品和皮毛加工業的重要原料基地。1996年,全區大家畜存欄44.51萬頭,羊子存欄191.96萬隻,生豬存欄50.83萬頭。全區牧業總產值61751萬元,占農林牧漁業總產值的19.20%。畜牧業成為延安地區重要經濟支柱。
農業生產水平大幅度提高。1996年農業總產值240181萬元,糧食總產量891738噸,創歷史最高水平,比1949年增長4.74倍,比1978年增長1.25倍,平均畝產187.8公斤,比1949年增長5.3倍。農民人均產糧578.5公斤,比1949年增長0.95倍,比1978年增長0.89倍。農業生產條件明顯改善,基本農田面積達到416.55萬畝,農田有效灌溉面積38.25萬畝。農業機械化和科學種田水平不斷提高,擁有大、中、小型拖拉機19249台,農用汽車1342輛,機械化總動力381546千瓦,比1957年增長544倍,化肥年施用量224006噸(實物量),機耕面積126.89萬畝,農村年用電量6215萬千瓦時。農業總產值中,林、牧、漁業產值的比例由1978年的24%上升到28%,以煙、果、羊、薯四大主導產業為主的多種經營產值達到18.6億元,占農業總產值的68%。鄉鎮企業快速發展,總產值達到19.14億元,總收入18.29億元,從業人員129598人,占農業人口的8.4%。
20世紀40年代初,陝西延安工業有過一段興盛時期,企業82個,職工1.2萬人。後因國民革命軍胡宗南部侵犯延安,多數工廠遷移外地,許多工人參軍參戰,企業驟減。至建國時,僅有工業企業8個,職工882人,年產值103萬元(折合新人民幣)。建國後,特別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工業有很大發展,生產水平大幅度提高。1996年,全區共有工業企業632個,比1949年增長78倍。工業總產值56.2億元,比1949年增長6936.4倍,比1978年增長41.8倍,形成南煤、北油、中輕紡的生產格局。1996年,原油產量191萬噸,產值164166萬元。年產原煤641萬噸。輕紡工業以延安市為中心,遍布區內各地,主要有食品、紡織、皮革、陶瓷、縫紉等20多個行業,100多種產品。電力、機械工業迅速發展。
郵電局(所)由建國初期8個發展到1996年的165個,職工由37人增至2021人,分別增長19.6倍和53.6倍。郵電業務總量由1.11萬元增至7119萬元,增長6413倍。郵路總長度3882公里,全區農村電話實現交換程控化,197個鄉(鎮),3381個村民委員會可通自動電話。
建國後,特別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本區地方財政收支增長很快。1996年,全區地方財政收入達到76737萬元,比1952年的57萬元增長1345倍,比1978年的2509萬元增長29.6倍;財政支出90026萬元,比1952年的368萬元增長243.6倍,比1978年的10821萬元增長7.32倍。財政自給率85.2%。1996年,銀行存款餘額514279萬元,比1978年增長59.22倍,貸款餘額510353萬元,比1978年增長26.09倍。城鄉居民儲蓄存款餘額343722萬元,比1978年增長128.4倍。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延安商業貿易日益繁榮。1996年,各種類型的商業網點增至15205個,比1978年的3187個增長3.8倍。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10.2億元,比1978年增長4.4倍。